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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十年前的那个夏天，我在和一位姓马的书友一共到旧书摊上淘书的时候，就已经知道和见到了《韩愈志》这本书，虽然因为自己的脑力的迟钝和财力的单薄而并没有收入囊中，但当我知道其作者为钱基博后在心中所产生的震撼效应，则至今仍盘绕在我的脑海之间；在两年前的六月和十月期间，我在进行《﹤韩昌黎集﹥现当代研究成果举隅》的毕业论文答辩时，又一次相对密切地关注过它，但因当时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善本书库的建立，而这本电脑查询见存的书最终因为出版时间在1978年之前而借阅未果；同样也是在两年前但却是十月以后，华夏出版社对它的出版，让我真正地第一次有机会进行了认真的阅读；最近的一个月前，我对其上海古籍出版社最新版本的亲眼目睹和亲手翻阅，则似乎又一次昭示我与《韩愈志》这本书确乎存在着某种不解之缘，并最终坚定了我要认真记录其相关版本传承情况的决心。 钱基博（1887—1957），字子泉，号潜庐，江苏无锡人,我国近代杰出的教育家、古文学家。当代著名文学研究家、翻译家钱钟书之父。早年参加革命。1913年任无锡县立第一小学文史地教员。1918年任无锡县立图书馆馆长。1920年后任吴江丽则女子中学国文教员、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现无锡高等师范学校）国文与经学教员及教务长。1923年后历任上海圣约翰大学国文教授、北京清华大学国文教授、南京中央大学（1949年改名南京大学）中国语文学系教授、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现苏州大学）校务主任、光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及文学院院长等职。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历任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现湖南师范大学）国文系主任、南岳抗日干部训练班教员。1946年抗战胜利后，任武汉华中大学（今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建国后，将个人的五万余册藏书全部赠给华中大学（后改为华中师范学院)。1952年，又把历年收藏的甲骨、铜玉、陶瓷、历代货币、书画等文物200余件，捐赠给华中师范学院历史博物馆。此外，尚有碑帖字画1000余件、方志1000余种，悉数赠予苏南文物管理委员会和江苏泰伯文献馆。钱基博一生治学范围极广，博通四部之学，而学术成就也是多方面的，对于群经、诸子、古史地学、古典文学理论，无不淹贯，造诣深湛。鼎鼎大名的张謇即曾赞叹他的文章“大江以北，未见其伦”，并有许多论述，如《经学通志》、《国学文选类纂》、《国学必读》等；尤以治集部之学见称于世，有“集部之学，海内罕对”的美誉。其学术著作主要有：《韩愈志》、《韩愈文读》、《明代文学》、《国学必读》、《经学通志》等，尤其是他的《中国文学史》和《现代中国文学史》规模宏大，正是在通读古今专集的基础上，剖析源流，高挹群言，自出手眼的两部著作。 《韩愈志》是一部以史家直笔、以贯串群像烘托主体的方式还原历史叙述中的韩愈形象的志传，又可视为一部勾勒古文发展脉络、借此观照韩愈价值之关键所在的韩学著述，其本身也是熔铸百书、别出机杼的宏文。在对韩愈诗文本体进行研读的基础上，主要通过比较同侪、穷讨其源、竟别其流等方式来凸现。这三种方式时有交叉，比较同侪往往结合追讨所本，穷讨其源往往要溯流而上、论较其所取弃，而竟别其流，也是明源、条流与区别的结合。《韩愈志》以史传体例明唐代古文之学，体例谨严而别具机杼，致力精深而自视甚高，虽剪裁融合群书，然一气流贯、脉络清晰，于治韩文与好韩文者，均为不可不读之佳著。至于其正文，则略分“古文渊源篇第一”、“韩愈行实录第二”、“韩愈佚事状第三”、“韩愈四子传第四”、“韩愈弟子记第五”与“韩集籀读录第六”等六个部分，末附“韩集论汇录写目”。依我看来，则大略可以理解为溯源、追本、辑佚、家世、师承、析文等六个方向，而“韩集论汇录”之“写目”，亦当为钱氏对韩文析读之后的写作计划也。 《韩愈志》一书，著者在撰写过程中的定稿与复核之梓行刊印相距逾二十载，故其传世之本有初版与增订版之分：前者由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1月初版，香港龙门书店1969年6月、台湾河洛出版社1975年3月、中国书店1988年3月曾分别影印；后者则由商务印书馆在1958年3月最新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4月据以重排再版，并收入《钱基博著作集》；而我最早见到的《韩愈志》的版本，就是商务印书馆1958年3月出版的。 与此同时，在上述初版与增订版之间，华夏出版社在2010年9月另行出版了陈慧校订的《韩愈志》，在《中国传统经典与解释·古学纵横》内。此次校订出版，以增订版为依据，对照初版保留大部分修订痕迹，因时代政治环境使然，增订版曾将曾国藩《求阙斋读书录》与张裕钊《曾文正公论文录》的相关内容或删或隐，今一并予以恢复；与此同时，因普及国学需要，改原文繁体为简体，并重作标点，但仍注意保留了一些改动后可能产生歧义的古今字、通假字、异体字，并为一些繁难字加注拼音，而初版与修订版明显相异的地方也根据文意取正标注。 到此为止，关于《韩愈志》版本的叙述基本完成，但《韩愈志》中收录了曾国藩《求阙斋读书录》与张裕钊《曾文正公论文录》之相关内容的初版，迄今还没有一个真正的排印本，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值此钱基博先生诞辰一百二十五周年暨逝世五十五周年之际，特为文以记之！时在2012年5月9日，去当年二十四节气之“立夏”已逾七天，而是日虽未艳阳高照，但已有酷热难耐之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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