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地理认识

　(1)地理知识的萌芽
　　原始社会，当人们还依靠渔猎、采集为生时，他们就必须对自己生活地区的地理情况有一定了解，必须知道去什么地方渔猎、采集食物，否则就难以生活下去。即使当人们进步到定居农耕时代，也必须了解居住区的地形、水文、气候，以及它们与栽培植物的关系等知识，然后才能确定定居地点与栽培植物的驯化、种植。因此，地理知识的萌芽是随着人类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社会的进化而不断发展的。
　　根据考古资料，在我国原始社会的初民阶段，从距今170万年前的元谋猿人遗址，到距今约1.8万年前的山顶洞人等众多的人类文化遗存中都可以看出，那时人们对岩石、地形等地理要素的认识已积累了不少知识。如他们制造工具一般都以坚硬的石英岩、燧石为主；居住地的选择，也一般选取近水的天然洞穴(如北京猿人、山顶洞人等)或者河流阶地上(如丁村人等)。距今60万年的北京猿人当时至少已对周围五公里之内的地理环境有所了解。例如，他们使用的石英和水晶等石料就是主要采取于遗址以北两公里以内的花岗岩区，少数石晶则是取于五公里以外的牛口峪，还有许多砾石则采取于遗址附近的河滩。
　　到了定居农耕的母系氏族和父系氏族社会时期，人们对周围地理环境的认识和地理观念有了显著扩大。首先，在居住地的选择上就表现了强烈的地理意识。从现在发现的古文化遗址(新石器时代)来看，他们一般都选在便于取水、耕作、渔猎、采集，又可防止洪水灾害的河流二级阶地上。如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临潼姜寨遗址等都是这样。其次，在方位概念、土壤特性的认识上，也表现了明显的地理认识。如在半坡仰韶文化遗存中，房屋大多朝南开门；一些墓葬排成间距大致相同的东西一线。甘肃永靖秦魏家的齐家文化遗址中，有一处墓地为南北六排共100多座墓，死者的头向一律朝西北；而在这一墓地之东20多米的地方，又有东西三排129座墓，死者的头向却一律朝西。很显然，这清楚的表明当时人们已有了地理方位概念。新石器时代陶器的出现，是当时土壤认识的一大标志。陶器是以高岭土为主要原料烧制的，只能是人们对不同土壤性能有了相当认识的情况下而出现的。此外，从北方文化遗址中耐旱作物(如粟、稷)的出现和南方水稻的出现，也说明当时人们已对不同区域的气候、土壤、水文环境有了较深入的认识，懂得因地制宜栽培适宜作物品种。正如山东大汶口文化中的陶文“”，就被认为是山、云、气、太阳的组合，反映的是古人对太阳照射、水汽蒸发成云这一过程的正确认识。
　　到了夏商周时代(公元前21世纪—前771年)，随着文字的出现，已有了较多的当时地理认识记录。如商代甲骨卜辞中就有不少日食、月食等天气现象的记述。据董作宾等先生研究，其中就有从公元前1217年(殷文丁六年)3月20日至29日连续10天的天气记录。当时人们已认识到的天气现象有：晴、阴、云、雨、雪、风等，而且还有对风和雨的强度、方向等差异的认识和记录。周代对地理环境很重视，非常注意居住区地理条件的好坏。如周成王准备建都洛邑(今洛阳市)时，就先派召公去洛邑一带踏勘地形，后来又派周公去现场考察，并绘成地形图让周成王审定。保存至今的周代诗歌总集《诗经》中，也包括了很多地理知识，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流水地貌、土壤、植被等方面的知识。特别是周代还设有许多与地理相关的专门官职。如“司徒”(金文作司土)就是管理土地、农业生产及相关地图的官职；“司马”是主管军赋及军事地图的官职；“土训”则是以介绍各地情况供君王咨询为主要职责。
　　总之，从最早的地理知识萌芽到夏商周时代，我国古代人民已对一些区域的地理现象及一些自然地理要素的特征，有了相当认识。
　　(2)最早的地理著作——《禹贡》与《山经》
　　传说约在公元前21世纪的夏禹时代，我国各地洪水滔天，到处一片汪洋。这时有一位叫作禹的人带领大家疏导河流、平治水土，他在外13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终于使河流归道，天下太平。我国古代著作《尚书》中的一篇《禹贡》，就被认为是记述当时大禹平治水土业绩的古老文献。
　　其实，《禹贡》是假托大禹之名，写作于春秋战国之际(约公元前5世纪左右)的一部古老地理作品，它系统地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区域地理的认识。
　　《禹贡》文字精练，叙事概括，全文仅1000多字，记述了全国的山川、物产、田赋等方面的重要内容。全部内容可分四部分：第一部分以区域对比的方法记述九州的情况。《禹贡》以荆、衡、岱、太华四山，河、济、淮、黑四条河流和海为分界标志，划分全国为九州，即：冀(今山西、河北，辽宁辽河以西)、青(山东东部)、兖〔yan演〕(今山东西部)、徐(今山东南部、江苏北部、安徽北部)、扬(今江苏南部、安徽南部、浙江北部、江西北部)、豫(今河南)、雍(今陕西、甘肃)、荆(今湖南、湖北)、梁(今陕西西南、四川)。分州叙述各州内山川、湖泊、土壤、物产以及田赋等级、贡品名目和水陆运输线，在一些州里还提到少数民族。如所记述的青州，说青州地居海与岱(泰)山之间；其地土壤为白坟(灰壤)、斥(盐渍土)；田地为第三等，赋税为第四等；物产有盐、絺[chī痴]等；贡道(交通线)是由汶水到济水入黄河至王都所在的冀州。九州之后，以专题形式记述的是“导山”、“导水”两部分。“导山”是假托大禹治水时的行经路线，所以只记山名，但相关联的山岳便形成四条“山列”的概念。“导水”假托为大禹所治之水，所以从上游开始，依次记述了弱水、黑水、河水(黄河)、江水(长江)、汉水、济水、淮水、渭水、洛水及其重要支流的名称。《禹贡》最后一部分是一个理想的政治地理制度，即“五服制”。它以距王都距离的远近进行区划。以500里为别，由王都向外依次分为甸、侯、绥、要、荒五服，并规定了相应的管理方法及赋役交纳等级。
　　从《禹贡》的内容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已掌握了我国地势西高东低、山岳分布西部集中东部分散两大特征，同时对境内的主要水系也有了深刻了解。其次，对境内自然地理现象的观察也相当准确。如关于东部兖、徐、扬三州自然景观的描述，说兖州“厥草惟繇〔yao窑〕，厥木惟乔”；徐州“草木渐包”；扬州“厥草惟夭，厥木惟乔”①。正确记述了三地的植物景观特征。再次，反映了当时土壤分类的萌芽和水道系统的观念。因此，《禹贡》是一部包含了我国最古老的有关政治地理(九州制、五服制)、水文地理、山岳地理和经济地理等内容的系统区域地理著作，反映了早期人们的地理认识水平。
　　《山海经》是我国历史上一部非常著名的古老著作，很多人都把它当作记述奇异古怪的神话作品来读。其实这部书中包含了我国最早的地理著作之一——《山经》(又称《五藏山经》)。
　　《山经》约成书于战国时代，不仅是《山海经》各部分中时代最早的作品，而且地理意义也最大。它共分五卷26篇，实际上是以晋西南和豫西为中心，以东西南北四个方位配合区划，记述中国境内的五大区26列山岳。五大区以方位分别称“中山经”、“西山经”、“东山经”、“南山经”、“北山经”。每区内又按顺序分若干列，每列从头到尾有山的方位、相互间距离，以及每列末的山岳数、总长度的总结记述。计“中山经”有十二列193山，“西山经”四列77山，“东山经”四列46山，“北山经”三列88山，“南山经”三列29山。《山经》的记述内容是以这些山列为纲，然后在每一山岳下附记河流、地形、动物、植物、神话等内容。
　　从《山经》的内容可以看出，它至少反映了当时人们在以下几方面的地理认识：
　　第一，对我国区域地理的认识范围。《山经》对山岳的记述极为广泛，遍及全国广大地区。据谭其骧先生研究，“南山经”所涉及的范围，大致东起浙江舟山群岛，西抵湖南西部，南达广东南海。“西山经”大致包括东起山陕黄河，西抵鸟鼠山、青海湖一线，南自秦岭山脉，北到宁夏盐池西北、陕北榆林东北一线，西北及于阿尔金山的范围之内。“北山经”包括西起贺兰山，东到太行山，南起中条山，北到阴山及北纬43度一线的地区。“东山经”范围大致北起莱州湾，东抵成山角，西含泰山山脉的地区，其主要属于山东境内，只有“东次二经”的南段部分山位于苏赣境内。“中山经”则主要限于河南、陕西、湖北三省交界及河南省的广大地区。
　　第二，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山脉”和“水系”概念。《山经》记述山岳，一方面分成区、“段”(列)，另一方面，每列的记述都按一定的顺序依次讲其走向、距离。如所述：“西山经，华山之首曰钱来之山……西四十五里，曰松果之山，……又西六十里，曰太华之山……凡西山经之首，自钱来之山，至于騩[guī龟]山，凡十九山，二千九百五十七里”(《山经·西山经》)。虽然这些山是各自独立的山岳，相互不具连绵性，但是通过这种叙述方法，则不难看出这里包含的正是具有科学意义的山脉概念的萌芽。《山经》在叙述河流时，不仅指明各河流的发源山岳、流向，还讲明了它们的交汇情况。已从单独的河流记述，逐渐形成相互关联的水系观念。如《西次四经》中讲到孟山“生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其西的白于之山“夹水出于其阴，东流注于生水”，叙述的就是一个有二三级支流的水系系统。
　　第三，包含了当时有关地貌、水文、物产等方面的地理认识。如所涉及的矿产资源中，仅金属产地就有170多处，其中提到的金属矿物名称就有金(黄金、赤金)、银、铜(青铜、黄铜)、铁、锡等十多种。
　　当然，《禹贡》和《山经》仍有许多不可靠的内容，尤其是《山经》中包含了许多奇花异草、神禽怪兽的神话故事，以及虚构的山岳距离等内容。但它们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地理著作，仍具有重要的意义。
　　(3)《管子》、《尔雅》与春秋战国时代的自然地理认识
　　《管子》是一本托名为春秋时齐相管仲的先秦时代著作；《尔雅》传说是周公或西汉刘歆的作品，实际上它是战国末期收集各家著作编成的一部词典。在这两部著作中，有许多内容涉及到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地理观念和认识。主要有地形分类、河流特征、植物地理分布、土壤分类等方面。
　　在地形分类方面，《管子》按照农业生产的要求对地形进行分类，分丘陵有15种、山地有五种不同形态。如丘陵有：坟延(或坟衍，指平缓低丘)、杜陵(较大土阜)、延陵(延展的大土阜)、环陵(高大块状土阜)等。山地有：县泉(有泉水流下的山)、复吕(重山的顶部)、泉英(有泉水的两重山)、山之材(半山腰)等。《尔雅》的分类更系统，也较科学，有些地形命名至今仍在沿用。如《尔雅·释地》中称：“下湿曰隰[xí席]，大野曰平，广平曰原，高平曰陆，大陆曰阜，大阜曰陵，大陵曰阿。”同时《释水》中还将河中自然洲与人工洲等进行了分类.说：“水中可居者曰洲，小洲曰陼，小陼曰沚[zhǐ止]，小沚曰坻[chí迟]，人所为为潏[yù誉]。”
　　关于河流特征，《尔雅·释水)中有一个渎——浍[kuài块]——沟——谷——溪——川的山地河流体系。并指出它们的相互关系为：“水注川曰溪，注溪曰谷，注谷曰沟，注沟曰浍，注浍曰渎。”是一个包括了五级支流的河流体系。此外，关于河床演变原因，也已从水力学角度注意到这一变化过程。《管子·度地》中就讲到：河水流到河床弯曲处，就会冲击河岸使之崩塌，同时流水本身由于受激而发生跃动，水跃动则流向会偏斜，偏斜而产生环流和漩涡，环流和漩涡又会冲刷河床，由于冲刷河床而使水易挟带泥沙，这些泥沙在河床上就会沉积，从而阻塞河道，使河道迁徙，在迁徙过程中还会受到新的阻力，由此继进，就使河流不遵旧道而妄行。
　　在植物的地理分布方面，当时已注意到植物的垂直、水平分布差异及湖边植物演替序列等现象。如《管子·地员》提到的五种山地形态及其植物品种，其分布特征与秦岭太白山植被垂直带谱相比较，植被分布谱序十分类似。同时所记述的从水中到陆地，从低处到高处的12种植物分布，则与近现代植物地理学书中常引用的小水池或湖泊植物演替序列图十分相似。充分表现了当时对湖边植物演替规律的正确认识。
　　关于土壤的认识与分类，最早比较系统的认识，除了我们提到的《禹贡》外，最具代表性的是《管子·地员》中的有关记述。《管子》根据土壤的颜色、味道、透水性、粒度、含沙量、孔隙度等，分九州(全国)土壤为90种。即：先是根据土壤肥力分为上中下三等；等下又根据土壤质地分为18类(每等下六类)；每类下又据赤、青、白、黑、黄色分为五个土种(五色土)，总计90种。有所谓粟土、沃土、沙土、塥〔ge革〕土、桀土等。虽然这种分类有许多牵强和虚拟之处，但作为早期人们对土壤的观察、认识成果，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4)反映在水利工程中的地理认识
　　萌芽于原始社会末期的水利工程，到春秋战国时已得到空前的发展，特别是战国时代出现的许多著名水利工程，如芍陂、都江堰、郑国渠、灵渠等，都包含了当时人们对区域地理形势、水文特征等认识的重要地理思想成果。
　　芍陂是公元前6世纪末楚国孙叔敖领导修筑的一座大型蓄水灌溉工程，位于今安徽寿县安丰城南，所以又称安丰塘。它恰当地利用了当地东、南、西三面较高而北面较低洼的地形特点，引水截流而形成一个大型蓄水池，利用闸门等控制调节水量，可灌溉农田近一万顷，使这一地区农业(水稻种植)得到较大发展。
　　都江堰，位于四川灌县，是举世闻名的水利工程。它是公元前3世纪李冰在古人引水工程基础上，通过对都江堰一带地形、水文等地理要素进行调研、分析，而设计实施的引岷江灌溉的水利工程。它由分水、开凿和闸坝三部分工程组成。分水工程是在水中筑分水鱼嘴，将岷江一分为二，东为内江，供灌溉农田用水；西为外江，即岷江主流。闸坝工程则包括调节入渠水量的溢洪道——“飞沙堰”和一组调节水量的闸门。开凿工程是对江道引水处及引水渠加以适当开凿，使岷江有足够水量流入引水渠，以保证灌溉面积。同时还在水中设置三个石人，作为随时观测水量变化的标尺(水尺)，以便及时掌握引水量等问题。
　　都江堰不仅是保证引水的单一工程，而且在防洪、分配洪枯水期水量上都有系统的配置。所以，它的修成，使成都平原300万亩良田得以灌溉，使这里成为旱涝保收的“天府之国”。2000多年来，这一工程始终发挥着作用，足见当时人们在工程地理位置选择及技术问题见解上的科学性。
　　郑国渠，是公元前246年秦国修在关中的一条引泾(河)水利工程。它由韩国人郑国主持设计施工，自泾河出山(北山)口引水，向东至洛河，修筑长达300里的灌溉渠道，用以浇灌关中渭北四万余顷农田。其结果，使“关中为沃野，无凶年”(《史记·河渠书》)。这项水利工程也是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恰当地利用了关中渭北、泾洛二河之间的地形特点，进行总体设计和施工的，在引水口最大可能地利用了当时泾河出山口处西北略高，东南稍低的地势，将渠首选在较高处；又利用这里东侧河岸弯曲，在其稍偏下游的河流最大冲击流速处引水。从而有效的保证了进水量及渠线高度，最大限度地控制了灌溉面积。同时整个水利工程又形成一个自流灌溉系统，充分利用和发挥了这里的地形优势。自此以后，这里的水利建设，经汉、唐、宋、元、明、清，到现在，无论是在引水位置，还是在渠线上，都基本沿用秦郑国渠的传统，仅有些微变化。
　　灵渠，位于今广西兴安县城附近，是一条连接湘江、漓江、大榕江，沟通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的人工运河。它是秦始皇为攻取五岭以南各地，解决军粮运送问题，于公元前219年派史禄经五年勘察设计、修凿而成的，全长约34公里。灵渠的修凿是在充分利用地理形势的优越条件下完成的。
　　兴安县城附近是一个小盆地，周围为山地，这里与东北的湘江、东南的大榕江、漓江相连，形成历史上著名的交通要道“湘桂走廊”。在这里，以兴安县为界，东半部地势南高北低，发源于海洋山的海洋河，便依地势由南向北，经兴安县城东侧流过，成为湘江的一支源流，它由湘江而入长江，属长江水系。兴安县西半部地势北高南低，发源于猫儿山的六涧河顺势南流，一路上汇支流而成大榕江，南至桂林附近又称为漓江，漓江向西南流经梧州等地而入西江、珠江，属珠江水系。在兴安县城附近，有一条源于县城西北的始安水，向西南流入大榕江，成为珠江水系的一条小支流；兴安县城东又有一条双女井溪流入湘江，为长江水系的一条小支流。而这二条小水系的分水岭是几条小山岭(即太史庙山、始安岭等)，其宽度不过1.5公里左右。
　　灵渠的开凿就是巧妙地利用了这一地形优势，选取这里为沟通长江、珠江两大水系运河的最佳地段。在具体选线上，为了解决最窄处湘江低于大榕江水位，长江水系的水流不能流入大榕江的问题，采取了抬高引水渠口到海洋河下游，延长渠线，降低比降，使之保持一定的水位高程。而渠道的开凿又充分利用了旧河道，全长34公里的运河只有四公里为新开挖河道，其他全利用旧河道进行少量修改。新河道还注意避开了溶洞渗漏问题，同时在引水处采用分水铧嘴、在运河沿线采用防洪的“大小天平”等工程措施，使运河无论在洪涝还是干旱时期，都能保证航运的正常进行。至今，这一水利工程仍在被沿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从以上水利工程的规划、设计，到效益来说，不难看出，它们都不仅是采用了比较科学的工程措施，而且最重要的是，它们是在对各种区域地理形势进行认识、比较的基础上，正确地选择了最优的地理走向(条件)，即在当时技术生产水平下的最好选择。这说明，当时在区域地理认识上，已能正确地将对地理的正确认识应用到生产实践中去。
　　(5)世界观念
　　先秦时期中国人民对于世界的认识观念主要有三种，即“盖天说”、“大小九州说”和“四海说”。
　　盖天说 这种观点在春秋时代非常流行，其核心观念是认为天像一顶斗笠，地像一个反扣的盘子。据《周髀[bì毕]算经》记载，盖天说不仅认为“天象盖笠，地法复盘”，而且指出：“天地各中高而外下”，天地间相差八万里，北斗为天的中央，中央天比两旁高出六万里，北斗正对的下面是地的中央，它比人们居住的地区高出也是六万里。
　　大小九州说 为战国时齐人邹衍创立。他以《禹贡》九州概念为基础，推衍世界面貌，认为中国有九州，九州之内各有名山大川物产等等，叫“赤县神州”。在中国之外，有如“赤县神州”的九个州，叫“九州”，“九州”之外又有这样的“九州”九个，所谓“大九州”，共计天下81州。“九州”之间为海水所隔，大九州之外有大海环绕，为天地之际。而中国仅占天下的1/81，其原话是：
　　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bi必〕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也。……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四海说 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四面为海水环绕，世界似乎是一个海洋的世界。这种观念产生的比较早，流传时间也较长。如《尚书·大禹谟》中已提到“文命敷于四海”，《五藏山经》中也明确讲到东西南北四海。讲得比较系统的还是荀子，其曰：“四海之内若一家。”“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he河〕齿草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皮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荀子·王制》)
　　由此可见，先秦时期中国人对于世界地理观念是十分狭隘的，仅仅限于自己活动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对外部世界的地理认识还是比较幼稚的猜测。
　　(6)军事地理学的发达
　　军事地理研究很早就受到人们的重视，尤以春秋战国时代最为发达，这时不仅在战争实践中出现了许多英勇善战的军事家，而且在学术研究上出现了“兵家”学派。虽然军事地理并未作为一门专门学科，但是，当时对地理环境与军事活动的关系却非常重视，无论是在战争实践中加以巧妙利用，还是军事理论论述中都有涉及。
　　首先，关于地形与军事活动的关系，先秦时的认识是明确的。如孙子说：“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扼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还指出：“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地知天，胜乃可全。”(《孙子兵法·地形》)所以，当时作战便要求“凡兵主者必先审知地图”，了解所谓“轘[huán环]辕之险、滥车之水，名山通谷经川、陵陆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苇之所茂，道里之远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废邑因殖之地”等地理条件，“然后可以行军袭邑，举错知先后，不失地利”(《管子·地图》)。而且在兵法中，明确提出战争胜负与地理条件的关系。如曰：“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孙子兵法·地形》)它的意思是：兵法说，判断战争的胜负，要注意五种情况，一是土地面积的大小，二是物产的多少，三是兵员的多寡，四是力量的对比，五是胜负的可能性。而归根结底是地理环境的问题，因为有了土地才有面积的大小(度)，有了土地面积的大小，才有生产物产的多少(量)，由物产的多少就可以决定兵员的多少(数)，由兵员的多少就能衡量出双方的实力(称)，由实力的对比就可看出谁胜谁负(胜)。这就清楚地表明，当时已认识到战争与地理条件的密切关系，特别是它在军事活动中的巨大意义。
　　其次，在军事理论方面也有比较深刻的研究，并详细论述各种地形与军事活动的关系。《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文献中就有很多丰富的资料。如《孙子兵法·地形》中所载：
　　地形有通者，有挂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险者，有远者。我可以往，彼可以来，曰通。通形者，先居高阳，利粮道以战，则利。可以往，难以返，曰挂。挂形者，敌无备，出而胜之。敌若有备，出而不胜，难以返，不利。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支形者，敌虽利我，我无出也。引而去之，令敌半出而击之，利。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敌。若敌先居之，盈而勿从，不盈而从之。险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阳以待敌，若敌先居之，引而去之，勿从也。远形者，势均难以挑战，战而不利。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是说：地形有通、挂、支、隘、险、远六种。在通形地带(敌我都可以往来之地)作战，要先占据地势高而向阳的地方，并使粮道通畅易于转运，然后交战才有利。在挂形地带(易去不易回，即地形复杂，敌我犬牙交错之地)作战，倘敌无备，则出击可取胜，敌有备，则出击不胜会被截断归路，难以返回，如此则出击不利。在支形地带(敌我出击皆不利之地)作战，敌我相持，若敌诱我出击，则不要出击，等敌自动撤退时，引兵追击，待敌半出险要时而击之，则为有利。如我军先占据隘形地带(两山之间)，要用重兵布满隘路以待敌，相机出击，若敌先占据隘路，已布重兵把守，则不要与敌交战，如无重兵，则可以交战。在险要的地带如我军先占领，则应占据高而向阳的地方等待来敌，敌先占据，则不宜交战而应撤退。敌我双方距离很远，且势均力敌，则不应主动出兵挑战。最后指出：所有这六种关于地形作战规律，是将帅非常重大的责任，不能不慎重对待。
　　由此可见，当时对地形与军事活动关系的分析已相当深入细致。也可能正是这种认识的普遍应用，所以古代许多著名战役都是与巧妙利用地形分不开的。如公元前341年齐魏马陵之战，就是齐军孙膑利用马陵道的险要地形，伏击魏军取胜的。秦穆公时“晋人及姜戎”伏击秦军于殽(河南灵宝附近)，也是利用了这里的险要地形。特别是这次战前，秦蹇叔等就明确指出此次出兵东去，必败于“殽扼也”(《史记·秦本纪》)。可见他们对各地军事地理形势了如指掌，十分熟悉。
　　总之，先秦时代关于地理形势与军事活动的认识、探索、实践活动，特别是关于不同地形采用不同作战方式的理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具有科学道理，充分说明中国先秦时代军事地理学的发展，已渐趋成为一门近于成熟的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