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时候家里有几样东西，是从轮船上拿下来的，其中有一对绷皮木骨的扶手椅，皮垫边缘钉了黄铜圆钉，坐起来很舒服。
“那是蒋中正坐我们的轮船时，最喜欢坐的椅子。”爸爸告诉我。
还有一架重得要命的望远镜，可以望很远。我有时候站在我们家的窗边，用这架望远镜望向三条马路以外的行人，看他们过街时的表情。不过船上用的望远 镜是用手拿的，拿一阵子手就酸了。
皮椅和望远镜，从“我们的轮船”上拿下来的东西。“我们的轮船？”
所谓“我们的轮船”，其实是几十年前，爸爸在上海开的轮船公司的船。这家公司所拥有的轮船当中，最有名的一艘，叫做“太平轮”。
“太平轮”，中国的“泰坦尼克号”。 这就是改变蔡康永家命运的太平轮
一九四九年，国共内战的揭晓之年。那年除夕前，一群急着要离开上海的有钱人，终于了解到状况的紧急，连过年都顾不得了，抢着要挤上早已客满的太平轮。这些人，有的用金条换舱位，硬是从原来的乘客手上，把位子买过来。有的靠关系，向爸爸或其他合伙人要到最后几个位子。
理所当然，这群太平轮的“最后一批乘客”里面，有当时上海最有钱的一些人，也有爸爸最要好的朋友。在离乱的时代里，命运之神似乎拥有它自己也无法 控制的戾气。
太平轮开到半路，出事沉没。
没有人生还。 船上漂流散落的珠宝首饰，佛像牌位，让许多渔民大吃一惊，悲喜交杂。
爸爸从来没有跟我说过太平轮沉没的原因。只提过当时他们公司所拥有的每 一艘轮船，一律都向欧洲的保险公司投保。唯独太平轮启用前，因为上海一位好友自己开了保险公司，为了捧好友的场，就把手上最大的这艘太平轮，让好友的公司承保。
太平轮一出事，爸爸好友的这家保险公司，立刻宣布倒闭。
所有赔偿，由轮船公司自己负担。 蔡康永和他的父亲 可是在太平轮上遭难的乘客，实在太多有钱有势的达官显贵，怎么样的赔偿都不可能让家属满意。
官司始终无法解决，公司旗下太平轮以外的所有轮船，被铁链拴在台湾高雄港，直到全部锈烂，成为废铁。
“我们的轮船”，从此全部从地球消失不见了。除了一对皮椅，一架望远镜。 太平轮是怎么沉的？我从来没有向爸爸问过。
一方面我知道这不可能是令人愉快的回忆，没事拿来问自己的爸爸，未免太差劲；
另一方面，这件事对我来说，实在太遥远了———所谓“我们的轮船”，我一艘也没见过。
唯一一次，我记得我提过太平轮的事，是在念初中的时候，我读到报纸上在讲“船王董浩云”的消息。爸爸就提到太平轮还在的时候，董浩云的轮船公司才刚起步而已。
于是我放下报纸，问了一个很无聊的问题———“爸，如果太平轮没有沉的话，我有的时候就可以坐在轮船上，看着海吃早餐了，对不对？”
“对呀。”爸爸笑嘻嘻地回答我，没有说别的话。
一直到我问这个蠢问题的十年后。那时我已经在洛杉矶加大的电影制作研究所念了一学年，忽然收到小说家白先勇先生的来信，问我有没有兴趣开车到加州的圣塔芭芭拉去，到他家帮他修改一个电影剧本。
那部电影的故事，要用白先勇的名作《谪仙记》，导演是在中国举足轻重的谢晋。正在学拍电影的我当然兴高采烈的答应。
《谪仙记》的女主角，是世家女。小说里说他的父亲是中国的驻美大使，一切本来照人世的悲欢进行，直到离乱来临，驻美大使夫妇两人，“死于太平轮船难”。
我到了白先勇先生家后，白先勇把手边的相关资料厚厚一叠拿给我参考，其中有一张影印的剪报，是太平轮出事时，上海大报《申报》的报道。
我看着这份剪报，报道里说“太平轮舱底装了远远超载的货物……在白天和另一艘轮船对撞沉没……”
这实在是令人困惑的报道。“货物超载”可以理解，要不就是轮船公司的决定，要不就是船上工作人员私下进行的交易。
可是“超载”和“白日撞船”有什么关系？就算超载导致太平轮行动迟缓，闪避不及，也还是不能解释白天跟另一艘轮船对撞的事呀。是海上大雾吗？是开船的人大醉吗？还是内战衍生出来的惩戒？
《申报》的报道似乎没有兴趣做进一步的调查，在整版整版的战乱伤灾里，太平轮的沉没，也只是一个标题罢了。
白先勇先生很好奇我为什么对这篇跟故事情节不太相关的剪报这么在意？
“因为，太平轮是我爸爸的公司的。”我回答。
《谪仙记》后来拍成了电影，片名改为《最后的贵族》。
“贵族”是怎么变成“最后”一批的？白先勇顺着命运之神的手势，让太平轮参与了行刑的队伍。 童年的蔡康永
白先勇，作为“广西王”白崇禧的儿子，当然是典型的“最后的贵族”。而我呢，是“最后”又过了很久以后才出现的。就算我愿意，也早就没我的事了。 钉皮的椅子，我坐一坐，重得要命的望远镜，我望两眼，如此而已。
一个时代，大火烧天的烧过去了。我见到的，是烧剩下的，东一处，西一处的，明明灭灭的余烬。我的童年，常常笼罩在这余烬隐隐约约的红光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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