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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流堂:你所不知道的文人美食俱乐部

 真友书屋 2014-09-03


二流堂的来历:抗战时期,爱国华侨唐瑜在重庆盖了一座竹结构简易房,成为吴祖光、丁聪、吕恩、张光宇、盛家伦、戴浩等文艺界名流的栖居之地。因为他们过着近乎流浪的“二流子”生活,被郭沫若戏称为“二流堂”,一时传为笑谈。“文革”中,“二流堂”被定性为“反革命的裴多菲俱乐部”,许多人因此遭到迫害。

1986年,北京阜成路上开了家很小的餐厅,走进去,一个不起眼的角落,你会看到一群抢着吃东坡肘子的老头老太。他们穿着并不起眼,然而谈笑风生,随便入耳两句,都顿生敬意。这群热爱吃喝的老人们,在中国文化界,有一个响当当的名称:二流堂。本期,我们约请了夏衍先生的孙女沈芸女士,作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二流堂”聚会的亲历者,给我们展现一个最深入、最独家的“二流堂”的北京美食地图。

文/
沈芸

“二流堂”热爱美食,这似乎是知识分子圈里的共识。比如王世襄,他是社会上公认的美食家,不过在“二流堂”一个赛一个能干的太太们面前,他很乖,不多说话,太太们给什么吃什么,不挑剔也不炫技。我在我们家的餐桌上见过他大吃“柳泉居”的豆沙包,可见是偏爱吃甜食的,当然那时候的“柳泉居”还没有像现在这么泛滥,它的豆沙包和“丰泽园”的银丝卷还是可以上得了台面的。


1975年以后,我爷爷(编者按:指夏衍先生,下同)从监狱里出来,“文革”进入了后期,政治气氛也略微松动。“二流堂”这些“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闻风而动,伺机活动起来。某日,快傍晚了,大人们忽然忙碌了起来,翻出呢子的衣服在熨衣板上烫,说是要出去吃饭,我也被带上一起去出客。那是在马彦祥和童葆苓家,一桌子挤满了“二流堂”及准“二流堂”的男男女女,我被夹在他们中间。那桌菜,我只记住了白汁蹄膀,那仿佛是我人生的第一只蹄膀,炖得好酥烂,香气直往鼻孔里钻,肥嘟嘟、滑糯糯。我那时小,筷子还用不好,夹不住。旁边的大人给我夹了一块连皮带肉的蹄膀,我用调羹在碗里滑着吃完,浓浓的白汁糊满了我的小嘴巴。



从此,我记住了爷爷的“死党”们那群二流堂的吃货,每次的记忆多半都与吃紧密相关。他们“吃”的嗅觉特别发达,任何地方有好吃的,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线。听说,阜成路上的东坡餐馆刚刚开张,丁聪就去“赶时髦”,结果一进门抬眼看招牌,便拍案说:“好啊,黄苗子这家伙早就知道了!”原来,饭店的招牌是黄苗子写的。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下馆子”有两次,一次是在莫斯科餐厅,“二流堂”的成员为了庆祝粉碎“四人帮”而聚会,当年北京的西餐馆只有老莫、新侨饭店六楼和金鱼胡同的和平宾馆几家,“老莫”里的奶油烤杂拌、黄油鸡卷、罐焖牛肉、罗宋汤和树根蛋糕,跟今天完全不是一个概念,这些俄式的菜品似乎在当时已经给西餐定下了最高标准。那次出席最特别的人是从上海赶来的电影导演陈鲤庭,他的前妻是我姑父的大姐赵慧深,赵慧深在“文革”中自杀身亡,她在影片《马路天使》中饰演的小云深入人心,她在舞台上扮演的繁漪也是不朽的经典。另一次是1988年,我爷爷拿了日本的“国际文化交流奖”,请老朋友们在昆仑饭店吃本帮菜。当时的昆仑饭店由上海锦江饭店管理,主持的总经理张贤秉是我爷爷在上海的老部下,所以,那顿饭的菜是由锦江的厨子掌勺,菜单也是特别为我们定制,颇为私家。


不过,上饭店吃不是“二流堂”的风格,大家还是习惯在家聚餐。很快,我们建立了“二流堂美食联络地图”。老北京都懂,四九城的城区划分有“东富西贵”之说,熟悉东城的人肯定知道南北向的朝内大街,那条街上有著名的朝内菜市场、老外交部、人民文学出版社,南小街是一条离人文社最近的东西向的街。叫是叫“小街”,其实这条街并不“小”,24路公共汽车穿行在这条街上,直达北京火车站。我爷爷和他的“二流堂”朋友们几乎都住在这一片,我们家住南竹竿胡同113号,黄苗子郁风、王世襄、张光宇三家人住在芳嘉园,黄永玉、张仃住在大雅宝胡同的“美院”宿舍,胡考夫妇住在竹竿胡同,吕恩家住在史家胡同的“人艺”宿舍,唐瑜、叶浅予王人美的家稍远,住在王府井。大家住得很近,同属于“东富”,走路不超过15分钟。有时要通知黄苗子郁风夫妇的事情,电话就打到我们家,然后由我走去他们家传话,路上总会经过一个破破的小早点铺,那里卖很好吃的糖火烧、蛤蟆吐蜜和糖耳朵。



1980年代以后,陆陆续续落实了政策的“二流堂”各家分别开始调整住房,我们家从南小街搬到了北小街,相距两条小马路,中间隔了一条朝内大街。胡考张姨家先是搬到宣武门国华商场对面一座居民楼的两居室,后来又搬到了海淀区二里沟东口的外文局宿舍。黄永玉一家搬进了三里河的高干院,黄苗子郁风住到了团结湖,唐瑜和戴浩的家都在虎坊桥……原本住得很近的朋友们分散开了,却丝毫不影响大家聚会的热情。我们家的院子变成了“二流堂”的新聚会场所,尤其每年我爷爷的阴历生日,闻讯者都会打电话来踊跃参加,比如张乐平先生,就曾经参加过一次“二流堂”的“扩大会议”。


这一段时期的“二流堂”聚会,主要是张姨主厨。我最常吃张姨烧的菜,她是“二流堂”堂主唐瑜选出来的“京城四大女名厨”之一,另外三位是张光宇的太太汤素贞——我们统称“张家姆妈”、苏曼意(戴浩的太太)和黄永玉的夫人张梅溪。张姨从48岁才开始下厨学做菜,物资匮乏时每天会到菜市场去拉关系,居然花5元钱买到了一条鲥鱼,清蒸鲥鱼!不止如此,张姨还有许多独家的发明,一会儿用高压锅烘咸面包,一会儿用盐调味咖啡……不亦乐乎。张姨是见过大阵仗的人,用她自己的话说,“当年在上海做市长夫人(她曾经嫁给吴绍澍),什么没见过?!”每次聚餐,张姨会先列出一个菜单,从冷盘、热炒、主菜、汤锅,一直到最后的甜品,一应俱全;采买,烹饪的过程也全部由她一人完成,保姆只是收拾厨房打下手。她在选材用料上挑剔而节俭,像那时北京稀罕的油菜,她会用外面的菜帮菜叶做猪油咸肉菜饭,留下里面的菜心与香菇一起清炒,这个习惯到现在我也有。张姨做菜喜欢创新,她用蛋黄和色拉油自制沙拉酱,不断地点油,并用调羹顺时针一个方向地搅,还会在里面混合进一些芥末,配出一种微辣略呛鼻的独特味道,这种酱最适合做凉拌鸡胗。她还借助苏菜“松虾”的做法,将小河虾挤掉壳,用蛋清将虾仁调松,加料入味,做成饼状后入油锅煎,食用时佐泰康黄辣酱油,有中西混搭的效果。



火腿是“二流堂”的最爱,江浙人一定是要选金华火腿的,云南的宣威火腿只能是偶尔为之,不会成为主流。年年从南方带火腿,是我们家几代人的习惯。有一次,我姑姑陪爷爷回浙江,回来时带了一只火腿上飞机,等提取完行李后发现把那只火腿丢在飞机上了,再忙着返回头去找……这件事成了我姑姑“马大哈”的铁证。我去过黄苗子和郁风家吃饭,其中有一盘蒸火腿,很有风味,做法可能跟蜜汁火方差不多,先煮后蒸,只是没那么甜。张姨对火腿各个部位的用法都很讲究,她用火腿圈子和小蹄膀文火慢炖几个小时的金银蹄汤,是一道老派人家都会做的菜,而我最喜欢的是漂在汤上的白煮蛋,蛋白上划过几道口子后,很容易入味,吸满了火腿和蹄膀肉的肥美鲜味。


除了张姨,另外三位“女名厨”的菜我吃得不多,但对张光宇的太太“张家姆妈”,我的印象却非常深刻。张家的规矩大得很,每次张家姆妈来我家做客,子女把她送来,从不留下来上席。大家对老太太的官称是“张家姆妈”,她素净、典雅,清清静静,在圈子里很受尊重,她每次到了以后,先是去跟我爷爷寒暄问候,再跟朋友们打过招呼,然后就坐在一旁不言不语,张姨的热闹是一道风景,张家姆妈的安静也是一道风景。我听过她讲的最多的一次话是关于“炒蟹粉”,那可是她们苏州人的拿手,大概就是螃蟹上市的季节,超过三两以上当然要清蒸,小的就用来拆蟹粉,用猪油炒,装罐后蜡封,跟各种食材搭配可以吃上一个冬天。如果只用膏黄,不要蟹肉,不就是今天卖得奇贵无比的“秃黄油”?!



其实,“二流堂”里的名厨还有不少。1990年代后期,唐瑜曾在我们家住过一段时间,他的太太李德秀在我家的厨房做过一道沙爹牛肉,先要将牛里脊片用沙爹酱拌匀、腌制,然后把西芹斜切片铺盆底,牛肉片在热油中滑熟后迅速倒在西芹上,浓郁的沙爹和脆爽的西芹,吃到嘴里是一种复杂的刺激感。唐瑜还认真考虑过开饭店的事儿。他在《二流堂纪事》里回忆,在王府井北梅竹胡同,黄宗江建议设“北梅竹饭庄”,一听到开饭馆,大家都来了兴趣,有人提议请黄永玉的太太梅溪主厨,黄宗江出国时“又搜集了一堆餐单,以及日本的杯盘供参考;黄胄保证可以供应烟台海鲜;黄永玉则说房屋四壁的画他全包了;戴浩说可以取得郊区某大菜圃的新鲜蔬菜供应;掌勺的更有四位夫人可以当顾问。可以说万事俱备,不缺东风。”最后,是我爷爷的一句话:“唐瑜开店,一定吃光亏光,你们别受他累”,让这个饭店最终没开起来。


1995年2月,我爷爷走了;那年冬天,张姨走了;再往后,老人们一个一个地离去:郁风、丁聪、唐瑜、黄苗子、吕恩、高汾……“二流堂”那张全中国“独一份”的餐桌,被搬到了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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