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蔺桃 想先以我的一段亲身经历，开始这篇文章。 上个周末，我去上海会朋友。早上9点的地铁4号线，车厢算空，我靠在门口的透明挡板上，刷着手机。每站开门后，强劲的冷气就在头顶来回“嗖”一下。过了两三站，我居然开始全身冒冷汗，头晕、想吐、腹痛、站不稳了。心里估摸着还有四五站就能到，也就是十来分钟的事，但又过了一站之后，我决定下车，趁着我意识还清醒，赶紧去求助。虽然不当记者好几年了，但媒体人的警惕还在的，想起来今年2月，深圳女白领梁娅在地铁口晕倒直至死亡，身边路过多人，都没人施救，有人通知地铁工作人员赶到后，后者也没有采取急救措施。 下车后，我先找到离我最近、在出入口检查行李的工作人员，说我很难受，请求帮助。他们指示我去了服务台，服务台人来人往，等了好一会才轮到我问话，对方一句，“我们没有药”，后头一个大妈就抢上来占了窗口。我无奈先去了一趟厕所，出来后，不适的感觉更明显。我只好再次找到另外一个出口的服务处，说，我快要晕倒了。服务人员一边售票一边通过对讲机联系同事，得到消息是他们只有晕车药。我说，“我不是上海人，感觉很难受，可能很快就会失去意识了，你们的工作人员能带我去一趟医院吗？”很快，一位女工作人员端着一杯热水找了过来，对我说，他们的岗位都是一人一岗，挪不开。也许是看到我捂着肚子，靠着大厅廊柱，表情非常痛苦，她对站在旁边一位穿着地铁工作人员背心的男生说，让他陪我去旁边的肿瘤医院检查。 往出口去的路上，我就要栽倒了，突然意识到，自己很可能是中暑了，就请求坐下来。那位后来得知叫陈一飞的男工作人员，很快从地铁站的办公室搬来一张椅子，坐下后，我用全身力气在鼻梁、两手腕、后脖颈刮痧，陈一飞说，都红得发紫。刮完，确实不再出冷汗，但其他症状并没有缓解。我们一路走向肿瘤医院，导引台的女工作人员没听完我的表述，就赶紧说，这里是专治肿瘤病人的医院，看普通急诊要去别家医院。还没走出医院，我就吐得一塌糊涂。陈一飞是上海人，他赶紧拦了一辆的士，送我到他熟悉的中山医院，不但帮我付了计程车的费用，还帮我跑前跑后挂号、缴费、候诊，一直到我上海的朋友赶到，他才回去上班。 利用自己的平台，我很想感谢上海东安路地铁站的工作人员陈一飞，还有不断打电话来询问的贾站长。如果我的读者里面有上海的朋友，也请帮忙转发到上海地铁有关部门。 不过这既是一篇表扬文，也是一篇反思文。 人在生病的时候，特别容易感受到自身的脆弱和环境的不友善。联想到前段时间看到的一篇新闻，在上海地铁2号线里，有一个外国人在座位上晕倒，不到10秒钟时间，整个车厢的乘客都跑光了，前后3节车厢的乘客也因为惊慌蜂拥而出。 每当发生类似事件或者如最近频发的女大学生遇害案时，我们总是容易从道德角度去评判当事人，比如上一事件中同车厢的乘客，女大学生的天真、不谙世事等，而往往容易忽略一些真正重要的问题，比如，从公共空间的设计到制度建设，该怎样去保障公民的人身安全，这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 不由自主会想起，假设我是在台北碰到同样的情况，会得到怎样的制度性照料，台北如何在公共空间的设计上给予某种保障？ 因为在台读书三年，我确实没有在公共场所有过类似经历，只能通过日常观察和经验，以及背景资料，来形成一个较全面的印象。 在台北的捷运（地铁在台湾的叫法）上，突然感觉到不舒服，捷运在行驶中，可以按住每道门旁边都会有的紧急对讲机，直通司机驾驶室，捷运司机会透过无线电通报地面行控中心，行控中心会通知下一车站的站长在月台等候处理。如果需要，可以通报捷运内的警察或者救护车前来协助。（在台北市紧急呼叫公立救护车都是免费的，一般救护车5-10分钟就可到达现场。我写过一篇《我在台湾怎么看病》的文章，可回复 6 获取。） 台北每个捷运站内都有不少志工负责指引民众、帮助残障人士出行，所以一般不会出现一人一岗，无法脱岗的情况。即便我没有按紧急对讲机，到达出站层，可以很快找到志工、站内工作人员甚至清洁人员，请求帮助。 还有一个不能忽略的地方，就是我们地铁站内的出口、地图甚至厕所等图标都不甚清楚，许多排在我前面或者抢身过来问话的，都是问一些基本问题，比如去哪里走哪个出口、厕所在哪里，占据了大量资源。我腹痛难忍，想去洗手间的时候，居然在站内找不到洗手间图标。问过工作人员，才知道在4号出口处，可是4号出口怎么走，没有指示，好不容易走到4号出口，才看到洗手间标识，一路上都不见相关指示牌。 到了厕所以后，又是一个问题。当时我差点栽倒在厕所，下意识就去看身边的紧急求助铃。是的，在台湾，大部分的公共空间，不只是火车站、捷运站内的公共厕所，甚至学校的公共厕所内，每个蹲位都安置了一个紧急求助铃，还会特别注明，这不是冲水阀。我曾经在一次紧急情况，使用过学校的求助铃，直接接通学校保安室，很快就有人来帮忙解决。 台北各捷运站厕所均设有求助铃 虽然台北捷运站内，并没有设紧急医疗服务站，是否有常备药，一时也不清楚。但是政府及相关单位有义务保障民众的公共安全，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共识。 从细节上看，去过台湾的朋友都会发现，在捷运站、火车站站台，都备有夜间妇女候车区，这个区域大多设置在月台的中间位置，灯光明亮，装有监控系统和对讲机。我曾有过凌晨一点多在宜兰车站候车南下的经历，当时我只身在月台等待同伴来会合，昏暗的站台上，有一块光亮区就是夜间妇女候车区，驻守的火车站工作人员看到我一个人，很警觉地过来询问，之后一直在站内来回走动。 几乎每个捷运站都设置有洗手间，标识清楚、方便。大部分的捷运洗手间都配备有母婴室/哺集乳室，保护妈妈们的隐私。在厕所内，不仅设置有紧急求助铃，还有工作人员定时巡逻检查，实施反偷拍侦测。 在紧急医疗救护方面，2013年4月开始，台北市捷运站、学校、户政事务所等公共场所都开始装设被称为“傻瓜电击器”的自动体外心脏除颤器（英文：Automated External Defibrillator，缩写：AED），高雄捷运站在同年6月也开始装设。 台湾有媒体报道，在台北捷运科技大楼站，有一个男乘客在人多拥挤的早高峰时间，突然晕倒、脸色铁青、意识不清，列车进站后，站务人员和站长将他挪到月台，征得在场家属同意，使用AED帮助分析评估，实施电击，同时辅以心肺复苏术后，这位男乘客恢复了心跳和意识。 报道说，台北市捷运站站务人员都是经过急救训练合格，而且是有相关证照。每年都会固定安排复训，保持熟练度。早在2012年，台北市卫生局就在全市推广简化版的民众急救训练课程，“课程短、容易懂、容易记”，有兴趣的民众，可以到台北市12个区的健康服务中心报名，经过90分钟训练就能学会心肺复苏术和使用AED。 在2013年新修订的《紧急医疗救护法》中，特别增订一条，“救护人员以外之人，为免除他人生命之急迫危险，使用紧急救护设备或施予急救措施者，适用民法、刑法紧急避难免责之规定。救护人员于非值勤期间，前项规定亦适用之。” 台北在发生捷运内挥刀杀人事件后，在捷运站内增派了许多警察，目的是为了保护公民安全，并不是先将所有公民设想成会持刀杀人的恶魔，先启动行李检查。 在台北，公共安全不仅是政府、公共场所负责单位的事，同时也把每个公民都设计成参与公共安全的力量，提供简便工具、简易训练，免除法律上的后顾之忧。假设我们的公共空间，也能有这些层次的考量与设计，相信单独出行的女生不必变成会十八般武艺的女侠，不小心生病、遭遇意外的你我，也不用担心无人敢扶，无人帮助了。 （注：封面图为台北景美女中学生为台北捷运拍摄的安全宣传照） 作者介绍： 蔺桃，大家都叫我桃子，前媒体记者，今年7月从台湾硕士毕业回来。为记录台湾三年留学的日常生活、文艺讯息、社会观察，开设“台湾私人订制”公号，关注传统与现代，生活与美学，农业与年轻人。热爱生活，保持纯真。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