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分久必合：北宋的建立

 很多介绍王安石变法的读物都是从北宋王朝中期的积贫积弱的局面开始的。因为积贫积弱，所以变法迫在眉睫。如果仅仅从经验事实上了解王安石变法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这种写法未尝不可。不过，要深入了解这一事件，尤其了解变法事与愿违的根本原因，仅从经验事实上了解是不够的。 

          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方法给了我很大的启示。所谓大历史方法就是用长时间、远距离、宽视界的条件重新检讨历史，使得过去看似不合理的事迹，获得前因后果连贯的合理性。对王安石变法的认识和探讨，我觉得应该将其置于长时间、远距离、宽视界的历史框架中，这样，才能理性地认识非理性的发展轨迹。 

          从960年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建立北宋王朝到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宰相实施变法时止，北宋王朝历经了109年。在短短的一百余年时间里，北宋王朝也未能逃脱非理性的发展轨迹，同样经历了大起大落。只要看看《清明上河图》，就会感叹北宋王朝的两大奇迹，一是从五代十国军阀混战造成的民不聊生局面经过宋初短短几十年时间，社会就发展到了高度繁荣的程度；二是又经过短短几十年，北宋社会从高度繁荣衰退到积贫积弱的局面。 

          唐朝灭亡后，是历史上的五代十国时期，计五十余年。这个时期，以中原地区为主要活动舞台，先后建立过梁、唐、晋、汉、周（史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王朝，一个代替一个。与之同时，汉族聚居区还有十国存在，其中九个在南方，一个在北方。他们之间以及与五代诸王之间，互相攻伐杀掠，使分裂局面更为严重。 

           此外，在中国北方的契丹奴隶主贵族，建立起一个强大的辽王朝，曾和后晋的“儿皇帝”石敬塘勾结起来，占领了汉族聚居区的燕云十六州。契丹贵族不断派兵南下，一度占领开封，灭掉后晋，对汉族人民实行屠杀和掠夺，并不断破坏汉族进行统一的斗争，给中原地区的封建政权以极大的威胁。 

           五代十国的封建统治者，依靠武力，分别割据一方，整个中国被他们蹂躏着。他们各自依靠手中掌握的军队，互相吞并，倒戈兵变，更换主帅，改朝换代，如同儿戏，每次兵变，发难者集团都是乘机大抢大掠大发横财。这些分裂割据势力，是当时社会的巨大的赘瘤。 

            长期分裂割据与军阀混战，给劳动人民造成沉重的灾难，引起农民阶级的强烈反抗，规模不等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

            上述局面，也给地主阶级的统治造成了危机。国家不统一，封建政权不稳固，使地主阶级既削弱了对内镇压农民阶级的反抗力量，又失去了对契丹贵族掠夺时的防御能力。同时，军阀们连续不断的兵变和抢掠，也会使一部分官僚地主商人直接受到损害。历史走向统一的趋势，连各国一些头脑比较清醒的官僚都感觉出来了。根据推论三，只有面临直接可见的威胁时，才有变革社会的要求。所以后周时中原出现了要求统一的新形势。 

           赵匡胤陈桥兵变建立北宋以后，考虑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如何把周世宗统一中国的斗争继续进行下去；二是怎样加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堵塞五代以来靠发动兵变改朝换代的那条道路。 

           先说第一个问题。由于五代十国时期的动荡，各割据势力在北宋建立时已经走到了尽头，无法与北宋抗衡，所以北宋密切注视各国的政治动向，寻找时机，各个击破，统一的进展比较顺利。在进行统一的过程中，除了对北汉付出了一些代价外，对南方各割据势力可以说是势如破竹。 

            公元979年，北汉灭亡，五代十国历史全部结束。宋太宗乘灭掉北汉的余威，低估了辽的军事力量，不顾群臣反对毅然决定向燕京（北京市）进军。当时的辽国的综合国力不是中原那些割据势力可以同日而语的，北宋虽然轻而易举地灭亡了那些割据势力，可是为收复燕云而对辽国的发动的战争却遭到失败，北方空虚，辽军乘胜进入宋境，深入深（河北深县）、德（山东陵县）、邢（河北邢台）等州，抢掠一空，使宋境人民蒙受重大损失。宋太宗已锐气耗尽，表示不再谈论收复燕云之事。宋自是“不敢向北”，军事上对辽改为防守以求苟安了。 

           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宋朝是一个糟糕透顶的时代，把它往往与秦朝相并称，曰“孤秦陋宋”。与之相对的则有所谓的“炎汉盛唐”，即汉朝和唐朝。事实果真如此吗？我看未必。上一章分析了汉唐盛世的背后其实潜伏着危机，或者说，在理性化程度很低的文明环境下，盛世只是历史的长河中偶然的几个小段，从整个历史过程看，基本上遵循非理性公理的四个推论的。 

           宋王朝之所以颇受鄙薄或非议，被冠以“陋”字，历史学者认为不外两点：一是军事上孱弱无力，在外族入侵面前屡战屡败，北宋、南宋均亡于外族之手；二是政治上因循苟且，“冗兵、冗官、冗费”，而稍有点作为的政治改革，结果都归于失败。以上两点在宋王朝的确是事实，但要是带着“恨铁不成钢”的情绪冠之以“陋”字，我觉得不是理性地看待历史。我不是历史学专业，作历史分析，我觉得如果带进主观情绪，必定会歪曲历史。以上两点是理性化程度低的文明在宋王朝的具体环境中的必然结果。下面说说北宋王朝是怎样加强中央集权的。 

           建隆二年（961年）的一天，赵匡胤召赵普问道：“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其道如何？”赵普听了赵匡胤的发问，非常高兴，认为解决这个问题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他说：“此非它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所以治之，亦无它奇巧，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其实赵普所说的就是推论一所反映的。历史教科书上说赵普“精通治道”，我看未必，因为赵普的方法根本没有解决当时的社会矛盾，甚至给北宋王朝留下了很棘手的后遗症；民间还说他“半部《论语》治天下”，显然太言过其实了，我们不否认《论语》的作用，但用来治国，最多只能提供价值合理性，无法提供工具合理性，治理一个国家，两种合理性是都不能缺少的。 

            赵匡胤完全明白了赵普的意思，采用了赵普的没有经过理性思维也无法经过理性思维的建议，改变五代以来君弱臣强及兵变割据的问题，从直观感觉的“权”、“钱”、“兵”三个方面着手，即把“政权”、“财权”、“兵权”从方镇手中拿过来。按照这一方针，一步一步地加强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使中央控制地方、皇帝驾驭将领，“如臂使指”一样灵便。 

            赵匡胤的愿望是良好的，可历史就是有这样一个悖论，良好的愿望往往铺成通往地狱的道路，所以北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有它自身产生的许多弊病，对历史的发展是有消极作用的。为了集权，宋建立了一套“官与职殊”，“名与实分”的制度。马端临批评说：“宋承五代之弊，官失其守”，“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长八九”。冗官多，机构臃肿，办事效率极低，士风因之萎靡不振。宋初以后，国力不强，武功不兴，正与此有着重要关系。这就决定了历史并没有因为北宋的建立和统一而自动走向合理化轨道，非理性的毒素在新的历史背景下继续酝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