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笔记/曾星智 如果仅仅用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来形容赫尔伯特.A.西蒙（Herbert A. Simon），那样会远远失去对这位科学大师的真实认识。他主要靠自我学习的方式，拥有了9个博士头衔，能用20种语言阅读，研究的领域包括了：经济学、心理学、文学、政治学、数学、符号逻辑学、数理统计学、管理学、法学和哲学。更重要的是，他是决策管理学派的代表人物，将有限理性纳入到经济行为的研究中，促使他获得诺贝尔奖的正是“对经济组织内的决策程序所进行的开创性研究”。 这是一位我非常敬仰的思想大师，既因为他跨学科的知识，也因为他将认知心理/行为主义纳入到经济研究（而这正是我一贯以来主张的思想，并以此反对传统的投资流派），更因为他打破传统的教育方式，基本用自学的方法去涉猎十多门学科。事实上，他对经济学或者说管理学的主要贡献，就是将心理学和哲学上行为主义的思想，与经济学和管理学的跨学科融合而来的。 人们往往局限于一个学科，不仅如此，更准确地说，是局限于一个学科非常小的某一派思想，这样，他的思维模式、生活模式，都是单一的。当我们跨越了多个学科的思想，并且穿透了一个学科各个不同的思想流派，我们就可以获得非常多的思维模式，从而我们的生活也可以是多种模式的。芒格说的“格栅理论”，将各个学科的思想放进一个个的思维格子里，当我们分析事物时，就可以同时使用众多的格子了，也正是如此。 当我使用多个学科的思想，对投资进行观照的时候，就像是站在山顶望山脚下的风景了。实际上，无论是人文学科以及里面的各个细分学科，还是自然学科以及里面的各个细分学科，所有的人类思想，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到了最根本的层面上都是相通的，它们没有学科之分，到了那时候或许只能用简单的去形容了：思想，亦或智慧。 我之前阅读过赫尔伯特.A.西蒙和吉姆.马奇合著的《组织》（Organizations）一书，在本书中，西蒙也提到过这本书的，他说：“吉姆、哈罗德和我还着手制定一种组织理论的‘命题调查表’，这是福特基金会的伯纳德.贝雷尔森委托我们做的。吉姆.马奇和我在哈罗德的帮助下合著了一本名为《组织》的书。这本书代表了我们对这一任务的解释。它在组织理论的系统化方面是成功的，而在对支持其命题的经验证据的配置方面不太成功。”（P212） “这么多要探索的路径，这么少的时间！”（P428） 1、隐藏遥远过去和未来的迷雾 “在莱茵兰之旅多年之后，1977年夏天，我们访问了奇妙的、破烂的布拉格城。在犹太人的墓地，我在拥挤的墓碑间沿着比周围街道高15英尺以上的小径行走，轻轻踩在几个世纪以来的无名祖先的尸骨上。
“……有些人讲述他们的寻根，但这是一种虚假的隐喻。我们穿越时间回溯的这些线索是没有根梢的。我们辨识的每一个祖先的名字和日期都向后指到仍隐藏在迷雾之中的两位，在这两位中的每一位之后，还有另外一对。隐藏遥远过去的迷雾之中的两位，在这两位中的每一位之后，还有另外一对。隐藏遥远过去的迷雾没有没有比覆盖未来的迷雾稀薄一点，也没有让人更容易看透一点。”（P8） “另一个不同是这个男孩意识到自己是犹太人——不是虔诚的犹太人，因为他从没进过犹太教堂，而且在他初中和高中的那些岁月里，他一直参加公理会星期日学校——但他仍然是犹太人。有时他希望自己不是，虽然他自己几乎不承认这一点，但他多半时候为此感到骄傲，而且常常很细心地让周围人知道他是犹太人。他并不想被‘宽大放过’。如果因为是犹太人而有什么不利或不良后果，他愿意接受而不是否认他是犹太人。
“出于少数民族文化，他不可能有种优越感。既然他看到的红绿也不是别人所看到的红绿，他理解真实的外部世界，不等于知觉世界。因此他很容易接受伦理的和认识论的相对主义。”（P30-31）
“我们的失败实质上是一次生动的实证：理论不管如何貌似有理和‘明显’地有根据，都可能完全被现实世界顽固的事实所推翻，对此我决不会忘记。戴维斯带给我们一个无懈可击、有利可图的养牲口计划，而牲口却有不同的计划。无疑，后来我对主流经济学的先验主义配给理论的深深怀疑有些是始于这次经历。”（P52） “我想是经济学家约瑟夫.舒姆彼得把企业家定义为冒险谋图别人钱财的人。取不太贬义的说法，企业家是把观念和资源结合在一起的经纪人。他做富于想象力的梦，并使人相信这些梦是可以实现的，说服别人对他下赌注。 “根据传统，企业家被认为属于商业界的。但观念和资源的经纪人并不限于商业；至少在国内学术界就不少。在美国一所具有代表性的重点研究大学中，每年的经费中有三分之一到一半是靠教工们那种冒险性的努力提供的，他们在研究提案中编写那些没有被发现的真理的‘梦’，有说服力地向基金会和政府机构诉说。 “对学术创业者来说，赌注甚至比钱高一等，因为冒风险的资源是人类的事业。学术创业者发表论文为特殊的知识领域而争论，说它是秘密的金矿，因此吸引了一大群探矿者。他怂恿同事们参加共同探索冒险，说服研究生把自己的一生投向一条特别迷人探究路线。科学创业是一种罗马赌博：赢者比富人更光荣，输者终生贫困。比尔.库珀曾在学术创业中高度成功，他的成本不仅使他自己得益，而且使那些在他身上投资的人也得益。 “……比尔.库珀不仅是位企业家，也是位革命家。他富于想象力并漠视惯例，这是他在工业管理研究生院努力工作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这种漠视也给比尔暂时带来一些个人问题。
“……但比尔的企业家运气（或才气）在这方面也坚持不让步。不久，他对经济学和管理科学的贡献被公认，以致他提升时决不会因学位而出现问题。”（P183-184） “使这篇文章不同于大多数当代经济学文章的，是它明显地关心决策过程，关心程序性的而不仅仅是实质性的理性。
“……《人的种种模式》第15章，‘理性选择和环境结构’，是第14章的姐妹篇。它再次采用了满意化这一观点，提出一种关于理性的达尔文模型。把满意化和达尔文主义放在一起看来好像矛盾，因为进化论者常讲述适者生存。但事实上‘自然选择’只预言生存者将是足够适应的生物，也就是说，比那些在与其竞争中的失败者更适应一点。它要求的是满意化而不是最优化。这篇论文表明，生物生活在难以预料的环境之中，必定会遇到各种不相适应的需求，比较简单的选择机制如何能使生活在通过其生活迷宫的搜索中得以生存。它为生物描绘出了一种完全是以满意化而不是最优化为依据的程序理性。”（P214-216） “我写故事，仅仅因为人物和思想使我感到有趣（它们也许会使别人发生兴趣）。批评家和学者们把所有这种种意图都归因于我；认为这个或那个故事应该是某种特定的政治或宗教——甚至形而上学思想意识的根据。也许在我这里意图是下意识的，并不在意识层次。我也不打算把它用于意识层次。 “我料想这可能是一种错觉，但我相信这种事对解释思想家的作品是适当的，而我不是思想家，除非把所有人都看作思想家。”（P229）
（曾星智注：西蒙与拉美文学大师博尔赫斯的对话，使我想起了，10年以前阅读博尔赫斯小说的印象。在评论家眼中的那些梦幻的意象，实际上，却是一个个有趣的人物和故事，读者可以仅满足于此，也可以自由的去猜想它的意义，但那些与小说作者博尔赫斯距离就远了。）
“所以在我们到达迷宫的岔路时，‘某种东西’帮我们选择走哪条叉路。我研究的原因，以及我对迷宫着迷的原因是我一直想观察人们在面临岔道时的行为并试图理解他们为什么向左走或向右走。”（P231） “……现在他感到选择的重负——为现在和未来选择。他心中主要想的是享受悠闲——玩味他的思想或审视壁画——另一小部分则装着他那半压抑的记忆，想着实现抱负、制定计划、并要匀出一些休闲时间用于工作。说他不幸将是不公平的，说他感到满足也不准确，因为他的抱负的起落总是与可得到的和可能的水平保持同步。尤其是，他意识到他再也不会无忧无虑了。 “这些思想是他有一天下午当他听任自己悠闲时一闪而过的。他现在偶尔又有时间读读书，翻着圣经，一半在看，一半在做梦。他翻过圣经中的一页，其中一句话引起他注意：‘……当那个女人看到树上有好吃的食物，而且它看上去令人很愉快……’
“这时，看到或尝到的苹果的回忆再也不妨碍他思想的抽象了。那句话的意义完全清楚了——不会比他在圣经中欣赏的其他故事更晦涩了。他现在知道，这意义，不在于苹果而在于他。”（P241-242） “那么，形式逻辑怎么能帮助心理学开始朝新方向发展呢？例如，它证明操作符号是和在木工车间锯松木板一样具体；符号可以被复制、比较、重排、组块，就像木板可以被锯开、刨平、测量和粘牢一样的明确。符号是思维的材料，但符号是物质的样式。心-身问题的提出是因为‘观念’——思维的材料——与大脑可触知的生物物质之间有明显的根本的不同。形式逻辑——它把符号看作物质图案（例如，纸上的墨水图案）——表明这些观念，（至少有些观念）可以用符号来代表，而且这些符号还可以通过精确规定的程序进行意味深长的改动。 “……在心理学中利用这一新观念，要求扩大符号操作以包含比演绎逻辑多得多的东西。符号可用于日常思维、隐喻思维、甚至‘非逻辑’思维。这一至关重要的通则大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开始出现，虽然它为了完美而以现代计算机的面目问世。
“与逻辑学的发展相似，经济学与统计决策理论紧密地联合在一起，创立了新的‘经济人的’决策形式理论。虽然经济人显然太理智而不适合于人类，这个概念引起经济学注意去明确地关心行动的推理。但经济学家只关心逻辑的演绎和正确的推理，这多少了人们对经济学和心理学的共同兴趣的认识。”（P247-249） “这样做是有充分的理由的：分析是科学的核心，它最严格而且能够教会；综合过程则很不系统，它们一般被认为是不一定客观的判断和直觉。综合过程作为工作现场中的问题在制图版上、或通过无系统性的商业案例来进行教学，并不符合经严格考虑过的教学规范。结果，为了提高在学术同行眼中的威望，它们被逐渐挤出了职业学校。
“人工智能的发现彻底改变了这种情况。人工智能程序普遍地实现了设计或综合。……这种计算机程序打破了直觉和综合的神秘性，因为它们的处理过程完全可以公开检查。我们现在能懂得，不管我们要满足的是怎样严密的细节，设计过程都具有。懂得这一点，我们就能以与我们教分析时同样水平的严密来教设计。”（P329-330） “我则通常是有意识地宣布我的革命。我那已发表的博士论文的‘基本部分’是很平稳的。它名为《决策制定与管理组织》，出版于1944年的《公共行政管理评论》上。然而随它而来的是1946年出现在同一家期刊上的《管理格言》，它声言经典的管理理论（例如卢瑟.古利克和厄威克所说的那一套，1937年）的基本原理并非基本原理，它们只是一些格言。其中不乏智慧，却又矛盾百出。
“这篇文章主要是批判性的——我指出了经典理论的问题，但只给出了一般性的疗法：‘我们需要更多的研究来确定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什么格言有效。’一直到了50年代中期，我才有机会从经验上证实我在《管理行为》一书中勾划的新理论。”（P343-344）
“……在这里我提出了理性的过程性理论与理性的实质性理论的区分，坚持了经济决策制订需要计算理论，对通常用来支持在真实市场边际供需平衡信念的证据提出了挑战，同时还指出了正是那些与最优化理论的主要假设相对独立的辅助性假设，使得经济学家们能够解释现实世界的现象。”（P346）
“在这两派之间的争论中，已在大多数读者心中建立了牢固的信念的一派有着决定性的优势。在关于机器思维的争论中，我们所处的困境与当年达尔文提出人与猿有共同的祖先时所处的困境一样，也与伽利略主张地球自身的轴旋转时的情形一样。疲于为我们自己的非直观性前提和结论而争论，阿伦.纽厄尔和我通常用不断增加的程序积累（我们自己的或者是别人的）来演示计算机的思维。计算机替自己说话（不论是在比喻意义上还是在实在意义上），总有一天它们将使所有的人，除最顽固的原教旨主义者外，信服它们在思考。”（P348-349）
“……最后只有两条意见。第一，我不认为，为了发现生命的价值，我们必须维护人的任何独特性或不同于自然的其余部分的特性。就个人而言，我认为将人视为自然的一个部分的观点比将人与自然分离或将人凌驾于自然之上的观点更可接受。但其他人对这个问题可能有不同的看法。第二，我认为，那些反对我将人的特点简单化的人多少有点想在他们自己心中保留一份深深的神秘，否认他与自然的其余部分的一体化关系。在我看来，揭示某些行为似乎非常复杂和奇异的事物实际上是由很简单的部分组合而成的，是一种美，而不是贬低自己的做法。我认为每个科学家都必须这样想，因为科学的整个目的就是在混乱的复杂事物中间发现意味深长的简单性。”（P351-352） “让我准确地阐述一下这个旅行定理，然后再讲我是怎样发现它的。定理：一个普通的美国成年人在一次国外旅行（逗留短于一年）所能学到的所有东西都可以更迅速、更省钱、更容易地通过造访圣地亚哥公共图书馆学到。是不是在圣地亚哥共同图书馆，这不是什么根本性的问题，你可以用任何一个大城市的共同图书馆来代替它。（我是在准备去印度时开始构想这个定理的。那个旅行计划是让我去印度了解印度的管理学教育和晒一身黑皮肤，而这两点我在圣地亚哥都能做到。）如果旅行者不具备流利使用那国语言的能力的话，这个定理就肯定是对的。
“……因此，大多数美国成年人在得到其第一个护照很久之前就已接触到广泛的人类文化了。如果他们十分善于观察的话，他们就已知道农民是什么、他们对土地所有权的感情是什么样的；他们就会听说过蓝领工人的政治观点；他们就会看过一点中西部的再生基督教徒的生活；他们就观察过漂亮人士的争斗以及推销员勤快的旅行。（如果他们不善观察的话，他们在国外也不会这样做。）”（P394-395） “……在所有这些论文中，我都极力说服经济学家必须考虑计算，即必须考虑人们实际用于决策的过程，并说明这些过程的性质。 “……一个观点是我最早在1983年夏天在瑞典的一次研讨会上提出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所提出的结论大多不是基于完全合理性的假设，而是由为得到结论而必须的老一套辅助性假设推导出来的。假设行动者是令人满意的而不是最优的，不需用那么多数学就可以从这种辅助性假设得出许多相同的结论。这个观察将注意力从不切实际的、多余的最优化假设转移到在实际上起作用的辅助假设上面，这些辅助假设需要经验的检验。 “第二个观点是1988年夏天我在意大利西西里参加一个关于新制度经济学研讨会的时候产生的。我认为我们应当围绕组织概念而非市场概念来努力重建经济理论，因为在现代经济中组织概念比市场概念所起的作用要大。对这个观点的研究，揭示出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主义推论过程的依赖程度远远大于其应当依赖的程度。”（P418-420） （曾星智：西蒙50年代以后，已经将研究方向从商业管理和经济学，转移到了心理学和人工智能上，所以，他在70年代为了获得诺贝尔奖时将部分精力重新放到了经济学上。） “就第一种意义而言，作为有限理性的生物，我不抱幻想去完全正确、客观地理解我的世界。但是我不能忽视这个世界，我必须尽我所能，通过我的科学和哲学伙伴的帮助去理解它，然后使个人的立场与这个世界所呈现的种种条件和约束不过分地不协调。我必须避免那种需要重力屏蔽或要求人类尽善尽美才能成功的个人目标。
“我是一个自适应系统，无论我的目标是什么，我的生存和成功都取决于对我周围的人和事的环境合理地保持真实的图像。由于我的世界图像只是大致接近于真实，因此对任何事我都不追求尽善尽美，至少追求做到满意。追求最好只能浪费可贵的认知资源；‘最好’是‘好’的敌人。”（P453-454） “但是，如果这个宇宙对我漠不关心的话，我却不必对这个宇宙漠不关心。我可以寻求与它和平共处。并且我也不需如此消极地提出这个问题。这个宇宙可以是我的一些最深厚的愉快的源泉。无论在户外夜晚，还是在森林，还是通过显微镜，只要凝视它，我就会发现不可思议的变化、格调和美，那远不是人类艺术家力所能及的。
“这个宇宙的某些美是隐藏着的，只有通过我们称之为科学的这种解码活动才能揭示它们。只要对人类眼睛从未见过的新模式看一眼，并将它们公布于众，就能给从事这项工作的科学家带来最激动的体验。虽然我们一生中只能有少数几次这样的直接经验，但通过学习我们过去和现在的同行科学家的著述，我们可以像我们希望的那样经常地感受到这种经验。”（P455） “当然，只有心，而不是身，可以对是否荒谬做出判断。因此，在给定人的需求和愿望的范围后，心创造出它与身相一致的神话，这样就将荒谬变成了愉快，美丽和温柔。有时，心甚至力图为身的、心自己的以及周围环境的所有要求找到一个公分母，它给这个公分母一个感人的名称，如：根本利益或根本功效。但是，这个单一的，笼罩一切的目标是个假象。我们，即心和身，有很多需求，很多愿望，值得庆幸的是，并非所有的需求和愿望都马上迸发出来。将它们都打上‘功效’的戳记是无用的，这里用复数‘它们’是对的；没有铁板一块的目标。
“在这个寄居在身和心里的冲动、愿望和需求的委员会里对生活的目的没有一致的意见。……我们有许多自我，这些自我在‘共同分享时间’。生命的一些部分用于欣赏音乐，一些部分用于性的享受，一些用于食的享受；还留下许多时间去享受山的景色，享受与朋友的交往；而我们中一些幸运的人，还特别地有享受科学的乐趣。”（P456-457） 《我生活的种种模式》：赫尔伯特.A.西蒙自传 Models of My Life [美] 赫尔伯特.A.西蒙Herbert A. Simon 1996年初版于美国 东方出版中心 1998年11月第1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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