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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莺莺传》 一
衡量一部文学作品，无论小到一首绝句，还是大到一部煌煌巨制，大致都有一个标准：看它诞生以后，是否能被世人接受，广为阅读。大凡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往往能先征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读者，同时，还能征服不同时代的读者。文学的功能是文学存在的依据。元稹的《莺莺传》被千百年的读者所接受，必然会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莺莺传》的读者群中，自然不会少了文学史家、小说史家。可是，文学史的研究是近百年的事。如果从世界文学范围来看，19世纪以前，是诗歌的世纪，19世纪以来，小说这种文体成为大宗。20世纪初的中国思想界面临仅次于佛学东传之后的又一次转型。中国文学界也是如此。西方已辉煌了近一个世纪的小说，首次进入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视野之中。一扫几千年的传统文学观念：小说家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议，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班固《汉书·艺文志》）。文学史家开始涉足于古典小说的研究，鲁迅先生首当其冲。1920年8月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1924年6月正式出版《中国小说史略》，打破中国小说“自来无史”的局面，一举奠定了中国小说史领域研究的基本格局。无稹的《莺莺传》开始进入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先生说：“元稹以张生自寓，述其亲历之境，虽文章尚非上乘，而时有情致，固亦可观，惟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而李绅杨巨源既各赋诗以张之，稹又早有诗名，后秉节钺，故世人仍多乐道。”[1](P65)鲁迅先生接受了宋代王性之、赵德麟提出的张生为元稹自寓的说法，成为权威观点。同时，鲁迅先生指出元稹《莺莺传》中张生的议论文字，说这是“文过饰非，遂堕恶趣”，这种从道德标志评价《莺莺传》的思路，又成为后继的文学史研究者立论的切入点。20世纪的几部颇具影响的《文学史》皆是如此。写作于30年代，出版于40年代，影响于50年代的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中说：“《莺莺传》的成就，是成功地创造了一个封建社会的名门闺秀，为了追求爱情的幸福生活，反抗封建道德而终归于失败的女性悲剧，并成为小说中在封建压力下反抗斗争而遭受着牺牲的女性典型之一。张生那种始乱终弃的卑鄙行为，正反映同那种热心富贵功名，玩弄爱情的知识分子的真实面貌。但由于传中所写的张生行径，含有着作者自己的经历，因而作者对张生的‘忍情’采取了赞美、肯定的态度，并称之为‘善补过者’，这就大大地削弱了作品后半部的思想意义，并显示出作者灵魂深处的虚伪和自私。”[2](P387－388)
三十年代，郭箴一著的《中国小说史》中只指出《莺莺传》的影响，对小说未作批评。60年代初，由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余冠英等十八位学者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三卷本），对《莺莺传》做了这样的批评：“男主角张生，却是一个必须受到批判的人物。他对莺莺并没有真实深厚的爱情，他追求莺莺只是为了她的美丽所动心，并且他又站在封建士大夫观点上把美丽的莺莺视为‘尤物’。因此，他不仅‘始乱之，终弃之’，而且还对自己的‘忍情’感到洋洋得意。张生是一个玩弄女性而不以为耻的封建阶级的知识分子。可是，作者却对这一人物抱有肯定的态度，并且以赞赏的笔调去写他的‘善补过’。这反映出作者的思想中存在着浓重的封建意识。因此造成整个作品前后分裂的现象，致使作品的后一部分完全失去光彩。”[3](P515)
余著《中国文学史》改进了刘大杰先生的观点，认为作者元稹的议论是受其世界观决定的，不简单地取决于个人经历。稍后，游国恩等四教授的《中国文学史》也得到学界的好评。游著《中国文学史》中说：“至于张生，只是一个玩弄女性而毫无羞愧的封建文人。他对莺莺始乱终弃，是封建制度下醉心的功名富贵的士子的真实写照。作者对他的卑劣行径，非但不加指斥，而且从封建的道德规范出发，赞许他为‘善补过者’。这反映了作者世界观中严重的封建思想。从艺术来说，作品后半篇以大量诗文来代替生动的叙述，也大大减弱了形象的感染力量。”[4](P236)
80年代中期，“重写文学史”的呼吁中，出现的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从“人性的分裂”的角度来批评《莺莺传》。说：“《莺莺传》其实很难简单地指为‘爱情小说’，张生对莺莺，只是把她看作一个具有诱惑性的‘尤物’，乃至‘妖孽’，始而为其美色所动，主动亲近，最终却为了自己利益将她抛弃，而这种行为在小说中竟被称颂为‘善补过’。但另一方面，在发表伪善的议论的同时，作者毕竟还是描绘了一对青年男女在一个短暂的时期中彼此慕悦和自相结合的经过（这表明元稹对于其自身经历仍颇怀留恋），……这篇小说的缺陷，除了上述写作态度上的矛盾和由此造成的作品主题的不统一，从结构上来说，后半篇不仅论述了莺莺的长信，还穿插了杨巨源和作者本人的诗歌及张生‘忍情的议论等，也显得松散累赘。而这主要还不是写作技巧的问题，而是反映了小说以后的各种因素（如《云麓漫钞》所说传厅要兼具‘史才、诗笔、议论’之长）所造成的文体不纯的现象。’”[5](P218－219)
可以说，章著《中国文学史》在评价《莺莺传》上，对刘大杰、余冠英、游国恩等人所著的文学史有所突破。但又回到三十年代，陈寅恪《读莺莺传》的水平。《元白诗笺证稿·读莺莺传》一文中说：“莺莺传中张生忍情之说一节，今人视之既最为可厌，亦不能解其真意所在。夫微之善于为文者也，何为著此一段迂矫议论耶？考赵彦卫云麓漫钞捌云：唐之举人先籍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据此，小说之文宜备众体。莺莺传传中忍情之说，即所谓议论。会真等读，即所谓诗笔。叙述离合悲欢，即所谓史才。皆当日小说文中，不得不具备者也。”[6](P116)
傅璇琮《一种文化史的批评》一文中：“特别能表现他（陈寅恪）的文化史批评精神的，是他在《元白诗笺证稿》中关于元稹《莺莺传》的论析。……首先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陈寅恪观察这个问题的角度，这就是他的文化史批评的角度。正因为他从大的文化环境来看待作品中的男女关系，就使我们的认识超出单纯道德的评判，由简单的行为谴责而进入到对那个时期一代知识分子心理的审视。”[7](P315－376)
这样看来，章培恒、骆玉明的《中国文学史》尚未达到陈寅恪先生论述的深度。郭预衡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四卷本）以及侯忠义《隋唐五代小说史》等著作，也没有摆脱单纯的道德评判。郭著《中国古代文学史》说：“张生是封建社会典型的薄情虚伪的负心郎。……更为可恶的是，他还恬不知耻地用封建伦理来为自己轻狂、薄情和负心辩解，将纯真痴情的莺莺传比作褒姒、妲己之类的尤物，而把自己打扮成正人君子。”[8](P317－318)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说：“传文末尾对张生这种绝情的展示，于作者或有为张生‘文过饰非’之嫌，而在客观艺术效果上，却起到了对爱情不专一行为的批判，产生了真正打动人心的悲剧力量。”[8](P392)
二
元稹《莺莺传》是中国传统社会中最具古典风味的爱情故事。故事被安排在远离尘嚣、且最具兼容的普救寺。普救寺不但是爱情故事的真实环境，而且具有符号意义。因为寺庙里“能集聚很多人，上上下下各种人，使纷繁的信息以及由此而来的活动有了非常方便的场所。”[11](P124) 在普救寺中，张生、崔莺莺、郑母、红娘、贼人、蒲将等各色人都可以汇集于此。张生的爱情（真正的爱情）只能萌发在这里。因为，普救寺的环境使得具体的礼法变得薄弱。他们的关系错综复杂，郑母与张生有亲属关系，自然，张生与崔莺莺相识多了一分可能。贼人挠寺，郑母惧怕，而张生又借势退了盗贼，这使得张生与崔莺莺又多了一分可能。张生爱慕崔莺莺，求之不得，又讨好红娘，红娘为其传诗文，又多一缘份。一切的活动关系像钉针一样，被普救寺这个“磁场”紧紧吸引在一起。离开普救寺，崔莺莺的爱情之花随着张生的移情他顾而枯萎。作为符号意义的普救寺，又象征或影射着中唐社会。中唐社会又何尝不是一座大普救寺？因为，“中国的庙兼住人；……印度神庙可养舞女，侍神兼能侍人。印度可将人神合一，将纵欲和禁欲合一。大自在天湿婆又是舞蹈之神，又是苦行之神，又是毁灭之神，又娶妻生子。这位大神好像是也能符合中国人的理想，可是不能随如来佛到中国。大概因为他是赤裸裸的，缺少农冠，只好高踞喜马拉雅山峰修炼。他所集于一身的矛盾，只是外人，特别是欧洲人，用基督教一类眼光看来的矛盾。印度一般人一点不觉得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甚至并不感觉有对立。他们的庙会在外人眼中是又苦又乐，又污秽又清高，又有生又有死，非常奇怪。他们自有解说，丝毫不以为怪。中国人又不同。认为对立的，也不认为合一。但以为可以兼容另外自有解说。这就是排出先后上下等等秩序程序。‘一统（《公羊传》不是合一，实是兼容。兼容又不是平等并立，印度人认为一，欧洲人认为二。中国人认为二不合一，只要排定程度。……欧洲人的圆有圆心，中国人的圆是太极图，无圆心，有‘两仪’分黑白，弯曲对转，印度人的圆是浑然一片。……中国的庙及庙会尽管有外国来历，却实实在在是中国自己的，是中国式的信息场。中国人是最讲划格子分上下内外的，同时又是最讲合一的。要懂中国人、不能只记得孔、孟，还有老、庄，还有墨翟、韩非；不仅有刘邦、朱元璋，还有忽必烈，乾隆皇帝；不仅有武松，还有西门庆，不仅有唐僧，还有孙悟空。南北极同在一个地球上，这就是中国人的磁场观念，也是中国信息场的特点。”[11](P124－125) 所以说，中唐社会就是一个大普救寺。既有繁花似锦的金玉美食，还有灿烂至极后的靡烂，既有新兴下层士子的进取精神，又有“意气由来排灌夫”的政治黑暗，既有信奉“文以载道”的振振有辞，又有“愿作鸳鸯不羡仙”的醉生梦死。李泽厚《美的历程》中说：“从中唐以来，一个深刻的矛盾在酝酿。”[12](P144)说得也许就是这个大“普救寺”吗？在中唐这个大普救寺中，已经变得毫无秩序了。元稹的《叙诗寓乐天书》：“稹九岁学赋诗，长者往往惊其可教。年十五六，粗识声病，时贞六十年（794年）已后，德宗皇帝春秋高，理务因人，最不欲文法吏生天下罪过。阃节将动十余年不许朝觐，死于其地，不易者十八九。而又将豪座复之处，因丧负众，横相贼杀，告变骆驿。使者迭窥，旋以状闻天子曰，某邑将某能遏乱，乱众宁附，愿为帅。名为众情，其实逼诈。因而可之者又十八九。前置介卒，因缘交授者，亦十四五，由是诸侯敢自为旨意，有罗列儿孩以自固者，有开导蛮夷以自重者。……京城之中，亭第邸店，以曲巷断。候甸之内，水陆腴沃，以乡里计。其余奴婢资财生生之备称是。朝延大臣以谨慎不言为朴雅。以时进见者，不过一二亲信。直臣义士往往抑塞、禁省之间，时或缮完溃坠；豪家大帅乘声相扇，延及老佛，土本妖炽，习俗不怪。……仆进孩騃，不惯闻见，独于书传中习理乱萌芽，心体悸震，若不可活，思欲发之久矣。适有人以陈子昂《感遇诗》相示，吟玩激烈，即日为《寄思玄子诗》二十首。……又久之，得杜甫诗数百首，爱其浩荡津涯，处处臻到，始病沈宋之不存寄兴，而讶子昂之未暇旁备矣。”[13](P311－312) 这样的世风，元稹“他们觉得这不是‘嘲风雪，弄花草’的时候了，他们都感觉文学的态度应该变严肃了”。[13](P313) 元稹的《莺莺传》也许正是批判这种每况俞下的世风，批评堕落的世风人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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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 [2]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三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3] 余冠英.中国文学史(三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4] 游国恩.中国文学史(四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5] 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6]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7] 傅璇琮.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傅璇琮卷[M].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 [8] 郭预衡.中国古代文学史(四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9]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四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10]侯忠义.隋唐五代小说史[M].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 [11]金克木.探古新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12]李泽厚.美的历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13]胡 [14]张友鹤.唐宋传奇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 [15]宗白华.艺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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