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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佑与《通典》简介 一、杜佑的生平 杜佑（735-812）是唐代中期的著名政治家和史學家。杜佑，字君卿，京兆萬年人（今陝西省長安縣）。出身於官宦世家，早年就以父蔭入仕，歷任縣丞、刺史、節度使，直至丞相，封歧國公。 杜佑早年探訪其父故友韋元甫時，因幫韋解決了一件疑案而得到韋的賞識，後來一直在韋的幕府任職。在韋死後，杜佑始入京爲工部郎中。在任職期間他向皇帝建議裁減冗員，節省開支。結果沒有被採納，而且後來受到盧杞的排擠而出任地方官員。貞元十九年（803年）入朝爲相，直到元和七年（812年）去世。杜佑長期在地方任職，政績頗有建樹。在淮南节度使任上大力發展生産，整修雷陂，使淮南兵精糧足。不過看來他於軍事並不擅長，曾受命討伐叛鎮結果鎩羽而歸。這次不愉快的經歷可能是他入朝以後堅決反對輕開邊釁的原因之一。杜佑長期爲官，積累了豐富的政治經驗對，這對他的史學著述是大有幫助的。《舊唐書》第147卷《新唐書》第166卷有傳。 二、《通典》 杜佑一生好學，手不釋卷。但杜佑不同于一般的書生，他治學的目的在於經世致用和富國安民。從這一動機出發，他特別留心歷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希望能從中總結出歷史教訓，從而可以“將施有政，用乂邦家”。所以在公事之余，杜佑以半生精力撰成史學巨著——《通典》二百卷。 開元末年著名史學家劉知幾的兒子劉秩仿照《周禮》六官的體例編成《政典》三十五卷。杜佑對此書十分重視，曾詳加研摩，但又覺得此書不夠詳盡，因此就以它爲藍本，博采衆書，擴充成二百卷的《通典》。《通典》在成書之後就立即受到重視，《舊唐書》本傳說：“其書大傳于時，禮樂刑政之源千載如指諸掌，大爲士君子所稱”。 《通典》共分九門：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每門下又分子目，在每一子目下按照朝代順序展開敍述。他還在每篇之首以序的形式進行總體性的敍說。該書敍述了從傳說中的黃帝到唐玄宗天寶末年的制度沿革，對唐肅宗、代宗以後的變革也偶有涉及。總體看對唐代有所側重。《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此書“詳而不煩，簡而有要，元元本本，皆爲有用之實學，非徒資記問者可比。考唐以前之掌故者，茲其淵海”。這個評價無疑是正確的，但是《通典》的價值還不止於此。 首先，《通典》創立了新的史書編撰方式。《通典》的體裁是從傳統正史中的《志》發展而來的。司馬遷首先在《史記》中開創了“八書”，班固斷代爲史創立了《志》，以後的正史一般都有《志》，記述一代的典章制度。但是由於典章制度有著沿革的關係，而斷代史的《志》對於前後的演變則多不詳盡。正如梁啓超所說：“不追敍前代，則原委不明；追敍太多，則繁複取厭。況各史非皆有志，有志之史，其篇目亦互相出入，遇所闕遺，見斯滯矣”（《中國歷史研究法》）。《通典》的出現就彌補了這一缺陷。它綜合了歷代關於典章制度的資料，分門別類，詳敘原委，使讀者對歷代典制的沿革有清晰的瞭解。杜佑的這一開創性的工作對後世産生了深遠的影響，以後不斷有續作出現。首先是鄭樵的《通志·二十略》，然後有馬端臨的《文獻通考》。它們與《通典》一起號稱是“三通”。而後清代又設館編修了《續通典》、《續通志》、《續文獻通考》、《清通典》、《清通志》、《清文獻通考》。近人劉錦藻以個人之力編撰了《清朝續文獻通考》，與“三通”一起號稱“十通”。不僅如此，《通典》爲典章制度立專史的形式也爲後代所仿效。北宋的王溥首先撰成了《唐會要》、《五代會要》，此後各代也都有“會要”。學者們還補編了前代的“會要”，清人姚彥渠的《春秋會要》，孫楷《秦會要》，宋代徐天麟的《西漢會要》、《東漢會要》，清楊晨《三國會要》、朱銘盤《西晉會要》、《宋會要》、《齊會要》、《梁會要》、《陳會要》，龍文彬《明會要》，明代董說的《七國考》等。所有這些就形成了傳統的史學編撰類別中的“政書類”。 其次，就是對會通的強調。司馬遷曾自序其作《史記》目的爲“察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通典》以通爲名，自然“通”是杜佑所特別強調的。杜佑強調“酌古之要，通今之宜”。通觀全書他基本上做到了從古到今的“通”。他對所用史料基本都能做到融會貫通。金毓黻先生對《通典》的“通”就大加讚賞。他將《通典》與《資治通鑒》相提並論，他說：“《通鑒》穿貫十六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以爲一書，鎔鑄群史，如出一手，而《通典》亦鎔鑄群經諸史，成一家言，簡而能備，蔚乎其文”（《中國史學史》）。 第三，杜佑發展了史書自注的方式。史書自注的方法首創于班固《漢書》中的藝文、地理兩志。杜佑特別注自注的運用。他在第二十四卷的一個注中說：“凡經典文字其理深奧者，則於其後說之以發明，皆云：‘說曰’；凡義有先儒各執其理，並有通據而未明者，則議之，皆云：‘議曰’；凡先儒各執其義，所引據理有優劣者，則評之，皆云：‘評曰’。他皆同此。”他自注的內容可以分爲五類：釋音義、句故典、補史事、明互見、考史料。他的這些自注不僅可以補充正文的不足，而且指出材料的出處。這體現了杜佑嚴謹的學風。這一點尤其體現在他對史料的考證上。他對前人的記載從不輕信，都認真地加以考證。比如在《華陽國志》中記載“猩猩能言，取其血可以染朱罽”，杜佑不僅博考衆書，而且“遍問胡商”，證明了這是子虛烏有的事情。他的這一學風對後世也産生了重要的影響。比如馬端臨《文獻通考》自注就明顯受杜佑的啓發。 第四，《通典》保存了大量的珍貴史料。《通典》引用前人著述非常多，僅標明書明者就有二百四十八種。他說徵引的文獻不少今天都已經失傳了。許多珍貴的資料就依賴《通典》得以保留。清人嚴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就有不少是取之於《通典》。《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則從經學的角度對《通典》進行了肯定，“至其各門徵引《尚書》、《周官》諸條，多存舊詁。……似此之類，尤頗有補於經訓”。 第五，可補正史別史之不足。典章制度之事不可能全求于史志。章學誠說：“杜氏有《通典》，並仿《周官》六典，包羅典章，鉅細兼收，書盈百帙，未嘗不曰君臣實際，紀傳可詳，制度名數，書志難於賅備，故修之汲汲也”（《文史通義》卷七）。可見杜佑編撰此書之意也在於與正史分工而可以補充正職所未備。所以劉節先生說：“這種通史，比之一般的通史，其範圍比較狹窄，作起來要比一般的紀傳體與編年體的通史更加要深透”（《中國史學史稿》）。 第六，杜佑的史學思想也有可取之處。比如《通典》各門的排列順序就是他史學思想的一個體現。他說：“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澆鑄之本，在乎足衣食，《易》稱聚人曰財；《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謂矣”（《通典自序》）。他認爲食貨、選舉、職官對國家的治理最爲重要，所以他把這三門放在前面，而不是將所謂的聖人之道理論綱常放在首位。他的這一觀點無疑是值得肯定的。由此出發，他極力倡導“實學”，他總結自己的著書宗旨是“竊思理道，不錄空言。由是累記修纂《通典》，包羅數千年事，探討禮法刑政”（《上〈理道要訣〉表》）。所以他把徒尚空言的史家比作是能言會道而不幹家務的家庭主婦。杜佑也反對厚古非今之風。他認爲上古也不是風俗完美的，在許多問題上是今勝於昔。在秦統一以後關於郡縣和封建的爭論一直存在，唐太宗甚至還曾準備恢復封建。杜佑就指出廢封建行郡縣是歷史大勢所趨。他肯定郡縣制要遠勝過封建制，他說：“漢、隋、大唐，海內一統，人戶滋殖，三代莫儔”（《職官典》）。他還批評了頌古非今的思想，表現出一定歷史進化的觀點。在中世紀裏這樣的思想是不多見的。後來朱熹就對此說過一些批評的話。尤其難能可貴之處是他還對前人以“冥數素頂”來解釋歷史的觀點給予了批評，他把這樣的言論稱爲“終莫究詳”（《職官典·王侯總敘》）。所以歷代史志都念念不忘的五行志之類的，杜佑一概不取。 當然《通典》也不是完美無缺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就指出了十餘處。孫詒讓也多有糾正。書中的議論也多有不當之處。但總體看這些都是玉之微瑕。 關於《通典》的成書時間，杜佑自己並沒有做特殊的說明。李翰在《序》中提到“以大曆之始，實纂斯典”。近人鄭鶴聲《杜佑年譜》考證爲大曆三年，他還考證出杜佑先書之年在貞元十七年而不是十九年。一般認爲在大曆初年《通典》的基本規模就已經具備了，此後二十多年主要是對它的充實修訂。書中甚至出現了元和十五年發生的事情，而杜佑死於元和七年，這顯然是後人竄入的。 目前可以看到《通典》最早的版本是藏於日本的北宋刻本。此後較有影響的版本有：傅增湘取南宋本與明刻對校本，宋刻元叠修本，明人抄宋本，明嘉靖無刊記本，明嘉靖王德溢、吳鵬校本，清武英殿本，浙江局本。目前來說最完備的是中華書局的標點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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