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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科技的迅速发展，地球上的时空距离可以说被无限缩小，国际交往日益频繁便利，使得整个地球就如同是茫茫宇宙中的一个小村落，因而又被比喻为“地球村”。但在距今1万年前的史前时代，我们的祖先可没有这种便利，他们没有飞机、没有互联网，只有靠着一双普通的脚，踏遍荆棘，走向未知的远方，为了生存，也为了寻找。那时候的世界，西方在那头，东方在这边，中间隔着高原、沙漠、草原、雪地……而对于古人类来说，还有野兽和陷阱。但所有这些艰难险阻，有没有阻止我们祖先前进的步伐，有没有阻止东方和西方古老人类的互相交流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随着考古发现与研究工作的不断增多和深入，史前时代东西方的文化交流日益明朗。 史前时期的东西方文化交流最早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期间又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中国科学院的侯亚梅研究员通过对中国华北地区泥河湾盆地的东谷坨遗址进行深入研究，辨识出具有高度技术指示意义的“东谷坨石核”，不仅揭示出华北小石器文化的自源性特征，还通过与欧亚大陆一些遗址发现的与“东谷坨石核”可比的标本对比，指出早在距今110万年前东西方文化就已经存在交流，而且这种交流是双向的，并提出了“石器之路”的假说。这一研究成果可以算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最早证据。接下来的交流证据出现在我国西南的广西百色地区，该地区发现的具有西方阿舍利文化标志性器物的手斧被确认为距今80万年前。实际上，手斧、薄刃斧等阿舍利文化因素在陕西蓝田、陕西洛南盆地、周口店第1地点以及湖北丹江口地区等广泛存在，表明这些遗址所代表的史前时期东西方文化交流频繁。 到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种种考古证据显示东西方文化交流持续存在，“石器之路”可以说没有太大的中断或停止。而作为“石器之路”的重要驻足地的鄂尔多斯高原，在其发现的旧石器文化中强烈的表现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成果。 一、萨拉乌苏遗址 萨拉乌苏遗址是中国境内最早进行考古发掘的旧石器遗址之一，不仅揭开了中国旧石器考古的序幕，其丰富的文化内涵也为欧洲与东亚北部旧石器文化对比奠定初步基础。 萨拉乌苏遗址迄今正式发掘过两个地点。1923年8月由法国学者德日进和桑志华主持发掘的地点位于萨拉乌苏河右岸的邵家沟湾，发掘面积约2000平方米，出土了大约200件石制品以及大量动物化石和一些人工打制的骨角工具。文化层出土的化石全都是破碎的，表面因风化和铁氧化物浸染而呈褐色，报告称它们就像堆在“餐桌”上的食物。另一个地点位于范家沟湾北缘萨拉乌苏河左岸一个向东南方伸出的阶地基座上，与邵家沟湾相距约600米，并被萨拉乌苏河隔开，但第四纪地层总体情况并无大的差别。它于1980年7～8月间由黄慰文主持发掘，发掘面积约140平方米，出土了近200件石制品、大批破碎的兽骨、一些骨器和炭屑。目前这批材料已经研究并发表。 萨拉乌苏遗址的年代经过古生物学、地层学、同位素测年、文化遗物对比研究，认为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比较合适。萨拉乌苏旧石器给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它的尺寸之细小。步日耶在观察了1923年出土的石制品后就指出：“由于尺寸非常小，萨拉乌苏的细石器特别难以描述。采集到的大部分细小石片都只有微弱的加工痕迹，必须进行很仔细的检查才能从中选出值得重视的类型”。这也是导致部分学者将其划入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重要原因。实际上，萨拉乌苏遗址附近原料匮乏，可供选用的原料为尺寸很小的卵石，这是导致石器尺寸极小的重要原因。此外，原料偏小也使得一些技术如锤击法很难实施，也正因为如此，压制技术在萨拉乌苏河工具的修整工作中可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从石制品类型上看，其具有明显的欧洲旧石器中期文化的特色。目前，研究者暂将萨拉乌苏石器工业定为小工具组合。除具有鲜明特色的石制品外，骨器也是萨拉乌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鹿角工具。此外，一些带有部分头骨的羚羊角，以及一些刃口上有反复修整痕迹的兽骨碎片也可能被当作工具使用。前文提到原料对萨拉乌苏遗址石器工业的影响，其也可能是萨拉乌苏文化骨器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在萨拉乌苏遗址还出土和采集了一定数量的人类化石。研究结果表明，萨拉乌苏人类化石混合了现代人、欧亚晚旧石器时代人类、早期现代人和尼安德特人类的不同特征，这意味着萨拉乌苏古人类不仅与西方古人类存在文化上的交流，还存在一定的基因交流。 二、水洞沟遗址 水洞沟遗址于1923年由法国学者桑志华和德日进发现并进行了系统发掘的是现在的水洞沟第1地点。该次发掘面积80多平方公尺，发现了300多公斤的石器和混合着碎骨、碳屑的痕迹，以及13种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此外，他们还在第1地点的南岸发现了第2地点，虽然遗物没有第1地点丰富，但却将混合着人工大致遗物的堆积延伸至100米远。这些收获于1928年由布勒、步日耶、桑志华和德日进共同撰写发表在考古报告《Le paléolithique de la Chine》上。也正是这篇报告，终结了“中国没有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判断。 水洞沟遗址的年代经过14C和铀系法测定水洞沟文化属于晚更新世中期，即水洞沟文化层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最新的测年结果显示，水洞沟旧石器时代文化年代主要集中在3.5～2万年之间。水洞沟文化的面貌很复杂，它不仅有我国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的一般特征，如工具的毛坯以石片为主，工具以各类刮削器最为普遍等；它更具有其独特性的一面。例如，生产石叶的长身石核在水洞沟文化中十分发达；打片前预先修理台面，形同龟背状的具有勒瓦娄瓦技术的石核占有一定的比例；石叶是水洞沟旧石器文化最突出的特征和标志；尖状器、端刮器和部分边刮器在器形和制作技术上与欧洲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莫斯特尖状器、“新月形”边刮器、奥瑞娜期端刮器相似。正是因为这些特征，使得早在遗址发现之初，德日进等就认为水洞沟文化可以与欧洲旧石器进行比较。1968年，法国考古学家博尔德在研究了巴黎古人类研究所的水洞沟标本后，也认为“它真是一个勒瓦娄瓦技术的莫斯特工业”，并且是“一个处于向旧石器晚期过渡的十分发达的莫斯特工业”。我国学者也注意到了这些现象，并给与了解释。 虽然不同学者对水洞沟文化的性质有一个大致相似的结论，即具有欧洲旧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的特征，但是对于其“东西混合”的特点，学者们却难以将其归入我国目前已知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任何类型，而只能认为是我国最具有欧洲旧石器时代文化传统的单独类型。不过，新的发现与研究还是给这个问题的解决带来了希望。2002年5月，侯亚梅在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人类学研究所观察来自水洞沟20世纪20年代发掘出土的标本时，发现几件小型石核与其先前研究并命名的发现于中国华北泥河湾东谷坨遗址的“东谷坨石核”类型相似。这表明，水洞沟的石器工业可能受到以华北为中心的旧石器文化的影响，即其文化的根源还是在中国的华北地区；只不过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西来文化的挺进促使水洞沟发生了一定规模的以石叶文化取代石片文化的变革，其石片也多产自勒瓦娄哇石核，相反华北地区发生的细石器技术革命对于水洞沟的影响却极小，甚至没有。无论如何，水洞沟文化具有“东西混合”的特点，正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产物。 三、乌兰木伦遗址 乌兰木伦遗址是2010年在鄂尔多斯高原新发现的一处遗址，目前已经过4次发掘，获得了上万件石制品哺乳动物牙、骨化石。经碳十四和光释光测年结果为距今3～7万年。虽然该遗址的研究工作仍在进行当中，但初步的研究结果表明其石制品总体上为小石器工业组合， 石制品类型丰富。工具组合由锯齿刃器、凹缺器、刮削器、钻具、尖状器、石镞、薄刃斧、琢背石刀、雕刻器、鸟喙状器、两面器粗坯、端刮器、石球等13个类型构成。从比例上看，锯齿刃器、凹缺器和刮削器是最为主要的成分，比例均超过20%，其中锯齿刃器比例最高，达到36.9%；其次是钻具，比例为6.5%；其他各类工具比例均较低，在2%左右或小于2%。显然，乌兰木伦遗址在工具类型构成上是以锯齿刃器、凹缺器和刮削器为代表的石器工业组合。锯齿刃器不仅比例高，而且根据刃缘数量和形态还可分出多个子类型；凹缺器也可分出标准型和克拉克当型二类；刮削器从刃缘形态上也可分出多个子类型。从文化角度来讲，乌兰木伦遗址工具组合是以锯齿刃器和凹缺器为代表的小石片工业传统，其具有我国华北地区小石器工业体系的一般特征，其又与欧洲旧石器时代中期“锯齿刃器型莫斯特（Denticulate Mousterian）”有可对比之处，对于探讨旧石器时代东西方文化交流与融合具有重要意义。此外，乌兰木伦遗址石核剥片技术中所采用的Kombewa技术，在中国目前也已报道的旧石器文化中还没有见到，可能也需要从欧洲甚至非洲寻找来源。 四、其他调查发现 此外，在鄂尔多斯高原调查发现的石制品也体现出欧洲旧石器中晚期文化特征。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张森水先生在内蒙古中南部即鄂尔多斯高原地区的调查就发现了典型的新月型刮削器等，甚至可能与欧洲的“梭鲁特文化”相似。2011年，在对乌兰木伦遗址发掘的同时，考古队对乌兰木伦河流域进行了旧石器考古调查，调查成果也非常丰富，发现了近千件石制品，其中不乏精品。一些两面或单面通体修理的石制品与张森水先生上世纪调查发现的石制品相似，可能采用了“梭鲁特压制技术”；此外还发现有数件石叶石核和石叶标本，表现出欧洲典型的“奥瑞纳文化”的特征。 五、结语 东西文化交流一直是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在东西方文化交流过程中，鄂尔多斯高原发现的萨拉乌苏、水洞沟和乌兰木伦遗址以及其他调查发现的旧石器中晚期文化集中体现了这一漫长的交流成果，成为研究东西方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典型地区，为中国旧石器文化的多样性、开放性等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鄂尔多斯高原目前的旧石器考古发现相信只是远古祖先留下的宝贵财产的一小部分，在未来的工作中，肯定还会有更多的重要发现。让这些发现还原史前人类在鄂尔多斯高原的活动场景，还原远古时期东方和西方古人类的交流与融合过程。 （作者：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博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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