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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八年
二月三日，“邀郝昺衡、孙蜀丞、钱钟书、牟润孙等晤叙。”
二月五日，“郑明哲、钱钟书来。”
一九四九年
八月二十三日，“题《百尺楼诗集》。陈庆森撰。庆森为前京沪铁路局长陈伯庄之父。书为钱钟书赠。”按：不知此书是否为默存先生当日去赠送的，这大概是钱先生最后一次与合众图书馆的联系了。第二天（八月二十四），钱钟书即携妻带女登上火车，离开上海，二十六日抵达清华。此前他们夫妇已经得到清华的聘请，这一次钱先生接受了清华聘约，他说：“换换空气吧，也许换了地方，你的病就好了。”（杨绛《我们仨》，第一一九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〇〇三年版）此间，夫人杨绛的身体一直不好，查不出病因。钱先生就这样结束了自己困居上海的八年，也结束了与合众图书馆之间的联系。
离开上海后，钱钟书在《年谱》中只出现过三次，是几次书信往来的记录，和顾廷龙以及合众图书馆的关系似逐渐疏远。
一九五〇年
十月二十四日，“覆潘景郑、钱钟书。”
一九五一年
九月六日，“得钱钟书信，于诵芬远行甚关切。”按：“远行”指其子工作分配至东北事。
一九五二年
十二月二十五日，“覆钱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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