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山南北长城地带史前聚落形态的初步研究

燕山南北长城地带史前聚落形态的初步研究

■董-新林   刘晋祥

【2013.02】

 

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主要指其北麓的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和南麓的以京津唐为重心的河北北部地区。这里是探讨中华民族文化起源、文明和国家起源的重要地区之一，一直为国内外学者所瞩目。随着考古学资料的积累和研究的不断深入，燕山地区聚落形态的研究具备了一定的条件。

本文的史前时代是指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铜石并用时代。新石器时代分三期，早期:公元前10000年-前7000年；中期:公元前7000年-前5000年；晚期:公元前5000年-前3500年。铜石并用时代分二期，早期:公元前3500年-前2600年；晚期公元前2600年-前2000年①。为了更好地阐明本文的观点，我们也涉及早期青铜时代即夏家店下层文化②的部分内容。

（一）

本文探讨的燕山南北长城地带在北纬38度-43度左右，东经115度-122度之间。以燕山为自然地理界限，其南为暖温带半湿润落叶阔叶林地带，其北属于中温带湿润区向半干旱森林草原区的过渡地带，温度和降水量自南而北呈递减趋势。这一地区气侯季节性变化较大，表现出温带大陆性季风气侯的特征。冬夏温差大，年平均气温一般在8-14℃左右，降雨比较集中，年降水量350-640毫米左右③。通过对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兴隆洼文化胡桃楸植物果核等的鉴定分析可知，兴隆洼文化时期，这里曾广有性喜土质肥沃、气侯湿润的落叶阔叶乔木生长，自然植被可能为温带森林④，气候由凉湿逐渐转为温湿。赵宝沟文化和红山文化的环境特征为暖湿，铜石并用时代晚期转为温湿，到了早期青铜时代则出现了凉干的气候环境⑤，敖汉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墓地的花粉分析证明当时的植被覆盖率达17%。这一地区以燕山为界，南北分布诸多重要的水系、河流。北部有辽河水系的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教来河，大凌河水系的牤牛河、大凌河和小凌河等；南部有滦河水系、海河水系的永定河、拒马河等。这些大河及其支流的两岸都有平缓的台地，十分有利于人类生存。

 

（二）

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考古学文化源远流长。在距今40-50万年前，北京猿人就已经生活在燕山南麓。喀左鸽子洞遗址⑥、凌源西八间房⑦、阳原虎头梁⑧等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表明这一地区早在上万年以前就已经形成了以小石器为显著特征的文化传统。新石器早期的遗存尚未得到确认，但从新石器中期始这一地区就已出现了较为成熟的聚落形态的情况看，该地区肯定会有更早的原始聚落。

新石器时代中期，兴隆洼文化占据整个燕山南北的广大地域，其大体分布于西起洵河，东至医巫闾山，北抵乌尔吉木伦河，南迄渤海岸。依据碳十四测定年代数据可知，其主要存在于公元前7千纪末-前6千纪末左右。考古学者对敖汉兴隆洼⑨、林西白音长汗⑩、阜新查海和迁西东寨、迁安安新庄等一系列聚落遗址进行了科学发掘，为研究提供了便利条件。

兴隆洼聚落位于内蒙古敖汉旗东部宝国吐乡，地处大凌河支流牤牛河上游的一处低丘陵台地上。兴隆洼聚落主体居住遗址至少有3万多平方米，一条直径约160-183米的围沟将聚落分为内外两部分。据初步考察，围沟内部和外部的聚落分属早晚两个不同的阶段。围沟内部聚落为主体，约有2万多平方米，共有11排房址，为方形半地穴式单体建筑，每排约有10余间不等，呈东南―西北向按等高线排列，共有100余间房屋。房址面积一般为40-70平方米。最大的房址达140多平方米，位于聚落中部，建筑比较讲究，出土遗物丰富，应是聚落内居民举行各种仪式的重要公共活动场所。从聚落布局看，房屋间不见打破关系，而且大房址居中，显然是经过缜密规划，统一营建的。聚落围沟残宽1米、残深0.6米，推测围沟可能有双重作用，除了作为地域性的界定外，同时有着初步的防御功能，因为挖沟取土堆成墙是顺理成章的。围沟外部的房屋相对较少，分布密集，室内面积小，多在20-50平方米左右，虽不及围沟内房屋分布整齐，但仍显出一定的排列规律。在房屋的北部有分布密集的灰坑群，其形制、排列规整，当为室外储藏窖穴。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居室葬构成了兴隆洼聚落的一个特点，个别墓葬中出土有玉环等玉器，是我国目前发现时代最早的玉器。从规模形制和出土物看，房屋的功能和性质是不同的，已有了一定的等级分化。在聚落的西部有迹象表明可能存在墓地。

白音长汗聚落位于内蒙古林西县南端双井店的岸阶地上。遗址现存面积10余万平方米。聚落分为南北两个相邻的居住区，各自修筑着简易的聚落围沟，两条围沟之间最近距离相隔仅10余米。在北居住区共发现29座房址，大体呈4排平行分布，每排约为7间左右。南居住区尚未发掘，依据钻探情况可知，其规模同北区大同小异。需要指出的是，在北区第二排（由坡上向坡下计）南侧第2座房址（89LB-A-F19）内发现了石雕人像。人像位于室中心,距灶40厘米,出土时面对灶址和门道。此人像或许与祭祀有关，该房址很可能具有较为特殊的原始宗教性质。

上述两个兴隆洼文化的聚落遗址构成了这一地区两种不同的聚落形态，即以兴隆洼聚落为代表的单体聚落和以白音长汗为代表的双体聚落，以前者为主。

新石器时代时期，兴隆洼文化的主要继承者赵宝沟文化控制着燕山南北长城地带的绝大多数地区，而上宅文化则占据洵河流域;富河文化占据西拉木伦河以北的地区；红山文化也出现在西拉木伦河流域以南。

敖汉赵宝沟聚落占据了赵宝沟村西北的北大地和东南部平缓的坡地，面积达9万平方米。现已探明的房址有89座，主要为长方形半地穴式单体建筑。聚落遗址偏东南部有一个自然低谷，将赵宝沟聚落分为西北和东南两部分，即第一区（晚段）和第二区（早段）。第二区聚落（早段）现仅存6座房址，余者皆被后代冲沟破坏。依据残存房址的排列可知，房屋是沿着等高线的坡度呈西北——东南向排列。其东部有一处石头堆遗迹（JS1），建筑规模较大，可能是一处祭祀遗迹。第一区聚落（晚段）共发现82座房址，沿着等高线的坡度呈东北——西南向成排分布，均不见打破关系。现大致认有7排，每排发现的房屋数目不等，少者7座，多者有17座，估计当时每排应有10余座，整个聚落不会少于百余座房址。从形制规模看，赵宝沟聚落房屋可分为大、中、小三类。大型房屋面积达百平方米，平面为凸字形半地穴建筑，居住面呈阶梯状，遗物较多，估计其为聚落内举行各种仪式的公共活动场所。中型房屋面积一般为30-80平方米，形制同大房址。建筑和出土遗物都比较讲究，应为聚落内头人和地位较高者居住之所。小型房屋面积一般不足30平方米，建筑简单，为居住面呈平地状的半地穴建筑，显然是一般族人的生活居住所。我们根据对房屋内遗物种类和陶器纹饰的分析，认为赵宝沟聚落有着复杂的内部结构，主要是由两个系统不同的血亲集团通过婚姻关系构成的等级分明的社会组织。在聚落内部已经存在着明显的社会分化和等级差别。制作精美的石耜和石斧以及粗细有别的石磨盘、磨棒的大量使用，标志着其农业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就陶器上繁杂而神秘的拟象动物形纹和抽象几何形纹而言，可以说赵宝沟文化有着发达的制陶业，而且可能已经有一批制陶的匠人脱离了农业，专门充当天、人之间的中介人，于是产生了尊贵的宗教人物。小善德沟聚落的大房子出土了7件大石器，其中1件石耜长达40厘米，同时还出土了大量的陶器和玉器，尊形器较多，或许这座大房子就是该聚落的宗教祭祀场所。

赵宝沟聚落房屋与房屋之间，房屋群与房屋群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即相对固定的内部结构。我们依据考古类型学和分类学的方法，通过分析认识到：（一）聚落由若干组房屋群有机地构成；（二）每组房屋群大体分为三个层次：1、一级或二级房屋居中；2、三级房屋分居两侧；3、四级房屋居最外侧。值得注意的是，三级房屋中，“己”字形和“F”形几何形纹陶器各自单独存在，不共存，形成了分类系统；在一、二级房屋中“己”字形和“F”形两类几何形纹陶器共存，而四级房屋中则不见这二类纹饰。可见，在赵宝沟聚落中，“己”字形“F”形两类几何形纹图案的标识作用最为突出。民族学和考古学资料证实，在原始社会中，一个社会集团只有靠血亲关系组织和维系，才是比较稳定的。在以地缘为单位的社会形态中，不同的血缘集团要通过姻亲关系来构成更为复杂的社会组织。赵宝沟聚落或许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己”或“F”形图案可能分别代表着不同的血亲集团，整个聚落通过姻亲方式组合成更高级的社会组织。这种二元结构类似氏族的概念。

目前，赵宝沟文化在燕山北麓发现较多，而且多属于三、四期。据文物普查资料获知，在敖汉旗现已发现了60余处赵宝沟文化的遗址。各遗址规模大小不一，出土遗物精美程度也有差别，自然聚落间肯定存在着等级的差别。在敖汉境内，仅有3处遗址发现了拟象动物形纹尊形器，即赵宝沟、南台地和小山。其中前二者分布在教来河的两条支流左近，而小山分布在大凌河支流牤牛河流域。这三个聚落都可能具有较为特殊的性质。就赵宝沟聚落而言，其面积较大，达9万平方米，出土有最具代表性的“鹿”形动物形纹，大房屋近百平方米，在聚落的东部有专门的祭祀遗迹，很可能已不同于周围的中小型聚落,而具有“中心聚落”的性质。这样,中心聚落附带周围中小型聚落就构成了较大规模的聚落群。

在西拉木伦河以北巴林左旗富河文化的富河聚落共发掘37座房址，也是按等高线的方向成排布局，构成了凝聚型单向开放式格局。

 

（三）

红山文化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经出现，但其作为历史舞台的主角占据整个燕山地区当是赵宝沟文化结束以后的事了。作为铜石并用时代早期的红山文化可分为两段。前段为西水泉类型，以敖汉西台聚落为代表；后段为牛河梁类型，以牛河梁祭礼中心为代表。

西台聚落是目前红山文化中为数不多经过科学发掘的聚落遗址之一。聚落整体呈凸字形，挖在基岩上的两条围沟将聚落分别围成紧邻的两个长方形单位，东南者较大（周长约600余米），东南边有出入聚落的通道。西台聚落的围沟现残宽2米、最深达2.25米，显然具有了更强的防御功能。内部房屋也是长方形半地穴式建筑，但布局不明。这种聚落形制结构当与兴隆洼文化白音长汗聚落遗址有一定的渊源，其防御设施的加强或许表明社会重大变革的出现。铜石并用时代早期后段，还没有科学发掘过典型的居住聚落遗址，但在辽宁凌源牛河梁发现了一处规模很大的宗教中心。牛河梁位于努鲁儿虎山东麓丘陵地带。其东北部有一个多室和一个单室两组建筑物构成的半地穴建筑址。多室在北，为主体建筑，单室在南，为附属建筑，间隔2.05米，约在同一中轴线上，方向北偏东20度。多室建筑址（编号为牛IJ1B）南北总长18.4米、东西残存最宽处约6.9米，结构较复杂，包含一个主室和几个相连的侧室、前后室。单室建筑址（编号牛IJ1A）横长6米、最宽2.65米。主体建筑中出土了豆形器盖等陶质祭器和体现了其建筑水平的彩绘墙面残块。特别是中段各向左右分出的侧室中集中出土女性泥塑像和猪首龙身或猛禽爪等泥塑动物形象，均近于或大于真实个体，显然是一处祭祀中心，即所谓“女神庙”。整个庙讲究对称，规模宏大，主次分明。女神庙居中心最显著的位置，遥对“猪山”，北靠一丘顶平台，平台边缘砌有石墙，南北长达175米、东西宽为159米，或许是祭祀时的重要活动场所。女神庙南面约1000米左右的小山头上分布着诸多积石冢，其中出土了较多的猪龙形玉饰、箍形器、勾云形饰、环、璧等玉器，占地总面积约2平方公里，应是祭祀中心的一部分。在距牛河梁50公里的喀左东山嘴，还存在一处红山文化的大型祭坛建筑基址，其在建筑石材加工、砌筑技术上十分讲究，整体布局由中心、两翼和前后两端组成，按南北轴线对称分布，中心和两翼主次分明，南圆北方，颇具特色。祭坛遗址中出土了一些诸如精美双龙首玉璜、绿松石鹄鸟、小型陶塑孕妇人像、大型陶塑人物坐像（约相当于真人的二分之一）和专门用于祭祀的无底筒形器等。若将东山嘴的“坛”与牛河梁的“庙”、“冢”联系起来考虑，在方圆百里内，存在这样两处规模宏大的祭祀中心，一方面表明红山文化的社会一统化程度已经很高，另一方面也说明这里可能是整个红山文化举行祭祀仪式等的公共活动中心。这样规模宏大的宗教中心的存在，说明红山文化已经达到较高的社会发展阶段，辽河文明的曙光展现在世人面前。

考古资料表明，经过了赵宝沟文化时期的多文化割据局面后，红山文化迅速崛起，占据了燕山南北的广大地区，向西已经到了张家口地区。红山文化遗址一般分布比较密集，仅敖汉旗就发现了502处，大约每16平方公里有一处红山文化的遗址。这些聚落遗址在敖汉旗自南向北逐渐增大。面积较小者为4-5千平方米，较大者为3-10万平方米，最大者达2-3平方公里。聚落遗址多以河流为纽带，以大聚落为中心，周围有若干小聚落共同构成一个聚落群。聚落多分布在地势平缓开阔，靠近水源的向阳坡地或台地上。其地势比现代村庄高出10-20米，而比赵宝沟聚落要低。红山文化时期，自然条件比较优越，特别是与中原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发生“碰撞”后，红山文化在赵宝沟文化原有的耜耕农业和原始手工业的基础上迅速提高，耜耕农业比较发达，制陶有进一步的发展，一般在聚落遗址较高的地方发现有窑址，有的两三个聚落共用一个窑址区，专门的玉器加工制造业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敖汉董家营子聚落中发现了较多有切割痕的碎玉废料，可能是一处专门制造玉器的场所。在崇尚祭祀中，可能已经产生了专职的神权阶层，可见阶级分化和社会分工已十分明显。特别是后段红山文化社会发展水平之高，中华民族国家起源已见端倪。

 

铜石并用时代晚期，燕山南北长城地带的考古学文化聚落形态尚不太明确。燕北的小河沿文化或许有部分因素属此段；燕南此段的聚落形态不详。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在燕山南北地区这一阶段有了十分重要的变化。这一地区富有传统、绵延数千年的“之”字形纹突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绳纹系统；但东北地区的代表性器物——筒形罐仍然存在，却也是最后的存在了。燕北的小河沿文化的主体是一种外来文化，开始了这一地区考古学文化交替取代式延续发展的新阶段。

小河沿文化目前经过大规模发掘的遗址只有大南沟墓地。该墓地墓葬分布井然有序，男女不同性别的墓葬随葬品种类和数量有所不同，表明其社会组织的复杂性。从墓葬习俗上看，其文化发展水平在红山文化的基础上有所提高。

 

（四）

青铜时代早期，占据燕山南北长城地带的是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再次一统燕山南北地区的红山文化原主要分布区，并有所扩大。夏家店下层文化开始了这一地区以“鬲”为主要特征的文化传统，结束了以筒形罐为特征的历史。从聚落形态上看，夏家店下层文化聚落普遍出现了“城”，特别是燕山以北地区，主要可以分为高山型和高台型两类。城址均依据地势而建，沿河流分布，形状多样，有长方形、方形、圆形、椭圆形和不规则形等。高山型多为石城，集中分布在燕山北麓，从承德的滦河上游，经赤峰的英金河、老哈河和朝阳的大凌河到敖汉、奈曼的教来河，乃至阜新的牤牛河流域两岸的低山丘陵台地之上。高台型有土城，也有石城，一般建在群山环绕的开阔高台地上，通常有很厚的地层堆积，往往四周有山城。

从阴河流域的西山根高山型石城聚落看，其遗迹也是大体顺等高线方向成排分布的单体建筑。高山型石城“往往不是四周都建城墙，在陡峭岩壁边或临沟壑的一面，一般都未发现城墙的痕迹，只是在缓坡和较为平坦的地方才建造城墙，这种墙因地形的变化而曲直不一。这些利用地形的险峻，并建筑城墙的城址，其目的自然是为了防御外来的攻击”。赤峰西道高台型遗址面积达10万平方米以上，在遗址的西南部发现一处10000平方米的土台，土台之上有成排的房址，均为地面建筑，有的用土坯砌成重墙。其中F4的地面涂有红色颜料，正对门的房中砌有石台，似与祭祀有关，宗都色彩十分浓厚。土台下面东、北部也有夏家店下层文化房址，这些房址则为半地穴式建筑，相对比较简陋。该聚落中，从房屋建筑和文化内涵等情况看，高台上下的房址有着明显的层次区别，其居民自然也就存在等级差异，高台上居民地位更为尊贵些。西道聚落很可能出现了一般意义上的城乡分化，或可说西道聚落具有了城市的性质。

在阴河和英金河两岸，夏家店下层文化高山型聚落遗址沿河分布，排列有序，自西而东绵延达70余公里。这些聚落可以分为三组：西组最为密集，在尹家店至三座店之间发现20处聚落；中组较稀疏，在初头朗至当铺地之间发现了12处；东组仅在王家店至水地之间发现5处。其西、中组较邻近，相距约5公里，均属阴河流域；而中组与英金河流域的东组之间则相隔25公里之遥。从规模上看，聚落可分为三类：大型聚落仅1处，面积在10万平方米左右；中型有5处，面积在2-4万平方米之间；余者皆为小型聚落，面积不足2万平方米。西组聚落群层次分明，大型聚落——池家营子石城居址中，两座中型聚落分居两翼，一个在西侧的尹家店，一个在东端的三座店附近，小型聚落分别附居于两座中型聚落附近。这样，在西组聚落群中就形成了以中型石城址为核心的东西两个小聚落群，而这两部分显然又被大型石城址联为一体，从而构成了一个较大的聚落群。中组不见大型聚落，有两座中型聚落，一座在新店以西，一座在该组最东面到当铺地东南。中型石城址附近都有一些小型聚落，形成小聚落群。从总体上看，中组聚落群数量少，不见大型石城址，而且距西组很近，因此，西组和中组很可能共同构成了一个更大的聚落群，池家营子石城址是整个聚落群的中心。东组聚落数量很少，距离中组较远，可另当别论。

高台型聚落也存在着大、中、小三类。在赤峰半支箭河流域，有一处相当于大型的聚落——城子聚落遗址；其东北约10公里处有中型聚落——西道聚落遗址，其面积达10万平方米以上；其河南岸的山坡东西排列着一定数量的小型聚落遗址。以西道和诸多小型城址组成的聚落群大体与阴河流域的中组相当，而以城子为中心，连同其他中小型城址组成的聚落群与阴河流域的西组大体相当，显然有着不同的层次。从半支箭河流域的诸多聚落群看，城子聚落群居中心地位，而西道聚落群则处于从属地位。扩而言之，半支箭河的高台型聚落群明显比阴河流域的高山型聚落群的城址面积要大，或许也存在一定的等级差异。两个聚落群相距不过20公里，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讲，半支箭河流域聚落群可能又是阴河和英金河流域诸多聚落的更为重要的权力中心，后者可能是前者的外围防御性屏障。夏家店下层文化大体已经形成了层层叠筑，比较成熟、复杂的文明社会。

夏家店下层文化“城市”的出现，表明整个社会的城乡分化已经明显。这时期，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农业相当发达，社会分工进一步明确，专业制陶业、玉石加工业等更为专业化，青铜制品已经存在，有迹象表明应该已有大型容器。夏家店下层文化陶器的彩绘技法为同时期其他文化所不能比拟。这些以“鸟”、“饕餮”等为代表的图案对商王朝辉煌的青铜器艺术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以彩绘陶器为礼器，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普遍现象，并通过墓葬的形式逐渐形成了一种礼制。宗教祭祀活动在夏家店下层文化中仍是十分重要的社会内容，特别是锦县水手营子青铜连柄戈和敖汉大甸子木柄铜戈的发现，似乎暗示了王权的存在。中原夏王朝典型礼器——鬲、爵出现在大甸子高等级的墓葬中，让我们看到了社会发展水平大体相当的两个“王国”的高级往来。

 

（五）

通过以上介绍可以看出：由于自然条件、地理环境、获取食物的空间和方式以及人们的审美观念、思维方式的特点，使得燕山南北长城地带的聚落形态变化既有承继性，又有阶段性，颇具特色。

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聚落内的房屋主要为成排布局的单体建筑，不同于安徽蒙城尉迟寺聚落遗址的成排布局的联体建筑。最迟从新石器时代中期始，这一地区就已经有了成熟的聚落形态，即以大房子为中心，依据地势统一规划，按照等高线的坡度，单体房屋成排营建布局，有些聚落有围沟界定主体聚落，构成凝聚型单向开放式的格局，有别于陕西临潼姜寨聚落凝聚型向心式的格局。从聚落模式看，新石器中期就形成了以兴隆洼聚落为代表的单体圆形聚落和以白音长汗聚落为代表的双生圆形聚落，其中单体聚落是这一地区的主体。铜石并用时代早期前段发现了长方形聚落，聚落形态出现多样化趋势。

从社会发展阶段看，燕山南北地区可以分为三个大文化阶段：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这三个阶段是燕山南北地区大一统的时期。在每两个阶段之间各有一相对文化割据的时期，即以赵宝沟文化和小河沿文化为代表。新石器时代中期，兴隆洼文化的聚落面积约在3-10万平方米不等，数量较少，还少见成组的聚落群，聚落间的等级差别不大。但是，这时期社会经济已经不只是单纯的渔猎和采集经济，已出现了原始耜耕农业，并有专门的宗教活动场所（白音长汗89F19），表明兴隆洼文化应属于较高层次和发展阶段的原始公社氏族部落。兴隆洼文化较强的文化一统性奠定了这一地区的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新石时代晚期，赵宝沟文化的聚落面积大多达9万多平方米，数量增多，仍不见较大规模成组的聚落群，但聚落间的等级差别已明显。社会经济中农业基本占据了主导地位，耜耕农业较为发达，社会分化较为明显。在赵宝沟聚落的东部已有了专用的祭祀性建筑，表明已经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的存在。在敖汉旗发现的60余处赵宝沟文化的遗址中，只有3处有拟象动物形纹的尊形器，这三处聚落初步具有中心地地位了。而赵宝沟聚落祭祀遗迹的存在，表明其地位可能更为重要。到了铜石并用时代早期，红山文化的聚落数量急剧增加，形成了等级不同的聚落群，农业经济更为发达，社会分化明显。其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文化碰撞，出现了一系列的新文化因素，诸如玉雕猪龙、龙鳞纹彩陶、陶塑女神象等。特别是庙、坛、冢宗教中心的发现，表明红山文化肯定存在了更为高级的中心聚落，而且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都发生了变化，“已达到了产生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组织形式”，具有了“古国”的性质了。到了青铜时代早期，夏家店下层文化已形成了等级分明的聚落群，出现了一般意义上的城市，城、郊分野已经存在。这一时期，社会分化明显，形成了尊卑有别的礼制。诸多因素表明，夏家店下层文化应当形成了与中原夏王朝程度相当的“王国”，并与夏王国南北对峙，各居一方。

由此可见，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聚落形态的演变与黄河中下游地区基本同步，但有其自身的特点和文化传统。这一地区的史前聚落一直为凝聚型单向开放式格局，在铜石并用时代，聚落模式和规模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而这一时期正是中华文明和国家起源的重要阶段。这一地区从古文化、到古国、再到方国（王国），稍后进而纳入秦帝国版图的发展历程十分清楚，是探索文明和国家起源模式的重要地区。可以说，在从野蛮向文明转变的漫长历史过程中，燕山南北长城地带的史前考古学文化对中华文明诞生曾起过不容忽视的作用。

 

注  释：

①严文明《中国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的考察》，《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杨虎《辽西地区新石器~铜石并用时代考古文化序列与分期》，《文物》1994年第5期。

② 李伯谦《论夏家店下层文化》，《纪念北大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③《中国自然地理》编写组《中国自然地理》（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

④孔昭宸等《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距今8000~2400年间环境考古学的初步研究》，《环境考古研究》第一辑，科学出版社，1991年。

⑤史培军等《内蒙古农牧交错地带环境考古研究——内蒙古考古文化分布与自然环境及其演变关系分析》，《内蒙古文物考古》1993年第1、2期。

⑥《辽宁鸽子洞旧石器遗址发掘报告》，《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5年第13卷第2期。

⑦《凌源西八间房旧石器时代文化地点》，《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3年第11卷第2期。

⑧《虎头梁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的发现》，《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7年第15卷第4期。

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5年第10期。

⑩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林西县白音长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3年第7期。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阜新查海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报》，《辽海文物学刊》，1988年第1期。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阜新县查海遗址1987~1990年三次发掘》，《文物》1994年第11期。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省迁西县东寨遗址发掘简报》，《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

同⑩郭治中《论白音长汗发现的女神像及其崇拜性质》，《青果集——吉林大学考古专业成立二十周年考古论文集》，知识出版社，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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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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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董新林，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2007年起任汉唐考古研究室副主任。

刘晋祥，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