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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主动被科普者，在掌握了科学思维方法和对中医药有了一定认识之后，为了亲朋好友的健康，或者与之分享科学的思考方法，开始为他们科普。可是，有些道理常常是自己明白了，却不知道怎么表述。最终总被人怀疑为偏执或带有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来诋毁中医药。  中医药的欺骗性就在于“疗效” 当我们揭露中医药的伪科学本质，讲到诸如马兜铃酸的危害，朱砂、雄黄等重金属超标的问题时，经常会遭到反问：“西药就没有副作用？”最奇葩、最令人感到夏虫不可语冰的反问是“青霉素就不死人？” 从逻辑上看，西药有副作用并不能证明中医药科学有效，因为我们所讲的中医药的危害与西药的副作用是两回事。西药的副作用与其“正作用”即疗效并存，是明确的，且可以度量与权衡的。也就是说，西药的副作用是在某种情况下，为了治病必须付出的一定代价，是基于其疗效来决定取舍的。而中医药的毒副作用是“尚不明确”的，是“没有疗效的危害”；即不仅不能治病，甚至伤身害命都可能不知道原因。 从青霉素说起副作用的探讨必须基于疗效才有意义，离开了疗效谈副作用是缘木求鱼。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就从人类制药史上三大经典药物之一——青霉素（另外两个分别是阿司匹林和卡马西平）来简单地谈一谈中医粉关于“西药也有副作用”的质疑。  二战时期图片：感谢青霉素！他们可以回家了！ 青霉素是人类发现的第一个抗生素，目前学术界公认是弗莱明发现了青霉素，然后钱恩和弗洛里让青霉素从实验室走向临床。这三位也因此获得了1945年的诺贝尔医学奖。 青霉素能有效避免因受伤感染导致的死亡。在美国大规模生产后首先被用于拯救盟军受伤战士，据估计至少拯救了12～15%战士的生命。战争结束后，青霉素转为民用。 当然，一个药物并不能因为可以挽救十万人的生命，就忽略其导致一个人死亡的可能，因为每一个生命我们都必须尊重。青霉素的副作用是其过敏反应会导致病人出现过敏性休克，如果抢救不及时的确会死人。正因为有过敏人群的存在，现在每个病人在注射青霉素前都要进行皮试，结果呈阴性的患者才准予使用青霉素治疗。在科学的指导下，皮试有效防止了“青霉素死人”。迄今为止，包括中医粉在内，没有人以“青霉素死过人”来否认青霉素的伟大。相反，如果没有青霉素的发现，继而带动整个抗生素家族的发现，人类在面临细菌感染时不知道要死多少人。 药物的有效性最近，埃博拉病毒肆虐非洲，吸引了全世界关爱的目光。因为人类到目前为止，对这种病毒还是束手无策。这次大流行中，感染者的存活率只有47%，大流行开始时死亡率甚至一度高达90%。但是有两个在非洲被感染的美国医护人员，在回国后经过精心治疗，现在已经康复出院了。 这两个美国人究竟是怎么治好的呢？ 如果治疗过程中曾使用过中药，那国内的中医和媒体肯定早就大张旗鼓地吹嘘中药的神奇了，就像他们吹嘘安宫牛黄丸治好了刘海若的“脑死亡“一样。可惜，这两个美国人没有服用过国内一大堆名医在网上推荐的所谓中医古方，也就没有给中医像在非典肆虐时吹嘘板蓝根神效那样的机会。  新闻：试“抗埃”新药第一人出院 这两位美国人康复的过程中肯定使用过现代药物，如果现代医学也是中医思维，肯定也会立刻大吹某种药物的神效了。然而现代科学是非常严格和严谨的，所有报道都很谨慎地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使得他们痊愈。例如扬州晚报8月23日的国际版新闻《试“抗埃”新药第一人出院》就着重指出：“试验性药物是否奏效尚难确定”、“是因为试验性药物康复吗？暂时还难有具体定论”。 为什么这两个美国人明明都是吃了这种试验性药物后痊愈的，学术界还是没有立即认定这种药物的疗效呢？ 这是因为，现代药物的疗效验证有一套非常严格的程序。首先，这两个人吃药好了只是个案，不论从科学、统计学还是逻辑学上讲，个案都是没有说服力、不能作为证据的；其次，要排除这二人自愈的可能；最后还要排除安慰剂效应的干扰。 大样本随机双盲对照实验下面将要介绍的就是大杀器“大样本随机双盲对照实验”。之所以称之为“大杀器”，就是无论多么坚信“中医药肯定有效”的人，在听完介绍后，一般都会立刻醍醐灌顶般醒来。听不懂，或者认为东西方科学和逻辑不一样的人，实在是愚昧透顶，被中医药残害纯属咎由自取，怨不得旁人。 关于“大样本“这一点是无须多解释的，即便是信中医的人也应该明白，统计学要求实验的样本量必须足够大——一个或几个人吃某种药物治好了某种病也许是偶然的，所以并没有说服力，能证明有疗效的人越多越好。 大部分国人包括很多理科生，甚至名校的理科高材生，都坚信中医有过大样本实验。他们常说“中药在数以亿计的中国人身上使用了几千年，样本量还不够大？时间还不够长？有哪一个西药有过如此大的样本和如此长的时间跨度实验？”他们把“实验”和“试验”弄混淆了。实验是“设计来检验一个理论或证实一种假设而进行的一系列操作或活动”［1］；实验是由个人、小组或团队有目的地精心“设计”出来的，可以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扰，并且必须得出是非、对错的结论。而试验只是“为了解某物的性能或某事的结果而进行的尝试性活动”［2］；中医药在亿万人身上进行了几千年的尝试却只有功利目的，没有事前的设计和事后的系统总结。所以，对于理呆认定的所谓“足够大的样本、足够长的时间”的实验，只需要问一句：“这些实验有对照、有双盲吗？” 对照和双盲是用来排除实验中的干扰因素，保证实验结果真实有效的必要手段。在药物疗效的检测实验中，主要的干扰因素是疾病的自限性和药物的安慰剂效应，还有人为的干扰。 所谓“自限性疾病”，是指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能自动停止并逐渐恢复，并不需要特殊治疗，靠自身免疫就可痊愈的疾病。武警总院病理科主任（病理科医生doctor’s，即医生的医生）、教授、博导纪小龙主任医师说过：“有三分之一的病医生无能为力，有三分之一的病是病人自己好的，医学只能解决三分之一的病”［3］。“病人自己好的”这三分之一的疾病就属于自限性疾病。假如实验中的某种疾病恰好是自限性疾病，那么无论你给或不给患者吃什么“药物”，最后患者都会痊愈。中医思维的人会认为痊愈证明了疗效，但这样的结论是不正确的。我们把同样的患者分为两组：一组吃药，一组不吃药。如果吃药的一组多数有效，另一组基本无效，就可以说药物有疗效；如果两组都好了或都没好，说明药物没有疗效。这就是对照，中医几千年来从没这样做过。 有了“对照”的实验就一定科学吗？未必！如果是无生命无意识的物质的实验，比如物理、化学实验，有了“对照”，基本就有说服力了。但药物的实验对象是人，而人是有意识的动物。同时，药物疗效的评价指标除了一些客观数据外（比如血糖、血压、血脂等），还和病人的主观感受、医生对于病人的观察等密不可分。因此，为了排除这些人为因素的干扰，还要在“对照”的基础上加上“盲法”。 如果处在对照组的病人知道自己没有服用药物，哪怕病好了也会由于心理作用觉得还是不舒服。“盲法”就是让病人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实验组还是在对照组，以排除心理暗示的人为干扰。聪明的实验者会设计一种由淀粉或其他东西做的、和真实药片一模一样的“安慰剂”，对照组的病人就会以为自己也在吃药，这样就可以排除主观因素对疗效评价的影响。但疗效评价中还有一个主观因素，即主治医生的疗效评价。如果主治医生知道自己的病人吃的是真药或安慰剂，疗效评价或多或少都会受到主观倾向的影响。所以，严谨的实验就连主治医生都不能知道一个病人究竟是在实验组还是对照组。盲法实验中，仅仅病人不知情称之为“单盲”，医生和病人都不知情就是“双盲”。 在双盲实验中，每个病人究竟分在实验组还是在对照组，只能有独立的第三方知道。而第三方在分组时一定要遵循“随机”原则，即所有人分组必须是随机的。如果把病情较轻的分到实验组，病情较重的分到对照组，那样得出有效性结论也是毫无意义和说服力的。 以上所介绍的“大样本随机双盲对照实验”是现代医学评价一个药物是否有疗效的唯一方法和标准。只有通过了这种实验的药物才能被认定为有疗效。通不过的药物，则被认定为无效，或者只有安慰剂效应（即和使用安慰剂的效果一样）。 文化有民族差异，科学和逻辑不分东南西北。因此，不管中药是否有效，都不该害怕或者拒绝“大样本随机双盲对照实验”。迄今为止没有一种中药或中成药通过了“大样本随机双盲对照实验”，说明中药的“疗效”只是通过一些自限性疾病或安慰剂效应取得的。例如，用板蓝根治感冒、用仙人掌加墨汁治疗腮腺炎等。 没有一种中药或中成药通过了“大样本随机双盲对照实验”，所以中医只能通过治疗自限性疾病，或凭借仅有安慰剂效应的中药，来吹嘘中药的疗效以及中医的神奇，这在不了解医学的大多数人心中也已经根深蒂固。再加上国粹主义和民族主义作祟，很多中医粉接受不了科学的教育，仍然无视科学的逻辑和实证过程，继续拿所谓“疗效”来替中医洗地：“某中药治好了我的病”、“吃了好久的西药都没用，一副中药就好了”…… 殊不知，中医药的“疗效”正是其最大的欺骗性所在。它利用大部分人对现代医学的不了解、对中医药的的盲目崇拜来欺骗人。骗人钱财已是不该，耽人病情、害人性命更是罪大恶极。只要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存在于大部分国人的脑海之中，我们民族的整体素质就不能提高。一个民族，如果绝大多数人的思维都不遵守逻辑，无视科学规律，还都默认祖先认定的东西可以不接受科学的检验，那这个民族谈什么科学发展观？怎么强大？又怎么能为科学的进步乃至人类社会的进步去做贡献？ ［1、2］引自《汉典》。 ［2］引自纪小龙博文。 2014年8月29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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