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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令七十二候集解
【元】吴澄撰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经部
礼类
礼记之属存目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一卷（通行本）
旧本题“元吴澄撰”。其书以七十二候分属於二十四气，各训释其所以然。考《礼记·月令》，本无七十二候之说。《逸周书·时训解》乃以五日为一候。澄作《礼记纂言》亦引《唐月令》，分著五日一候之义，然不闻更有此书。其说以《经》文所记多指北方，非南方之所习见，乃博考《说文》、《埤雅》诸书，兼访之於农牧，著为此编。然考证名物，罕所发明。又既以蝼蝈为土狗，又载鼯鼠五技之说，自相矛盾。既以虹为日映雨气，又引虹首如驴之说，兼采杂书，亦乖解经之法。疑好事者为之，托名于澄也。
●吴澄小传
吴澄，字幼清，晚字伯清，学者称草庐先生，抚州崇仁（今江西崇仁县）人。他20岁应乡试中选，翌年春省试下第，乃归家讲学著书；大德末年除江西儒学副提举；至大年间授国子监丞，升司业；至治末年超拜翰林学士；泰定初年任经筵讲官，敕修《英宗实录》；元统元年因病逝世，享年85岁，谥文正。平生著作有《吴文正集》100卷、《易纂言》10卷、《礼记纂言》36卷、《易纂言外翼》8卷、《书纂言》4卷、《仪礼逸经传》2卷、《春秋纂言》12卷、《孝经定本》1卷、《道德真经注》4卷等并行于世。吴澄是元代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他与当世经学大师许衡齐名，并称为“北许南吴”，以其毕生精力为元朝儒学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目錄
立春
雨水
驚蟄
春分
清明
穀雨
立夏
小滿
芒種
夏至
小暑
大暑
立秋
處暑
白露
秋分
寒露
霜降
立冬
小雪
大雪
冬至
小寒
大寒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
元 崇仁吳澄伯清著
夫七十二候呂不韋載于呂氏春秋漢儒入于禮記月令與六經同傳不朽後魏載之于歷欲民皆知以驗氣序然其禽獸草木多出北方蓋以漢前之儒皆江北者也故江南老師宿儒亦難盡識况陳澔之註多為謬說而康成穎達亦有訛處予因是廣取諸家之解并說文埤雅等書而又詢之農牧似得所歸然後并將二十四氣什之于槀以俟博識者鑑焉
○立春
立春正月節立建始也五行之氣往者過來者續于此而春木之氣始至故謂之立也立夏秋冬同東風解凍凍結于冬遇春風而解散不曰春而曰東者呂氏春秋曰東方屬木木火母也然氣溫故解凍蟄蟲始振蟄藏也振動也密藏之蟲因氣至而皆蘇動之矣鮑氏曰動而未出至二月乃大驚而走也魚陟負冰陟升也魚當盛寒伏水底而遂暖至正月陽氣至則上遊而近冰故曰負
○雨水
雨 【 去聲】
水正月中天一生水春始屬木然生木者必水也故立春後繼之雨水且東風既解凍則散而為雨水矣獺祭魚獺一名水狗賊魚者也祭魚取魚以祭天也所謂豺獺知報本歲始而魚上遊則獺初取以祭徐氏曰獺祭圓鋪圓者水象也豺祭方鋪方者金象也候鴈北
【 月令漢書作鴻鴈北】
鴈知時之鳥熱歸塞北寒來江南沙漠乃其居也孟春陽氣既達候鴈自彭蠡而北矣草木萌動天地之氣交而為泰故草木萌生發動矣
○驚蟄
驚蟄二月節夏小正曰正月啟蟄言發蟄也萬物出乎震震為雷故曰驚蟄是蟄蟲驚而出走矣桃始華 【 呂氏春秋作桃李華】
桃果名花色紅是月始開倉庚鳴庚亦作鶊黃鸝也詩所謂有鳴倉庚是也章龜經曰倉清也庚新也感春陽清新之氣而初出故名其名最多詩曰黃鳥齊人謂之搏黍又謂之黃袍僧家謂之金衣公子其色鵹黑而黃又名鵹黃諺曰黃栗畱黃鶯鶯兒皆一種也鷹化為鳩鷹鷙鳥也鷂鸇之屬鳩即今之布穀章龜經曰仲春之時林木茂盛口啄尚柔不能捕鳥瞪目忍飢如癡而化故名曰鳲鳩王制曰鳩化為鷹秋時也此言鷹化為鳩春時也以生育肅殺氣盛故鷙鳥感之而變耳孔氏曰化者反歸舊形之謂故鷹化為鳩鳩復化為鷹如田鼠化為鴽則鴽又化為田鼠若腐草為螢鴙為蜃爵為蛤皆不言化是不再復本形者也
○春分
春分二月中分者半也此當九十日之半故謂之分秋同義夏冬不言分者蓋天地閒二氣而已方氏曰陽生于子終于午至卯而中分故春為陽中而仲月之節為春分正陰陽適中故晝夜無長短云元鳥至元鳥燕也高誘曰春分而來秋分而去也雷乃發聲陰陽相薄為雷至此四陽漸盛猶有陰焉則相薄乃發聲矣乃者韻會曰象氣出之難也註疏曰發猶出也始電電陽光也四陽盛長值氣泄時而光生焉故歷解曰凡聲陽也光亦陽也易曰雷電合而章公羊傳曰電者雷光是也徐氏曰雷陽陰電非也蓋盛夏無雷之時電亦有之可見矣
○清明
清明三月節按國語曰時有八風歷獨指清明風為三月節此風屬巽故也萬物齊乎巽物至此時皆以潔齊而清明矣桐始華桐木名有三種華而不實者曰白桐爾雅所謂榮桐木是也皮青而結實者曰梧桐一曰青桐淮南子曰梧桐斷角是也生于山岡子大而有油者曰油桐毛詩所謂梧桐不生山岡者是也今始華者乃白桐耳按埤雅桐木知日月閏年每一枝生十二葉閏則十三葉與天地合氣者也今造琴瑟者以花桐木是知桐為白桐也田鼠化為鴽
【 音如】
按爾雅註曰鼫鼠形大如鼠頭似兔尾有毛青黃色好在田中食粟豆謂之田鼠本草素問曰鴽鶉也似鴿而小爾雅釋鳥鴽鴾母郭註酓?鳥也青州人呼為鴾母鮑氏曰鼠陰類鴽陽類陽氣盛故化為鴽蓋陰為陽所化也虹始見
【 去聲】
虹虹蜺也詩所謂螮蝀俗讀去聲也註疏曰是陰陽交會之氣故先儒以為雲薄漏日日照雨滴則虹生焉今以水噀日自劍視之則暈為虹朱子曰日與雨交倏然成質陰陽不當交而交者天地淫氣也虹為雄色赤白蜺為雌色青白然二字皆從蟲說文曰似螮蝀狀諸書又云嘗見虹入溪飲水其首如驢恐天地閒亦有此種物也但虹氣似之借名也
○穀雨
穀雨 【 去聲】
三月中自雨水後土膏脉動今又雨其穀于水也雨讀作去聲如雨我公田之雨蓋穀以此時播種自上而下也故說文云雨本去聲今風雨之雨在上聲雨下之雨在去聲也萍始生萍水草也與水相平故曰萍漂流隨風故又曰漂歷解曰萍陽物靜以承陽也鳴鳩拂其羽鳩即鷹所化者布穀也拂過擊也本草云拂羽飛而翼拍其身氣使然也蓋當三月之時趨農急矣鳩乃追逐而鳴鼓羽直刺上飛故俗稱布穀戴勝降于桑戴勝一名戴鵀爾雅註曰頭上有勝毛此時恆在于桑蓋蠶將生之候矣言降者重之若天而下亦氣使之然也
○立夏
立夏四月節立字解見春夏假也物至此時皆假大也螻蟈鳴螻蟈小蟲生穴土中好夜出今人謂之土狗是也一名螻蛄一名石鼠一名螜 【 音斛】
各地方言之不同也淮南子曰螻蟈鳴邱螾出陰氣始而二物應之夏小正三月螜則鳴是也且有五能不能成一技飛不能過屋緣不能窮木泅不能渡谷穴不能覆身走不能先人故說文稱鼫為五技之鼠古今註又以螻名鼫鼠可知埤雅本草俱以為臭蟲陸德明鄭康成以為蛙皆非也蚯蚓出蚯蚓即地龍也
【 一名曲蟺】
歷解曰陰而屈者乘陽而伸見也王瓜生圖經云王瓜處處有之生平野田宅及牆垣葉似栝樓烏藥圓無丫缺有毛如刺蔓生五月開黃花花下結子如彈丸生青熟赤根似葛細而多糝又名土瓜一名落鵶瓜今藥中所用也禮記鄭元註曰即萆挈本草作菝葜陶隱居以辨其謬謂菝葜自有本條殊不知王瓜亦自有本條先儒當時如不檢書而謾言者可笑
○小滿
小滿四月中小滿者物至于此小得盈滿苦菜秀埤雅以荼為苦菜毛詩曰誰謂荼苦 【 荼即茶也故韻今茶註本作荼】
是也鮑氏曰感火之氣而苦味成爾雅曰不榮而實謂之秀榮而不實謂之英此苦菜宜言英也蔡邕月令以謂苦蕒菜非靡草死鄭康成鮑景翔皆云靡草葶藶之屬禮記註曰草之枝葉而靡細者方氏曰凡物感陽而生者則強而立感陰而生者則柔而靡謂之靡草則至陰之所生也故不勝至陽而死麥秋至秋者百穀成熟之期此於時雖夏於麥則秋故云麥秋也
○芒種
芒種 【 上聲】 五月節謂有芒之種穀可稼種 【 去聲】
矣螳螂生螳螂草蟲也飲風食露感一陰之氣而生能捕蟬而食故又名殺蟲曰天馬言其飛捷如馬也曰斧蟲以前二足如斧也尚名不一各隨其地而稱之深秋生子于林木閒一殼百子至此時則破殼而出藥中桑螵蛸是也鵙
【 音局】
始鳴鵙百勞也本草作博勞朱子孟注曰博勞惡聲之鳥蓋梟類也曹子建惡鳥論百勞以五月鳴其聲鵙鵙然故以之立名似俗稱濁溫故埤雅禽經註云伯勞不能翺翔直飛而已毛詩曰七月鳴鵙蓋周七月夏五月也反舌無聲諸書以為百舌鳥以其能反復其舌故名特註疏以為蝦蟆蓋蛙屬之舌尖向內故名之今辨其非者以其此時正鳴不知失者也易通卦驗亦名為蝦蟆無聲若以五月正鳴殊不知初旬見形後形亦藏矣陳氏曰螳螂鵙皆陰類感微陰而或生或鳴反舌感陽而發遇微陰而無聲也
○夏至
夏至五月中韻會曰夏假也至極也萬物于此皆假大而至極也鹿角解 【 音駭】
鹿形小山獸也屬陽角支向前與黃牛一同麋形大澤獸也屬陰角支向後與水牛一同夏至一陰生感陰氣而鹿角解解角退落也冬至一陽生麋感陽氣而角解矣是夏至陽之極冬至陰之極也蜩
【 音調】 始鳴 【 月令註疏作蟬始鳴】
蜩蟬之大而黑色者蜣螂脫殼而成雄者能鳴雌者無聲今俗稱知了是也按蟬乃總名鳴于夏者曰蜩即莊子云蟪蛄不知春秋者是也蓋蟪蛄夏蟬故不知春秋鳴于秋者曰寒蜩即楚辭所謂寒螿也故風土記曰蟪蛄鳴朝寒螿鳴夕今秋初夕陽之際小而綠色聲急疾者俗稱都了是也故埤雅各釋其義然此物生於盛陽感陰而鳴半夏生半夏藥名居夏之半而生故名
○小暑
小暑六月節說文曰暑熱也就熱之中分為大小月初為小月中為大今則熱氣猶小也溫風至至極也溫熱之風至此而極矣蟋 【 音悉】 蟀 【
音率】 居壁一名蛬 【 音拱】
一名蜻蛚即今之促織也禮記註曰生土中此時羽翼稍成居穴之壁至七月則遠飛而在野矣蓋肅殺之氣初生則在穴感之深則在野而鬬鷹始擊 【
禮記作鷹乃學習】擊搏擊也應氏曰殺氣未肅鷙猛之鳥始習于擊迎殺氣也
○大暑
大暑六月中解見小暑腐草為螢曰丹良曰丹鳥曰夜光曰宵燭皆螢之別名離明之極則幽陰至微之物亦化而為明也毛詩曰熠燿宵行另一種也形如米蟲尾亦有火不言化者不復原形解見前土潤溽
【 音辱】 暑溽濕也土之氣潤故蒸鬱而為濕暑俗稱齷齪熱是也大雨時行前候濕暑之氣蒸鬱今候則大雨時行以退暑也
○立秋
立秋七月節立字解見春秋揫也物于此而揫斂也涼風至 【 禮記作盲風至】
西方淒清之風曰涼風溫變而涼氣始肅也周語曰火見而清風戒寒是也白露降大雨之後清涼風來而天氣下降茫茫而白者尚未凝珠故曰白露降示秋金之白色也寒蟬鳴寒蟬爾雅曰寒螿蟬小而青紫者馬氏曰物生于暑者其聲變之矣
○處暑
處暑七月中處止也暑氣至此而止矣鷹乃祭鳥鷹義禽也秋令屬金五行為義金氣肅殺鷹感其氣始捕擊諸鳥然必先祭之猶人飲食祭先代為之者也不擊有胎之禽故謂之義天地始肅秋者陰之始故曰天地始肅禾乃登禾者穀連藁秸之總名又稻秫苽粱之屬皆禾也成熱曰登
○白露
白露八月節秋屬金金色白陰氣漸重露凝而白也鴻 【 淮南子作候】
鴈來鴻大鴈小自北而來南也不謂南鄉非其居耳詳見雨水節下元鳥歸元鳥解見前此時自南而往北也燕乃北方之鳥故曰歸羣鳥養羞 【 淮南子作羣鳥翔】
三人以上為眾三獸以上為羣羣眾也禮記註曰羞者所羹之食養羞者藏之以備冬月之養也
○秋分
秋分八月中解見春分雷始收聲鮑氏曰雷二月陽中發聲八月陰中收聲入地則萬物隨入也蟄蟲坏 【 音培】
戶淘瓦之泥曰坏細泥也按禮記註曰坏益其蟄穴之戶使通明處稍小至寒甚乃墐塞之也水始涸禮記註曰水本氣之所為春夏氣至故長秋冬氣返故涸也
○寒露
寒露九月節露氣寒冷將凝結也鴻鴈來賓鴈以仲秋先至者為主季秋後至者為賓通書作來濱濱水際也亦通雀入大水為蛤雀小鳥也其類不一此為黃雀大水海也國語云雀入大海為蛤蓋寒風嚴肅多入于海變之為蛤此飛物化為潛物也蛤蚌屬此小者也菊有黃華草木皆華于陽獨菊華于陰故言有桃桐之華皆不言色而獨菊言者其色正應季秋土旺之時也
○霜降
霜降九月中氣肅而凝露結為霜矣周語曰駟見而隕霜豺祭獸 【 月令作豺乃祭獸戮禽】
祭獸以獸而祭天報本也方鋪而祭秋金之義草木黃落色黃而搖落也蟄蟲咸俯 【 淮南子作俛】 咸皆也俯垂頭也此時寒氣肅凜蟲皆垂頭而不食矣
○立冬
立冬十月節立字解見前冬終也萬物收藏也水始冰水面初凝未至于堅也地始凍土氣凝寒未至于拆雉入大水為蜃雉野雞鄭康成淮南子高誘俱註蜃為大蛤玉篇亦曰蜃大蛤也墨子又曰蚌一名蜃蚌非蛤類乎禮記之註曰蛟屬埤雅又以蚌蜃各釋似非蛤類然按本草車螯之條曰車螯是大蛤一名蜃能吐氣為樓臺又嘗聞海旁蜃氣成樓垣章龜經曰蜃大者為車輪島嶼月閒吐氣成樓與蛟龍同也則知此為蛤明矣况爾雅翼引周禮諸家辯蜃為蛤甚明禮記之註以謂雉由于蛇化之說故以雉子為蜃埤雅既曰似蛇而大腹下盡逆鱗知之悉矣然復疑之一曰狀似螭龍有耳有角則亦聞而識之不若本草章龜經為是即一物耳大水淮也晉語曰雉入于淮為蜃
○小雪
小雪十月中雨下而為寒氣所薄故凝而為雪小者未盛之辭虹藏不見禮記註曰陰陽氣交而為虹此時陰陽極乎辨故虹伏虹非有質而曰藏亦言其氣之下伏耳天氣上升地氣下降閉塞而成冬天地變而各正其位不交則不通不通則閉塞而時之所以為冬也
○大雪
大雪十一月節大者盛也至此而雪盛矣鶡鴠不鳴禽經曰鶡毅鳥也似雉而大有毛角鬬死方休古人取為勇士冠名可知矣漢書音義亦然埤雅云黃黑色故名為鶡據此本陽鳥感六陰之極不鳴矣若郭璞方言似雞冬無毛晝夜鳴即寒號蟲陳澔與方氏亦曰求旦之鳥皆非也夜既鳴何為不鳴耶丹鉛餘錄作鴈亦恐不然淮南子作鳱鴠詩註作渴旦虎始交虎猛獸故本草曰能避惡魅今感微陽氣益甚也故相與而交荔挺出荔本草謂之蠡實即馬薤也鄭康臣蔡邕高誘皆云馬薤况說文云荔似蒲而小根可為刷與本草同但陳澔註為香草附和者即以為零陵香殊不知零陵香自生于三月也
○冬至
冬至十一月中終藏之氣至此而極也蚯蚓結六陰寒極之時蚯蚓交相結而如繩也麋角解說見鹿角解下水泉動水者天一之陽所生陽生而動今一陽初生故云耳
○小寒
小寒十二月節月初寒尚小故云月半則大矣鴈北鄉 【 去聲】
鄉向導之義二陽之候鴈將避熱而回今則鄉北飛之至立春後皆歸矣禽鳥得氣之先故也鵲始巢喜鵲也鵲巢之門每向太歲冬至天元之始至後二陽已得來年之節氣鵲遂可為巢知所向也雉雊
【 音姤】 雉文明之禽陽鳥也雊雌雄之同鳴也感于陽而後有聲
○大寒
大寒十二月中解見前雞乳育也馬氏曰雞木畜麗于陽而有形故乳在立春節也征鳥厲疾征伐也殺伐之鳥乃鷹隼之屬至此而猛厲迅疾也水澤腹堅陳氏曰冰之初凝水面而已至此則徹上下皆凝故云腹堅腹猶內也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
附錄一：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一卷（通行本）
舊本題元吳澄撰其書以七十二候分屬於二十四氣各訓釋其所以然考禮記月令本無七十二候之說逸周書時訓解乃以五日爲一候澄作禮記纂言亦引唐月令分著五日一候之義然不聞更有此書其說以經文所記多指北方非南方之所習見乃博考說文埤雅諸書兼訪之於農牧著爲此編然考證名物罕所發明又旣以螻蟈爲土狗又載鼯鼠五技之說自相矛盾旣以虹爲日映雨氣又引虹首如驢之說兼采雜書亦乖解經之法疑託名也（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禮類存目）
●附錄二：
元史·卷一百七十一·列传第五十八·刘因、吴澄
○吴澄
吴澄，字幼清，抚州崇仁人。高祖晔，初居咸口里，当华盖、临川二山间，望气者徐觉言其地当出异人。澄生前一夕，乡父老见异气降其家，邻媪复梦有物蜿蜓降其舍旁池中，旦以告于人，而澄生。三岁，颖悟日发，教之古诗，随口成诵。五岁，日受千余言，夜读书至旦，母忧其过勤，节膏火，不多与，澄候母寝，燃火复诵习。九岁，从群子弟试乡校，每中前列。既长，于《经》、《传》皆习通之，知用力圣贤之学，尝举进士不中。
至元十三年，民初附，盗贼所在蜂起，乐安郑松，招澄居布水谷，乃著《孝经章句》，校定《易》、《书》、《诗》、《春秋》、《仪礼》及大、小《戴记》。侍御史程钜夫，奉诏求贤江南，起澄至京师。未几，以母老辞归。钜夫请置澄所著书于国子监，以资学者，朝廷命有司即其家录上。元贞初，游龙兴，按察司经历郝文迎至郡学，日听讲论，录其问答，凡数千言。行省掾元明善以文学自负，尝问澄《易》、《诗》、《书》、《春秋》奥义，叹曰：「与吴先生言，如探渊海。」遂执子弟礼终其身。左丞董士选延之于家，亲执馈食，曰：「吴先生，天下士也。」既入朝，荐澄有道，擢应奉翰林文字。有司敦劝，久之乃至，而代者已至官，澄即日南归。未几，除江西儒学副提举，居三月，以疾去官。
至大元年，召为国子监丞。先是，许文正公衡为祭酒，始以《硃子小学》等书授弟子，久之，渐失其旧。澄至，旦燃烛堂上，诸生以次受业，日昃，退燕居之室，执经问难者，接踵而至。澄各因其材质，反覆训诱之，每至夜分，虽寒暑不易也。皇庆元年，升司业，用程纯公《学校奏疏》、胡文定公《六学教法》、硃文公《学校贡举私议》，约之为教法四条：一曰经学，二曰行实，三曰文艺，四曰治事，未及行。又尝为学者言：「硃子于道问学之功居多，而陆子静以尊德性为主。问学不本于德性，则其敝必偏于言语训释之末，故学必以德性为本，庶几得之。」议者遂以澄为陆氏之学，非许氏尊信硃子本意，然亦莫知硃、陆之为何如也。澄一夕谢去，诸生有不谒告而从之南者。俄拜集贤直学士，特授奉议大夫，俾乘驿至京师，次真州，疾作，不果行。
英宗即位，超迁翰林学士，进阶太中大夫。先是，有旨集善书者，粉黄金为泥，写浮屠《藏经》。帝在上都，使左丞速速诏澄为序，澄曰：「主上写经，为民祈福，甚盛举也。若用以追荐，臣所未知。盖福田利益，虽人所乐闻，而轮回之事，彼习其学者，犹或不言。不过谓为善之人，死则上通高明，其极品则与日月齐光；为恶之人，死则下沦污秽，其极下则与沙虫同类。其徒遂为荐拔之说，以惑世人。今列圣之神，上同日月，何庸荐拔！且国初以来，凡写经追荐，不知几举。若未效，是无佛法矣；若已效，是诬其祖矣。撰为文辞，不可以示后世，请俟驾还奏之。」会帝崩而止。
泰定元年，初开经筵，首命澄与平章政事张圭、国子祭酒邓文原为讲官。在至治末，诏作太庙，议者习见同堂异室之制，乃作十三室。未及迁奉，而国有大故，有司疑于昭穆之次，命集议之。澄议曰：「世祖混一天下，悉考古制而行之。古者天子七庙，庙各为宫，太祖居中，左三庙为昭，右三庙为穆，昭穆神主，各以次递迁，其庙之宫，颇如今之中书六部。夫省部之设，亦仿金、宋，岂以宗庙叙次而不考古乎！」有司急于行事，竟如旧次云。时澄已有去志，会修《英宗实录》，命总其事。居数月，《实录》成，未上，即移疾不出。中书左丞许师敬奉旨赐宴国史院，仍致朝廷勉留之意，宴罢，即出城登舟去。中书闻之，遣官驿追，不及而还，言于帝曰：「吴澄，国之名儒，朝之旧德，今请老而归，不忍重劳之，宜有所褒异。」诏加资善大夫，仍以金织文绮二及钞五千贯赐之。
澄身若不胜衣，正坐拱手，气融神迈，答问亹亹，使人涣若冰释。弱冠时，尝著说曰：「道之大原出于天，神圣继之，尧、舜而上，道之元也；尧、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邹、鲁，其利也；濂、洛、关、闽，其贞也。分而言之，上古则羲、黄其元，尧、舜其亨，禹、汤其利，文、武、周公其贞乎！中古之统：仲尼其元，颜、曾其亨乎，子思其利，孟子其贞乎！近古之统：周子其元，程、张其亨也，硃子其利也，孰为今日之贞乎？未之有也。然则可以终无所归哉！」其早以斯文自任如此。故出登朝署，退归于家，与郡邑之所经由，士大夫皆迎请执业，而四方之士不惮数千里，蹑屩负笈来学山中者，常不下千数百人。少暇即著书，至将终，犹不置也。于《易》、《春秋》、《礼记》，各有纂言，尽破传注穿凿，以发其蕴，条归纪叙，精明简洁，卓然成一家言。作《学基》、《学统》二篇，使人知学之本与为学之序，尤有得于邵子之学。校定《皇极经世书》，又校正《老子》、《庄子》、《太玄经》、《乐律》，及《八阵图》、郭璞《葬书》。
初，澄所居草屋数间，程钜夫题曰草庐，故学者称之为草庐先生。天历三年，朝廷以澄耆老，特命次子京为抚州教授，以便奉养。明年六月，得疾，有大星坠其舍东北，澄卒，年八十五。赠江西行省左丞、上护军，追封临川郡公，谥文正。
长子文，终同知柳州路总管府事；京，终翰林国史院典籍官。孙当，自有传。
●附錄三：
中国历代大儒
舒大刚撰
第31章 礼学师儒
吴澄
（1249—1333）
吴澄，字幼清，晚字伯清，学者称草庐先生，抚州崇仁（今江西崇仁县）人。他20岁应乡试中选，翌年春省试下第，乃归家讲学著书；大德末年除江西儒学副提举；至大年间授国子监丞，升司业；至治末年超拜翰林学士；泰定初年任经筵讲官，敕修《英宗实录》；元统元年因病逝世，享年85岁，谥文正。平生著作有《吴文正集》100卷、《易纂言》10卷、《礼记纂言》36卷、《易纂言外翼》8卷、《书纂言》
4卷、《仪礼逸经传》2卷、《春秋纂言》12卷、《孝经定本》1卷、《道德真经注》
4卷等并行于世。吴澄是元代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他与当世经学大师许衡齐名，并称为“北许南吴”，以其毕生精力为元朝儒学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颖异日发
吴澄出身于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家庭。据危素《吴文正公年谱》和虞集《吴公行状》记载，其祖父吴择为人宽厚，不屑细务，擅长于诗赋写作，又粗通天文星历之学。父亲吴枢性格温纯，对人诚实谦让，与世无争；平日乐善好施，热心帮助他人。有一年，其乡瘟疫流行，医生惧怕疾病传染，居然不敢为患者治病，以至于病灾日益严重，弄得有些人全家老小卧床不起。吴枢眼看这种情况，心中十分着急。他遍寻民间秘方，连日上山采集药草，亲手煎成汤药，挨门挨户送给病人服用，为不少家庭解除了疾苦，使许多患者重新恢复了健康。乡里有些穷人死后无钱办丧事，吴枢便慷慨解囊，尽力周济。一个人做几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吴枢难能可贵的就是他一贯关心和同情穷苦人家，终生以助人为乐，由此深受乡里人尊敬和爱戴。这个有一定文化教养和优良道德传统的家庭，对吴澄的一生无疑产生了良好而深远的影响。
宋理宗淳祐九年（1249）正月十九日，吴澄诞生了。他从3岁开始，颖异日发，与一般儿童迥然不同。当时，祖父特别喜欢他，经常教他读一些古诗，几乎随口便能成诵。祖父见他悟性甚高，更加钟爱。日复一日，吴澄渐渐可以背诵好几百篇古诗，家里人无不为此而感到莫大高兴，深信他将来必定会有大作为。母亲游夫人曾带着他去邻村玩耍，有一位老奶奶见到吴澄十分可爱，便送给他一些钱币和水果。吴澄恭恭敬敬地向老奶奶道了谢，随即收下了这些礼物。过了一会儿，他想到老奶奶年迈体衰，生活艰辛，自己实在不应该接受老人家赠送的礼物。于是，他满怀内疚，悄悄把钱币和水果放还老奶奶家里，才跟随母亲默默地离开了邻村。
宝祐元年（1253），吴澄刚刚进入5岁。家里人从外地聘请了一位老师，专门为吴澄授课。在老师的教导下，吴澄愈加颖敏异常，读书即使是一千多字的篇幅，只要读上两三遍，就能够牢记不忘。自此以后，他整天专务学习，勤奋不懈，读书常常通宵达旦。母亲游夫人担心儿子过分勤学会损伤身体，引发疾病，便定量供给吴澄读书所用灯油，只许他读至半夜时分，适可而止。吴澄的求知欲非常强烈，他嗜书如命，哪能忍受母亲这种约束，于是暗地到街市买回一些灯油，以满足自己熬夜读书的需要。每天晚上，他先按照母亲规定的时间熄灯，等到母亲就寝以后，又悄悄燃灯苦读，并小心翼翼地把灯光遮蔽起来，避免母亲发觉。
这样，通过日积月累，吴澄读了大量书籍。7岁时，对《论语入《孟子》以及
“五经”（《诗》、《书》、《易》、《札》、《春秋》都能全部背诵，而且还学会了做诗，又能写作进士赋。9岁那一年，他几次参加邻邑课试，都是名列前茅。
宝祐六年（1258年），吴澄刚好10岁，开始懂得治学的根本。他努力攻读大理学家朱熹编纂的《大学》、《中庸》等“四书”章句，每日诵习《大学》一二十遍，一直坚持了3年之久，在学业上取得了很大进展。后来，吴澄曾对学者谈到自己这段经历，他说：“吾幼时习诗赋，未尽见朱子之书，益业进士者不知用力于此也。十岁偶于故书中得《大学》、《中庸》章句读之，喜甚，自是清晨必诵《大学》二十过者千余日，然后读《中庸》及诸经，则如破竹之势，略无凝滞矣。学者于《大学》得分晓，则《中庸》不难读。”
景定二年（1261），吴澄13岁。他为了拓宽自己的知识领域，开始博览诸子百家之书。时有麻沙新刻《古文集成》丛书，吴澄因家贫无钱购买，便想尽办法从售书人那里借书来读，时满—月后便按时归还。售书人曾问他：“你借的书都一本一本地读完了吗？”吴澄回答道：“你试抽书中的任何章节考考我吧！”售书人听了，便随意点出书中某页某段文字，吴澄都能熟诵如流，没有一字一句差误。售书人十分惊异，深为这个少年的苦学精神所感动，当下便将一套《古文集成》丛书双手送给了吴澄，勉励他继续用功读书，立志将来出人头地。一年以后，14岁的吴澄头上挽着两个小角丫，前往抚州郡学补试，本州儒士前辈见其文不凡，竞相赞叹。
景定四年（1263），吴澄十15岁，他已深知科举之业不足致力，于是专务圣贤之学，伊然以圣人之道自任。有一天，他读了朱熹的《训子帖》，见到其中有“勤”、
“谨”二字，如得面命而深为信服，认定这是“持养之要经，为学之大务”。随即，吴澄挥笔写下《勤》、《谨》二箴，又作《敬》、《和》二铭。《敬铭》有云：
“把捉于中，精神心术；检束于外，形骸肌骨。”《和铭》则极言周敦颐、程颢等学人风范以自勉。他常说：“吾读《敬铭》，则使人心神收敛，百妄俱消，如在灵祠中，如立严师侧，凄凄乎似秋，而不觉足之重手之恭也；读《和铭》则使人心神怡旷，万境俱融，有弄月吟风情，有傍花随柳想，熙熙乎似春，而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也。”其后，吴澄还写了《自修铭》、《自新铭》、《消人欲铭》、《长天理铭》）、《克己铭》、《悔过铭》、《矫轻铭》、《警惰铭》等等，可见他处处自我鞭策，时时自我激励，其勤学笃行的功夫实可谓深矣！吴澄后来之所以成为元代一位儒学大师，与他早年的自觉修养、刻苦磨炼是分不开的。
二、师事二程
吴澄自从15岁立志专务圣贤之学以后，先后拜程若庸、程绍开为师，长期僻居乡陋，孜孜于理学，“研经籍之微，玩天人之妙”，最终形成了自己的一家之说。
宋理宗景定五年（1264）秋天，吴澄陪同祖父前往抚州（治所在今江西临川）参加乡试。当时正遇上本州郡守邀请名儒程若府先生到临汝书院讲学，这可算是抚州儒学界的盛事。程若庸，宇逢原，安徽休宁人。他从学于饶鲁（学者称双峰先生，为朱熹门人黄囗的“高弟”），得朱熹之传。后历任安定、临汝、武彝三书院山长，学者宗之，称勿斋先生，又称微庵先生。著有《性理字训讲义》、《太极洪范围说》等书传世。景定时期正当南宋末造，士人大多以科举之业为务，而程若府当时却潜心于理学，独以朱子之学传授诸生。吴澄本来眼膺朱学，现在又仰慕程若庸之名，于是便去临汝书院拜谒程先生。当他在书院外厅等待先生出来接见的时候，发现四壁粘满揭帖，内容全是程若庸教诲学者之说，充分反映出程氏在理学方面的独特见解。吴澄饶有兴致地细看了一遍，又将壁间话语默记心上。他察觉程氏的一些说法并不完全符合朱熹学说，由此引起了他的怀疑和思索。过了一阵，程先生从书院内堂走出来了，吴澄立即迎上前去，拜谒之后，便向先生请教。其中问道：“如先生壁间之书，以大学为高明正大之学，然则小学乃卑小浅陋之学乎？”如此这般，一连质疑了好几个问题。程若庸不禁赞叹道：“吾处此久矣，未有如子能问者。吾有子曰仔复，族子囗之（程钜夫旧名），与子年相若，可同学为友。”从此，吴澄向程若庸执弟子之礼，经常往来于程氏之门。程先生深知这位弟子于儒学必有所成，坚信其前途不可限量，而同门诸生有不少人却未能真正了解吴澄。
宋度宗咸淳元年（1265），祖父卧病在床，吴澄侍奉汤药，不离左右。这样一连坚持了十多天，他毫无倦怠之色。祖父对吴澄的父亲说道：“吾察此孙服勤昼夜不懈，而神气有余，此大器也，可善教之！”吴澄从婴儿时期开始，就一直受到祖父的特别喜爱。祖父经常夸耀小吴澄如何聪敏颖慧，以致使乡里人都认为这位老人有誉孙之癖。这一年十二月，祖父因病情恶化而溘然长逝。吴澄遵循古礼，亲自为祖父操办丧事，凡事先禀告父亲而后施行，一切细务处理得井井有条，乡亲们都称赞他精明能于。
后来，吴澄又师事程绍开先生，通过往来问学，使自己在学业上更加精进。程绍开（1212—1280），字及甫，号月岩，广信贵溪（今江西贵溪县）人。宝祐四年（1256）曾伏阙上书万言，指斥南宋时弊。至咸淳四年（1268）始中进士乙科，授从仕郎，差临汝教授，调宁海军节推，历礼、兵部架阁。他曾自创道一书院，又主讲象山书院，提倡合朱（熹）陆（九渊）两家之说。吴澄继师事程若庸之后，又跟从程绍开问学，深受其“和会朱陆”学说的巨大影响，后来成为元代理学界朱陆合流的代表人物之一。
吴澄转益多师，注定他将来成为元代一位儒学大家。二程都是他的良师益友，二程之学也都是他的理学思想形成的重要渊源。如果说程若庸谨授程朱之学，使吴澄获得“正学真传”，从而在理学研究上打下了坚实基础；那么，程绍开倡导“和会朱陆”，更启迪他“深造自得”，从而形成了以折衷朱陆为特色的草庐学说。
三、接武朱熹
吴澄以圣贤之道自任，他并不只是满足于学习圣贤之道，而更重要的是立志接武朱熹，最终跻身于圣贤之列。宋度宗咸淳三年（1267），19岁的吴澄作了《道统图并叙》，阐明了儒家道统历代承传和发展的脉络，公开以朱幕之后道统的接续者自居，充分表现出一位青年学者非凡的自信和自负。在写给学者的书信中，他曾以
“豪杰”比之于儒学“圣贤”，又“以绍朱子之统而自任”。他这样说道：
天生豪杰之士不数也。夫所谓豪杰之士，以其知之过人，度越一世而超出等夷也。战国之时，孔子之徒党尽矣，充塞仁义若杨、墨之徒，又滔滔也。而孟子生乎其时，独愿学孔子，而卒得其传。当斯时也，旷古一人而已，真豪杰之士哉！孟子没千有余年，溺于俗儒之陋习，淫于老、佛之异教，无一豪杰之士生于其问。至于周、程、张、邵，一时迭出，非豪杰其孰能与斯时乎？又百年而朱子集数子之大成，则中兴之豪杰也。以绍朱子之统而自任者，果有其人乎？（虞集《吴公行状》）
吴澄在这里高度评价孟子、朱子继承儒家道统并将儒学发扬光大的历史功绩，随即又明确指出在朱子之后尚无他人承传道统，实际上自许为朱子之后一人而已。为此，他在这封书信中又接着说道：
澄之韶此时，惟大父家庭之训，是闻以时文见知于人，未闻道也。及知圣贤之学，而未知能学也。于是以豪杰自期，以进于圣贤之学，而又欲推之以尧、舜，其君民而后已。实用其力于斯，豁然似有所见，坦然知其易行，而力小任重，因未敢自以为是，而自料所见愈于人矣。（同上）
吴澄这几句委婉而又直露的话语，对于朱熹之后道统的承传者，大有“当仁不让”、“舍我其谁”之意，足见吴澄胸中抱负何等远大。
此后，吴澄在经学上确实以接续朱熹为己任。他鉴于《孝经》因后儒穿凿更改，真伪混杂，首先加以校正。朱熹曾说：《孝经》独篇首六七章为本经，其后乃传文，皆齐鲁闲儒纂取左氏请书语为之传者，又颇失其次第。吴澄谨遵朱子遗言。特据朱子刊误以今文、古文校其同异，经增删修订，编成《孝经》善本传世。同时，他又采集其他典籍中谈论“孝”的文字，另外编成《孝经外传》一书刊行于世。
这一年，吴澄又潜心研读邵雍《皇极经世》一书，颇有所领悟。他不满那些对《易经》抱着一知半解的人，往往流为术数之末，于是便以先天六十四卦分配一元之数，仔细推究历代治乱相禅、兴衰交替的缘由，从而撰写了《皇极经世续书》。可惜后来因遭受兵火之灾，该书竟至散佚不存。
咸淳六年（1270）八月，吴澄应抚州乡贡，以《乾卦保合太和万国咸宁赋》中第二十八名。次年春，他又奔赴京师应礼部试，不料名落孙山。吴澄虽然成了一个落事举子，但并不灰心丧气。他回到崇仁故里，精心整理旧作，编纂成书，题名为《私录》。程若庸先生在此书后写了一篇跋语，其中有云：“若庸来此二十二年，阅人多矣，未见年方弱冠而有此志量，有此工夫，广大精微，无所不究，如昼方旦，何可量也。仆虽老不敢自弃，愿闻切磋语。”短短几句话，高度评价了吴澄的渊博学识，充分肯定了他的著述成就。
当时，南宋日趋灭亡的征象已经越来越明显。吴澄眼看国家衰败，儒道凋敝，只好闲居家乡，授徒讲学。他修建了几间简陋的茅屋，作为自己安身之所，还特意在门窗上题辞曰：
抱膝梁父吟，
浩歌出师表。
这显然是取诸葛亮隐居待时之意，表示自己澹泊明志，宁静致远的胸襟抱负。然而南宋王朝的覆灭已成定局，没过几年便土崩瓦解了，可惜吴澄满怀壮志，未得施展。学友程钜夫深知吴澄当时的良苦用心，专门为他的茅屋题名曰“草庐”。从此以后，四方学者便称吴澄为草庐先生。
四、隐居穷谷
元世祖至元十二年（1275），元兵攻陷江西，抚州沦为元人统治区。乐安县丞黄西卿是一位忠义之士，他不愿降元做官，便携带全家避入深山穷谷，甘心忍饥挨饿，艰难度日。他素慕吴澄讲学之名，特意邀请吴澄前去教授其子。吴澄出于对这位县丞的敬仰，欣然应邀前往。于是在山中授徒讲学，潜心著述，与黄西卿相处甚得。
至元十四年（1277），江西战乱频仍。吴澄侍奉父母双亲到处避难，很少有安居之日。后来，幸得乡贡进士郑松热情相迎，于是一道隐居布水谷。郑松（1235—
1307），字特立，乐安（今江西乐安县）人。南宋末年应乡试中选，入无闲居不仕，专意研究经学。吴澄与郑松共同结庐于布水谷中，二人每日以论学为事，可谓优游年岁，自得其乐。布水谷位于乐安之高山，上有田有池，群山外环，内有一道溪流直通悬崖飞瀑而出，其景致十分壮观。谷中吴郑两人所居草庐，后人称为古隐观。
吴澄身居布水谷，虽箪食瓢饮。艰苦备尝，但他一力纂次诸经，一日不曾懈怠。在短短几年时间内，他注释了《孝经》章句，校订了《易》、《书、《诗》、《春秋》，修正了《仪礼》、《小戴礼记》、《大戴礼记》等，对儒学经典的整理和流传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下面就诸书分别予以简述，以便知其大概。
《易》据《汉书·艺文志》载：《易》12篇，即包括经二传十。自从魏晋诸儒分象象文言入经、而《易》非古，注疏传诵者苟且因循以至于宋。宋代名儒吕祖谦通过精心考证，将《易》恢复其旧。而后朱熹沿用吕本，但对于书中文字阙衍谬误，没有来得及全面订正。吴澄有鉴于此，特重加修订。他采用吕祖谦古易本经文，每卦先列卦变主交，每交先列变交，次列象占。十翼也各分章数，其训解各附句下，音释考证于经则附于每卦之末，于传则附于每章之末。
《书》宋儒多疑古文《尚书》为伪书，从吴澄开始，专主今文《尚书》。吴澄以今文《尚书》25篇自成卷帙，以区别于古文《尚书》；又将原书各篇开头的小序合并在一起，放在全书后一部分；至于孔安国的一篇序文，也附录书末。此书虽专门阐释《尚书》今文，但大多合于古义，实为其可取之处。
《诗》自汉代以来，学者解说《诗经》，全都以《诗序》为本。尤其是毛公将《诗序》分置于各篇开头，使后世读者往往局限于只从序中去探索诗之大旨。对此，宋儒颇以为非，朱熹深斥其失而索性去掉序文。吴澄按照朱子所定，删掉各篇开头之序，以避免其混淆于《诗经》正文，使读者便于以诗求诗，而不为序文所惑。至于诗篇次第，吴澄也酌情加以调整，使其编排更为合理。
《春秋》吴澄认为，汉儒对于《春秋》三传，专门守残护缺，不能贯穿异同而有所去取；唐代啖助、赵匡、陆淳三位学者始能信经驳传，多得其本义，但仍有若干失当之处。为此，吴澄将《春秋》再加审订，编为七纲八十一目，解说以左氏为主，兼采诸家传注，而参之以己见，旨在使读者知道《春秋》史笔有一定之法，相信经文无不通之例，从而避免望文生义，误解圣贤之言。
《仪礼》吴澄深惜《仪礼》17篇尚不完备，于是从《礼记》、《大戴礼记》、《小戴礼记》以及郑玄《三礼注》等广泛摄拾，编成《仪礼逸经》8篇，即投壶礼、奔丧礼、公冠礼、诸侯迁庙礼、诸侯衅庙礼、中囗礼、礻帝于太庙礼、王居明堂礼。他又从《大戴礼记》、《小戴礼记》中采摭，编成《仪礼传》10篇，即冠仪、婚仪、士相见仪、乡饮酒仪、乡射仪、宴仪、大射仪、聘仪、公食大夫仪、朝事仪。此书仿朱熹《仪礼经传通解》之例，按照古人行礼之节次编纂经传文字，其条理显得较为缜密。
《小戴礼记》、《大戴礼记》汉代经学兴盛，学者发现先德所记礼书200余篇，经大戴氏（德）删减合并为85篇，又经小戴氏（圣）斟酌损益为43篇。自汉以来，此书屡经后人增删改篡，其文字颠倒纷乱。朱熹曾打算加以修订，但未及完成此事。吴澄继承朱烹遗志，对《小戴礼记》、《大戴礼记》正讹纠误，精心编次，厦订两书各为36篇和34篇，为后人提供了较好的读本。
五、漫游讲学
元世祖至元二十年（1283）冬，吴澄因父亲身染重病，只得告别友人郑松，离开布水谷，侍奉父亲返回崇仁老家。次年五月，其父不幸病逝。吴澄哀毁骨立，竭其全力为父亲办理丧事，以尽孝子之道。
至元二十三年（1286），程钜夫任江南行台侍御史，奉皇帝之命四处访求遗贤，凡发现德行高尚、才艺杰出的人，便由当地驿站立即派人护送入京拜见皇帝，以听候封赏。这一年冬天，程钜夫不辞辛苦，专程赶到抚州，命郡县官吏亲往慰问吴澄，并想方设法强求他出来做官。当郡县官吏来到吴家的时候，吴澄再三声称母亲年老，无人奉养，以此作为理由坚决推辞。最后，程钜夫亲自前来看望他，经过一番问寒问暖、叙旧谈心之后，又十分恳挚地对吴澄说：“诚不肯为朝廷出，中原山川之胜可无一览乎？”吴澄看到这位老学友一片诚心，实在推却不过，只好答应与之同行，权作一次北上漫游。他将此事禀告母亲游夫人，征得老人家同意，随即整治行装，与程钜夫一道，于十一月向建昌路（今江西南城）出发。
次年春天，吴澄到达燕京（今北京市），与一班名士频繁交往，彼此谈经论学，相互切磋，倒也不虚此行。程钜夫一拢京都，忙着把自己所荐贤士的名册向皇帝上报复命。他原本答应吴澄，不将其列入推荐之列；但经过反复思考，总觉得人才难得，实在不忍心遗弃贤能之士。于是竟违背自己的诺言，特别把吴澄向皇上作了推荐。吴澄很快知道了此事，仍以母亲年迈体衰为由，极力推辞。随后收拾行李，决定独自南归。朝中公卿大夫素闻吴澄之贤，纷纷出面挽留，但吴澄执意离京。众人无可奈何，便相率为吴澄饯行，席间赋诗送别，依依难舍。故宋宗室赵孟(兆页)
（当时召为兵部郎中）还手书朱熹与刘子晕所和诗三章，送给吴澄以作留念。目睹当时这种送别场面，无不令人为之感叹。十二月，吴澄抵达崇仁故里。在沿途舟中，他触景生情，挥笔写下了《感兴诗》25首。
至元二十五年（1288）初春，宜黄（今江西宜黄县）吴东子修建了一座义塾，匾上题名曰“明新堂”，专为乡里子弟提供读书之便。他特地奉书聘请吴澄前往授徒讲学，吴澄欣然应允。留寓塾中数月，吴澄不分朝夕，讲学不倦；远近学子登门受教，络绎不绝。
同年秋，程钜夫上疏朝廷说：“吴澄不愿仕，而所考《易》、《书》、《诗》、《春秋》、《仪礼》、《大戴礼记》、《小戴礼记》俱有成书，于世有益，宜取置国子监，令诸生经习，次第传之天下。”朝廷采纳了程矩夫的意见，于是移命江西行省派遣官员前往吴澄家中誊写进呈，并下令地方政府对吴澄随时给予优礼厚遇。
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八月，吴澄出游龙兴西山（位于今江西南昌市郊）。江西湖东道肃政廉访使司经历官郝文得知这一消息，特地迎请吴澄入城，留居郡学讲授《易经》。郝文本人询阿《易经》疑难数十条，吴澄一一作答，其言深入浅出，透辟明晰，使郝文和在座学者大为叹服。两人对答之辞，由官吏从头至尾记录下来，题名曰《原理》，让四方学者传抄研习。
当时，南北土友前来问学者颇多。清河人元明善身任江西省椽，向以文学自负，经常屈其同座。这次听说吴澄来到郡学，他也不甘寂寞，专捡有关《春秋》大义的数十条疑难问题请吴澄解说。吴澄不假思索，而对答如流，句句皆为领会至深之语。元明善听了，有如醍醐灌顶，对《春秋》义理领悟了很多，但尚存些须疑点。吴澄因材施教，便指导他研读《程氏遗书》和朱熹《近思录》。元明善过去曾几次读过这两种书，但直到现在经吴澄点拨，才知反复玩味而有所得。一天，他当面感谢吴澄说：“与吴先生言，如探渊海。先生之学，程、朱之学也，请执弟子礼终身！”
随后，城中士友及诸生纷纷请求由吴澄主讲郡学，吴澄便为大家专题讲授“修己以敬”章，滔滔万余言，听众成百上千，多所感发。
六、官授师儒
掾元成宗元贞二年（1296），董士选身任江西行省左丞。经省椽元明善引见，他前往馆塾拜望了吴澄，并询问《春秋》经义和治乱之道，都得到了令人满意的解答。董士选拱手告别了吴澄，与元明善同返官署。归途中，他深有感慨地对元明善说：“吾平生所见士多矣，未有德容辞气、援据经传如吴先生者！”
大德元年（1297），董士选拜江南行台御史中丞。次年进京朝见皇帝，改金枢密院事。他多次向朝廷推荐吴澄，但吏部迟迟未能采纳他的意见。一日在都堂议事，董士选离座起立，对丞相愕勒哲和平章军国重事博果密说道：“士选所荐吴澄，非一才一艺之能也。其人经明行修，论道经邦，可以辅佐治世，大受之器也。”丞相和平章军国重事听了，都说：“金院质实所荐，必天下士何疑焉！”事有不巧，平章军国重事博果密改拜御史中丞，不久去世，未及任用吴澄。
大德五年（1301），董士选官拜御史中丞，又全力举荐吴澄。于是，朝廷授吴澄为应奉翰林文字、登仕郎、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并移命江西行省派遣官吏敦促吴澄赴京就职。董士选专门以个人名义写了一封书信，再三勉励吴澄应召出仕。吴澄当即复书，极力推辞不就。他在回信中说：
澄以古之贤人君子自期，则其出处进退必有道矣。不然，贪荣嗜进，亦若而人也，阁下奚取焉？爱人以德，成人之美，是所望于今之大臣宰相能如古人者；爱之以德而成其美，岂必其仕哉。康节邵先生诗云：“幸逢尧舜为真主，且教巢由作外臣。”澄虽不肖，愿自附于前修，成之者在阁下。
吴澄虽然一再陈情推却，但迫于地方官吏三番五次催促，只得亲自去京城向皇帝谢辞。等他抵达京都，已经有人先代其任，此事方才作罢。时值大德六年（1302）十月，吴澄本想立即动身返回故里，但河冻冰封，归路难行，于是暂且滞留京都，再作打算。门人元明善朝夕侍奉吴澄，甚为勤谨。而朝中士大夫纷纷前来问学，吴澄一一为他们解惑释疑。
大德七年《1303）春天，吴澄治装南归。御史中丞董士选抗章论奏朝廷有失待士之礼。他说：应奉翰林文字吴澄，天禀高特，道业安成，不求用于时，隐居五十余载。至元间遣使求贤，同至者俱为按察，本官力以母老辞还。大德五年，举本官有道之士，都省奏克前职，咨行省特遣之任，未至而吏部作不赴任阙。顷于本官无所加损，似失朝廷崇儒重道之意。
尽管言辞恳切，朝廷却一时置若罔闻。吴澄于五月到达扬州江北，淮东道肃政廉访使赵完泽以天气暑热为由，强行挽留吴澄暂居郡学，当时有中山王(王介)、河南张恒等学者登门受业。张恒等人就《孝经》若干疑难问题虚心请教，吴澄逐一进行解说，使之恍然大悟，获益非浅。其后，淮东宣抚使沙卜珠(王介)、工部侍郎贾钧、湖广廉访使卢挚、淮东金事赵瑛、南台御史詹士龙以及元明善等达官名流，也纷纷具疏致币，亲率子弟赶到扬州，请谒吴澄拜师求学。
大德八年（13。4）十月，吴澄回到崇仁故里。这时，朝廷有旨传来，授他为将仕郎、江西等处儒学副提举。次年，吴澄校定邵子（雍）之书，编次其目为（一）《皇极经世》12卷，为书62篇；附录《观物外篇》两篇；（二）《渔樵问答》1卷，为书22章，附录遗文6篇；（三）《伊川击壤集》20卷，为诗1498首，附录集外诗1
3首以及《后序》1卷。吴澄天资高明，早年已能领悟《易经》奥秘，所以对邵子之书考校详实，编订精审，有功于邵子之学可谓大也。与此同时，吴澄还精心校订了郭璞《葬书》等古籍。
吴澄不愿出仕，迟迟未去上官。大德十年（1306），他决定漫游南岳衡山，四月到达袁州（治所在今江西宜春县）。江西儒学提举郑陶孙闻知此事，立即派人致书，追请吴澄赴任。十月，吴澄被迫到官就任。次年正月，他突然染病，二月便告请到富州（治所在今江西丰城县）就医。在疗养期间，吴澄又精心校订了一《老子》、《庄子》以及扬雄《太玄》诸书，还与门人论及诸书之本旨，并辨正讹伪，而后著论立说。
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新天子即位，广求人才，诏授吴澄为从侍郎、国子监丞，并移命江西行省敦促赴官。次年六月，吴澄就任国子监丞，六馆翕然归向。最初，元世祖命北方名儒许衡出任国子监祭酒，开始以朱熹理学教授弟子。许衡告老以后，继之者多是他的门人，还能烙守师法。但时间既久，师传渐失，学者散漫无归。而今吴澄一到，决心整治颓风，使诸生为学知其趋向。他每天拂晓便举烛堂上，让诸生依次受业，并各持所疑以质问。直至傍晚，他才退归寓舍稍事休息，而诸生往往执经以从，随时请教。吴澄根据清生才质之高下、识见之深浅而分别给予指导，使他们都能“刻意研穷，以究乎精微之蕴；反身克治，以践乎进修之实。”
吴澄就这样谆谆教诲，循循善诱，朝夕讲论，寒暑不废，从而赢得了六馆请生的衷心爱戴。他本来不愿出仕，但而今官授师儒，每日面对莘莘学子，确实也感到了为人师表、哺育英才的莫大快乐。
至大四年（1311）三月，元仁宗即位，罢尚书省。吴澄被改授文林郎，升国子监司业。原侍御史刘赓拜集贤学士兼国子监祭酒，他召集六馆请生，反复告诫大家说：“朝廷徒以吾旧人，故自台臣来领学事，主工作，新斯文之意甚重，吾岂敢当！司业大儒，吾犹有所质问，时不可失，师不易得，诸生其勉之！”
吴澄在国子监克尽职守，不负众望。他采用宋代程颢《学校奏疏》、胡安国《大学教法》以及朱熹《贡举私议》三者，加以斟酌取舍，专门制订了四条教法：一曰经学，讲授内容有《易》、《书》、《诗》、《仪礼》、《周礼》、《大戴礼记》，再附加《春秋》三传，要求诸生各专一经，并须熟读经文，旁通小学，融会诸家讲说义理；二曰行实，教育诸生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尊敬长辈，和睦宗亲，厚待朋友，同情他人；三曰文艺，指导诸生学习古文和诗赋，要求人人能够写诗作文；四曰治事，为诸生讲授有关选举、食货、礼仪、乐律、算法、吏文、星历、水利等方面的知识，对他们加强能力培养。吴澄还未及施行这些教法，却被同僚所嫉恨，于是产生了辞官退隐的想法。
元仁宗皇庆元年（1312）正月，吴澄告病辞归。他登舟赋诗，留别各位僚友，众人无不唏嘘感慨。监学官当即命令属吏及诸生数十人追至通州河上，再三恳留，吴澄执意不从。朝廷也专门遣使追留，终究未果。其时，六馆诸生怅怅然如失父母一般，竟有未经合清而追随吴澄南行者数人，从学几年后北归，全都中选高科，成为儒学名士。
七、穷究“五经”
吴澄到了晚年，更加专心致志，穷究“五经”。在总结数十年治经成果的基础上，着力撰写了《五经纂言》，完成了经学史上的一大壮举，实现了他终生研究经学的宏愿。
元仁宗延祐三年（1316），吴澄漫游宜黄（今江西宜黄县），入山留居五峰僧舍，历时六月有余，修成《易纂言》。五年（1318）春，吴澄除集贤直学士，特升奉议大夫，朝廷当即委派集贤修撰虞集奉诏前往江西迎致。吴澄应召，于五月启程，八月到达仪真（今江苏仪征县），突然疾病发作，不能前行，只得暂时滞留淮南。十一月寓居建康（今江苏南昌市），修成《书纂言》以后返家。
元英宗至三年（1323），朝中元老大臣一致举荐吴澄为当代天下儒士之冠，故有旨超授翰林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进阶太中大夫，并委派直省合人刘布囗齐奉敕前去聘召。舍人到了崇仁，代皇帝向吴澄殷勤致意，还说：“皇上固知先生年事已高，所以来召者，必欲见先生，宜毋以此为辞！”吴澄拜命即行，于五月抵达京师，六月入翰林院就任。七月，诏令吴澄撰写《金书佛经序》，以资皇室追荐冥福之用。他颇有异议，后因皇帝驾崩而止。
泰定元年（1324）二月，朝廷采纳江浙行省左丞赵简的建议，大开经筵进讲。中书平章政事张珪主持讲席，分派吴澄担任经学讲官。三月，吴澄为泰定帝讲述《中庸》“舜其大孝”章以及《资治通鉴》数条。由于他进讲时言温气和，经旨敷畅，颇得古人劝讲之体，因此使皇上听后甚为满意。七月，吴澄奉诏纂修《英宗实录》。次年十二月，纂修事毕，吴澄又告病还乡。
泰定三年（1326）。张挂上疏皇帝，恳请起用吴澄。他说：翰林学士吴澄，心正而量远，气充而神和，博考于事物之赜而达乎圣贤之蕴，致察于践履之微而极乎神化之妙，正学真传，深造自得，实与末俗盗名欺世者霄壤不同。粤自布衣，一再收召，超擢学士，有识君子不以为过。前当讲明创切，温润完厚，康健聪明，经学之师，当代寡二。虽蒙恩赐存抚，为礼甚优，然合召还，资其学问，良非小补。
于是，泰定帝下诏加授吴澄为资善大夫，仍任翰林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但吴澄终究称病未赴。
吴澄闲居故里，依然一如既往地精心研究“五经”，继《易纂言》、《书纂言》之后，他又陆续修成了《诗纂言》、《春秋纂言》、《礼记纂言》、《易纂言外翼》等书。元顺帝元统元年（1333）六月，吴澄不幸感冒得疾，家人延医诊治无效，历时数日竟与世长辞。噩耗传至朝廷，有旨加赠资德大夫、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左丞上护军，追封临川郡公，谥曰文正。
吴澄终生治经，孜孜不倦，从年轻时校订“五经”，到中年又“采拾群言”，
“以己意论断”，再“条加记叙”，并努力探索朱熹研究五经“未尽之意”，直至晚年方才修成《五经纂言》。除了《诗纂言》而外，其余《易纂言》、《书纂言》、《礼记纂言）、《春秋纂言》四种以及《易纂言外翼》、《仪礼逸经传》、《孝经定本》、《道德真经注》等书，均为《四库全书》所著录。黄宗羲季子黄百家在《宋元学案·草庐学案》中评赞曰：“朱子门人多习成说，深通经术者甚少。草庐《五经纂言》，有功经术，接武建阳（朱熹），非北溪（陈淳，朱熹“高弟”之一）诸人可及也。”
的确如此，吴澄撰修《五经纂言》，在编次整理经文的同时，还特别对其内容从义理方面加以疏解，深入探讨其微言大义，发明张大朱熹之说。他摆脱了汉唐局限于文字训诂的治经方法，在五经研究上完成了由汉、唐的典制训诂转入宋元的义理疏注这一发展过程。毋庸置疑，这确是“朱子门人所不及”的经学成就。即使在元代，研究五经者虽然不乏其人，但唯有吴澄的成就最为显著。
八、草庐学说
吴澄与许衡同为元代名儒，当时号称“北有许衡，南有吴澄”。许衡主要是承传程、朱之学，而吴澄则主要是折衷朱、陆之学。《宋元学案·草庐学案》将吴澄列为“朱熹四传”、“象山私淑”。全祖望说：“草庐出于双峰（饶鲁），固朱学也，其后亦兼主陆学”；“然草庐之著书，则终近乎朱”。（《宋元学案》卷92）吴澄，就其师授而言，当是朱学人物，所著《五经纂言》，也是“接武建阳（朱熹）”；但从其论学实际来看，吴澄又是元代“和会朱陆”的突出人物。对于朱、陆之学，他既看到了其相同的一面，也看到了其相异的一面，他企图解决朱、陆之间的矛盾，进而和会朱、陆。在理学上，吴澄确实谈了不少朱学的内容；但对于朱、陆的分歧，他又基本否定了朱熹的“道问学”论，而接受了陆学的本心论，提倡读书问学当以陆象山的“尊德性”为本，这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朱熹哲学方法与体系的矛盾。因此，草庐学说是折衷朱、陆的产物。
以下分别从道统论、天道观、心性说三个主要的方面，对吴澄的理学思想进行简要的论析。
道统论儒家道统说，始于唐代古文家韩愈。韩愈为了辟佛反老，特提出儒家圣人传道的道统。此说一倡，遂为后世儒家所祖述，道统也就成了儒学名流自谓得孔门心传、以抬高自己身价的工具。程颐、朱熹、陆九渊等人就是如此，吴澄则更有甚之。他19岁作《道统图》，便慨然以接武朱熹继承道统自任。对于道统，吴澄曾有这样的论述：
道之大原出于天，神圣继之。尧舜而上，道之元也；尧舜而下，其亨也；诛泅邹鲁，其利也；镰洛关闽，其贞也。分而言之，上古则羲皇其元，尧舜其亨，禹汤其利，文武周公其贞乎！中古之统，仲尼其元，颜曾其亨，子思其利，孟子其贞呼！近古之统，周子其元，程张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为今日之贞乎？未之有也，然则可以终无所归哉？（《元史·吴澄传》）
从这段文字中，充分体现出吴澄道统论的几个主要观点：
其一，以天为道统之原。韩愈的道统始于尧舜，而吴澄则借用董仲舒“道之大原出于天”之说，视天为道统之原，尧舜继之。这显然反映了宋以来儒家的宇宙本体观念。
其二，高度重视宋代理学。吴澄根据《周易》的元、亨、利、贞排列，把道统的发展过程分为上古、中古。近古三个历史阶段，每一阶段又分为元、亨、利、贞四个小段；而特别把两宋理学排在儒学发展的“近古”阶段，亦即最后阶段，处于终结之“贞”的最高位置。这表明吴澄对于两宋理学的极端重视。
其三，一自我标榜为朱子传人。吴澄在《道统图》中，将近古理学阶段从周敦颐发展到朱熹，按序排列为元、亨、利，而处于终结的“贞”却有意留下一个空缺。显然，吴澄的本心是想以“贞”自任，从而跻身于宋儒诸子之列，成为朱熹之后道统的继承人。
天道观探讨太极、理、气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是理学的基本内容。吴澄的天道思想，主要包括自然观、太极与理气论。
关于天、地、日、月和人、物的形成，吴澄认为皆本于“一气”。他曾经说过：
天地之初，混沌洪濛，清浊未判，莽莽荡荡，但一气尔。及其久也，其运转于外者，渐渐轻清，其凝聚于中者，渐渐重浊；轻清者积气成象而为天，重浊者积块成形而为地。天之成象者日月星辰也，地之成形者水火土石也。天包地外，旋绕不停，则地处天内，安静不动，天之旋绕，其气急劲，故地浮载其中，不陷不堕，歧伯所谓大气举之是也。天形正国如虚球，地隔其中，人物生于地上，地形正方如搏骰，日月星辰旋绕其外，自左而上，自上而右，自右而下，自下复左。（《吴文正公全集》卷1《原理》）
吴澄的所谓“气”具有实体性，是形成天地人物的质料。这种认识应当说具有一定的唯物论因素。
然而，吴澄并未把“气”作为宇宙的本原，而将宇宙本原另属之于“理”和太极。对于气与理的关系，吴澄认为：“自未有天地之前至既有天地之后，只是阴阳二气而已。本只是一气，分而言之则日阴阳，又就阴阳中细分之，则为五行，五行即二气，二气即一气。气之所以能如此者何也？以理为之主宰也。理者非别有一物在气中，只是为气之主宰者即是，无理外之气，亦无气外之理。”（《吴文正公全集》卷2《答人问性理》）吴澄认定理是气的主宰者，但它又寓于气中，理气不可分割。
关于理和太极的关系，吴澄则视理为太极，为精神本体。在他看来，天地生灭，人销物尽的变化反复，统统是由于“太极为之”。太极之所以能起到主宰宇宙的作用，是由于它本身包含的动静之理，能随“气机”之动静而动静。但太极本身又是
“冲漠无朕，声息泯然”，“无增无减，无分无合”。可见，吴澄是把太极作为宇宙的本原，而太极本身却是一个寂然不动的绝对体，这种宇宙观无疑属于唯心主义的范畴。
再进一步，吴澄还把太极等同于天、帝、神、命、性、德、仁等范畴。按照他的解释，太极就其“全体自然”而言叫做天，就其“主宰造化”而言叫做帝，就其
“妙用不测”而言叫做神，就其“赋与万物”而言叫做命，再就“物受以生”而言叫做性，得此性便叫做德，就其“具于心”而言叫做仁。如此一来，吴澄的所谓
“太极”，不仅是宇宙的本体，是普照天地的万能神，而且它还具有道德的属性，是人生最高的理想和极则，也就是天理。
心性说人如何认识天理，并做到与之合一，这是理学家们研究的重要课题。朱熹是持之以格物，陆九渊是持之以本心，而吴澄则是“和会朱陆”，形成了自己的心性说。
首先，吴澄立足于从张载到朱蕉的气质说，主张人性有善恶之分，而性善和性恶在本质上又可以相通。他认为，人性是得之于天，而为本然之性，但因其气质不同而有性善与性恶之分。他在《答人问性理》中指出，气质是“人得天地之气”而成形，当人从母体出生时，就受有“天地之气”，因而也是与生俱来。而人所受的
“天地之气”，“或清或浊，或美或恶，分数多寡，有万不同”，这就使本然的天地之性受到污染，由于污染的程度不同，所以人性便出现了差异。而这种差异可以由天地之性来统一。吴澄认为，纯善的天地之性不仅赋予性善的人，而且也赋予性恶的人，这就使气质之性中那些恶与不善的人，找到了通向天地之性的可能和信心。可见，性善和性恶在本质上有相通的地方。
其次，在如何恢复天地之性的问题上，吴澄公开赞同和倡导陆九洲的“尊德性”
方法。他曾说：“朱子于道问学（即格物穷理学问思辨）之功居多，而陆子以尊德性为主。问学不本于德性，则其弊必偏于语言训释之末。故学必以德性为本，庶几得之。”《《宋元学案·草庐学案》）所谓以德性为本，是讲德性之知为“我之固有也，不待外求。”吴澄在《评郑夹涤通志答刘教谕》中说：“知者心之灵而智之用也，未有出于德性之外者。……盖闻见虽得于外，而所闻所见之理则具于心。故外之物格，则内之知致，此儒者内外合一之学，因非如记诵之徒，博展于外而无得于内，亦非如释氏之徒，专求于内而无事于外也。”（《吴文正公全集》卷2）由于他认为一定知识未有出于德性之外者，所以为学的方法，则专主于心，而反对外求。
再次，从“以德性为本”出发，形成了反求于心的唯心主义认识论。吴澄的认识方法，主要是求吾心中之知，即反求诸心，在心上下工夫。这是吴澄理学思想的根本特点。他认为，天所给予我的，我之所以为人，都在一心，心是主宰，心是统会，所以为学之法专主于心，“必以德性为本”。因此，吴澄在强调心的重要性时说：“孰为要？孰为致？心是已。天之所以与我，人之所以为人者，在是。不是之求而他求焉，所学何学哉？”（《吴文正公全集》卷5《王学心字说》）在吴澄那里，反求吾心既是为学的根本方法，也是认识的根本方法。
末次，基于反求诸心的认识论，吴澄对朱熹的“格物”说作了符合心学思想的修正。其修正主要有二：（一）将“格物”解释为纯粹的感性认识。朱熹“格物”
的原意是指穷至事物之理而至其极，而吴澄则说“格物”是所闻所见之知，成了单纯的感性认识，而将推究事物之理排除在外。他认为，事物之理早已具于吾心中，所谓“格物”无非就是以多闻多见启发我心中那个固有之理，然后再推致我心中之理而至于事事物物。可见，吴澄在这里采用了“内外合一”的手法，将事物之理变成了心中之理，使“格物”变成了“格心。”（二）将“格”解释为“悟”、为
“觉”。朱熹“格”的原意是“至”、“穷”，即达到、穷尽的意思，而吴澄则解释“格”字说：“朱子尝谓大学有二关，格物者梦觉之关，诚意者人兽之关。实悟为格，实践为诚。”（《宋元学案·吴澄学案》）吴澄解释“格”为“悟”、“觉”，亦即内心的一种思维活动，这就把朱熹具有合理因素的“格”，演变为陆学的简易工夫。
吴澄的理学思想，是宋代理学的继续和发展，它是在“和会朱陆”的过程中形成的。特别是其心性说，主张“格物致知”专主于心，不假外求，务须“内外合一”，更充分体现出元代朱陆合流的趋向，也明显透露了后来明代王守仁心学的消息。其实，王守仁部分接受陆学而又部分参以朱学的学说特点，早在吴澄的理学思想中已经初露端倪。因此，我们可以说，吴澄的理学正是从宋代程朱理学过渡到明代王学的桥梁。
主要参考书
1．吴澄《吴文正公全集》（附录：年谱、行状、神道碑等）
2．黄宗羲《宋元学案·草庐学第》
3．吴梓材、冯云濠《宋元学案补遗·草庐学案补遗》
4．宋濂、王礻韦等《元史》（本传）
5．虞集《道国学古录》
6．魏源《元史新编》（本传）
7．柯劭囗《新元史》（本传）
8．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宋明理学史·元代理学》
9．杨宪邦主编《中国哲学通史》（第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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