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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革命的闯将鲁迅，晚年得子，自然喜爱万分，但他疼爱不溺爱，为周海婴日后成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谈到“怎样做父亲”时，鲁迅曾明确表示：“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亮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为了让孩子将来“幸福”“合理”，他的家教既不是粗暴压制，也不是娇生惯养，而是希望孩子实实在在做人。他的“遗嘱”也是有力的证明：“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1952年，周海婴考取北京大学物理系，研究的是无线电。走上社会后，他靠自己谋生存，求发展，从不向外人炫耀自己的身份，终没有辜负鲁迅的期望。 梁启超在教育子女时，注意引导他们对知识的兴趣，又十分尊重他们的个性和志愿。女儿思庄听从父亲的意见，在加拿大麦基尔大学选了生物学，结果很没劲头。梁启超知悉后，致信女儿：“我所推荐的学科未必合你的愿，你应该自己体察做主……不必泥定爹爹的话。”他又告诉女儿：“学问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往往事半功倍。”这也正是他一向主张的“趣味人生观”——“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挨过几十年，那么生命便成了沙漠，要它何用？”梁启超时时以乐观的情怀感染子女：“我平生对于自己所做的事，都是津津有味，而且还兴会淋漓。什么悲观咧、厌世咧，从没有在我的词典里出现过。”几个子女也都得到了他的真传，梁思永、梁思成、梁思礼、梁思懿等，或研究火箭，或痴迷建筑，或醉心考古，或从事医学，每个人都有一部艰辛的奋斗史，但他们爱己所爱，个个都是胜利者。 教育家袁心粲早年受西方文明影响，研究康德、罗素等人的哲学思想，后来潜心经史，研究中国古代和近代的哲学思想。他希望女儿袁卓尔也从程朱理学，还让女儿辞去嵊县中学教职，去复性书院跟随理学大师马一浮学习。马一浮也是袁心粲的老师，师生间经常琢磨切磋，探讨学理。可马一浮见袁卓尔喜好文学，并有文学基础，就建议袁心粲不要勉强女儿。袁心粲通情达理，便允许和教导女儿研读《庄子》《楚辞》《昭明文选》等文学著作。马一浮对袁心粲的因材施教十分认可。 梁漱溟的儿子梁培恕在谈到父亲的教育时，用了两个“最”：“我们受到的可能是最自由的教育。拥有了别人没有的最大的自主权。”这话并没有夸大其词。无论是在生活上，还是在学习中，梁漱溟从不强迫孩子接受自己的意图。梁培恕的小学、中学、大学都没毕业，个中缘由或是厌学，或是搬家，或是战火。对此，梁漱溟的态度是任其自然。另一儿子梁培宽也说：“父亲对我完全是宽放的……我在父亲面前，完全不感到一种精神上的压力。”的确，梁漱溟从不以端凝严肃的神气面对孩子，他认为好的，便明示或暗示鼓励。他不同意的，只是表明意见，但从不干涉，更不强求。梁漱溟的这种教育方式貌似对孩子要求不严，实际上，他是在潜移默化中引导孩子——自己的事情应该自己负责。 傅雷的教育理念是先进的，但他的严格施教似乎“残酷”。在他想来，倘有天资，则成为第一流的艺术家；倘无天分，宁做别的工作。他要培养儿子傅聪做一流艺术家，所以，他不能容忍早年的傅聪有任何轻慢的言行。不论在做人方面，在生活细节方面，在艺术修养方面，还是在演奏姿态方面，傅雷都灌注了大量的心血。为达目的，傅雷不择手段，甚至拿“虐待”形容也不为过。后来，傅雷自己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跟着你痛苦的童年一齐过去的，是我不懂得做爸爸的艺术的壮年。幸亏你得天独厚，任凭如何打击都摧毁不了你，因而减少了我的一部分罪过。可是结果是一回事，当年的事实又是一回事。尽管我埋葬了自己的过去，却始终埋葬不了自己的错误。”好在傅聪也体谅父亲的良苦用心，他说，父亲是他最好的老师。 《三字经》里说：“养不教，父之过。”时至今天，父亲在家庭教育中依然是重要的角色。身为人父，就要承担当爹的责任，就要让孩子的身心健康，就要让孩子的人格健全，也许，这才是“拼爹”的原意。 梁启超的教子之道一门三院士，这在中国科学史上绝无仅有，即便是放之于世界，也是屈指可数。三院士是谁？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他们的父亲就是鼎鼎大名的梁启超。梁家满门俊秀，自然与梁启超的言传身教息息相关。对子女的教育上，梁启超以身作则，身教重于言传。 梁启超九个子女的成才，与家庭环境有莫大关系，父亲的耳提面命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他特别注意培养孩子们的感恩心、同情心及礼数。对于帮助过家庭的二叔，他叮嘱孩子们逢年过节必须去信道谢、拜年；外祖父去世，不但叮嘱孩子们来信安慰妈妈，还要给舅舅们去信表达抚慰之意。梁家的儿女们忠孝传家。 对于治学，梁启超看重的不是成功与否，而是治学的态度。在写给思成、思永的信中，他教训道：“汝等能升级固善，不能亦不必愤懑，但问果能用功与否。若既竭吾才，则于心无愧；若缘殆荒所致，则是自暴自弃，非吾家佳子弟矣。”思成在外求学期间，对所学专业产生疑惑，来信询问，梁启超为其解惑：“各人自审其性之所近何如，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靖献于社会，人才经济莫过于此。”梁思成后来曾说，父亲的治学方法对他和思永的影响特别大。梁思礼也说，父亲伟大的人格、博大坦诚的心胸、趣味主义和乐观精神，对新事物的敏感性和严谨的治学态度都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 梁启超重视子女教育，但绝非板着面孔说教。相反，在孩子们面前，他是一个亲切有味的父亲，一个童心未泯的老顽童。诸如称谓上，对长女思顺，梁启超常亲切地称其为“娴儿”“宝贝思顺”“顺儿”等；对小儿子思礼，往往以“老白鼻”相称，老白鼻者，老baby也；对思懿，则干脆取外号为“司马懿”；至于思宁，却又以行名，呼为六六。后来，思顺、思成、思永、思忠、思庄同在国外，梁启超写信时，又写作“一大群大大小小孩子们”“大孩子、小孩子们”。形式各异的称呼中，映衬出的是父亲的慈爱与亲切，慈父形象跃然纸上。 梁启超虽然希望子女个个成才，却又不希望看到孩子们因忙于学习而致使身体有损。在给长女思顺的信里，梁启超一再告诫最宝贝的女儿，“功课迫则不妨减少，多停数日亦无伤。要之，吾儿万不可病，汝再病则吾之焦灼不可状矣”。多年后，对远在美国的思成，梁启超也多次提请他注意身体。只有真正疼爱孩子的父亲，才会在孩子的健康与学习之间，毫不迟疑地选择前者。每一封信里，都透露着梁启超浓浓的父爱，其情之真、其爱之切，几十年后读来，仍能让人感动。 从患病直至去世，在给孩子们的信中，梁启超坚持不出一个痛字。在人生真正的苦难面前，梁启超表现出了惊人的平静。相反，他不断开解孩子们，自己“有极通达极健强极伟大的人生观，无论何种境遇，常常是快乐的，何况家庭环境件件都令我十二分愉快”。其隐忍坚强的人格，凛然，高贵，掩卷之余，令人肃然起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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