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我眼中，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在其他地方，我都找不到能和他相提并论的人。我担心，不管我们多么需要，像他这样的人都永远不会再有了。”——丘吉尔致劳伦斯的悼词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德国的盟友土耳其趁机侵入阿拉伯半岛。而该地区的各个部族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无力抵抗土耳其侵略军。英国军方派了“阿拉伯通”陆军情报军官劳伦斯到那里进行活动。英国在阿拉伯半岛的意图是给阿拉伯人有限的枪支弹药，使其牵制土耳其的兵力，同时将阿拉伯各部族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劳伦斯基本上是按照这一战略采取行动的，但做法上非常讲究策略。他换上阿拉伯人的服装，尽量在生活上接近阿拉伯人，由于突击队屡建战功，威震中东，劳伦斯因此被誉称为“阿拉伯的劳伦斯”。 这本《阿拉伯的劳伦斯》描写了劳伦斯长途奔袭亚喀巴、大马士革土耳其守军的英勇事迹，以及他与阿拉伯枭雄费萨尔王子的友谊等诸多历史细节，突出剖析劳伦斯的丰富的内心世界，特别是他内心对于英帝国中东政策的反抗与挣扎。为了突出劳伦斯的空前也可能是绝后的壮举，作者还以并行线索叙述两位杰出的美国与德国情报人员的努力。 这部传记是了解一战东线史、英帝国外交政策、中东现代史的钥匙。以下为精华选摘—— 阿拉伯的劳伦斯：战争、欺骗、帝国愚行和现代中东的形成 Lawrence in Arabia: War, Deceit, Imperial Folly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作者: 斯科特·安德森（Scott Anderson） 译者: 陆大鹏 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4 ISBN: 9787509759233 尾声 巴黎 让劳伦斯滚蛋吧。他是个恶棍，被我杀了。 ——1924年10月6日，T.E.肖（T.E.劳伦斯的化名）给H.C.阿姆斯特朗的信 T.E.劳伦斯曾为之奋斗、为之运筹帷幄，甚至为之背叛自己祖国的一切，在英国首相与法国总理的5分钟会谈中，全都灰飞烟灭。1918年12月1日上午，大卫·劳合·乔治将到访的乔治·克列孟梭拉到一边，直言不讳地概述了英国在中东的愿景：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作为默许的交换（尽管劳合·乔治会一直否认这一点），法国将有权自由处置叙利亚。自英法两国垂涎三尺地觊觎中东以来，争夺战利品的竞争就影响了两国关系，而这场竞争越来越紧迫。因此英国人提出了一个建议来“解决”这个问题。世界大战终于落幕，巴黎和会即将召开，英法两国务必要口径一致，联手对付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关于“没有胜利的和平”和被压迫人民自决权的高尚言论。面对迫在眉睫的美国人的威胁，克列孟梭迅速同意了劳合·乔治的建议。 实质上，两个帝国主义战胜国不仅确认了《赛克斯—皮科协定》的基本结构，还大大超越了它，给了自己更多，而给阿拉伯人的更少。但按照欧洲秘密协定的悠久传统，要过一段时间，英国首相与法国总理亲信圈子之外的人才会知晓这个非同寻常的协定。此时T.E.劳伦斯肯定是对此一无所知。 随后在巴黎上演了长达一年的明争暗斗。起初，国际关系的新时代，即伍德罗·威尔逊夸耀的“世界新秩序”，似乎大有希望，但后来又蜕化为幕后协议、报复性条约和恣意专横的边界规定。关于巴黎和会以及和会期间列强及民族主义者的极其复杂的活动，已经有大量专著，汗牛充栋，其中最重要的是玛格丽特·麦克米伦的决定性的《巴黎1919》。但就中东而言，奸险的阴谋诡计最终几乎是毫无意义的。瓜分奥斯曼帝国遗产的“大抢劫”马上就要开始了。 劳伦斯上天入地，竭尽全力去推动阿拉伯事业。在巴黎和会期间，他担任费萨尔的顾问，不断提出将阿拉伯人为之艰苦奋斗的土地交给他们的计划，同时向英国高级政治家游说，并撰写为阿拉伯人辩护的激情洋溢的社论。但对英国政府来讲，劳伦斯已经没有用了。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劳伦斯在英国变得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同时——洛厄尔·托马斯的“与艾伦比在巴勒斯坦，与劳伦斯在阿拉伯半岛”讲座的英国听众达到约100万人，包括国王和王后——政府官员们却在备忘录里称劳伦斯为“有害影响”，“很大程度上是我们与法国在叙利亚问题上麻烦的根源”。最后，他被剥夺了参加和会的资格，被禁止在会议中协助费萨尔。劳伦斯在和平时期输掉了。 但劳伦斯的外交努力至少有一个非同寻常的方面，值得强调。劳伦斯和费萨尔早就知道，阿拉伯人丧失了对叙利亚的巴勒斯坦部分的控制区，于是寻找了一个盟友来保证他们对叙利亚剩余部分的民族主义主张。他们找到的盟友是哈伊姆·魏茨曼。到1918年底，犹太复国主义者在英美两国政府中都有很强大的支持者，但令英美政府非常紧张的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目标仍然保持敌意，而且越来越仇视。所以，能不能让谢里夫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巴勒斯坦计划，以此交换犹太复国主义者对独立的阿拉伯叙利亚国家的支持？这年12月，劳伦斯、费萨尔和魏茨曼拟定了这样一种互惠互利关系的细节，在巴黎和会前夕发布了联合声明。 在这份声明中，费萨尔和魏茨曼宣布了他们在巴黎合作的意愿，并承认对方的权利主张。《费萨尔—魏茨曼协定》的九个条款中最有争议的肯定是第四条：“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鼓励和促进犹太人向巴勒斯坦大规模移民。”对这份协定，费萨尔——更有可能是劳伦斯——添加了一个关键的条件。这份协定仅在叙利亚取得独立的情况下有效；如果不满足这个条件，就完全无效。 但劳伦斯和费萨尔在绝望地寻找能够支持自己的和谈搭档的时候，却忽略了几个重要细节。《费萨尔—魏茨曼协定》虽然非常详细地论述了巴勒斯坦的管理情况，却没有明确指出，巴勒斯坦究竟包括哪些地区。另外，在与魏茨曼达成协议的时候，费萨尔公然违背了巴勒斯坦民族自决的原则，这让他在援引同一条原则来处理叙利亚其他地区时，显得很没有底气，有些人甚至会说他是伪善。最麻烦的是，哈伊姆·魏茨曼前不久公开了他和其他犹太复国主义者对巴勒斯坦未来地位的设想。他在11月中旬宣布：“为犹太民族建立民族家园，这指的是，巴勒斯坦地区将被置于有利于犹太人人口增长的政治、经济和道德条件下，于是按照民主原则，将来最终能够发展成为一个犹太联邦。”
在这样的情况下与犹太复国主义者合作，费萨尔给了更保守的阿拉伯和穆斯林竞争者一个用来反对他的有力武器。侯赛因国王在阿拉伯半岛的主要竞争对手——伊本·沙特和他的宗教极端主义瓦哈比派追随者就将动用这个武器，造成极大破坏。 威廉·耶鲁回忆录的最后一句话将巴黎和会称为“20世纪悲剧的序言”。耶鲁担任巴黎和会美国代表团的中东事务专家，和劳伦斯一样，尽了很大努力促成该地区的可持续和平。他有时和劳伦斯联手，但他们的努力在每一步都被挫败了。 耶鲁认为，美国政府要负很大一部分责任。在他看来，巴黎的大事件完美地折射了伍德罗·威尔逊奇特的理想主义和傲慢自负的混合。美国总统喜爱整洁的有条不紊的清单——他在《十四点和平原则》后又提出了“四大原则”和“四项目标”，最后是“五点问题”——这暗示了他的过于简单化的思维模式，就好像这个世界的无数棘手难题解决起来都很简单，只消将它们分解，然后用近似数学的方法就能轻松搞定。威尔逊最心爱的，也是经常挂在嘴边的“民族自决”这一点，尤其漏洞百出。这种说法听起来固然美妙，但在20世纪初欧洲和中东的成分极其复杂的文化中，宗教信仰、种族和民族主义都起到非常大的、往往是互相矛盾的作用，那么谁的权利主张能够压倒别人？伦敦和巴黎方面多次警告威尔逊不要打开这个潘多拉盒子，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总统听得进去。 在威廉·耶鲁看来，这一切都是美国在巴黎和会扮演的角色背后的巨大矛盾的表征。伍德罗·威尔逊的世界新秩序的宏伟蓝图建立在莫大的无知之上。耶鲁抵达巴黎见到自己的新上司威廉·韦斯特曼和美国代表团中东研究小组的其他成员的第一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诚然，中东不是美国关心的头号问题，因为美国毕竟不曾向土耳其开战，但耶鲁错愕地发现，韦斯特曼（威斯康星大学的古典学教授）召集的小组成员竟然都对中东非常无知。小组包括一名拉丁美洲专家、一名美国印第安人历史学家、一名研究十字军东征的学者和两名波斯语言学教授。 耶鲁领到了一本长达107页的资料汇编，涉及叙利亚的历史、经济和政治方面，这是指导美国对该地区政策的主要资料。看到这本资料，耶鲁更清楚地看清了局势。对于这份《关于叙利亚人意愿的报告》，耶鲁不需要花很多时间去研读，因为其中涉及1914年以来事件的绝大多数引文的来源都是一个人：国务院驻开罗特工威廉·耶鲁。 有好几次，耶鲁看到了捍卫阿拉伯民族自决事业的机遇，但都由于美国人的无动于衷而与其失之交臂。在1919年2月中旬与费萨尔的一次会议上，这位阿拉伯领袖直截了当地建议由美国在叙利亚建立委任统治，表示自己更喜欢（据说是）公平中立的美国人，而绝不要法国人。听到这话，耶鲁大吃一惊。但到此时，耶鲁已经对美国驻巴黎和会代表团心知肚明，知道抛却高尚的原则不谈，威尔逊政府对向其他国家发号施令更有兴趣，而不愿意自己承担任何责任。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不是美489国人的话就不容易看到。美国虽然在短期内深度参与国际事务，但现在已经有重新回到隔离主义状态的迹象，威尔逊和反对他的共和党（共和党控制了国会）的争吵愈演愈烈。对于那些在巴黎渴望美国人来领导局面的人来说，时间已经不多，拖得越久，美国人就越不可能有能力，或者甚至是有兴趣去干预。很快，耶鲁和美国代表团中东小组的其他人就万分沮丧地感到，局势在渐渐脱离他们的手心。“我们为了边界线而拼命争斗，就好像世界的命运取决于它。”耶鲁回忆道。“我们大张声势、大做文章，因为威尔逊和爱德华·豪斯（威尔逊的主要顾问）似乎完全没有注意到我们在干什么。在我看来，这一切都只是纸面文章，徒劳无益。” 随着和会的继续，耶鲁的任务越来越显得荒诞。1919年春末，他被委派到美国的一个调查委员会——金-克兰委员会，遵照威尔逊的民族自决原则，去调查前奥斯曼世界居民的意愿。按照耶鲁的满腹狐疑的说法，这等于是“对3000万人口、幅员辽阔的大帝国作一个全民公决”。顺理成章地，在周游两个月，在土耳其、叙利亚、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开了几十次会之后，委员会在每个地方听到的信息都是毫不含糊的：绝大多数人希望独立，或者由美国人来统治他们。有鉴于此，委员会提出的一整套建议将美国置于解决中东难题的最前沿。但这种解决方案与英法秘密约定的截然不同，也绝非威尔逊政府愿意承担的责任。至少在这方面，威尔逊政府反应迅捷。金-克兰委员会的报告被迅速锁进保险箱，在随后三年内外界对它一无所知。 1919年秋季，耶鲁离开金-克兰委员会，返回欧洲，做了挽救叙利亚局势的最后一次努力，这次争取到了劳伦斯的支持，构建了所谓“耶鲁计划”。这个计划得到了一些英国高官的支持，因此在一个短暂时期内，阿拉伯人和法国人在叙利亚的最后摊牌或许能够避免。但耶鲁的行动是他自行其是，因此美国高官得知此事后，就把他的计划枪毙了。1919年11月1日，在最终解决方案出台前暂驻叙利亚的英国军队开始撤退。同一天，法国军队开入了叙利亚。几天后，耶鲁义愤填膺地从美国和谈代表团辞职，乘船返回纽约。 T.E.劳伦斯大约在同一时期彻底灰心丧气了。他的母亲后来告诉一位传记作者，她的儿子在这年秋天陷入了“极端的抑郁和神经崩溃”，他在回家期间“有时在早餐和午餐之间会在同一个地方枯坐整个上午，一动不动，脸上表情纹丝不动”。 T.E.劳伦斯的故事的一个迷人之处在于，它提出了一系列“如果？”的问题，即他失败的时候，整个世界损失了什么。如果在1918年，阿拉伯人能够成立很多人为之拼死奋斗并坚信得到承诺的大阿拉伯国家，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战后巴勒斯坦的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者们能够和费萨尔·侯赛因这样的人——他曾谈到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种族亲缘关系和古老纽带”——达成协议，今天的中东将会多么不同？如果美国人在当时积极参与中东事务，又会怎样？ 今天我们难以想象，居然曾经有一个时期，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高声疾呼地呼吁美国干预他们的国家。如果美国把握住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机遇，历史将如何发展？或许不是某些人设想的黄金时代。劳伦斯本人常常谈到，真正的泛阿拉伯国家的概念始终是海市蜃楼，因为阿拉伯世界各种文化之间差别迥异，远远超过它们的共同点。或许，由于缺乏强大的中央集权（就像奥斯曼人治下的旧体制那样），这样派系林立、难以驾驭的大国能支撑一段时间，但技术和通信的进步几乎一定会让这些差别甚大的文化和民族之间发生冲突。同样，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也永远不可能有真正的和谐关系，因为在《贝尔福宣言》发布很久以前，阿拉伯人就开始敌视人口越来越多的犹太人，并且对费萨尔的温和态度置之不理。事实上，战后的一位试图与以色列达成和解的阿拉伯领导人——费萨尔的兄长阿卜杜拉，就被一名巴勒斯坦枪手刺杀了。至于假设美国军队进占中东，他们或许会被当作解放者受到欢迎，但这欢迎肯定是短暂的，因为这些军队一定会被卷入他们几乎完全不理解的当地政治矛盾，不可避免地要选择站在哪一边。即便美国能够避免这些麻烦，肯定也会丧失“公平中立者”的美好形象，因为它自己也在逐渐变成一个帝国主义国家。 然而，上述的这些难题造成的架空的历史轨迹未必会比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真实发生的历史——战争、宗教冲突、残暴的独裁统治，不仅困扰中东，更令全世界颤抖——更凄惨。这段悲伤的历史差不多就是从巴黎和会代表们收拾行装、宣布自己使命圆满完成的那一刻开始的。 1919年秋季，费萨尔在失去了劳伦斯的帮助之后，绝望之中，不得不接受法国人向他抛来的些许好处。但当费萨尔返回大马士革之时，却发现自己被谴责为向欧洲帝国主义者出卖祖国的叛徒。费萨尔利用民众的愤怒，在1920年3月撕毁了与法国人的协定，发动了一场宫廷政变，自立为叙利亚国王。4月，在圣雷莫会议上，英法两国正式签订了瓜分中东的条约——英国得到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法国控制叙利亚其他地区。这两件事联合起来，使得费萨尔与法国人发生了极大矛盾。冲突在7月爆发了。在大马士革郊外的一场短暂而一边倒的战斗之后，法军将费萨尔驱逐出去，迫使他流亡境外。到1920年末，法国人终于控制了他们的大叙利亚的绝大部分（除去英国委任统治下的巴勒斯坦和外约旦），但群众怒火中烧。法国人还有一个外部威胁：在外约旦的沙漠里，费萨尔的兄弟阿卜杜拉正在集结他的追随者，意在进军大马士革。 但法国人在1920年底遇到的问题与英国人面对的困境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在巴勒斯坦，犹太复国主义移民和当地阿拉伯人之间的矛盾已经升级为流血冲突。在阿拉伯半岛，伊本·沙特又一次企图驱逐侯赛因国王。最严重的危机发生在美索不达米亚。在前一年，劳伦斯曾预言，“如果我们不改邪归正，”该地区到1920年3月就会爆发全面的反英起义。但他预测得早了两个月。到美索不达米亚的5月起义被镇压下去之时，已经有约1000名英国人和9000名当地人丧生。劳伦斯在1929年给威廉·耶鲁的信中记述道，英法在巴黎和会期间重拾本已名誉扫地的《赛克斯—皮科协定》，炮制出了更糟糕的东西。中东几乎当即就遍地烽火、危机重重，这印证了新局面糟糕到了什么程度。 为了应对这些危机，劳合·乔治在1920年12月寻求了一个被英国统治阶级摈弃的人的帮助：温斯顿·丘吉尔。丘吉尔就任殖民地大臣，新官上任的三把火之一就是招募另一个最近被排挤的人——前陆军中校T.E.劳伦斯来辅佐他。 至少在起初，劳伦斯没有兴趣重新投入这场混战。他忙于撰写回忆录，无疑还因为前一年劳合·乔治政府的冷眼而感到刺痛，于是告诉丘吉尔，自己没有时间，而且已经不管政治了。直到新任殖民地事务大臣向他保证，在即将召开的开罗会议中，将给劳伦斯几乎是完全自由的权力，帮助英国政府重新塑造中东棋盘上属于英国的那一部分，他这才答应出山。因此，开罗会议只是走个过场，因为（按照劳伦斯告诉一位传记作者的说法）劳伦斯和丘吉尔事先“不仅确定了会议将审议哪些问题，还确定了将会达成何种决议”。 伊拉克将被巩固成为一个受国际承认的阿拉伯王国，由费萨尔担任国王。在阿拉伯半岛，英国人支持侯赛因对汉志的统治权，但同时也支持伊本·沙特在阿拉伯半岛内陆的权威。开罗会议最新颖的主意无疑是让阿卜杜拉停止攻击叙利亚的法国人的计划。会议结束后，劳伦斯前往阿卜杜拉在安曼的基地，劝说这位凶暴的阿拉伯领袖先在英国委任统治的巴勒斯坦的外约旦地区组建一个政府。令劳伦斯大吃一惊的是——或许阿卜杜拉自己也吃惊不小，侯赛因四个儿子中最懒惰的一个竟然成为一位贤君。不久之后，外约旦正式脱离巴勒斯坦，成为一个独立的阿拉伯王国，就是今天的约旦，由阿卜杜拉担任国王。1921年秋季，劳伦斯返回英国，他在殖民地部的一年工作接近告终，此时他确实已经意料之外地成为在中东划定疆界、指定君王的决策者。 这一切工作虽然给先前奥斯曼帝国版图的中央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稳定，却无助于改善北方和南方的局势。在这些地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将是命运悬而不决、兵火肆虐、生灵涂炭。 在安纳托利亚，前土耳其将领穆斯塔法·凯末尔（加里波利战役的英雄）拒绝接受协约国规定的对土耳其的肢解。在4年时间里，他率领由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组成的军队，与所有那些企图对土耳其腹地分一杯羹的人对抗，最后在1923年确立了现代土耳其的疆界。法国在1921年秋季插手了这场列强对土耳其群起而攻之的战争，当时凯末尔（不久之后将以阿塔图尔克的名字威震天下）将注意力转向了占领奇里乞亚地区的法国军队。在奇里乞亚的法军很快被打了个落花流水，在他们的指挥官——倒霉的爱德华·布雷蒙领导下快速撤入叙利亚境内。 与此同时，从高加索一直到阿富汗的广大地区爆发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战争，俄国的红军和白军及青年土耳其党的残余势力争夺霸权，以不合逻辑、不可理喻的极快速度结盟又撕毁盟约。恩维尔和杰马勒帕夏是这场混战中的两位主要斗士。1921年冬，杰马勒帕夏居然来到了喀布尔，成为阿富汗国王的军事顾问，这并不比该地区发生的其他事情更匪夷所思。 在遥远的南方，侯赛因国王的末日到了。英国人对他反复无常的统治和拒不接受中东的政治现实的态度——在1921年，劳伦斯花了令人发疯的两个月时间，在吉达苦口婆心地劝说侯赛因接受开罗会议的决议——早已厌烦透顶，因此在1924年底，伊本·沙特及其瓦哈比战士最终逼近麦加的时候，侯赛因众叛亲离、束手无策。侯赛因被匆匆送到海岸，然后登上一艘英国驱逐舰，先是被送到塞浦路斯流亡，最后来到了约旦的新首都安曼，与儿子阿卜杜拉团聚。这位被废黜的国王曾梦想建立一个从麦加一直延伸到巴格达的泛阿拉伯国家，最后在1931年去世，享年76岁。 从那以后，西方人在中东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到20世纪30年代，英国人在他们曾为之拼死奋斗的巴勒斯坦委任统治国面临着一个泥沼。先是越来越多的犹太移民导致了大规模的阿拉伯起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犹太游击队又以武力反抗英国军队，因为他们视英国占领军为建立以色列国的最后障碍。1946年，在战争中精疲力竭的法国被迫放弃心爱的大叙利亚，但在此之前从叙利亚领土分割出了一个新国家：黎巴嫩。三年之内，叙利亚的亲西方民主政府就在一场军事政变中被推翻，而法国人在黎巴嫩强行安置的极其复杂的统治结构促使这个国家走向内战。1952年，英国在埃及的统治落下帷幕。英国人安插的傀儡国王被贾迈勒·阿卜杜·纳赛尔和他的民族主义自由军官运动推翻。6年后，在伊拉克，与纳赛尔志同道合的一些下级军官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费萨尔建立的亲西方君主政权。到20世纪60年代，西方殖民主义时代不光彩地落下帷幕，中东格局与殖民列强在全球其他地方留下的烂摊子很相似，但有一个关键的区别：由于石油的存在，中东业已成为地球上最具有战略意义的角落，西方就是想远离这个自己造成的乱局，也办不到。对于中东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发生的一切，我们都已经耳熟能详：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4场战争；黎巴嫩的10年内战；也门的20年内战；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少数民族遭屠杀；40年间，政府赞助的恐怖主义横行；宗教极端主义造成的震动；美国的4次大规模军事干预和许多小规模干预；对于阿拉伯民族而言，直到前不久，从突尼斯到伊拉克的广大地区长期处于不间断的残暴或盗贼当政的独裁统治之下，导致绝大多数人口一贫如洗，毫无权益可言。 这一切的责任固然不能全部归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做出的可怕决策，但在那时播下了一颗毒性特别强的种子。从那以后，阿拉伯社会倾向于不用自己的希冀，而是用自己敌视的对象——殖民主义、犹太复国主义、五花八门的西方帝国主义——来给自己定位。这种充满敌意的文化被一代代的阿拉伯独裁者们操纵，甚至是狂热地培植，以便将人民的愤怒引导指向外部威胁——不管是“大撒旦”，还是“不合法的犹太复国主义实体”，还是开罗街头的西方音乐——而不是这些独裁者自己的暴政。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所谓阿拉伯之春运动代表着中东历史上一个潜在的划时代的时刻。自1918年以来，“阿拉伯的街头大众”第一次在自己的未来问题上有了发言权，不管遇到多少艰难险阻，公民参与和个人自由的因素已经被传播开，或许永远不会再被封锁起来。真正的民主和自决是能够持久的，在中东这样一个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长期受到压抑的地区，或许很容易只看到阿拉伯之春运动造成的短期混乱，但阿拉伯世界或许终于能踏上一个世纪前劳伦斯和其他几个梦想家为它设想的那条道路。 马克·赛克斯的名字已经变成西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执行的灾难性的中东政策的同义词，但他本人没能活到目睹这些政策造成的后果。在英国外交部眼里，赛克斯很快就从不可或缺的问题解决专家变成了替罪羊，因为他是令人憎恶的《赛克斯—皮科协定》缔造者之一。1918年10月底，他开始了在中东的一次长途旅行。他虽然地位一落千丈，却依然狂妄自大。他在向外交部上报自己的这次旅行时，称自己的目标除了安抚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犹太人紧张关系之外，还打算帮助重组协约国在叙利亚的政治和军事基础设施、劝说美索不达米亚的英属印度政权采取更进步的后帝国主义时代的姿态，并“协助推动阿拉伯人和法国人的友好关系”。 两个月间，赛克斯和他的一小群扈从在中东地区东奔西走，每天的日程都塞得满满的。但即便是这个极度虚荣自负的人，在中东也应该和在伦敦一样，看得出自己的影响力已经大大减弱了。吉尔伯特·克莱顿曾专心致志地聆听赛克斯的各种计划，但这一次赛克斯在大马士革拜访他时，克莱顿却像犟驴一样。赛克斯不知道的是，克莱顿前不久刚收到一位伦敦官员的关于如何对付这位访客的建议。“不要听马克的自夸，”这位官员告诫道，“这里没有人搭理他，我们派他出来（是他自己要出来的），就是为了耳根清净。”
这次旅行固然令人羞惭，但似乎促使赛克斯对自己对于中东问题的观点做了一个真正的新评估。1919年1月，在他结束旅行后的“总结”中，他承认，英法两国在该地区的做法都是错误的。他现在的建议是：“不管谁接管叙利亚，都应当认识到，与其让欧洲人的班底把事情做得很好但是当地人什么也学不到，不如让由当地人组成的政府把事情做得一团糟但是有改进的前景，因为那样才是更真实的进步。”这话简直与劳伦斯的《二十七条建议》如出一辙。这个人在3年前还参与拟定了为欧洲帝国主义效劳的最后一项大条约，现在思维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的确令人称奇。 但这思想转变幅度太小，来得也太晚了。1919年2月初，赛克斯在巴黎和会亮相时，他的英国同僚们对他的思想演变完全不感兴趣，更关注的是如何从顶着他的名字的条约中抽身。在巴黎和会的面对面交锋中，他们对赛克斯的鄙夷几乎到了欺负人的程度。“我对他说了些关于条约的事情，”劳合·乔治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当即就看到，我的话深深伤害了他。我很遗憾。我希望我什么也没说。我责怪自己。他已经尽力了。” 或许首相的自责是由于不久之后发生的事情。2月10日晚上，赛克斯说自己身体不适，早早上床休息。次日早上，他已经无法站立。医生们的诊断是西班牙流感。随后5天内，他就在酒店房间内在巨大痛苦中弥留挣扎，由妻子伊迪丝照料，尽管她自己也染了这种病。2月16日晚，赛克斯终于咽气，此时离他的40岁生日还有一个月。 亚伦·亚伦森也没有活到目睹自己的计划成为现实。他也参加了巴黎和会，就像1918年的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的情况一样，他起初也被诱导，误以为自己将会在和会的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团中担任领导人，但在最后关头又被排挤到边缘。1919年1月16日，他得知犹太复国主义高级领导层将在伦敦开会商讨策略，在当天的日记中大发雷霆：“哈伊姆·魏茨曼偶然对我说：‘你也要来伦敦的，对吧？’‘去伦敦做什么？’我答道，‘去受更多的侮辱吗？不用了，谢谢！’我写道，我生病了，而且厌倦了自己所处的错误地位，就好像一个情妇，在男人的私室内受宠，在公众面前却不受认可。” 就像在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里发生过很多次那样，亚伦森决心离开巴黎，直到犹太复国主义领导层懊悔地恳求他帮忙绘制巴勒斯坦地图建议稿，他才回心转意。“我讨厌他们做事的方式，”亚伦森后来在日记中带着受人强求、勉强同意的骄傲写道，“他们把重要任务交给人，却在最后一分钟意识到，什么事情也没办成，因为他们没有请专家去做。”亚伦森绘制的地图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梦想，如果被采纳的话，将把巴勒斯坦边界推进到大马士革郊区，那样的话巴勒斯坦就不再是大叙利亚的飞地，叙利亚反而成了大巴勒斯坦的枝节部分。 1919年5月15日早上，亚伦森在短暂到访伦敦后打算返回巴黎参加和会。但在伦敦以南的肯莱机场，他发现自己的飞机由于浓雾而延误了。11时30分，他已经打算放弃旅行返回伦敦，这时，浓雾部分消散，一架小得多的飞机（双座的德哈维兰式飞机，是送邮件去巴黎的）的飞行员表示可以载他一程。大约下午1点，加莱海岸附近水域的一艘法国渔船的船长听见上方有一架飞机低飞的轰鸣声，但由于浓雾，看不见飞机，随后传来坠机的巨响。渔民们在雾中搜寻，发现平静的海面上漂浮着许多邮件，但没有找到其他东西。德哈维兰飞机的飞行员和亚伦·亚伦森的遗体都无处可寻。根据犹太教律法，没有遗体就不能举行葬礼，于是亚伦森的朋友和同僚们在5月17日晚在巴黎举办了一个“礼拜会”，来纪念他的一生，以及他的贡献。 至于亚伦森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的同僚（有时是对手）哈伊姆·魏茨曼，他不仅活到了以色列国的建立，还担任了首任总统，直到1952年去世。在战后的巴勒斯坦，他与自己充满反叛精神的妹妹明娜团聚了。由于明娜对同盟国战争努力的贡献，她被包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几天内德国与俄国的一次战俘交换中。她逃离了混乱的战后德国，返回耶路撒冷，成为具有先驱意义的犹太妇女卫生组织“哈大沙”的成员。 杰马勒帕夏在战后继续过着冒险生活，但没能混多久。在战争的最后日子里，他和另外两位帕夏——塔拉特和恩维尔一道，搭乘一艘德国鱼雷艇逃离君士坦丁堡，随后在中亚的战场漫游，与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派别结盟又分道扬镳。1922年7月，他的好运气终于到头了，他和一名助手在格鲁吉亚第比利斯街头惨遭枪杀。宣称对此次暗杀负责的是一个神秘的亚美尼亚民族主义组织，曾立誓要除掉1915—1916年亚美尼亚人大屠杀的所有罪魁祸首，此前已经在柏林刺杀了塔拉特帕夏。三位帕夏中的最后一位——恩维尔和杰马勒一样，也在高加索冒险。8月，在塔吉克斯坦，恩维尔遭遇苏联红军的埋伏，饮弹毙命。 作为美国驻巴黎和会代表团的中东问题专家，威廉·耶鲁的注意力不仅限于该地区的和平。同时，或许是认识到自己有一天需要一份新工作，他私下里在美国代表团中促进自己的前雇主——纽约标准石油公司的利益。由于威尔逊总统坚决支持“门户开放”的自由贸易政策以及1918年夏季在巴勒斯坦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耶鲁有很好的借口去实施自己的计划。 这年夏天，在耶鲁担任艾伦比司令部的美国军事联络官期间，英国在巴勒斯坦的行政长官阿瑟·莫尼将军召见了耶鲁，要求他交出纽约标准石油公司在巴勒斯坦油田的地图。耶鲁拒绝了，并抗议说，莫尼应当去找标准石油公司总部去谈这件事情，于是莫尼将军选择了更简单的办法：闯入纽约标准石油公司在耶路撒冷的旧办公室，取走了这些地图。在写给美国和谈代表的一系列备忘录中，耶鲁严正警告，英国人的这些强硬措施的后果不堪设想，尤其是如果急需石油的英国人在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可以自由行事的话。这些代表果然警觉起来。主要是由于耶鲁的煽动，美国人做了很大努力，力图迫使英国人尊重纽约标准石油公司在巴勒斯坦的石油开采权，这在随后几年内成为英美之间摩擦的一个主要来源。 但是纽约标准石油公司在巴勒斯坦玩弄的是一场狡猾的戏法，拼命保护自己在克恩纳布的“油田”，完全是为了建立一个可遵循的先例，以便将来获取美索不达米亚的英国人控制下的油田的开采权。1924年，标准石油公司获得了美索不达米亚油田的开采权，于是突然间放弃了在巴勒斯坦的开采权。一家英国石油公司匆匆填补这个空白，在克恩纳布做了自己的实验，结果和耶鲁的地质学家搭档鲁道夫·麦戈文在1914年的发现一模一样：只有铁尾矿。尽管不时有意见相反的乐观的工业报告出台，但在克恩纳布始终没有发现有商业开采价值的油田。 1919年底，耶鲁愤怒地从巴黎和会拂袖而去，返回美国，希望能够回到纽约标准石油公司。不知是因为他在百老汇大街26号大厅的失策言论，还是由于他在与英国人的石油对抗中过于高调，他未能如愿。家族的财富早已烟消云散，再加上战后美国经济萧条，很难找到工作，于是耶鲁进入一家美国贸易公司，返回了开罗。途中，他在英国停留，迎娶了他在战前在耶路撒冷邂逅的一位英国护士伊迪丝·汉娜。 在好几年时间里，耶鲁在开罗做着好几份不同的兼职工作，同时自己继续寻找石油。1922年5月，他感到自己在也门外海的法拉桑岛（在英国控制下）找到了石油。他告诉纽约标准石油公司的一位高管，英国人在保守这个油田的秘密，但如果纽约标准石油公司派来一名地质学家，耶鲁可以想办法帮助他溜上岛。标准石油公司没有采纳这个建议，于是耶鲁回到美国，出人意料地在新罕布什尔州农村定居，以养鸡为业，同时学习教育学硕士课程。1928年，他被新罕布什尔大学聘任为历史学助理教授。 耶鲁的文采有限，但非常多产，教书之余写了大量关于中东的文章来挣钱。这些努力渐渐获得了更广泛的认可——他的文章被刊登在《大西洋月刊》和《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于是他经常被邀请作讲座和参加大学研讨会。就像他居住在中东时一样，耶鲁对中东的观点在这么多年中发生了大幅度转变。在1923年，他呼吁“粉碎伊斯兰教的令人卑贱的暴政，它数百年来腐蚀了千万东方人的心智、灵魂和肉体”，后来却发表了一篇意见几乎完全相反的长文，反对“犹太民族主义帝国主义的剥削本质”，他还指控说，犹太人的帝国主义是以“德国法西斯”为模板的。 尽管有这些不负责的言论，但耶鲁作为中东问题专家还是享有很高地位，于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任命为国务院战后计划办公室的中东问题专家。1945年，在旧金山召开的战后联合国第一次大会上，他被任命为托管委员会助理秘书。耶鲁的主要关注点是，提议通过彻底废除饱受抨击的殖民委任统治制度，转而由联合国托管，对阿拉伯世界的政治格局做一番重新调整。令人感到似曾相识的是，正如26年前的金-克兰委员会一样，托管委员会关于中东的所有建议都没有得到采纳。 重返平民生活后，耶鲁继续在新罕布什尔大学教历史，后来在波士顿大学任教，直到1967年退休。1975年2月，他在新罕布什尔州德里市的一家养老院去世，享年87岁。 在中东情报战的另一端，库尔特·普吕弗的战后生涯更为丰富多彩。虽然没有任何一个人的经历能够代表一个民族的历史，但我们很难找到比他更合适的例子来审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德国的历史。 1919年，普吕弗很快成为在战败的德国扎根的最恶毒神话之一——所谓的“背后一剑”密谋——的热忱信徒。这种神话的说法是，德国在战场上不曾失败，而是被从内部出卖。这些国内叛徒的主要代表是德国的自由主义政党——就在停战的两天之前，一些左翼政党的联盟控制了政府，这个时机选择真是糟糕——和国际犹太人，他们被《贝尔福宣言》的诺言诱惑，投向了协约国阵营。阿道夫·希特勒最终利用这个神话，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但库尔特·普吕弗信奉这个神话要比希特勒早得多。根据传记作者唐纳德·麦克凯尔的说法，在战后初期的艰难岁月里，生活拮据的普吕弗接受了外交部的犹太同事的资助，同时却在日记中越来越凶狠地怒骂犹太人。 事实上，由于巴黎和会的未竟事业，确实有强有力的论据可以说明，德国并没有真正被战胜。协约国向先前的敌人施加不堪忍受的巨额战争赔款的重负，同时却基本上完整保留了它的统治结构，这简直是一手制造了未来冲突的最佳熔炉。德国官员们，包括库尔特·普吕弗在内，很快就开始重建联盟和影响力的网络，而正是这些曾推动了战争的爆发。在战后年代，普吕弗在外交部的最早一批任务之一就是帮助德国先前在中东的搭档——埃及民族主义者、青年土耳其党运动领导人、亲德阿拉伯人——逃脱惩罚，在先前的同盟国境内定居。当然，这意味着，德国现在拥有了一支心怀不满分子的潜在力量，可以煽动未来的动乱。 甚至在战争结束以前，普吕弗就认识到，只要德国能吸取过去错误的教训，还有一种新办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在1918年11月2日给外交部的信中写道：“我们的宣传效果不好，是因为我们在和平时期重视不够，在战时却拼命临阵磨枪……我们对敌人发出眼泪汪汪的指控，喋喋不休地重复宣讲自己的胜利，有口无心地表达对伊斯兰的友谊，却希望赢得一个在精神上与我们相差甚远的民族的同情。”普吕弗敦促称，下一次，德国“必须注重于博其欢心，而不是对其颐指气使地教导”。 在战后中东的政治游戏中，普吕弗很快就有机会重新开始捣鬼使坏。1921年秋，他参与了决心始终不动摇的阿拔斯·希里米的一个新计划，要推翻英国在埃及的政权。几个月后，普吕弗在罗马会见了哈伊姆·魏茨曼。魏茨曼如果知道这位访客曾经诱骗他的妹妹为德国刺探情报，那么他一定是在放长线钓大鱼。他向普吕弗表示，英国对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家的设想止步不前，显然是由于法国人作祟，那么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德国人可以合作，一同反对法国。凶残地反犹但始终是机会主义者的普吕弗无疑全心全意地赞成这种观点。由于他的这些活动，英国政府最终将普吕弗的名字纳入了一份敌人黑名单，军情五处为他专门开了一份调查档案，始终没有结案。 但到20世纪20年代末，普吕弗的生活逐渐平静下来。他与早就和他疏远的第一任妻子——美国人弗朗西丝·平卡姆离婚，娶了一个年轻得多的德国女人，在1930年生了个儿子。他继续在外交部攀升，最终成为至关重要的第三处（负责处理英美和中东事务）的副处长。阿道夫·希特勒于1933年7月掌权时，他就在这个岗位上。 尽管普吕弗和希特勒一样抱有复兴德国的梦想，但他在最初和德国的许多保守派人士一样，认为纳粹暴发户们是可资利用的傻瓜、粗鄙的流氓，而更上流体面的统治阶层可以利用和控制他们。到1936年，普吕弗已经摆脱了这种错误判断和自己当初对纳粹的鄙夷，担任了希特勒的外交部的人事处长，一年后又正式入党。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开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普吕弗则前往南美，担任希特勒的驻巴西大使。 他在巴西的三年是他个人生涯的高潮。在德国外交界，普吕弗终于得到了他自1911年以来就为之奋斗的地位。另外，通过与巴西独裁者结下亲密友谊，他在很大程度上防止了这个富饶的国家加入盟国阵营，尽管巴西与美国有着这样的条约。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1942年夏季，巴西人发现，普吕弗与在巴西境内运作的一个德国间谍网有着直接联系。普吕弗受命离开巴西。大使如果为此事感到失望，至少离开的时机还不错。在他和家人乘船回国的5天之后，巴西就加入了盟国阵营，介入战争，并发出了逮捕他的通缉令（由于间谍罪，他被缺席判处25年徒刑）。 普吕弗是个宣传专家，却非常轻信，这颇有些奇怪。他显然已经对纳粹关于即将到来的最终胜利的说法信以为真，因此回到欧洲却发现德国在战争中落了下风，不禁大吃一惊。他在柏林坚持了一年时间，但在一座较小的城市买了房子，把老婆孩子送去躲避持续不断的盟军空袭。“看到这一切，我肝肠寸断，”他在1943年7月写道，“这不仅仅是因为我始终是、将来也一直会是一个眷恋家乡的人，还因为我真诚地信仰国家社会主义的一些美丽的观念。” 抛却这些美丽的观念不谈，这个生存能力极强的人在本能地寻找出路。1943年9月，普吕弗带着家人穿越边境，来到中立国瑞士，就像在1918年一样，在那里一直待到德国战败。1918年的返乡和1945年的回归的区别在于，这一次，盟军不会给德国军国主义分子卷土重来的机会。普吕弗在巴登·巴登买的房子原来是从一个犹太人家庭手中没收的，于是他失去了这栋房子。这位前任大使还接受了美国人的“去纳粹化”调查，被排除了战争罪行的嫌疑，尽管他在外交部的很多直接上司被送去了纽伦堡。英国人或许还想抓住这个跟他们捣蛋30年的老对手，但1945年10月的消息称，身体一直比较虚弱的普吕弗患了肺结核，已经死亡，或者奄奄一息。于是英国人就此罢手。 但事实并非如此。3年后，新德里的一名目光敏锐的英国情报军官在印度《每日电讯报》上发现了一篇奇怪的小文章，讲到了德里大学对未来的印度外交官的培养。“学生们将接受普鲁弗博士的教导，”文章如此写道，“他是一位德国外交官，在纳粹政权上台前夕离开了祖国。”
调查最终表明，这个反纳粹的“普鲁弗”和亲纳粹的普吕弗是同一个人。就像近40年前在开罗发生的那样，英国人插手阻止普吕弗获得这个他垂涎的学术职位，于是他最终返回了德国。1959年初，他在德国去世，这一次是真的死了，享年77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独生子奥拉夫——这位东方学家和儿子长期以来一直很疏远——最终移民美国，成为一位著名考古学家。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中东交锋的所有间谍和情报人员当中，后来最坚决地与它脱离干系的就是T.E.劳伦斯。1921年，他在殖民地部为温斯顿·丘吉尔效力期间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阿拉伯人就像是我翻过去的一页，续集是很讨厌的东西。”
1922年初，在殖民地部的工作结束后，劳伦斯向皇家空军总司令请愿，希望加入空军。关于这个请求，有好几个奇怪的细节。由于他的名望和之前的军衔，劳伦斯可以很容易地进入皇家空军，成为一名高级军官，但他却特意请求“与新兵一样”，意味着他想当一名普通的列兵。另外，他不打算用T.E.劳伦斯的名字。他告诉皇家空军总司令，他的新名字是约翰·休姆·罗斯。 这个请求格外令人困惑的是，劳伦斯一直公开地对军事文化表示鄙夷。他在《智慧的七柱》中写道，军服“在穿着它的人与普通生活之间筑起了藩篱，表明他们已经将自己的意志和肉体卖给了国家，他们过的这种生活即便是他们自愿开始的，也很可悲……军人允许自己的主人全天候使用他的身体，并独自掌控他的头脑和激情。” 但或许他的这个选择并不奇怪。在阿拉伯半岛，劳伦斯曾对成千上万人拥有生杀予夺大权，拼凑起了一项事业，组建了一支军队。与此同时，他一直为自己的招摇撞骗感到无比愧疚，因为他知道，这些与他并肩作战的人到最后几乎一定会遭到背叛。他在《智慧的七柱》中曾暗示，还在给友人的信中明确表示，在离开阿拉伯半岛之后，他永远不希望再一次处在需要肩负责任的位置。 此外，他还渴望默默无闻的生活，抛却他的旧身份。劳伦斯的这种意愿的最突出表现就是改名的决定——先是改叫约翰·休姆·罗斯，后来改为托马斯·爱德华·肖，但它也有更微妙的形式，是一种心理上的金盆洗手。劳伦斯在《智慧的七柱》的一个很短的段落曾提及开罗会议，称丘吉尔“理清了中东的全部乱麻”，在“文字和精神上竭尽凡人的能力，兑现了英国向阿拉伯人许下的诺言，同时没有牺牲我们的帝国和此事中各民族的任何利益”。劳伦斯知道英国向阿拉伯人的承诺的完整内容，而且他写下这些话的时候，他珍爱的叙利亚还处在法国统治下，因此他知道这些论断是谎言。同样，考虑到《智慧的七柱》的全部内容，它的副标题“一场胜利”一定是在自嘲。 但或许，为了生存下去，人们不得不与过去彻底断绝关系，再也不用去想它。从劳伦斯在战后给朋友的很多信中，以及他向当时的传记作者发出的评论中，我们可以清楚而悲哀地看到，他有着当时所谓的“炮弹休克”（今天称为创伤后压力症）的很多症状。在他的余生中，劳伦斯不断受到噩梦的困扰，多次陷入极其严重的抑郁——其中有几次甚至已经考虑自杀——并逐渐与很多先前的朋友断绝了关系，一心只想要独处。 他在战场上的行动或许为他遭受的这种持续折磨埋下了伏笔。在孩提时代，他曾痴迷于亚瑟王宫廷和骑士法则的故事，梦想过上英雄的生活。但在现实的战争中，劳伦斯却目睹了人被炸成碎片（常常是他自己的爆破造成的），将伤员丢弃等死，还命令屠杀战俘。正如他之前和之后的任何有思想的人一样，劳伦斯在战场上发现，片刻的英雄主义行为肯定是有可能的，但战争的积累体验、它的日常的残酷，却与当英雄的想法完全对立。 《智慧的七柱》出版的情况也表明了劳伦斯对隐姓埋名的渴求。1922年，他用手摇印刷机印了8本自己的战时回忆录，用来赠送好友，但随着此书的消息传开，人们敦促劳伦斯将它公开出版。他做出的妥协是在1926年出版了删节版的《智慧的七柱》，仅印了200册，同时发行了短得多的大众市场版《沙漠中的起义》。这些书原本可以让劳伦斯富裕起来，但他将极其成功的《沙漠中的起义》一书的版税全部捐献给了皇家空军的慈善组织，并拒绝在他有生之年再版《智慧的七柱》。 劳伦斯虽然在公开场合贬低自己的作品为鸡毛蒜皮，但向一位朋友私下里吐露心迹，说希望自己的回忆录能够进入英语文学经典之列。在这方面，他将会大失所望。事实上，《智慧的七柱》的各个部分良莠不齐，鱼龙混杂，偶尔有水平极高的诗情画意和震撼人心的心理洞见，但常常被关于地形的长篇论文和一大串地名及转瞬即逝的人物淹没，往往令读者抓耳挠腮。尽管受到很多人坚持不懈的赞不绝口——劳伦斯肯定是最早毫不畏缩地直面战争的丑恶的现代作家之一，但按照一位很欣赏《智慧的七柱》的批评家的说法，它仍然是那种“名声在外、享有美誉，却很少有人读的书”。 劳伦斯以“空军列兵罗斯”的身份在皇家空军过上默默无闻生活的努力失败了——英国报界很快就发现了他的真实身份——于是他化名T.E.肖加入了皇家坦克部队，1925年又悄悄转入皇家空军。在随后10年中，他担任了空军的一系列下级职务——在印度的一个偏远的皇家空军基地担任普通文书近一年时间——同时以捣鼓机械为爱好，研究一种新一代的军用高速救援快艇。1929年，他在多塞特郡农村买下了一座名叫“云山”的小屋，离他在坦克部队服役的博文顿军营只有1英里远。他就将这里当作避难所，逃避仍然对他穷追不舍的公众和报界。他继续写作——1928年，劳伦斯将自己战后的军事生涯写成了一本书《铸造》，随后翻译了荷马的《奥德赛》，但他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非常平庸无奇的军队工作，不执勤的时候就骑着他心爱的布拉夫摩托车在英国乡间风驰电掣，或者在“云山”拼命读书。尽管有些传记作者声称劳伦斯在这个时期的生活仍然颇有建树、丰富多彩，但我们很难不把他看作一个忧伤的隐士。他的朋友圈越来越小，只剩下几个人，而他与这极少数朋友的唯一联系就是他解释自己为什么不能见他们的短信。“请代我向S.F.纽科姆太太谦卑地道歉，”1929年2月，他给斯图尔特·纽科姆写了这封信，显然是因为他没有在一次约好的会谈中露面，“我身体有些不适，没有精气神出去见人。” 费萨尔·侯赛因坚持要面见他。1925年，这位伊拉克国王在访问英国期间，与劳伦斯在一位政治家的庄园举办的午餐会见了面。这是一次相当尴尬的重逢，两位老战友互相之间似乎无话可说。东道主还不断提到“美好的往昔”，这让劳伦斯非常不舒服。“我变了，”在这次会面之505后，劳伦斯/肖写信给朋友夏洛特·萧，“曾经东奔西跑、和那种人友好相处的劳伦斯已经死了。他还不如死了。尽管我曾经认识他，他现在却是个陌生人。” 1933年，费萨尔国王又一次访问英国的时候，不得不依靠在英国军界的熟人，几乎是命令“列兵肖”前来。 1935年初，劳伦斯决心离开皇家空军，尽管他非常害怕等待他的漫长的、没有组织性的生活。他的担忧被证明是非常正确的。退役仅仅两个月之后的5月6日，他写信给一位朋友称：“当下我的感觉仅仅是困惑。我想，树叶从树上落下，一直到死前的感觉一定就是我这样。但愿我不要一直这样下去。” 这种状态没有持续下去。一周之后，5月13日早上，劳伦斯骑着他的摩托车去博文顿军营，去发一封电报。回家途中，在离“云山”只有几百码的狭窄道路上，他猛地转向，以躲避两个骑自行车的男孩。他擦到了其中一辆自行车的后轮胎，失去了对摩托车的控制，倒了下去，头部撞到柏油马路上。劳伦斯的脑部严重受伤，他在博文顿军营的医院昏迷了6天之久，最后在1935年5月19日清晨去世，享年46岁。 在他的葬礼上，抬他的灵柩的人包括他的老朋友罗纳德·斯托尔斯和斯图尔特·纽科姆，而前来哀悼的人包括温斯顿·丘吉尔和诗人西格弗里德·沙逊。乔治五世向劳伦斯的弟弟阿诺德发去了吊唁信：“令兄的英名将永垂青史，国王心怀感激地认可他为祖国做出的卓越贡献。” 丘吉尔的悼词要长一些：“在我眼中，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在其他地方，我都找不到能和他相提并论的人。我担心，不管我们多么需要，像他这样的人都永远不会再有了。” 丘吉尔的最后一句话显然是在暗指1935年时已经笼罩欧洲的新威胁：纳粹德国的崛起。但如果丘吉尔幻想，活着的劳伦斯能够在抵御这个威胁的战斗中起到关键作用，就大错特错了。劳伦斯本人多年来一直在告诉全世界，蓝眼睛的“沙漠武士”早已不见踪影，消失在了20世纪的第一次大灾难当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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