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条道路”的讣告:金融危机和欧洲社会民主主义

“第三条道路”的讣告:金融危机和欧洲社会民主主义

[美]马格努斯·莱纳　著　杨望平　译

　　实践中的“第三条道路”

　　20世纪90年代中期,“第三条道路”成为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主要是因为布莱尔成为英国工党的领袖并随后在1997年英国大选中获胜。英国工党会成为社会民主主义复兴的灯塔,这从许多方面来看都是令人惊讶的。只要看一看欧洲社会民主主义过去的成就,就知道英国工党难以排在首位。就获得选举胜利和社会政策成就而言,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民主主义是稳居首位的。作为小型出口型经济国家,它们总是必须实现它们的目标,但却不得不面对来自国际市场的国际收支约束和竞争压力。的确,在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阶段,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民主主义像欧洲其他国家一样受到严重的制约。然而,要是认为英国工党是应对20世纪70年代经济危机及其后果的典范,则是很荒谬的看法。相反,这是“德国模式”的时代。

　　但是,英瓦尔·卡尔松、约兰·佩尔松、帕沃·利波宁、维姆·科克、格哈德·施罗德和利昂内尔·若斯潘才使社会民主党在20世纪90年代重新执政。全球金融的变化,而不只是全球竞争,才是使英国工党受到关注的主要因素。欧洲的出口型社会市场经济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宽松结构下发展起来的。银行金融业确保了金融资本和生产资本同投资期之间的长期关系。反过来,这通过技术革新、统合谈判、工资的高速增长和充分就业的宏观经济政策保证了生产力的提高。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和世界金融市场的发展越来越制约各国独立的金融体系。在密特朗担任法国总统的前几年里,法国资本的外逃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也对其他国家产生了破坏性作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也没能幸免。密特朗的“U形”转向不过是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政府对全球金融的最著名的战略适应,通过这样一些适应,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政府试图使本国的制度和政策服从全球金融的迫切需要。

　　20世纪90年代,“第三条道路”之所以受到欢迎,是因为它把对全球金融的适应变成了好处。“第三条道路”接受了有效市场假设和货币主义理论,对前景持肯定态度,从而认识到必须对全球金融作出战略性的适应。在这一时期,社会民主党人重新执政,并在欧盟实施上述政策,采取“第三条道路”变得更加紧迫。当时,欧盟刚刚统一欧洲市场,并即将建成欧洲货币联盟(EMU)。金融市场是欧洲货币联盟的核心,《金融服务行动计划》(FSAP)在《里斯本议程》(Lisbon Agenda)中的核心地位也证实了这一点。《金融服务行动计划》通过养老改革阐明了欧盟的福利政策。新政策放弃了现收现付的制度,转而采用补充养老计划。除了英国,瑞典的社会民主主义在养老改革方面走得最远。在1999年实施改革后,瑞典的核心养老政策包含了起决定性作用的补充养老的内容,而不仅仅是通过严格的财政紧缩和鼓励私人存款作为养老的辅助手段来架空现存的现收现付制度。鉴于伦敦金融城在全球金融中的中心地位,英国成为“第三条道路”思想的起源地并非偶然。

　　但是,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这种策略的问题和局限在金融危机之前就已经存在,金融危机只不过以放大的形式证明了这是一条死胡同。当欧洲社会民主主义者转向新工党的时候,新工党又从克林顿的“新民主党人”以及他们通过市场实现福利目标的做法上汲取灵感。金融危机证明了如下看法是错误的:克林顿的经济政策依靠经济的“供给方”和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在实现高增长率和低失业率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功。实际上,美国的成功源于经济的“需求方”和美国在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中的霸权地位。这种解释更为合理,同时也与美国“双赤字”一直存在的状况相符合。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国保住了美元的霸权地位。美元仍然是国际金融体系的首要储备和流通货币。由于放弃了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做法,美国实际上获得而不是失去了在新的浮动汇率制下的政策主动权。由于美国银行能够积累美元债务,而不用承担任何汇率风险,因此,它们在国际金融事务中的竞争优势增强,华尔街前所未有地成为“全球”金融中心。这又反过来巩固了美国塑造全球贷款人和借款人偏好的能力,使美国获得了结构性权力。在实行浮动汇率的国际体系中,唯有美国能够持续实行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而不用进行内部调整。因此,如果我们运用“美元-华尔街政权”的概念而不是模糊的“全球化”概念来看问题的话,就会发现与吉登斯的看法相反,扩张性的需求方经济仍然跟以前一样重要。不同的是, 20世纪80年代以来,实施这种政策已经成为美国独有的特权。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美国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率比欧洲高。还应当指出的是,这个体系在许多方面缺乏全球化,因为美国可以通过拒绝国际协商来捍卫它的“过分特权”。这是一个建立在“国家主动而国际被动”基础上的体系。因此,在当前金融危机发生之前的30年里,美国显示了将债务变为持续的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惊人能力。美国的这种能力主要依靠三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美国享有的特权。这使美国能够通过境外投资相对于境内外国投资的差额回报来填补巨大的经常账户赤字。第二个因素是美国能够通过高度资本化的证券市场把债务转化为企业投资。第三个因素是美国金融零售体制通过消费贷款把生产变为最终的消费。举债消费成为消费增长的动力,支撑消费债务的则是养老金存款和抵押房产的增值。这也正是克林顿政府福利政策的关键,即试图通过次级贷款市场让更多的人获得贷款和拥有住房。

　　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第三条道路”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上:复制美国的模式是可能的。但是,美国的模式之所以具有活力,是因为它的原则并不是自由主义的市场供给方原则,而是重商主义的举债-金融化的需求扩张原则。相比之下,由于欧洲货币联盟和《里斯本议程》,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把自己锁入一个自我限制的制度框架中。与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不同,欧洲中央银行和欧洲各国政府实施了具有高度限制性的宏观经济政策。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审慎行动的问题,但是,这也是欧洲在“美元-华尔街政权”中的结构性从属地位的结果。正如本杰明·科恩(BenjaminCohen)所指出的那样,欧元受到了“反增长歧视”。欧洲的债券市场高度分散,欧洲也没有像美国国债那样的欧洲债券。欧元区债券市场和其他资本市场的分散化和深化的缺乏意味着用欧元做生意的成本仍然比美元高。科恩还指出了货币行为中的“顽固惯性”。这也意味着欧元在世界金融市场中不可能享有美元所拥有的特权。

　　如果欧洲想与美国竞争,那么它必须建立更深度、更一体化的市场:《里斯本议程》做得还不够。但是,这种看法的问题在于,它没有看到金融一体化对欧洲各国的创新体制和公司治理模式——特别是社会民主主义的生产力政治所依赖的创新体制和公司治理模式——的腐蚀性影响。在高度证券化的市场中,要想从外部获得金融资源,就必须依靠资产收益率的提高和股价的膨胀。但是,这又必然掏空企业的“自身资源”,比如研发能力,而从长远来看,企业的研发能力正是高附加值竞争力的基础,也是欧洲社会模式的优点。这明显不同于美国模式所特有的全球金融与公司治理之间的传递机制。全球金融与消费的关系也存在类似的制度不匹配。与美国相比,欧洲福利体系的紧缩抑制了需求的增长,而宏观经济紧缩条件下的市场改革则进一步抑制了需求的增长。

　　消极后果

　　于是,主要的消极后果之一是欧洲经济停滞不前。与1985年启动单一市场方案时所作的承诺相反,欧洲GDP增长率多年来一直停滞不前。这没有为社会民主主义建立牢固的物质基础。社会民主主义之所以接受资本主义,就是因为资本主义能够带来经济增长,从而能够实行财富再分配。

　　的确,欧洲的经济增长一直是不均衡的。有些时候,某些小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做得相当不错,为处于执政关键时期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提供了物质基础。但是,这些是竞争减弱的表现,国际收支盈余建立在遏制国内需求的基础上,因而减少了其他国家生产剩余的市场出口。这无法为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共识提供基础,而且这种共识已经越来越让位于各国的本位主义。在2008年底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候,佩尔·斯坦布尔吕克和戈登·布朗关于“愚蠢的凯恩斯主义”的、毫无意义的争吵无疑证明了这一点。这与10年前《布莱尔—施罗德公约》签订时的振奋人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次争吵的原因是标榜为社会民主主义的

　　英国政府为了应对经济下滑而实行减税,这是本能的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新自由主义风格。这又招致了标榜为社会民主党人的德国财政部长德国式的和货币主义的回应。在经济处于崩溃的阶段,这位财政部长还在为英国政策可能导致的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而恼火。

　　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末期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联合趋势已经遭到破坏,那么欧洲各国的内部情况也是如此。产出和生产力增长的停滞不能为维持复杂的社会联合提供合适的土壤,而大众党派又必须维持这种联合。“第三条道路”就试图为此提供一个解决方案。一直以来,德国的施罗德政府致力于实施“第三条道路”的方案,不断努力维持传统工人阶级的选民和公共部门雇员对它的支持,但最后却以失败告终。欧洲其他国家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在数十年的经济停滞和紧缩之后,“第三条道路”的社会联合难以维系,造成了代表性危机,也为其他政党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例如法国的托派党和德国的左翼党,但更为极右政党提供了机会。

　　随着“第三条道路”的社会联合遭到破坏,吉登斯把“没有责任就没有权利”与“没有民主就没有权威”等同的理论也站不住脚了。乌尔里希·贝克认为,进步政治要应对高度现代性状况,就必须采取更民主化的政治形式。由于把“没有责任就没有权利”放在首位,“第三条道路”在这一方面显得更为极端。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前,随着反恐战争开始,欧洲的“现代”社会民主主义开始限制公民自由,甚至想要干预公民生活的每个细节,同时又使政治精英摆脱责任。因此,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形式变得越来越威权主义化,而不是民主化。社会民主主义没有加强普遍福利原则,没有为之填充民主和多元主义的内容,反而越来越转向自由主义的补余福利(welfare residualism)和资产测查模式,加重了治理和合法性问题。

　　因此,当美国模式由于内部矛盾而陷入严重危机时,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并不能为它提供出路。当通过把高风险的贷款借给美国贫困的工人来解决世界生产过剩被证明是不可能时,投机泡沫最终破灭了。欧洲没有因为宏观经济的谨慎、微观经济的效率、出口导向和金融的附属地位而与美国脱离关系。相反,正如欧元区的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目前的问题所表明的那样,竞争力下降和发展不均衡使这次危机很快就蔓延到了欧洲。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在社会基础上完全不同于美国,但却把赌注压在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身上,因此,难怪它会成为这次金融危机的首要政治伤员了。可悲的是,在激进右翼正在大步向前的情况下,欧洲确实需要一个能遵循“哥德斯堡纲领”的主体,走向“没有民主就没有权威”的政治。


　　（编辑：张剑）（本文使用时有删节）

　　

《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5期

发布时间：2011-7-18 17:18: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