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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贡盐商李振亨 一个时代的大传奇

 红豆居士 2014-09-14
自贡盐商李振亨 一个时代的大传奇
华西都市报   2014年09月14日






三多寨风景

  


  四川自贡,以井盐出名。200年前的自贡,逐渐成为创业者的天堂。在这里,产生了一个又一个商业奇迹,至今仍被作为经久不衰的老龙门阵,在民间世代相传。
  自贡盐商的兴旺期,又处在大清帝国走向衰亡的过程中。国家的衰落,为何却促成了一个产业的发展?在这个传奇的年代,一位名叫李振亨的盐商,或许能帮我们揭开那个谜团。
家境贫穷 当上打铁匠
  李振亨,时人以李亨称其人,大约出生在清嘉庆时期,并于道光年间成为自贡著名的大盐商。据他的后人李一暄回忆,李家先祖李本齐随清初移民大潮从江西入川,此后就一直生活在自贡自流井。李振亨,是这个移民家庭的第五代子孙。
  李振亨和弟弟李振修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父亲,生活重担很快压在兄弟二人身上。很早接触社会,让振亨没有太多读书的机会,但他“颇知世情,且深谙营生”。
  李振亨十八九岁时,家境变得更加困难。两兄弟分别成了打铁铺的帮工,同时也是学徒。照这样发展下去,李振亨兄弟可能一辈子都只能当个打铁匠。但他们所处的时代,为他们的命运提供了改变的机会。
  在李振亨生活的年代,大清帝国正走向衰落。想要成为一名盐商,必须领取盐引(运销食盐的凭证),然后才能到指定的产盐地区买盐,贩往指定的地区销售。
  领取盐引,必须凭引窝(又称窝根、根窝),即证明拥有运销食盐特权的凭据。盐商为得到这种特权,须向官府主管部门认窝。认窝时,要交纳巨额银两。握有引窝的盐商,就有了世袭的运销食盐的特权。
  清代盐商和官府有个不成文的契约:盐商几乎成为官府的小金库,官府放给盐商煮盐的权力,盐商在有战乱时必须出钱。这样的契约,为盐商的衰落埋下了伏笔。
  康乾以来,清政府每遇重大军需、庆典、赈务、工程时,盐商为保住垄断经营的地位,必须捐输巨额银两。乾嘉年间,各地盐商报效捐输军需达3000万两白银。其中,两淮盐商为支持清政府镇压川楚白莲教起义,4年里连续6次捐输,共计550万两白银。
  随着社会动荡加剧,盐商捐赠的压力越来越大,只得向政府寻求贷款资助。很多盐商入不敷出,走向家道中落,甚至破产。一些仍在拼命挣扎的盐商,不得不提高盐价。这样的做法,为私盐创造了市场。道光年间,四川私盐已经十分泛滥,足以和官盐分庭抗礼。李振亨兄弟的商业野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开始的。
  特殊的历史背景,让自贡的盐业发展变得更加繁盛,凿井器具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李振亨兄弟把攒下来的钱,一分不留地投资给了打铁铺。打铁铺从原来的综合经营,变成了专门提供凿盐井所需的器具。李振亨尤擅锻造挖井的锉头。
赌上所有家当 开凿挖耳井
  传说中,李振亨有头悬梁、锥刺股的精神。因为凿井工具需求量很大,李振亨看到了赚第一桶金的机会。他睡觉时和衣而卧,把手绑住,手中握着一根点燃的香,香燃尽会把手烧着,手被烧着了,人还能不醒吗?醒过来后,就继续干活。
  李振亨与盐工、盐商们的接触越来越多后,开始深刻地意识到:无论怎么打铁,都不可能赶上贩盐的暴利,要想发家致富,必须得拥有一口盐井。
  这是疯狂的想法。在这片世代由富人垄断经营的土地上打井煮盐,在当时是一种十分叛逆的做法。打一口好的盐井,要花上七八年。
  李振亨说干就干。他选择自流井张家沱的一处地脉,开始挖凿梦想中的盐业帝国的第一口盐井。这口井在随后近200年的时间里,逐渐变成了一段传奇。
  打铁那段时间,李振亨兄弟学会了制作最好的打井工具,结交了最有效率的打井工人,也赚到了他们认为足够的第一桶金。精工巧匠加上精湛的工具,李振亨的计划在开始时进行得异常顺利。但在井即将打到合适的深度时,资金链断了,盐井不得不停工。
  李振亨家里也断炊了。他跪下请求母亲将插在头发上的赤金挖耳变卖,来个最后一搏。李振亨卖掉赤金挖耳后,才发现所得的钱也支撑不了几天工期。他买米回家后,拿着余下的钱,到盐井前摆酒,跪谢工友不弃之恩,并以实情相告,欠薪恐无力偿还,盐井自此停凿。
  工友见李振亨以诚相待,协议再干白工一天,以应李振亨之德。结果刚上架,就凿出了卤水。此后,这口盐井就被自贡当地人称为挖耳井,至今仍是一个经久不衰的传说。
  虽然这个故事的传奇色彩浓厚,但也反映了当时自贡盐商所面临的现实。投资打井,没有现代勘探学的辅佐,更多依赖于运气,所需的成本简直就是一个无底洞。在当时,盐业就是赌徒的游戏。
收购盐井 贩卖私盐成巨商
  因为官盐不景气,导致“天下淡食”,李振亨的私盐迅速打开了市场。他趁官盐盐商纷纷倒闭的时期,倾其所有收购大量废弃的盐井,重新开发,进行新的一轮的赌博。结果,李振亨再一次在赌博中取得了胜利。
  私盐因官盐价高而盛行畅销,官盐壅积滞销,盐课欠额日多,直接影响清政府的财政收入。清政府为增加盐课收入,对盐法进行了改革。道光十二年(1832年),两江总督陶澍改淮北引盐为票盐。道光三十年(1850年),两江总督陆建瀛又行票盐于淮南。在票盐法施行中,取消了引窝。无论官绅商民,只要纳税后皆可承运,并在销售区域内,无论何县,都可随便销售。长期贩卖私盐的李振亨,迎来转正的机遇。
  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攻陷南京,淮盐至湖北的运道阻塞。为解决湖北、湖南等地民众用盐问题,清廷重划盐区,允许楚地借销川盐,史称川盐济楚。
  川盐济楚,使井盐的市场急剧扩张。自贡的大小盐商都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扩产远销,但因资本实力不同,愈富者愈能广开富源,增井增灶。
  李振亨赶上自贡盐商最为辉煌的时代,成为自贡四大盐商之一。随后,他又将盐业中积累的巨额财富购置土地,迅速成为年入7000石的大地主,名震一方。
乱世自保 合伙修建三多寨
  随着太平天国势力的扩张,自贡盐商感受到了危机。他们开始发展私人武装,与袍哥组织结盟,形成一个在当时影响深远的商人、江湖组织、官府相互簇拥的巨大经济体。一时间,自贡盐区私人武装庞大,堡垒林立,甚至成为坚固的要塞。李振亨等人修建的三多寨,被称为“川南第一寨”。
  为在乱世中自保,李振亨发起,联合颜昌英、王克家一起选址筑寨。经过多番考察,坐落于自贡大安辖区内的牛口山,因拥有山顶平缓、四周峭壁悬崖、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等特点,被选中筑寨。
  从咸丰三年(1853年)开工到咸丰九年(1859年)建成,三多寨共耗时6年、费金10万余两。寨墙周长4330米,墙高10米左右,厚度3米左右,绕寨一周,均用砣石砌成。四周寨墙分别开有东、南、西、北门和外西门5道寨门。
  因西面地势相对平缓,故筑了内外两圈寨墙,开了内外两个西寨门。4个寨门设有4个哨所,枪垛2555个,炮台24座。寨内有农田400亩,修建房屋数万间,自开水塘,广储粮草。关上四方寨门,整个寨堡俨然就是一座封闭的城池,易守难攻,防御坚固。
  因倡导筑寨的是李、王、颜3家经营盐业的家族,他们希望家族兴旺、子孙繁衍,合三姓共建之功,故取名“三多寨”。这是三多寨来由说法之一。
  “三多”一说,原出自《庄子·天地》篇。在古寨桂馨堂内,有一块牌匾,是颜昌英次子颜辉山七十大寿时族人所赠,上面写着7个隶书金字:“多福、多寿、多男子”。于是,这一祝颂之词,被视为“三多寨”名字的由来说法之二。
  三多寨建成后,各地乡绅官宦、巨商富贾纷纷入寨避难。到清末民初,经过多年大兴土木,修建形成了房舍相连、屋宇相接的中式大瓦房、西式洋房、中西合璧式的建筑群。寨子在鼎盛时期,寨内住户达3万多人,豪宅300多座。
  寨内豪宅多以“堂”命名,其意代表家族、地位、愿望,如颜辉山的“福善堂”。李振亨的“退思堂”,堪称当年寨里第一豪宅,建筑占地10多亩,主体塔3层,楼4层,灰墙红门青瓦,两头高耸的封火墙巍然屹立,彰显着财富与地位。
  史料记载,当时的三多寨,控制着内江、威远、富顺3县一半以上的土地,每天挑进寨里的银子就达10多担。
  1921年后,社会略趋稳定,寨中士绅相继离寨,返回城市各谋腾达。寨内人口骤减,经济也迅速衰退。抗战爆发后,周围巨商富贾为逃避日机轰炸,再次躲入寨中修筑防空洞,寨内人口一度增至近万人。抗战胜利后,寨子又迅速凋零下来,逐渐走向荒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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