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维坦按：这不是个笑话，甚至，还有点儿忧伤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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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Barbara Bradley Hagerty
译/reader666666
这是吉姆-法伦（右一）与他的妻子，女儿和儿子。当他比较了他的家人——包括他的妻子，兄弟姐妹，子女和母亲的脑扫描以后发现，他是唯一的有一颗pyschopath（犯罪精神病态者）大脑的人。
刑事犯的大脑一直让詹姆斯-法伦着迷。近20年来，这位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神经科学家一直在研究犯罪精神病态者的大脑。他研究这种行为的生物学基础。他的专门研究之一就是试图找出冷血杀手的大脑与你我的大脑有何不同。
大约4年前（利维坦注：指2006年），在一个家庭烧烤聚会上，与他当时88岁的老母亲珍妮说话时，法伦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发现。
“我说，‘吉姆，你为什么不去查一查你父亲的亲戚们呢？’ ”珍妮-法伦回忆说，“我觉得他们中间有一些疯子。”
于是法伦去调查。
“整个家族都是非常暴力的人，一群冷血杀手，”他说。
他的曾祖父辈之一，托马斯-康奈尔，1667年因谋杀自己的母亲被绞死。康奈尔那个支系里有7个被指控的杀人犯，包括丽萃-博登，法伦挖苦地称她为“丽萃表姐”。她被指控于1882年在马萨诸塞州的秋河县用斧头砍死她的父亲和继母。（后来颇具争议地被宣告无罪）
祖先的事迹给了他一个不小的惊吓，法伦想要看看他的家人是否有人拥有一颗连环杀手的大脑。因为他已经研究了几十个犯罪精神病态者的大脑，他知道应该寻找什么特征。为了演示给我看，他打开了他的笔记本电脑，在屏幕上调出一张大脑扫描图像。
“这是一个不正常的大脑，”他说。图片显示有一些黄色和红色的斑块。然后，他指着大脑前部，眼睛后边的一个地方。
“看看吧，这里几乎是空的。”法伦说。
这里叫“眶皮层”，法伦和其他一些科学家认为它与道德行为、道德决策和冲动控制有关。
“如果一个人的‘眶皮层’呈现出低活性，他要么是不受约束型的，要么是反社会型的。”他说。
法伦自己的脑扫描
他的说法显然有一点儿过于简单化，但法伦说，眶皮层对于另一个参与侵略行为和欲望的叫“脑扁桃体”的部分起着刹车作用。但有一些人，也许是因为有脑损伤或先天的原因，眶皮层失衡，“刹车”失灵。
“结果会怎么样呢？”他告诉我说，“您的大脑可能驱动犯罪精神病类型的行为，如愤怒，暴力，暴食，性侵犯，以及酗酒。”
法伦的大脑（右侧的图片）在眼睛后面的眶皮层有黑块。这就是法伦和其他研究该领域的科学家说的，与道德行为，道德决策和冲动控制有关的区域。左边是他儿子的脑扫描，是正常类型的。
法伦说，他家实际上没有人有这些犯罪行为问题。但是，他就是想肯定一下。他方便地拥有一切他所需要的手段：在此之前，为了看看他的家人是否有患阿尔茨海默氏症的风险，他已经说服了他的10名近亲，为他的科研项目，做过一次PET(正电子放射断层扫描)，而且还提供了一份血液样本。
在知道了他家的暴力历史以后，他又一次检察了这些图像，并与犯罪精神病患者的大脑进行了比对。他妻子的脑扫描是正常的。他妈妈的也正常。他兄弟姐妹的也正常。他孩子的也正常。
“我看了看我自己的PET扫描。看到的是令人不安的东西，我啥也没说，”他说。
但他不愿透露的是，他的眶皮质看起来不活跃。
“如果你看我的PET扫描，我的看起来就像那些冷血杀手。”
法伦警告说，研究刑事犯的大脑是一个年轻的领域。科学家们刚刚开始研究这一脑区——更不用说罪犯的大脑了。不过他说，不断积累的证据表明有些人的大脑有易患犯罪精神病和暴力的倾向，而且可能会从一代一代传下去。
三个要素
让我们接着看吉姆-法伦的家庭实验。除了脑部扫描以外，法伦还测试了每个家庭成员的与暴力有关的基因。他检查了12个与侵略和暴力有关的基因以后。目光聚焦在MAO-A基因（Monoamine Oxidase A，单胺氧化酶A）之上。这个基因一直是相当多的研究者的目标，也被称为“尚武的基因”，因为它负责调节大脑中血清素。血清素像“百忧解”一样会影响你的情绪。许多科学家相信，如果你拥有某些版本的“尚武的基因”，你的大脑就不会理睬血清素的镇静效果。
法伦调出了另一张电脑幻灯片。它是个家庭成员的名单，每个名字旁边是他们的基因类型。除了他一个人以外，他家每个人的MAO-A基因都是低侵略性的类型。
“你看见了吗？我百分之百有那个高危险的类型，”他说，然后停顿了一下，“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一个天生的杀手。”
法伦挖苦地说，他不相信自己的或别人的命运是由基因完全决定的。他们只是使命运向某个方向倾斜。
然而：“当把两者结合起来以后，坦率地说，我还真有点不安，”法伦笑着说。“你开始对你自己说，'我可能就是个反社会分子’。我当然不认为我真的就是，但是这些东西与我以前看到的犯罪精神病患者与反社会分子的大脑完全像同。”
我问他的妻子，黛安娜，如何看这些结果。
“我并不太担心，”她笑着说，“我的意思是说，我12岁就认识他。”
按照研究这方面问题的科学家的观点，黛安娜可能并不需要担心。他们认为，大脑的模式和遗传基因这两个条件，还不足以使任何人成为犯罪精神病患者。你需要有第三个要素：在童年时期受到虐待或暴力。
黛安娜说，“值得庆幸的是，他在童年时期没有受到虐待，所以我一直活到这一大把岁数。”
“精神法学”的新世界
吉姆-法伦说，他有一个美好的童年，受到父母宠爱，兄弟姐妹，相亲相爱，整个大家庭，其乐融融。他说，值得注意的是，通过他自己大脑的经历，改变了他对自然和后天培育的看法。他过去曾经认为，基因和大脑功能，就可以决定我们的一切。但现在他认为人们的童年经历可能会使结果完全不同。
吉姆-法伦的《Psychopath Inside》
“我们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假如我童年时被虐待，今天我们可能不会坐在这里谈话，至少在一般人看来是这样的。”他说。
至于他的犯罪精神病学，法伦对那些童年不幸的人感到有些同情。
“在某个不幸的日子里，当这三样东西以一种糟糕的方式凑齐了，坏事就会发生，我认为大家应该同情他们的遭遇，”他说。
但是，对于犯了强奸和谋杀罪的人们——我们应该同情他们吗？他们能否被允许在法庭上辩称，是他们的大脑迫使他们干的？我们就要进入一个“精神法学”的新世界——神经科学在法庭上被用作证据来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