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

亚当·斯密是我们的向导，带领我们走出这个时代也许是最急切要解决的窘境：如何让资本主义经济更人道，更有意义。

他1723年出生在苏格兰的柯科迪，一座以制造业为主的小城里，靠近爱丁堡。他在学生时代非常努力，和母亲很亲近。孩童时代他被吉普赛人短暂地绑架过。虽是中产家庭的孩子，年轻的他与那个时代很好的年轻贵族同游法国，并结下了深厚友谊。接着他成了研究学术的哲学家，写了论同情之重要性的主要著作，并讲授逻辑和美学。他笑容迷人。书房常常杂乱不堪。

他也是经济学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部分因为他关心的远超经济学本身。他希望理解金钱的系统，因为他把让国家和人民幸福作为自己根本的抱负。在那个时代，这通常意味着要么对宗教要么对政府感兴趣。关于教堂的地位和国家的基础的热烈讨论成为智力辩论的主流。但斯密坚持认为哲学家们真正应该担心的是经济：钱是怎么挣的，怎么花的，以及谁靠做什么能挣多少钱。

斯密的四个观点对我们仍然是无价向导，可以帮我们创造一个更好的资本主义：

1. 专业化

现代工作有两个突出的事实：

- 现代经济（为精英阶层）制造了史无前例的财富

- 很多普通人觉得工作很无聊，主要的抱怨是，工作没有意义。

亚当·斯密第一个用他的“专业化”理论中去理解这两个现象，发现它们（奇怪地）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主张，在现代商业中，以往一个人在一天内做的工作可以分成很多工作，由很多人用他们整个职业生涯来完成，这样赚的钱会多得多。

斯密把这誉为一项重大进步：他预言称，劳动力如果更加专业化，国家经济就会变得远比现在更加富有。如果一个国家的人自己做早餐，早上试着自己造房子，中午抓鱼来做午饭，下午自己教育孩子，他们注定贫穷。一个好的多的方法是把每件事分到每个个体的专业领域，鼓励人们对他们的需求和才智进行交易。

斯密也许会告诉我们，当今世界已经非常富裕的一个标志是，每次遇到陌生人，我们都看不出对方是做什么的。对让人无法理解的职位名称的狂热——从物流供应经理，包装协调员到沟通和学习专员——证明了斯密洞见的经济学逻辑的正确性。

但专业化有个巨大的问题：意义。工作分得越细，每项工作就越不能感觉到意义，因为我们称作意义的东西，是当一个人做对别人的生活有很大影响的事情自然感受到的。当生意不大又有各种流程的时候，帮助他人的意义感很容易获得，即使你只是经营一家小服装店或者面包店。但当所有东西都工业化之后，每个人都是巨型机器的小小螺丝钉，整体的逻辑（虽然对管理层存在）在组织底层人们的头脑中很可能是缺失的。一个公司如果拥有十五万名员工，分散在四大洲，做东西从概念到交付要用五年时间，员工们要维持目标和整体感就非常难。

一些思想家非常担心专业化的影响，他们主张我们回到工匠经济（十九世纪哲学家们的理想世界）。但斯密的想法更具开创性。他觉察到，先进经济体没有一个让人满意的故事，告诉工人他们的个人努力是如何被安排到更大的结构中去的，他们如何帮助他人，如何服务社会。

现代专业化公司的老板们于是就有了一项额外的责任：告诉员工他们工作的目标、角色和基本的尊严。

2. 消费资本主义

斯密的时代见证了我们现在称为消费资本主义的发展。制造商们开始生产面向日益壮大的中产阶层的奢侈品。购物精品廊、时尚杂志和家用品牌到处涌现。这些让一些时事评论员大为惊骇。哲学家卢梭希望可以在他的家乡日内瓦禁止“奢侈品”，回归简朴生活。他特别着迷于古代斯巴达城邦，主张他的城市应该拷贝斯巴达朴素、尚武的生活方式。

斯密强烈反对这个观点，他向这位瑞士哲学家指出，奢侈品和愚蠢的消费沉迷事实上在一个好的社会中扮演者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正是它们提供了财富盈余，社会从而得以照顾弱者。诚然，消费社会可能没有斯巴达城邦的表面的严谨道德，但在另一层面上它们有资格被认为非常有道德：它们不让孩子和老人挨饿，它们能提供医院和贫困救助。所有那些绣边手帕、镶宝石的鼻烟盒、用奶油做的微缩庙宇的甜点毫无疑问是不必要且轻浮的，但它们鼓励交易、创造就业并制造出巨大财富—在这点上我们必须为它们辩护。

如果斯密止步于此，那么选择就不那么容易了（要么是消费资本主义的愚蠢，要么是斯巴达的艰苦朴素—或者朝鲜）。但斯密对于未来抱有美好的希望：消费不总是包含那些愚蠢轻浮的东西。他观察到人们有很多“更高级的”需要，这些需要很实用也很好，不过目前资本主义企业尚不能满足：其中包括我们对教育、对理解自身、对美好城市和对有益的社交生活的需要。

今日的资本主义还没有办法解决斯密和卢梭圈出了两难选择。不过我们可以期望这样的未来，我们不用一直只是通过满足那些有辱人格或肤浅的消费需求来赚钱（不停地发放更多的广告购物卡或者派人放风）。我们也要树立远大抱负，通过真正帮助人们来获得可观的利润。比如，精神疗法理所当然应成为21世纪晚些时候的巨大产业之一。

3. 如何对待富人

至于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大问题是如何让富人对社会其他成员表现得宜。基督教的答案是：让他们感到有罪；把穷人的苦难展示给他们，诉诸他们的良知。与此同时，激进的左翼给出的答案是：提税。但斯密都不同意：富人的心很可能还是同样冷漠，高税收可能只是让富人们离开这个国家。

他利用关于富人真正需要什么的理论，得出了更具独创性也更精妙的建议。他提议说，和大家想的正相反，富人真正关心的不是钱，而是荣誉和尊敬。富人们积累财富不是因为他们物质上贪婪，而是因为情感上需要。他们这么做主要是想要受人喜欢、被人赞同。

这种虚荣心给了聪明的政府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政府的重点不是向富人收税，而是给他们足够的荣誉和地位——反过来让这些孤芳自赏的富人们做些他们一般不在意的事情，比如赞助学校和医院，给工人们好工钱。

斯密如是说：“教育的秘诀是把虚荣心引向恰当的目标。”

4. 教育消费者

大公司现在让我们感觉很邪恶，它们因低薪工作、滥用环境和害人原料成为自然的责备对象。但亚当·斯密知道，有一个未被人们预料的、也更重要的因素要为这些坏事负责：我们的品味。是我们作为消费者一起，选择了某些让人安逸或者激动的东西。一旦这个基本事实确定了，其他一切随之而来。让世界变坏的主要不是公司，而是我们的欲望——公司的服务对象。

所以，一个好的资本主义社会不只是给消费者以选择，它会花费大量精力教育人们如何谨慎地进行选择。资本主义需要通过提升需求的质量来被拯救。

总结

世界经济境况看起来如此荒谬又如此复杂，我们最终在绝望和被动中崩溃。

亚当·斯密的现成观点可以给我们信心和希望。他的作品满是关于人的价值如何与商业需求调和的思想。他值得我们持续关注，因为他感兴趣的问题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头等大事：如何创造一个既有利可图又文明有礼的经济。

译者：cyal8er原文作者：Philosophers Mail

来源：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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