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58年第一次踏上苏州这片土地的。一份录取通知书把我带进苏州大学前身——江苏师范学院的校门。
迎接我的是老东吴美丽的校舍和操场上一个个吐出红色火苗的小高炉。那是一个全民大炼钢铁的年代。我们还没来得及认清东南西北就投入了战斗。男同学到火车站卸煤、运煤，女同学在学校里拌耐火泥、敲矿石。我们三个人一小组拉着空板车，从天赐庄出发，经甫桥西街、濂溪坊、临顿路、白塔西路、人民路到火车站，都是碎石子路，街道狭窄，行人稀少，商铺也不是很多。最难忘的是，看到不少居民将铁锅、铁栅栏之类的铁器堆放在家门口，等待有关人员来运走。这些都是大炼钢铁的原材料。
火车站的煤场人来车往，热闹非凡。我们从煤堆上将煤块一锹锹地装到小板车上，然后一个人套着绳子在前面拉，另外两个人用铁铲在后面推。开始还算顺利，到了平门桥可难倒了我们。三个小伙子用尽吃奶的力气，也无法把煤车拉上坡。幸亏来了两个过路人帮忙，总算顺利通过平门桥。后来一路上还遇到几次磕磕碰碰的事，待煤车拉到学校大操场时，我们都瘫倒在地上。事后想想，我们毕竟还是刚从中学毕业的孩子啊！一进大学就干这么繁重的活儿，谁能吃得消呢！可是，那是激情燃烧的岁月，没有人会理智地对待这一切。
再说那些女生，劳动强度虽然比不上男生，但劳动时间长。她们的任务是拌耐火泥和敲矿石，地点在钟楼底层。当时钟楼是外语系的教学楼，课早已不上了，教室和走廊成为敲矿石和拌耐火泥的最佳场所。外语系的女生和老师们就干这两种活。最雷人的是外籍教师（当时只有苏联教师），也兴致勃勃地和大家一起拌耐火泥，一位男教师甚至边劳动边用男高音唱起了《喀秋莎》和《红莓花儿开》，气氛挺轻松的。可是，矿石和耐火泥的需要量太大了，不得不要求大家挑灯夜战。白天的劳累和不断的机械动作，使大家备受瞌睡的折磨，有的甚至边干活便打呼噜，手脚都不听使唤了。但一声清脆有力的吆喝，又使大家从梦境中惊醒过来，继续那些没有完成但又必须完成的任务。
1958，正是提出“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方针的那一年。我们恰好成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先行者。从9月份入学，一直就是劳动，劳动。那还好，是住在学校里。到了11月份，突然要求我们下乡劳动，体验农村人民公社的“幸福生活”。我们来到常熟莫城公社，住在靠近莫城镇的一个生产队里。生产队腾出一间仓库房，在地上铺上一层厚厚的稻草，我们10个男同学一字排开，席地而睡。时值隆冬，西北风从墙缝直往被窝里钻。劳动还算轻松，用锄头在麦田里敲敲泥块（俗称敲麦）。吃得也不差，家家户户都在生产队食堂吃饭，我们也不例外。两干一稀，中午还常常吃到猪肉。饭是放开肚皮吃的，新米，又软又香，实在是吃了一碗又想添一碗。我们着实享受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幸福。
可是，这样的好日子并不长久。事实上，生产队已渐渐拿不出粮食来了。只好将两干一稀改为两稀一干，中午还勉强能吃一顿干饭，猪肉是很久都吃不到了。后来又将两稀一干改为三稀，三餐都喝稀饭。再后来，又将三稀改为两稀，一日只能喝两顿稀饭。
转眼就到了1958年的年底，我们仍然坚守在莫城公社的生产队里。上面的指示是要我们留下来和农民一起欢度春节。同学们个个都傻了眼。倒不是因为吃不饱，主要是大家太想家。都是孩子呀，哪个不巴望早点回家与亲人团聚？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上面突然来了通知，就地放假，让大家回家过春节。大家的高兴劲儿就别提了。我家在南通，归心似箭，立即和另一位如皋同学，从莫城步行到常熟，再从常熟乘汽车到十一圩港。那时候没有通沙汽渡，更没有苏通大桥。连接苏州与南通的唯一通道就是十一圩港与南通港之间的小轮船。我们终于乘上了小轮船，在1958年的最后一天回到自己的家乡。
□李辰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