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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才是“拼爹”:“文化名爹”的教子之道

 老沔城人 2014-09-04
 
 

 新文化革命的闯将鲁迅,晚年得子,自然喜爱万分,但他疼爱不溺爱,为周海婴日后成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谈到“怎样做父亲”时,鲁迅曾明确表示:“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亮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为了让孩子将来“幸福”“合理”,他的家教既不是粗暴压制,也不是娇生惯养,而是希望孩子实实在在做人。他的“遗嘱”也是有力的证明:“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1952年,周海婴考取北京大学物理系,研究的是无线电。走上社会后,他靠自己谋生存,求发展,从不向外人炫耀自己的身份,终没有辜负鲁迅的期望。

 梁启超在教育子女时,注意引导他们对知识的兴趣,又十分尊重他们的个性和志愿。女儿思庄听从父亲的意见,在加拿大麦基尔大学选了生物学,结果很没劲头。梁启超知悉后,致信女儿:“我所推荐的学科未必合你的愿,你应该自己体察做主……不必泥定爹爹的话。”他又告诉女儿:“学问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往往事半功倍。”这也正是他一向主张的“趣味人生观”——“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挨过几十年,那么生命便成了沙漠,要它何用?”梁启超时时以乐观的情怀感染子女:“我平生对于自己所做的事,都是津津有味,而且还兴会淋漓。什么悲观咧、厌世咧,从没有在我的词典里出现过。”几个子女也都得到了他的真传,梁思永、梁思成、梁思礼、梁思懿等,或研究火箭,或痴迷建筑,或醉心考古,或从事医学,每个人都有一部艰辛的奋斗史,但他们爱己所爱,个个都是胜利者。

 教育家袁心粲早年受西方文明影响,研究康德、罗素等人的哲学思想,后来潜心经史,研究中国古代和近代的哲学思想。他希望女儿袁卓尔也从程朱理学,还让女儿辞去嵊县中学教职,去复性书院跟随理学大师马一浮学习。马一浮也是袁心粲的老师,师生间经常琢磨切磋,探讨学理。可马一浮见袁卓尔喜好文学,并有文学基础,就建议袁心粲不要勉强女儿。袁心粲通情达理,便允许和教导女儿研读《庄子》《楚辞》《昭明文选》等文学著作。马一浮对袁心粲的因材施教十分认可。

 梁漱溟的儿子梁培恕在谈到父亲的教育时,用了两个“最”:“我们受到的可能是最自由的教育。拥有了别人没有的最大的自主权。”这话并没有夸大其词。无论是在生活上,还是在学习中,梁漱溟从不强迫孩子接受自己的意图。梁培恕的小学、中学、大学都没毕业,个中缘由或是厌学,或是搬家,或是战火。对此,梁漱溟的态度是任其自然。另一儿子梁培宽也说:“父亲对我完全是宽放的……我在父亲面前,完全不感到一种精神上的压力。”的确,梁漱溟从不以端凝严肃的神气面对孩子,他认为好的,便明示或暗示鼓励。他不同意的,只是表明意见,但从不干涉,更不强求。梁漱溟的这种教育方式貌似对孩子要求不严,实际上,他是在潜移默化中引导孩子——自己的事情应该自己负责。

 傅雷的教育理念是先进的,但他的严格施教似乎“残酷”。在他想来,倘有天资,则成为第一流的艺术家;倘无天分,宁做别的工作。他要培养儿子傅聪做一流艺术家,所以,他不能容忍早年的傅聪有任何轻慢的言行。不论在做人方面,在生活细节方面,在艺术修养方面,还是在演奏姿态方面,傅雷都灌注了大量的心血。为达目的,傅雷不择手段,甚至拿“虐待”形容也不为过。后来,傅雷自己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跟着你痛苦的童年一齐过去的,是我不懂得做爸爸的艺术的壮年。幸亏你得天独厚,任凭如何打击都摧毁不了你,因而减少了我的一部分罪过。可是结果是一回事,当年的事实又是一回事。尽管我埋葬了自己的过去,却始终埋葬不了自己的错误。”好在傅聪也体谅父亲的良苦用心,他说,父亲是他最好的老师。

 《三字经》里说:“养不教,父之过。”时至今天,父亲在家庭教育中依然是重要的角色。身为人父,就要承担当爹的责任,就要让孩子的身心健康,就要让孩子的人格健全,也许,这才是“拼爹”的原意。

梁启超的教子之道

 一门三院士,这在中国科学史上绝无仅有,即便是放之于世界,也是屈指可数。三院士是谁?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他们的父亲就是鼎鼎大名的梁启超。梁家满门俊秀,自然与梁启超的言传身教息息相关。对子女的教育上,梁启超以身作则,身教重于言传。

 梁启超九个子女的成才,与家庭环境有莫大关系,父亲的耳提面命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他特别注意培养孩子们的感恩心、同情心及礼数。对于帮助过家庭的二叔,他叮嘱孩子们逢年过节必须去信道谢、拜年;外祖父去世,不但叮嘱孩子们来信安慰妈妈,还要给舅舅们去信表达抚慰之意。梁家的儿女们忠孝传家。

 对于治学,梁启超看重的不是成功与否,而是治学的态度。在写给思成、思永的信中,他教训道:“汝等能升级固善,不能亦不必愤懑,但问果能用功与否。若既竭吾才,则于心无愧;若缘殆荒所致,则是自暴自弃,非吾家佳子弟矣。”思成在外求学期间,对所学专业产生疑惑,来信询问,梁启超为其解惑:“各人自审其性之所近何如,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靖献于社会,人才经济莫过于此。”梁思成后来曾说,父亲的治学方法对他和思永的影响特别大。梁思礼也说,父亲伟大的人格、博大坦诚的心胸、趣味主义和乐观精神,对新事物的敏感性和严谨的治学态度都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

 梁启超重视子女教育,但绝非板着面孔说教。相反,在孩子们面前,他是一个亲切有味的父亲,一个童心未泯的老顽童。诸如称谓上,对长女思顺,梁启超常亲切地称其为“娴儿”“宝贝思顺”“顺儿”等;对小儿子思礼,往往以“老白鼻”相称,老白鼻者,老baby也;对思懿,则干脆取外号为“司马懿”;至于思宁,却又以行名,呼为六六。后来,思顺、思成、思永、思忠、思庄同在国外,梁启超写信时,又写作“一大群大大小小孩子们”“大孩子、小孩子们”。形式各异的称呼中,映衬出的是父亲的慈爱与亲切,慈父形象跃然纸上。

 梁启超虽然希望子女个个成才,却又不希望看到孩子们因忙于学习而致使身体有损。在给长女思顺的信里,梁启超一再告诫最宝贝的女儿,“功课迫则不妨减少,多停数日亦无伤。要之,吾儿万不可病,汝再病则吾之焦灼不可状矣”。多年后,对远在美国的思成,梁启超也多次提请他注意身体。只有真正疼爱孩子的父亲,才会在孩子的健康与学习之间,毫不迟疑地选择前者。每一封信里,都透露着梁启超浓浓的父爱,其情之真、其爱之切,几十年后读来,仍能让人感动。

 从患病直至去世,在给孩子们的信中,梁启超坚持不出一个痛字。在人生真正的苦难面前,梁启超表现出了惊人的平静。相反,他不断开解孩子们,自己“有极通达极健强极伟大的人生观,无论何种境遇,常常是快乐的,何况家庭环境件件都令我十二分愉快”。其隐忍坚强的人格,凛然,高贵,掩卷之余,令人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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