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拿马运河：帝国崛起的摇篮

1906年，燥热的秋天，即将迎来中期选举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和妻子登上了美国军舰“路易斯安那号”，前往巴拿马运河施工区，视察这片即将成为他任上最庞大的功绩之地。在6天的航行中，他一边阅读约翰·弥尔顿的诗集，一边给自己的孩子写信。他向身边的随从和妻子伊蒂丝反复提及那些在这里建功立业的传奇人物——虽然他们是西班牙人——包括戴着十字架和西班牙国旗踏上古巴海岸的哥伦布，以及披盔戴甲涉入太平洋的巴拿马地峡征服者瓦斯科·努涅斯·德·巴尔沃亚，他得意洋洋，半开玩笑地说，自己即将在历史中占据一个和他们平起平坐的伟大地位。

1910年4月8日，修建中的巴拿马运河太平洋一侧佩德罗米格尔水闸

在抵达巴拿马后，尽管阵雨绵延不断，但罗斯福兴致高涨，他穿着高筒皮靴，踩在几乎齐膝深的淤泥和积水里，视察了在热带丛林深处一望无际的运河劳工宿营区，工地和周边因工程而迅速繁荣起来的城镇，饶有兴趣地看着庞大的几乎超过百吨的比塞洛斯牌蒸汽动力挖掘机用巨大的铲斗将夹杂着树根、砾石的泥土从山体上挖掘出，再倾倒进停放在旁边临时铁轨上的斗车车厢里。最后，爱出风头的总统本人戴上安全帽，挽起袖子，坐上了挖掘机控制台，任由随行记者拍照，以展示美国政府与个人对于这项工程的信心与支持，在他周围，是成百上千如同工蚁一般循循蠕动，用简陋的锹镐砍刀辛勤劳作的黑皮肤劳工。

9年后，巴拿马运河终于开通，美国雄厚的人力资源以及在工程技术上的领先优势，使得巴拿马运河工程的总造价仅为3.52亿美元，并先于预计工期完成。1915年初，美国画家佩汉·内尔（Perham Nahl）绘制了一幅名为《赫拉克勒斯的第十三件功业》的插画：筋肉奋张的大力神用自己的全身之力，生生将巴拿马地峡两侧的悬崖峭壁分开，任海水在其身下流淌——用以讴歌巴拿马运河的开通以及即将举办的旧金山巴拿马世界博览会。内尔作品的意图很明确，逐渐通过自己雄厚的经济实力，在南半球和世界其他部分施加影响力的新兴大国美国，就是20世纪的大力神。

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

蓝海的召唤

被昵称为“泰迪”的西奥多·罗斯福是19世纪下半叶美国新一代统治精英的缩影：精力充沛，野心勃勃，笃信自己的国家将在国际事务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罗斯福的两位挚友与导师，马萨诸塞州资深参议员老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以及美国海军学院院长、《海权论》的作者阿尔弗雷德·马汉，都使罗斯福坚定不移地相信，海权对美国的安全与崛起至关重要。1897年，罗斯福就曾担任过麦金莱政府海军助理部长。美西战争最激烈时，美国主力战舰“俄勒冈号”不得不花费68天，跋涉1.5万公里，从西雅图出发，绕道合恩角，最终抵达佛罗里达，这一事件最终让罗斯福和其他一些华盛顿政治家相信，美国海军必须获得一条在两大洋之间快速部署转移的通道，用以保障自身的安全。正在美国举国上下欢庆胜利之际，西奥多·罗斯福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大声疾呼，下一次，如果美国海军主力依旧必须绕过南美洲前往迎战一支入侵美国西海岸的敌方舰队，那么唯一的结果就是，挂着星条旗、疲惫不堪的美国水兵只能望着旧金山和洛杉矶的废墟痛悼不已，而此刻敌人已经远离美国本土，“远在夏威夷附近宁静的海上欢庆胜利”。

太平洋是美国这个两面濒海、在19世纪下半叶崛起的大国目光最为关注的地方。1898年，美国从西班牙手中夺取了菲律宾；1899年，美国和德国瓜分了萨摩亚群岛；次年，麦金莱总统的国务卿海约翰提出了著名的门户开放照会，正式标志美国试图成为西方列强在东亚政策的指导者。1901年，美国陆军部长伊莱休·鲁特起草了“普拉特修正案”，正式将古巴变成了美国的附庸，并夺取了关塔那摩岛作为海军永久性基地。陆军中将、菲律宾总督阿瑟·麦克阿瑟（美国陆军上将、“二战”时西南太平洋战区盟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父亲）于1902年在国会菲律宾事务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在菲律宾的行动代表文明战胜了野蛮，改变了未开化的黑暗状态，美国有义务在亚洲和中美洲成为一个伟大而有力的主宰者。美国的扩张主义有利于保障美国自身的安全，而印第安纳州的参议员阿尔伯特·J.贝弗里奇的意见更为简单直接：美国，是一个拥有更高贵命运、更为强大的英格兰。

经济力量，是美国这个迅速成长的巨人身上最为坚实的筋骨，也是它自信的来源：从南北战争结束到美西战争爆发，美国的小麦产量增长了256%、煤炭增长800%、钢铁增长523%，而新兴工业的增长由于是从零开始，所以“增长率大得以百分比表达毫无意义”，比如每年5500万桶的原油产量。规模巨大的美国生产企业非但没有尾大不掉，却是高效、价廉的代名词。当安德鲁·卡内基在1901年将他的企业出售给摩根钢铁集团时，他生产的钢铁比整个英国本土的产量还多。实际上，与其说美国是一个迅速发展的国家，倒不如说是一块在迅速发展的大陆。蒸汽机车和轮船触发的“交通革命”，更增强了廉价的美国商品在欧洲的竞争力。一蒲式耳（36.268升）小麦从芝加哥输送到伦敦的费用从1870年的40美分跌到了1900年的10美分，面对雪崩一样涌入的美国粮食、肉类、钢铁和农业机械，使得欧洲不得不以直接投资的方式来补偿巨大的美国贸易逆差。

“在工业革命和随之而来的军事技术现代化浪潮之后，由太平洋和大西洋作为壁垒的美国不再如以往安全了，未来的敌人可以借助蒸汽动力军舰，携带强大的火力越过曾经的海洋天险，轻松地抵达美国东西海岸，这就要求美国必须控制太平洋和加勒比海，在混乱动荡的东亚以及拉美国际政治事务中获取存在感与发言权，最终，扩张能保证庞大的美国经济体的利益，进而惠及美国国民，为美国巨量的工业与农业制成品获取市场。”美国海军历史学家、《海权史》的作者阿兰·威特斯克特在其著作中论述说：美国的目标不是建立一个殖民帝国，而是占有少量的土地用以实现征服世界市场的目标，同时占领为确保征服的实现所必需的战略要点，为了获得在太平洋大显身手的舞台，美国需要将大西洋和太平洋连接起来。

正在美国力图依托逐渐增强的经济势力，进一步将毗邻的拉丁美洲正式纳为自己的“后院”之时，也是英、法等欧洲传统殖民列强试图渗透进入的时代。由于恐惧国内政治事务与经济继续遭遇原有宗主国西、葡以及英、法等欧洲殖民大国的干涉与控制，许多新独立的拉丁美洲国家开始寄希望于美国的保护，尼加拉瓜与海地曾多次要求与美国签订“托管与保护性条约”，而圣多明各则直接希望通过提供海军基地的方式来获取美国的庇护。

早在19世纪40年代美墨战争时期，时任美国总统的波尔克即提出，得克萨斯州和太平洋之间的大片领土如果落入欧洲列强之手，那么不利于美国开放式贸易和自由精神，经济封闭和政治独裁状态将在这里落户生根，进而违背了美国必将向西开拓的“天定命运”；20年后，布坎南总统直截了当地指明，美国在加勒比海和中美洲地区负有不可推卸的“警察责任”，否则其他外来势力将会越俎代庖……1885年，哥伦比亚总统拉斐尔·努涅斯试图以军人总督取代原有的文职政府，以加强对巴拿马这一遥远省份的控制，而这立刻引发了一场骚乱，美国总统克利夫兰向科隆港派出了1200名海军陆战队员，用以维持秩序，保护美国在地峡区的财产权益与公民人身安全。

截至1880年，美国来自拉美进口贸易的总额已经达到1.76亿美元，而美国向这一“后院地区”的出口仅仅只有可怜的5800万美元，除去关税壁垒等因素，因长途运输而导致的美国出口产品价格劣势也是主要因素：一旦中美洲地峡水道正式投入运营，美国东西海岸之间的海上航程将从13226公里急剧缩短为6146公里，而从东岸前往亚洲的航程，以及西岸前往欧洲的航程也将缩短至少5000公里以上；从西海岸运输到南美洲，欧洲的大宗货物运费将骤降21%～25%，从东岸运往远东的货物运费也将下降18%。1903年，英国驻哥伦比亚领事向伦敦汇报说，这样一条运河所能带来的即刻经济效益可能高达12亿美元，几乎相当于美国当年GDP的5%左右。

收麦子的美国妇女（摄于1900年）

作为蓝海战略远期目标与缓冲地带的太平洋，地缘政治核心利益区的拉丁美洲，以及拉美与远东巨大的经济贸易潜力，三重影响美国国运的重大考量，最终浓缩在巴拿马地峡，这块长约640公里、宽48至193公里的狭长地带之上。“加勒比海……将变成一个世界性的巨大航运枢纽。沿着这条路径，巨大的商贸利益将会延伸，巴拿马运河的开凿使加勒比海成为美国的内湖，美国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海军战略据点得以高效、快捷地沟通，巴拿马运河逆转美国发展海军的地理构造的缺陷，而成为占据两洋的内线位置，欧洲列强非但不能攻击美国，反而受制于美国。阿尔弗雷德·马汉在其《海权论》中这样写道：“美国相对于该航路的地理位置将会类似于英国之于英吉利海峡、地中海国家之于苏伊士航线。”马汉继而直接扼要地总结说，巴拿马地峡的特殊意义就是：“它将美国的太平洋和大西洋海岸连接了起来，也是对我们至关重要的连接大西洋和远东的两条主要交通线之一，夏威夷则是地峡运河的一个前哨。”

谁的运河？——远狼与近虎之战

并非只有新兴的美国注意到巴拿马地峡的重要战略与经济意义：早在巴尔沃亚征服巴拿马之后，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于1523年就明确提出开凿一条中美洲运河的主张，1529年制定了具体方案，运河备选地点一共有四个：墨西哥南部特万特佩克地峡、哥伦比亚西北部阿特拉托河、尼加拉瓜地峡、巴拿马地峡，以便使西班牙大帆船队避开气候诡异、巨浪滔天而荒僻的麦哲伦海峡，将从秘鲁、智利掠夺开采的黄金、白银等贵金属迅速而安全地运往本土。1826年6月，“拉美自由之父”西蒙·玻利瓦尔在巴拿马举办的首届美洲国家代表会议上提出美洲国家共同开凿地峡运河的建议，运河工程自此正式提上日程。在拟议的几个开凿地点中，巴拿马地峡以61公里的最短距离、尼加拉瓜地峡以有尼加拉瓜湖和圣胡安河两大现成水系与水道，成为排名靠前的优先选择。然而，新生孱弱的哥伦比亚自身财政拮据，负债累累，根本无法承担如此宏大的工程，于是哥伦比亚政府于1843年照会英、法、美、荷、西班牙等国，建议它们联合开凿巴拿马运河并共同保证运河未来的中立地位。

美国对于修建一条位于中美洲、连接两大洋的运河，并最终将其纳入掌控可谓筹划已久：早在1846年，美国与哥伦比亚政府签订了《美国、新格拉纳达和平、友好、航海与通商条约》（马里亚诺-彼德莱克条约），从而使得美国公民、船只和商品在哥伦比亚所有港口及地峡区内完全免税并享有同哥伦比亚公民及其船只和商品一样的贸易、航行的特权及豁免权，在发生外来袭击或内部骚乱时保卫巴拿马中立，协助保持哥伦比亚对地峡的主权。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在试图取得一条中美洲地峡运河线路时，并未将视野局限于巴拿马地峡一地，1848与1849年，美国政府分别于墨西哥与尼加拉瓜签订了《加德卢佩-伊达尔戈条约》与《斯夸尔条约》，计划在特万特佩克地峡与尼加拉瓜地峡开凿运河。

几经波折之后，由于其他方案地理条件的相对劣势以及其他政治原因，美国最终将目光投回了两端皆有天然良港，并且与美国投资的地峡铁路平行的巴拿马地峡，在尤利西斯·格兰特与拉瑟福德·海斯两位总统的力主之下，美国与哥伦比亚展开了漫长的运河修建与所有权问题谈判，雄心勃勃的国务卿汉密尔顿·菲什试图在条约中加入更多独占性条款以确保美国在运河区的至上地位，诸如美国军舰的特别通行权，长达百年的运河地区租借权等等，最终遭到了哥伦比亚的拒绝。

参与巴拿马运河修建的法国工人与科隆镇的警察发生冲突（绘于1905 年）

不仅如此，面对不列颠帝国在拉美庞大的政治与海军力量的存在，美国暂时不得不与原宗主国达成某种妥协。1850年4月19日，美国国务卿约翰·克莱顿与英国全权代表亨利·布尔沃在华盛顿签订《克莱顿-布尔沃条约》，规定美国和英国均不得对通航运河为自己取得或维持任何排他性的控制，同意任何一方均不得在运河要冲及附近地区建立并维持要塞，当缔约双方发生战争时，任何一方都不能向对方封锁运河，美、英两国共同负责保护任何一方修建运河工程的财产不受侵犯。

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开通，使哥伦比亚政府下决心将工程交由法国负责。1878年3月20日，法国“运河工程筹备协会”派出的地峡调查团代表——法国军官吕西安·怀斯中尉与哥伦比亚政府达成了由法国来承建巴拿马运河的协议。在第二年举行的巴黎国际地理学大会上，由开凿苏伊士运河而声名鹊起的法国著名外交官费尔南德·德·雷赛布为主席，并启动了专题会讨论中美洲地峡运河问题。经过讨论，大会通过了在巴拿马开凿海平式运河的决议。7月5日，以雷赛布为首的法国洋际运河工程总公司成立，积极筹备运河工程，雷赛布运用自己的人脉与雄辩的口才，在巴黎金融市场上募集了大约6000万美元的资本，这笔资金来自超过10万名法国与西班牙的个体独立投资者。1883年2月，巴拿马运河项目正式破土动工。

工程运行之初，雷赛布完全照搬苏伊士运河的经验，计划利用巴拿马地峡内众多的湖泊修建一条海平式运河，但法国人在工程进行4年后才突然发现，巴拿马地峡太平洋一端的海面比加勒比海一端高5至6米，海平式运河方案顿时失效，这给法国洋际运河公司带来了致命打击，公司不得不雇请著名法国工程师亚历山大·古斯塔夫·埃菲尔重新设计一系列提升船只的大型船闸，而工程物资与给养运输又不得不尴尬地依靠美国控制的巴拿马地峡铁路，尽管为了购买这条铁路，雷赛布已经付出了170万美元的代价，超过预算大约30%。

同时，恶劣的自然条件也扩大了施工难度。巴拿马地峡热带丛林密布，潮湿闷热，地形复杂，交通闭塞，暴雨、洪水和泥石流时常发生，工地上的黑人、印第安人及来自其他国家的劳工要随时面对黄热病、疟疾和各种毒虫猛兽的威胁，劳工死亡率高得惊人。1887年，共有来自14个国家的16873名劳工投身于这一浩大工程，其中1038人死于传染病、动物袭击、泥石流和其他工程事故，死亡率高达6.15%，在法国运河公司开展工程的21年中，共有2.2189万名劳工未能走出地峡。

截至1888年，整个工程虽已挖掘土石方共计约5500万立方米，但离运河完工还是遥遥无期，雷赛布的反应竟是带头侵吞运河股票资金，为掩盖真相又继续增发债券。1888年，雷赛布在巴黎金融市场上仅仅售出了26%的运河公司债券，而利率却是史无前例的9%，雷赛布还指使公司任意动用大笔经费进行政府公关，先后有150名法国政府的部长和议员接受贿赂。最终山穷水尽，资不抵债的法国洋际运河公司在1889年2月宣告破产。

虽然遭遇顿挫，但法国政府与运河公司并不赶紧将这一丰功伟绩拱手让人，由原巴拿马运河公司董事兼总工程师菲利普·比诺-瓦里亚（Philippe Bunau-Varilla）牵头的新巴拿马运河公司旋即接手工程，决定将原来的海平式运河改为水闸提升式运河，计划到1904年竣工。但是预算拮据、严酷的雨林工作环境和公司管理层的内部掣肘等问题丝毫没有解决，1895至1900年，虽然新挖掘的土石方已经又增加了1140万立方米，但工程依旧进展缓慢，总体耗资已经超过3亿美元，然而河道施工完成却不到三分之一。新运河公司与法国政府只得于1898年11月请求哥伦比亚政府将工期宽限至1910年，但哥伦比亚政府仅仅同意宽限4年，山穷水尽之下，法国政府不得不考虑将运河项目与公司财产整体转手。

法国人的挫败，即刻激发了华盛顿朝野上下对于拥有地峡运河的希冀：1898年12月，美西战争刚刚结束，总统麦金莱就宣称：“现在修建两洋运河，以增加美利坚合众国东西海岸的迅速联系，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显得必要，这种必要性同样也来自夏威夷群岛对于我国的归属，以及向太平洋扩大美国影响和贸易的远景。”此时，华盛顿国会山上形成了两股截然不同的运河修筑方案意见，每一方都有足够多的政客、院外游说集团以及财阀支持。民主党参议院，“海洋运河公司”股东约翰·摩根强烈支持尼加拉瓜地峡方案，而倾向于共和党的著名院外游说客、为麦金莱竞选活动贡献了6万美元资金的纽约知名律师威廉·布鲁克林则强烈推荐巴拿马地峡方案。1899年6月15日，美国参议院成立了以海军上将约翰·沃尔克为首的运河建造技术委员会，研究讨论建造地峡运河的可行性及最佳路线。

美国之所以敢于在此时果断考虑出手“接盘”，不仅是源于手中掌握的雄厚工业与经济实力，更是前者已经能够迅速转换为现实威慑的军事力量，尤其是海军。美国已经逐渐摆脱了被迫与欧洲首要殖民强国英国分享运河所有权的阴影。曾几何时，马汉曾发出警告：“地峡运河无论对美国还是欧洲列强都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如果美国海军缺乏足够的力量，那么地峡运河开凿之后，欧洲海军强国，尤其是大英帝国的海军可以便捷地进入美国西海岸。”——简而言之，独霸运河只为己用的构想，只有美国在太平洋上拥有了堪与不列颠海军抗衡的力量，才能成为现实。

借助南北战争的巨大推力，美国军事力量在19世纪60年代后开始逐渐膨胀，内战的前线从弗吉尼亚一直延伸到密西西比州；在海上，北军舰队执行封锁任务的疆域相当于从汉堡到热那亚。190万大军利用铁路快速调动，在电报网的统一指挥下厮杀，先进的线膛炮、鱼雷、蒸汽装甲军舰和后膛装步枪等装备，第一次在实战中得以运用。

在海军部长彻斯特·阿瑟的努力下，1883年8月3日，众议院通过了130万美元的海军舰船建造预算案，用以成立“ABCD舰队”，即两艘排水量3000吨的护航巡洋舰“亚特兰大号”与“波士顿号”，4500吨的巡洋舰“芝加哥号”以及1500吨的驱逐舰“海豚号”，虽然这些船只的锅炉动力设备与整体舰型设计较之英法海军正在建造的新式军舰相对落后，但却是标志美国海军步入蓝水的开端。1890年，美国国会通过海军法案，再次同意建造三艘10288吨级战列舰：“印第安纳号”、“俄勒冈号”、“马萨诸塞号”。三艘战舰的装甲最厚处已达18英寸，装备有4门13英寸口径主炮。

同时，美国海军陆战队从一支装备低劣、人数稀少的“游兵散勇”，逐渐成为美国在海外快速投放的军事力量。1867年，美国参议院决定将海军陆战队保持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兵种并扩充其建制，兵力保持在3000人左右的水平，第七任海军陆战队总司令雅各布·泽林被晋升为准将。泽林旋即为海军陆战队选择了全新的徽章：一只雄踞在地球上方的银色白头鹰。1908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正式签署969号行政命令，正式明确海军陆战队的任务之一即是守卫合众国国境内外的军事要塞与基地，尤其是位于巴拿马地峡的运河区。

1895年，英国强行介入了委内瑞拉与法属圭亚那之间的领土争端，并短暂占领了尼加拉瓜港口科林托，时任马萨诸塞州参议员老亨利·卡伯特·洛奇在《北美评论》上疾呼，如果英国在尼加拉瓜的为所欲为不受限制，那么很快英国会将类似举动扩大到整个拉美，最终引发其他欧洲列强的效仿，从而使美国奉为圭臬的门罗主义政策成为一纸空文。在此事件的刺激下，深受马汉海权战略影响的克利夫兰总统和海军部长希拉里·休伯特推动国会通过了另一次更大的海军扩充提案，美国海军再次获得了“阿拉巴马号”、“威斯康星号”等5艘排水量1.15万吨级的伊利诺伊级战列舰，正式成为全球第五大海军力量。

11月底，仿佛英美之间的决裂不可避免，第三次直接军事冲突的乌云同时笼罩在华盛顿与伦敦上空，时任美国国务卿理查德·奥尔尼在发给英国的外交照会中非常露骨地说：“今天，美国在美洲大陆上已经拥有最高权力……当它认为有必要进行干涉时，它的意志就是法律。”这一居高临下的论断导致英国外交部大臣索尔兹伯里的愤怒驳斥。

最终，英国在大洋彼岸上的美洲新霸主面前退缩了，于1897年2月接受了美国政府主导起草的领土仲裁协定，原因是日不落帝国广阔的疆域与战略义务已经使它捉襟见肘：英国在克里米亚、阿富汗以及在中国、印度等“殖民核心利益地区”的不断扩张，迫使它逐渐调整战略……尤其在普法战争后迅速崛起的德国更使它寝食难安，德国“大洋舰队”实力的膨胀，迫使英国陆续将四分之三的海军力量在20世纪初调回北海。更糟糕的是，国民经济投资被殖民地资金输出搞得供血不足，从而导致1875至1884年工业增长率只有可怜的1.5%。英国一向奉行的自由贸易政策，也随着国力的衰弱而变得不利。1901年11月18日，英美两国正式签订《美国和英国关于促进建造通航运河条约》（海-庞赛福特条约），宣布美国为未来运河中立的唯一保护者，确立了美国主持开凿巴拿马运河并享有制定运河管理规定的特权，英国只保有运河自由通航权利——横亘在美国和巴拿马运河这颗即将熟透的果实之间的，只有哥伦比亚政府一个对手了。

场外阴谋

1901年，第一届泛美博览会在纽约与布法罗召开，博览会徽章采取了一个意味深长的设计方案：南美洲地图被描绘成两位手挽手，飞翔于空中的女神，一位金发碧眼代表美国，一位黑发棕肤代表拉美，寓意美利坚将给整个美洲地区带来繁荣稳定、共同进步的承诺。在博览会上，美国通用电气公司、比塞洛斯、底特律大湖机械制造公司等企业精心展示了一系列工程大型机械与发电机组、船闸构件等设备，仿佛在暗示美国工业力量对于运河工程的志在必得。次年1月4日，法国新运河公司最终宣布，同意用4000万美元的低价将企业财产和权利尽数转让给美国。

美国之所以能够顺利地以如此低廉的价格接管法国遗留的运河资产，要归功于一个本该立刻谢幕、离开舞台的阴谋家——原法国运河公司董事兼总工程师菲利普·比诺-瓦里亚，他日后还获得了“巴拿马共和国诞生的缔造者”的绰号。出于一名技术工程师对凝结了自己心血与精力的建造方案的强烈感情，以及他身上那股与生俱来的投机意识与敏感嗅觉，瓦里亚在1900年远赴华盛顿，尝试让美国接手巴拿马运河方案——当然，他成行的另一个原因是，巴黎高等法院曾判定他在法国运河公司供职期间有过贪污行为，一旦滞留法国，说不定会成为阶下囚。抵达后，瓦里亚很快与巴拿马运河方案的坚定支持者，俄亥俄州共和党参议员马克·汉纳一拍即合，为了加紧促成这项伟业，瓦里亚冒险潜回法国，说服新运河公司那位已经焦头烂额的留守总经理马里奥斯·博，将公司总资产从原本的1.09亿美元重新评估为大约4000万美元，理由是如果再僵持下去，一旦哥伦比亚政府在1904年宣布收回公司手中的运河开凿权，博本人与董事会所有成员将一无所获。

对于哥伦比亚来说，英国与法国在运河问题上的出局，以及美国的接手，完全是“既去远狼，又来近虎”，自己失去的不仅仅是运河管理权和相关经济收益，更可能是巴拿马地峡这一片“飞地”的领土主权。就在美国完成对法国运河公司的廉价收购之后，1902年2月，时任哥伦比亚最高法院院长路易斯·伊扎萨写信给哥伦比亚总统说：“美国政府不会在哥伦比亚政府的反对意见或过高要求面前止步。对这个国家来说，当事关其扩张、贸易和权利时，不论是别国主权还是国际法准则……都不能成为障碍。”

1902年1月，华盛顿众议院举行了运河开凿方案的投票，尼加拉瓜方案依旧拥有足够的支持者，国会以308票赞成、2票反对的压倒性优势，通过了尼加拉瓜方案。罗斯福总统竭尽全力，才使得国会通过了一项修正法案，允许运河建造技术委员会再次对两项方案进行不同的预算与工程可行性评估。此时，哥伦比亚总统马洛奎恩尽可以采取拖延政策迫使美国就范：两年后，法国新运河公司名下的所有资产和运河修筑权都将被哥伦比亚政府收归国有。1902年，新任哥伦比亚驻美大使孔查前往华盛顿履任，马洛奎恩给出的条件是，美国政府必须至少支付700万美元的预付款，并同意每年缴纳不少于60万美元的运河租借费用，并不得同意任何有损哥伦比亚主权的协商条款。

漫长而艰苦的谈判由此展开。1902年4月18日，双方勉强达成一份被称为“海-孔查备忘录”的初步意向性文件，美国被赋予了在地峡运河区的警察权，但在运河主权归属、营运利润分配与税收等几个更为关键问题上，双方互不相让。更令美国不能接受的是，哥伦比亚政府只同意美国拥有14年的运河地区租借权，每次租借延长，都必须获得自己的同意。而在华盛顿国会山上，关于运河的路线之争依旧激烈，然而一件意外灾难使得天平骤然倾斜：1902年5月7日，加勒比海小安德烈斯群岛的著名活火山佩里峰突然喷发，毁灭了毗邻的小城圣皮埃尔，造成大约3万人遇难，轰动世界。瓦里亚灵机一动，他想起几年前尼加拉瓜曾发行过一张邮票，上面有著名的摩摩通博火山喷发的照片，而这座火山就在尼加拉瓜运河开凿路线附近。瓦里亚设法搞到了90多枚这样的邮票，把它们分别寄给美国国会的参议员，邮票背后有瓦里亚的亲笔附言：“尼加拉瓜火山活动的官方见证。”这一小小的阴谋遂成为尼加拉瓜运河方案棺材上决定性的一枚钉子，参议院最终以43票赞成、34票发对的微弱优势通过了巴拿马方案。

此时，西奥多·罗斯福可谓好运不断。巴拿马方案刚刚通过，巴拿马地区就发生了独立派骚乱，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增援部队和海军战舰已经受命进驻运河区，保卫巴拿马地峡铁路，遥远而孱弱的波哥大政府无力控制局面，强硬的孔查被撤换回国，取而代之的是倾向于美国的司法部长托马斯·埃兰，哥伦比亚外交部长菲利普·弗明对他的指示是：不惜一切代价在最短时期内达成协议。

1903年1月22日，哥伦比亚政府同美国签订了被简称为“海-埃兰条约”的《美国和哥伦比亚关于通航运河条约》，批准法国运河公司将租借权转让给美国，同时又规定为美国修建运河提供横贯地峡10公里宽的运河区及其他相关特权，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规定美国有自承建运河时起为期100年的租借权，并且可以按照意愿无限期续借，然而这一严重违背哥伦比亚主权的条约在哥伦比亚民众的强烈谴责中被议会否决。

西奥多·罗斯福对此暴怒异常，更令华盛顿尴尬的是，哥伦比亚政府还提出了一系列反制条款，包括2000万美元的运河权益转让费用，1000万美元的“地峡铁路赎买金”。此时，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法专家约翰·巴塞特·摩尔（John Basset Moore）适时地向白宫献计献策，指出根据《马里亚诺-彼德莱克条约》，美国有权在巴拿马局势动荡时进行紧急干预，并肩负起临时监管责任。于是，在罗斯福眼里，可供选择的方案只有一个，即分裂巴拿马，使其成为独立的“地峡共和国”。11月，已经将自身荣辱与未来地峡运河项目完全绑定的瓦里亚再次回到华盛顿，并很快就与罗斯福及其他政要取得了共识，通过与瓦里亚的会谈，罗斯福就巴拿马问题拟定致国会咨文，提出武力夺取巴拿马地峡和修建运河的建议。

纽约华尔道夫大饭店1162房间，成为了这一阴谋酝酿发酵的大本营，瓦里亚在这里会见了巴拿马铁路公司要员兼狂热巴拿马独立运动支持者，“巴拿马革命委员会”创立者曼努埃尔·阿玛多，前者慷慨地转交给阿玛多一张10万美元的支票，作为独立运动的活动经费，而阿玛多则保证，瓦里亚将成为新巴拿马共和国驻美大使。作为内应，招募起义军的任务交给了巴拿马大种植园庄主兼独立派政治领袖何塞·奥古斯丁·阿兰戈。10月下旬，罗斯福命令海军部调遣炮舰前往地峡掩护“革命”，阻止可能来自哥伦比亚本土的增援部队，包括“波士顿号”、“纳什维尔号”、“迪克西号”、“亚特兰大号”等舰艇随即抵达地峡附近的两洋海面，完成了对巴拿马海岸线的封锁。

随着局势的迅速发展，罗斯福还与瓦里亚共同制定了巴拿马军事行动计划和独立宣言文稿、新宪法草案、相互联系的密电码等，并将“起义”时间确定为11月3日。瓦里亚将计划转告阿玛多，并带来了50万法郎的现金作为筹备人手、购买军火之用。哥伦比亚驻军司令埃斯特万·韦尔塔斯将军也加入了这一密谋。11月6日，按照预定计划，巴拿马宣布独立，400人的哥伦比亚陆军试图在科隆港附近登陆镇压此次事件，但被来自“纳什维尔号”的一支美国海军陆战队分遣队阻止，阿玛多顺理成章地成为新生的巴拿马共和国首任总统，据说他在上台接受欢呼的一刻喊出的口号是：“独立万岁！美国万岁，罗斯福总统万岁！”罗斯福总统倒是旋即于华盛顿发布了一项声明，声称合众国政府与此项独立革命运动毫无关系，既没有参与组织，也没有支持鼓励。

两天后，志得意满的美国国务卿海约翰与已经成为巴拿马驻美公使的瓦里亚签订了《美国和巴拿马共和国关于建造一条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通航运河专约》。根据条约，巴拿马放弃了运河与铁路的所有权，以及从运河营运中获取收益提成的权利，美国负责保证并维持巴拿马独立，巴拿马则提供给美国10英里宽的运河区供修建、经营、保护运河之目的而永久使用、占领及控制，美国有权在巴拿马城和科隆维持公共秩序，“有权在任何时候根据自己的决定使用自己的警察、陆军和海军或建立要塞等”。巴拿马只获得了一点象征性的补偿与安慰：一笔1000万美元的一次性补偿以及每年25万美元的年金。《纽约时报》发表社论，公开谴责巴拿马运河是“偷来的赃物”，然而这丝毫没有影响华盛顿朝野上下喜气洋洋的庆祝气氛。

参与修建巴拿马运河的劳工

奇迹工程

最终确定的运河工程总监是乔治·华盛顿·戈瑟尔斯上校（George Washington Goethals），戈瑟尔斯冷酷，干练，沉默寡言。虽然他的种族主义倾向饱受诟病，但他是个天生一流的组织家与执行者。上任后不久，戈瑟尔斯和手下的工程专家敲定了巴拿马运河全新的修筑方案，法国两家运河公司挖掘的7800万土石方并不能过多减轻美国的修建负担，因为原有工程方案是一条海平面运河，而非美国最终拍板的是船闸运河——根据第一任运河管理委员会首席工程师约翰·史蒂文斯的计算，船闸方案所需建设时间是8到10年，而海平面运河方案则需要20到25年。

为了避免重蹈法国人的覆辙，早日完工，戈瑟尔斯从罗斯福手中获得了无保留的信任和全权——同时兼任总工程师与运河管理委员会主席，他甚至可以开除那些不赞同自己的运河管理委员会成员。当战争部长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致信总统，声称戈瑟尔斯的权力过大，有可能违背参议院有关运河的决议和法律时，罗斯福的回答是：“去他的法律，我要运河！”

戈瑟尔斯既是暴君，也是慈父，在运河区，他在每个星期六上午都坐在办公室高高的胡桃木大写字桌后面，一边由自己的牙买加女佣擦鞋，一边聆听陆续而来的雇员们的抱怨，并当场做出裁决：有前来控诉自己丈夫酗酒家暴的妻子，被耍诈赌场老板骗得囊空如洗的工人，惨遭警察盘查勒索的商贩，甚至控告情妇不贞的烟花客。而另一方面，他又极端严酷无情，始终拒绝运河区的劳工们关于建立工会的申请，更遑论举行劳资双方谈判，他的名言是：“如果有工人感觉遭遇了不公，让他到我面前来陈述，我不需要任何摇唇鼓舌、多管闲事的投机分子出现在我面前，除非是在监狱里！”直到1909年，他才接受塔夫脱总统的训令，勉强承认了运河区首个工会：铁路工人工会。

美国修建巴拿马运河期间用来运土的火车

甫一上任，戈瑟尔斯迅速展现了法国人望尘莫及、美国人引以为豪的效率与实力：在开工一年之内，共有超过2万名各国劳工、美国军队以及技术工程人员涌入巴拿马，几乎等于这个小国人口的八分之一。就在运河竣工前一年的1913年，外来建筑劳工人数达到了顶峰——超过4.4万人，他们来自巴巴多斯、法属西印度群岛、古巴、哥斯达黎加、哥伦比亚，甚至遥远的欧洲，包括意大利、希腊与西班牙等国，而巴拿马本地劳工的比重不到1%。对于这一点，美国陆军工程兵指挥官海因斯将军给出的解释是，巴拿马本地人过于懒惰油滑，且体质不佳，宁可整日在炙热的太阳下躺在吊床上嚼着烟草无所事事，也不愿意接受这份辛苦但报酬较高的工作，而巴巴多斯籍劳工虽然体质稍弱，但最为温驯守纪。

从科隆港一路向南，庞大的工程宿营区，从运河两岸各向外绵延5公里，拥有超过5000座简易建筑，4座旅馆，以及警察局、监狱、餐厅、洗衣房、杂货铺、学校。为了给这座荒原上凭空诞生的城市维持运转的动力，每日需要进口2.5万条面包，超过10吨以上的冻肉与腌制肉类，洗衣房每天需要清洗熨烫超过3000件衣物……耗费的电力超过了巴拿马与科隆两个最大城市的总和。

为了将数量庞大的工程土方及时运走，戈瑟尔斯下令迅速扩建年久失修、运力有限的巴拿马地峡铁路，将其改为双轨道铁路。当1907年美国运河工程团队决心在查格雷斯河上修筑加通大坝，从而造就面积达到160平方公里，为运河南端旱季航运畅通而蓄水的加通湖时，地峡铁路被迫改道重修，最繁忙时，每天有超过800列火车呼啸着穿过地峡铁路，每月运送的土石方超过300万立方米。

根据施工方案，船只在进入运河后，航行于比海平面高出85英尺的水面上，最后通过加通湖上巨大的三道水闸。为了修建水闸所需要开凿移除的山体岩石达1000万立方米以上，浇筑400万立方米以上的混凝土，钢制船闸闸门构件单体总重量达到5.9万吨——制造商是匹兹堡著名的钢铁与工程构件制造商麦克科林蒂克·马歇尔公司。戈瑟尔斯谑称，整个船闸的工作原理宛如“儿童的浴缸游戏”：船只首先进入水位较低的第一道船闸，随着闸门在其尾部关闭，船头部分的水闸缓缓打开，来自海拔较高的加通湖水通过水渠与暗管汹涌而入，将船缓缓托高，如是通过三道闸口后，船只就进入了高于海平面大约78米的加通湖。

运河的人工开凿河段，被称为盖拉德人工渠，其名来自负责监督其施工的美国陆军工程兵少校大卫·盖拉德。这条10公里长，平均宽度300英尺，深度250英尺的宏伟人工渠自加通湖东南直出，最终汇入太平洋，需要挖掘的土石方达1100万立方米。上百台来自密尔沃基的比塞洛斯蒸汽动力挖掘机每小时挖取400至600立方米的土石，每周工时超过60个小时。根据统计，由于潮湿多雨，山体土质疏松，运河工程队每挖走6立方米泥土，就有1立方米泥土从附近的山体中滑落回施工区域。美国记者阿瑟·布拉德回忆说，这一段的施工尤为艰苦，每天清晨，疲惫不堪的工人们三五成群，从各自的宿营地登上逡巡其中、哐哐作响的小型窄轨运输列车，穿越丛林抵达工地，从山顶俯瞰下去，密密麻麻，身穿统一蓝色汗衫、卡其工装裤和长筒胶靴的工人如同雨林中搬运食物的蚂蚁一样。工人们每天生活在各种危险之中，高温高热，塌方，暴雨引发的泥石流，山体爆破所溅起的飞石，或者挖掘机操纵者的失误，由于丰沛的地下水与暗流，工人们不得不持续在齐腰的浑浊泥浆中抡动镐头与撬棍。

然而，工人的体力并非是运河工程迅速进展的关键，英国驻美大使詹姆斯·布莱斯于1910年参观运河区后，向伦敦汇报说：“美国人依赖的并非筋肉与汗水，而是机械无穷的力量，美国机械制造大亨们把这项工程看成了他们新产品的最佳试验场，挖掘机，拖拉机，最新式的渣土扬撒机，液压千斤顶和打桩机，以及延绵成串的卡车，都和法国人开掘时期痛苦而缓慢的开掘形成了鲜明对比。”

整个运河施工区，实际上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小王国，劳工的阶层与薪酬有着天壤之别，美国与欧洲白人技术工程人员被称为“金饷工”，因其工资结算时领取的是金制美元硬币，而为数庞大的、以哥伦比亚银质比索结算工资的有色低等劳工群体被称为“银饷工”。不过，数百名拥有机械操作和工程设计经验的非裔美国与西印度籍工人依然可以拿到金饷，而不少来自欧洲的低级技术劳工也被列入“银饷工”之列。不仅如此，严格的种族隔离与歧视体系贯穿整个巴拿马运河修建的过程，即使是少数非裔“金饷工”，也不能在下班后与他们的白人同事一起进入工地附属的酒吧、舞厅、餐饮以及其他娱乐设施消磨时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2000余名美国技术工程人员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来自曾经的南方蓄奴州，而他们都对此项政策熟视无睹并坦然接受。

总体来看，20世纪初，在巴拿马运河工程区，白人金饷职工过着相对悠闲幸福的生活，他们享有每年6周的带薪假期，以及一个月的带薪病假，罗兰德·辛格是一名来自俄亥俄州路易斯堡的电气工程师，他在运河区可以轻松挣到200美元的月薪。

1910 年11 月1 日，美国总统塔夫脱（前排左二）、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前排左三）等一行人视察修建中的加通水闸

与之相对，人数最为庞大的底层劳工的生活则不那么令人羡慕，构成这支工程大军的主体是巴巴多斯人，达到了全体工人总数的44%。1900年，在巴巴多斯蔗糖种植园里，一个非裔农业工人的日薪大约只有28美分，未满14岁的童工充斥田间，日薪只有聊胜于无的3美分。人口的急剧膨胀以及蔗糖和其他主要出口农作物价格的下跌，使得西印度群岛在20世纪初濒临经济崩溃与社会失控，此时，巴拿马运河工程巨大的劳动力需求挽救了巴巴多斯，相对高昂的工资，免费的住宿、运输与医疗保健，使得将近2万名巴巴多斯壮劳力选择漂洋过海，前往地峡，几乎占据了全岛男性适龄劳动人力资源的50%。

运河工人的招募地，被选在巴巴多斯首府布里奇顿中心的特拉法尔加广场，美国记者阿瑟·布拉德这样回忆了当时的场面：“广场上人头攒动，裸露的黑色皮肤，无数双赤足践踏顿挫扬起的尘土，几名身穿卡其布制服、头戴木质热带头盔的警察声嘶力竭地用警棍敲打着，威胁着，力图让这些吵闹的人排成蜿蜒的蛇状队形。一名医生粗鲁地让他们挨个抬起胳膊，检查疫苗注射的痕迹，然后用双手粗暴地掀起他们的眼皮，观察是否有沙眼等眼部传染疾病的症状，然后再用一只肮脏的听诊器按上他们黝黑布满汗水和尘土的胸膛，听听有没有肺结核的浊音，最终通过的幸运儿会获得一张皱巴巴的纸质合同，并在上面按上自己的拇指手印，几个不幸被淘汰的人试图偷偷溜至漫长队伍的尾部重新接受甄别，被其他应征者认出，大打出手……”

每隔几天，一批批幸运的巴巴多斯劳工就会带着自己的一点行李和口粮，被塞上几乎超员的蒸汽动力货轮，踏上前往科隆港的12天航程。在运河修筑的十余年间，还有大约2.5万名巴巴多斯人自费移民巴拿马，试图从运河修筑带来的经济增长中分一杯羹。在1904至1914年，每年巴巴多斯接收到的汇自巴拿马、由运河区劳工和其他巴巴多斯移民从薪资中结余的款项大约在120万美元左右，正是这笔“运河汇款”最终使得摇摇欲坠的巴巴多斯经济免于崩溃。

在海上颠簸了12天后，大批工人会登上和来时货轮同样拥挤的劳工专列，最终在科隆港附近下车。在运河开工的头几年，出卖壮劳力的“银饷工人”通常只能住在临时搭建的帐篷里，在工头的训斥和责打中，他们在营区前泥泞的空地上排成行，分成若干班组，然后每人分到工服、劳动保护用品和一套简陋的餐具：粗瓷盘子，水杯与一把钢叉。其费用已经从他们的薪水中扣除。

每天早晨7点，刺耳的电铃连同工头敲击金属的声音会把工人们准时从睡梦中唤醒，早期工人住宿区内，没有床单或床褥，工人们睡在一张张粗帆布制成的吊床上，在热带雨季来临时，大部分低等工人一连几个月都必须穿着湿透的工服，即便其中一些人狠心购置了替换工服，也会因帐篷中的积水和潮湿的空气而无法保持干爽。为了保证工程质量与工人体力，戈瑟尔斯严令监工们实施每天9小时工作制，并保障全体工人的三餐。每日三餐内容基本不变：炖豆子与米饭，面包、茶，间或有一顿加了肉汁的炖牛肉或者猪肉配土豆——虽然在美国和欧洲金饷员工眼里是难以下咽的东西，但对于普通工人来说，伙食还算尚可。然而。依旧有相当部分的巴巴多斯与古巴工人选择每天节省一餐，以将更多的薪资积攒下来寄回故乡：原因很简单，工地重体力劳工每天的工资大约是75美分，而一张正餐餐券的价格是9美分，一些工人甚至每天只购买2美分的面包以及2美分的砂糖作为一天的给养，然后走上工地。终于，在运河工程即将结束的1914年，有色人种重体力劳工的月薪缓慢提升到了30美元。

在1904年首批雇用的2万名有色人种劳工中，当年便有1024人死亡，尽管由于医疗福利条件的改善，有色人种劳工的死亡率在1907年后逐渐降为0.78%，但白人技术工作人员的死亡率却始终只有0.4%左右。直至1908年后，运河管理委员会才通过决议，对非美籍“银饷工人”的工伤或者死亡事故进行赔偿，但却附带了两个苛刻的条件：伤残者的工作岗位必须位于所谓的“高危工作区”，且伤残必须是由于他人误操作所导致。尽管官方统计数字表明，美国主管运河修筑期间，工人的非正常死亡率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0.08%，甚至可以与一般美国城市相媲美，在为期10年的建设过程中，一共有5600多名工人遇难，其中4500人是非裔西印度群岛工人。牙买加工人康斯坦丁·帕金森回忆说，每当收工时，运送工人的窄轨斗车专列都会在尾部拉上一两节平板车，用以装载当日工地事故中遇难者的尸体，他们被旧帆布遮盖着，这时车上的谈话往往也变得沉重，但并无太多悲痛，因为大家已经麻木：“怎么没看见杰瑞？昨天晚上死了。布朗呢？今天快到午饭饭点的时候没有的……”

1909 年9 月2 日，参与巴拿马运河修建的1500 名巴巴多斯劳工乘船抵达巴拿马克里斯托巴尔港

为了做到一点力所能及、至少是表面上的人道主义，运河管理委员会将邮递一封标准格式悼念信，装在黑色信封里，发送给遇难者家属。在巴巴多斯的圣詹姆斯市，运河开工时年仅14岁的克劳迪娅·卡多根回忆说，邮递员迅速变成了大家最为痛恨的人，因为他带来的往往就是悲伤和噩耗，这里的无数家庭都有应征前往巴拿马地峡修筑运河的亲人，他们是父亲、兄弟、儿子。每天下午，邮递员来过之后，就会有嚎哭的声音从街区中某栋低矮陈旧的房子里传出来，接下来，妇女们都会迅速云集过去，试图安慰那些手握着象征死亡的黑信封的姐妹。

较之无能拖沓的法国运河公司，美国运河管理委员会在工程区实施的旨在消灭各种传染病的“健康十字军运动”，却是一项不折不扣的伟大胜利——这要归功于负责运河工程卫生防疫的美国陆军军医威廉·戈加斯中校，在工程未开始时，他就敏锐地注意到防疫问题至关重要。根据统计，在法国公司开掘运河期间，以黄热病为主的流行传染病夺取了大约2.2万人的生命，而根据原有染病与死亡比例，如不加以控制，这支由美国人领导的工程大军每年将遭受超过3500人的生命损失。在与丈夫共同移居至运河区后，戈加斯的夫人玛丽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运河区，简直就是“集上帝对人类之恶意于大成之地”：一望无际，遮天蔽日的热带红树丛林，以及纠葛在一起的藤蔓和层层苔藓，深不可测的沼泽，陡峭的山崖和瀑布，一场暴雨之后原本迟缓蜿蜒的河水水位可能猛涨几米，变成汹涌的波涛冲毁一切。即便是城区也境况不良，在少数富丽堂皇的西班牙式宏伟石制建筑背后，是无穷尽的低矮简陋房屋，街道狭窄，污水遍地，蚊蝇满天飞舞，老鼠与肮脏的流浪狗遍地都是。

1915 年，两艘拖船拖着“库兰德号”轮船在巴拿马运河上航行

黄热病，是运河工程要面对的诸多传染病中，最为穷凶极恶的一个，幸而在20世纪初，两位卓越的古巴病理学家沃尔特·里德与卡洛斯·芬利在黄热病的传染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指出这种致命热带疾病传染的介导者是一种微不足道、为人忽视的昆虫：非洲伊蚊以及其他趋血蚊近亲。戈加斯中校在工程宿营区实施了严格的防疫措施，每月消耗数十吨杀虫剂进行喷洒，所有饮用清洁水体与水源都必须时刻处于隔离状态，杜绝蚊虫孽生，最终，运河管理委员会在1906年左右宣布，黄热病已经从整个巴拿马运河施工区基本绝迹。

征服了黄热病之后，戈加斯中校和他的同僚又将矛头指向了疟疾，虽然死亡率偏低，且几乎每位劳工都领到了奎宁，但疟疾可以使患者一连数天身处高热与寒冷的痛楚之中，丧失劳动能力，并且极有可能复发。截至1906年，高达82%的运河劳工曾经有过疟疾病史。较之伊蚊，疟蚊的飞行生活半径更为广泛，对繁殖所用水体质量要求也不高，戈加斯中校不得不命令劳工们铲平工地与宿营区周围几乎所有的野草茂盛区域，填平所有野生水塘与沼泽，开辟出一条宽度为200米的“安全隔离带”，用石碳酸清洁剂喷入其他野外水体以彻底灭杀疟蚊幼虫，仅仅是最后一项的消耗就达到每年12.4万加仑。有了这些不懈的努力，到了1909年，运河区的疟疾发病率已经从5年前的82%降至21%，最终在1914年跌到了微不足道的0.2%，连城市医疗卫生条件优越的巴拿马与科隆等城市也望尘莫及。

美国陆军军医威廉·戈加斯中校（摄于1917 年）

1913年9月的一个下午，伍德罗·威尔逊总统郑重地在白宫按动了电钮，电波迅速通过跨越北美大陆的电缆，引爆40吨炸药，摧毁了甘博亚大坝——巴拿马运河上最后一条拦水大坝，宣布整条运河贯通。同时，上万名骄傲的美国公众手拿尺寸大小不一的星条旗聚集于旧金山联合广场，欢庆这一历史性时刻，同日，戈瑟尔斯被任命为运河区首任总督。

到了次年8月，当邮轮“安康号”（Ancon）载着戈瑟尔斯、巴拿马新总统波拉斯等政要，作为运河通航后的首航船只，缓缓驶过巴拿马地峡时，这里的整个地理与社会形态已经被这项即将完工的浩大工程所重塑。大片的热带雨林和沼泽地消失无踪，巨大的钢铁船闸如同高耸的钢铁巨峰一样出现在地平线上，查格雷斯河改变了流向，汹涌的湖水注入了人工开凿的加通湖，曾经因运河工程而喧闹一时的繁荣小城，如安帕尔（Empire）和库莱布拉（Culebra），随着施工大军的撤离而一夜之间变成了空空荡荡；而另一些，诸如戈尔格纳与拉斯克鲁斯，则随着浩荡水流沉入运河底部，大约有超过2万名西印度籍和南欧劳工，选择了在劳动合同终止后，滞留在巴拿马或科隆港口，继续在这片辛勤工作了10年的土地上寻求财富与好运，从而深刻地重塑了这个依靠运河而诞生的小国的社会文化。

令华盛顿不快的是，由于“一战”的爆发，使得美国政府精心构想的许多庆典方案最终化为泡影：从组织一支多国商船与客轮队举行开通巡游，到威尔逊总统本人亲自乘坐邮轮通过运河，前往旧金山参加1915年世博会。《纽约时报》依旧在宣称，这条两洋交通线的开通是“镶嵌在大战乌云上的银边”。而《芝加哥论坛报》则宣称，运河的完工是一个极富隐喻性的事件：在地球的这一侧，美国通过将两片大陆彼此隔开，宣告了自己即将成为全球政治与经济事务举足轻重的一级，而一场将欧洲彼此割裂的血腥冲突宣告了欧洲传统列强世界统治地位的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