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询九成宫碑》宋拓本印本的梳理(1-10)
(一)胜芳王氏本的面貌
碑学研究往往会因着时代变迁、旧本湮灭而处于停滞或倒退之状态,欧阳四碑中前述之虞恭公、皇甫诞皆属此种情况,然也有不同者,如化度寺随着百年来敦煌本等的惊天出世而改天换地,九成就更极端些,存世的四本北宋拓均为新中国入馆后方始得以知名于海内,几乎彻底颠覆了既有的宋拓本体系,反为时代推动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近二百年来对九成宋拓的各种著述放于当今其参考价值已很有限,大量新材料的涌现,印本之发展又远超过研究的步伐。因此,尽管各方面前述已颇备,仍愿多此一事,重新整理下新中国后的宋拓印本,以助后来学人再上高阶。
唐碑中最热门的一者集王圣教,二者九成,不独当世如此,自古即然。在这个公藏时代,哪家藏馆如果没有一本像样的九成宋拓镇库,怕是都不好意思上台面。九成历代所载号称宋拓极多,由于记载不周全而重复误解者无数,于是很多传说无处着落,很多藏本又失之细鉴。
笼统说来,九成存世本能与“宋拓”沾上边的可归为四个级别:第一李祺本,第二“重”字本,第三“栉”字本,第四未剜本。时代之定位或早移或晚置:有说第一级为晚唐拓,至第四级为宋末拓;也有说第一级为北宋早拓,至第四级为明拓。我个人认为定唐拓并无依据,因此倾向采用后种定位法。今回整理以既出印本者与馆藏本为主,剔除所有非官方之记载,宁缺勿滥,凡有确证者,辄可后补。
问题一:胜芳王氏本的面貌
早年各家所记北宋拓(4或5本)均有胜芳王氏本在列,此本威名素著,又称毛文达本,在光绪宣统年间是北方第一。这么有名的一本却在现代研究者的视野中逐渐消失踪迹,都是著录方法闹的祸。其实此本即商务印书馆/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名碑善本》见载之“北宋拓本(三)”,亦在禁中。作为相当长时间内北宋拓的标准本,李祺本、内府本(重新)入库时均是以它做为标杆进行的考比。相对李祺本一马当先却又疑云重重、内府本擦拓不精、吕伯威本虫痕纸损累累,胜芳王氏本之全貌一直吊着我们的胃口。
新中国后各北宋本均得以多次印出,为世人所了解,而故宫偏偏不印胜芳王氏本。前有王家秘藏不予示人,后有故宫怀璧不展,令此本之悠久传说几于中断,冤哉。
(二)关于翻刻本的鉴定与几个常见翻刻体系
这个问题我认为是九成诸疑中最重要的一个。
九成据载自宋时已有翻本,其下各朝屡屡见新,其品种怕是不下于兰亭等帖。翻本有摹本有临本,有仿原碑制者,亦有分石、横石等不同版本。大多拙劣翻本明眼人一眼即可断,全不用校碑(后代很多号称神奇的什么“唐拓”多在此类,捧伪者往往以校碑之通论比较存字,殊不知校字是要在一定基础之上的高阶判断法,连基础都不存的翻本根本遑论校碑)。
说九成的翻本,凭据很关键。让我们来看看传说中的一些凭据:八行“圣上爱一夫之力”之“爱”字上石晕、十四行“匪唯乾象之精”之“乾”字日部中未将石泐误作竖笔、二十一行“随感变质”之“变”字中石擦痕、末行“奉敕书”之“奉”字中竖笔右侧的微缺。如以有效性来说,我的排序是“变”>“爱”>“奉”>“乾”。
“乾”字非常有名,很多翻刻本都拿它来说事儿。中间日部原拓是有一条相当似竖笔划的石泐痕,泐痕中非光滑,然而在不同拓本中的体现与实际观感各不相同,很难找出标准件,翻刻所造此笔除了上不触顶、边缘光滑外也没有什么大不同。所以想用这个断明事情,一不小心反而容易走入迷途,非极熟悉各种拓本特征者建议勿用。
“奉”字的这个微缺同样极依赖于拓工,各宋真本基本均有描墨,更令事实难以捕捉,作伪也容易。有效性很低,同样不推荐。
“爱”字上的石晕可以隔离掉一批翻本,这些翻本大多将石晕处与下连成一整片泐痕。但是,用这个法子不能鉴定最难的案子:秦刻本。秦刻石晕仿造自然,全无痕迹可捉。
最后说“变”字。原石本字中的石擦痕有着高度的一致性,可做鉴证之标准,我选取了李鸿裔本中的图片来作例:
注意擦痕与笔划之间的位置关系。擦痕共四条(长短不一),呈平行状排列,方向均为左上至右下,倾斜角大约是20%左右。擦痕比笔划粗,质地亦粗糙,非尖利之物所刻。擦痕上下粗度相仿,呈直线无弯曲,没有明显“鼠尾”的现象。由于拓工、湮墨、描失等原因,有的本子中擦痕只能清晰看到两或三条(左数第二条最易湮没),但特征一致,位置统一。即使精翻如秦刻本,在此处亦露了马脚,擦痕只得两条(左数第二、四两条,估计秦刻祖本可见的亦只此两条)且明显为刻出,刀痕可见,略弯曲向上且带“鼠尾”。
鉴定凭据谈完了,再说说几个常见的翻刻体系及实例印本
第一个是肯定不能错过的秦刻本。标准的摹刻,这个本子刻工之精、参考意义之大几可媲美原石。其祖本几乎是南宋拓中所见最早的,翻后早拓从书法参习价值来说肯定大于原石明中期后已剜的拓本。民国时艺苑真赏社有印,新中国后上海书店有翻,秦刻本的很多特征可在其中捕捉。另有上海书画出版社“书法自学丛贴”首印黑白本(具体辨析见后之问题三)、《中国碑拓鉴别图鉴》中九成条目图三一至三三、仲威《善本碑帖过眼录》中嵇永仁藏本和梁章钜题跋本。
第二种也是较精的摹本,我称之为半“醴”字本。因其首行“九成宫醴泉铭”之“醴”字左酉部下半尚存(实此处宋之前已损尽),而右半则如其他宋拓一样只存底三笔。四川美术出版社《宋拓法帖五种》印四川博物馆本即是。另有《中国碑拓鉴别图鉴》中九成条目图三六。
第三个即所谓历史最早之宋翻本,有姚鼐跋,字多移补与填改,曾有图录披露数开:
第四个已属临本,大家耳熟能详的所谓“翁藏宋拓九成”。此本后人所添笔意甚多,尤其是柳的味道。天津市古籍书店、中国书店、上海画报出版社“中国历代碑帖”黑白本皆翻印自民国有正印本。
第五个就是屡博争议的麟游本,恐亦为临本。此刻原石尚存,然为分刻二石,风格一味求瘦,笔划呆滞,刻工不佳。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天津杨柳青画社、新华出版社《蟠逸斋藏帖》黑白本所印即是。另有《中国碑拓鉴别图鉴》中九成条目图三四。
(三)大名成氏本之谜现藏上博的大名成氏本(又名长垣王文荪本)是《崇善楼笔记》中的一个神话,极得溢美之词,几列南宋本之冠。然而,它也是《书法自学丛贴.正书》中的一个谜:为何要在半路将编者如此欣赏的本子换下?
我们仔细看这个本子,就会发现它不大对头:字口非常锋利如新拓(存世南宋拓字口均有轻微漫漶迹象,盖积年棰拓所致),与现存一众南宋拓本逐字比较存在明显的细节差异。这是印本质量造成的干扰么?应该不是。一印之《书法自学丛贴.正书》(下册)墨分浓淡,成氏本又显见为原拓摄影制版,效果在当时已绝对可称精善。
这个本子究竟是何来由?
通过全碑的细校,我在十五件宋拓和相关拓本中找到了它的最近邻居——秦刻本。成氏本的石花与秦刻本几乎完全相类而与任一其他宋拓不同,包括首行“钜鹿郡公”之“鹿”字上损纹形状;二行“贞观”之“观”字末钩笔分尾(成氏本显见描去一半);前文说过的“乾”字,显然为刻笔而非泐痕,且刻法与秦刻本全同;“变”字擦痕,亦为两条鼠尾刻痕;末二行“持满戒溢”之“满”字上人为横刻线;末行“永保贞吉”之“吉”字左下同有粟米状石花一颗(这一向被认为是秦刻本最具代表性特征),等等等等。至此,事实变成明摆着的:成氏本实际就是秦刻本。
以成氏本与上图所藏秦刻本对校,几乎完全吻合,而与艺苑所印之秦刻本对校,却有些细小差别,差别最大的是末行“奉敕书”之“敕”字,不仅字形看来不类且末笔明显不同。原来秦刻这一笔下钩部本是粗丑(盖母本此处拓工未精所致),艺苑本画蛇添足,描了这一笔,描得又不佳,造成末笔像半路折断了一般。以石花看,成氏本各处均略小于艺苑本,字脚也更好,可见棰拓在其前,而艺苑本又多描墨,其所谓秦刻初拓大家姑且一听吧(艺苑社所印之本描墨一向极夥,不独此例)。
成氏本显名首先是有翁方纲的万言题跋,然后是王壮弘先生以端方本对校后的结论。两大高手为何在此本上均有失明鉴?
覃溪的万言跋其实基本都是水分,也就是他拿这册当成笔记本了,其中所记众多皆与此拓完全无关,真正谈到成氏本的1/N内容又全是虚笔赞誉,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比较说明。猜当初友朋留此本予观,后又赠之,情感更多支配了逻辑,春秋笔法就多起来。为什么以秦刻本对校竟未发现端倪?秦刻有肥有瘦,覃溪手边或许正是瘦本,查得面貌不同之余更以为肥者在前。为什么手边四本宋拓对校仍不能看清?跋中一句透了底:“'变’字擦痕,秋史本、秦敦夫本皆不见,无锡秦本有之”,可见那几本不是描走了形就是翻本,这样的对校能找到北才怪。
王先生的失误也是源于参照系,他对校之时所用为商务印端方本,如以原拓或今二玄社“中国法书选”所印新本来校,相信其结论必将彻底不同(我一一核过,那些所录的端方本“缺点”在新印本中实际都不存在,全为旧印本低质之误导)。《书法自学丛贴.正书》成书不久(大概在二印以后),此事即水落石出,再印乃以端方本替代,正显示了编者负责任的态度。大名成氏本也自此逐渐远离公众视野。
同情前人之余,想我辈能坐观如此众多之良拓精印,实该感谢时代。
顺道说一下,翁跋中提到陆恭亦曾集得大欧四碑宋拓,仲威先生在讲座中所言吴湖帆是史上集齐四欧之第一人亦是过赞了。
(四)“栉”字与南宋拓本 但凡了解一点九成拓本断代的都说得出“栉”字与“重”字,可是有时候我们离真理越近其实就越看不清它的样子。
好了,九成南宋拓本常被称为“栉”字本,解释呢往往是:“栉”字完好为南宋拓。有的书中会再添一句“栉”字半损什么什么的话…………
我来问一句:“栉”字是何时开始损的?
答案即吓人又简单:宋前就已开始了。
清前之人基本都是抱着南宋拓在说“栉”字,所以刚上眼以当时所见状态为“不损”(其实已损),之后增损为“已损”,并以此为南宋断据。近百年来,北宋拓纷纷出世,今人如还沿袭同样的老套说法,实如历史倒流。
是不是“栉”字还在就算南宋,不在了就定明?
当然不是。
在实际的断代中,这常常是个复合检定问题。
忘记那些“完好”、“不损”、“已损”、“半损”模棱两可的形容词吧,让我们准确地还原一下“栉”字的状态。所有北宋拓的共性揭示,“栉”字在宋前就已有损,损处为:艮部勾笔上损一块;另外,几处附损随拓本的纸墨与填描状况不同略有表现差异:木部横笔左端下略损、竖笔下段中略损,卩部竖尾处当石痕有微泐。此特征一直到南宋中早期都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四欧堂本此处干扰较少,上图以做参考(其他均同):
所谓南宋本并非铁板一块,所以纯以“栉”字本称南宋是有失全面的。南宋早拓“栉”字即如上述,而晚拓增损后已难辨认,所以现存的南宋晚拓与宋元间拓本基本都将此字剪去以充早本,常与此一同剪去的还有八行“何必改作”的“作”字等。
没有了“栉”字其实没关系,因为以复合检定法一样可断清时代。我这里以首行“书”和“魏”字为例,大家还可以试引其他例证。南宋早期拓本“书”字下日部中横损而未失,右端尖如匕首;至宋末中横损失。“魏”字早期鬼部下小撇完整无损;至宋末小撇已与右勾笔石花泐连。这两字一般填描者要么忽略了,要么全凭臆想填出(书艺文化院本“书”字、岳雪楼本“魏”字),所以在南宋拓分期时相当可靠。
有记取就得有忘却。我认为考据点少有对与错,但多有准确性和有效性的差别。几个传统的南宋拓考据听起来不错,实用起来却几乎等于无效。最显著的是十五行“光武”之“光”字,所谓扛枷不扛枷,其实现世所传宋拓基本全不见枷,而且由于著名,描得极精细,无迹可寻。同样的还有二行“长廊四起”之“廊”字(末笔底不连石泐)、三行“穷泰极侈”之“侈”字(未损)、二二行“庆与泉流”之“泉”字(未损)以及碑下部的裂纹,该描的都描了,即使以极精印本亦难断事。
(五)端方本是如何成“精”的 端方本,大名如雷贯耳,被称为“海内第一本”,传说曾于金、元、明内府递藏(这个大家也就姑且一听)。从清末到建国后的百年间,这个本子是事实上的九成标准本,兼拜1920年商务印书馆印行之珂罗本所赐,似乎每件名拓都要与他较个高下方能得证金身。
端方本为南宋早期拓,过去曾被定为唐拓,然后是北宋拓,一阶阶降下来,从一个侧面见证了九成宫拓本研究的发展。它的特点不是绝早,而是拓工精卓。现在对于这个本子的断代已几无争议,令人好奇的反倒是它如何成“精”的过程。正好,二玄社的“中国法书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审视契机。
此本目视是浓墨拓(我那年在上海看过原拓),赞誉之人多言其精光四溢、清劲瘦健、锐气逼人,之前之后有不少国内的、日本的印本采用一手材料,展现的面貌也多是墨浓沉厚。所以初看到“中国法书选”我是吃了一惊,墨怎么变成这么淡?反复研看后从疑惑慢慢变成惊喜,让我来试图解开其中奥妙:
首先二玄社此次的摄影肯定采用了滤光,目的应该是为了更多揭示拓本中的细节。具体技术环节不得而知,但从效果来看,由于人为后期加工,墨分了浓淡,一些被隐藏的细节才终于浮出水面。
我的结论是:端方本为三次施墨所成。
第一次为淡墨扑拓打底,用墨水分较厚,拓手非常细腻
第二次为浓墨横擦,墨焦,拓制取大形大块
第三次为精描,亦浓墨,然水分加厚,多采勾描(甚至双勾)填法
“精”就是这样炼成的…………此种浓淡墨相间的拓法也偶见于南宋一些拓帖中,正与端方本时代相合。
仔细观察,锐气的字脚主要由一、三两个过程形成,大多是淡墨围出,亦有不少(尤其当断处及石花处)是出自描笔,而本子整体的精神气儿则是过程二所营造的。
端方本中的填描是大规模的,但手艺相当DI高。其目的倒不是为了断代欺人,主要是为保全字脚,基本不改笔划之形态(与其他南宋早拓相校可知)。所以多则多矣,无伤大雅,仍然算得存世至精本之一。个别夸张的双钩处看这里:
(左撇笔两侧的勾线)
(走之的勾线)
如今可见的四本九成最精早本——李祺本、李鸿裔本、端方本、四欧堂本均全本细墨精描过,但像端方本一般施墨三回却未见有第二例。
至此揭秘完毕,但我不得不再添两句。从字帖角度来说,这样的印本不知对于修习者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它用剥丝抽茧的人工后期处理扩大了层次差异,揭示了背后的真相,却同时丢掉了眼睛应该看到的本来面目。其意义比较像研究者所用的“副本”,而不是修习者该用的“正本”。如果大家以这本的样子当做原本的样子,才真的是误导了,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中国法书选”所印包括集王圣教等众多本子中。我个人钦佩二玄社所做之努力,但同时我仍主张字帖的印刷应以还原目视原貌为标准。
(六)玉山草堂本的独特价值
前文厘清了南宋早拓与晚拓的分别,现在玉山草堂本是南宋晚拓甚至宋元间拓本已显而易见,我们不必再执着于当初与商务印端方本的比较,还是同样的参照系问题。
这不是今天我要谈的事情,玉山草堂本断代的后移并不影响它传世名拓的地位,反而成为其发力之所在。
九成校碑第一个关键点是翻本的分辨,第二个关键点就是宋明断代。历来称宋拓者众,然实多为明拓,或辅以过誉之赞词,或以填描充假。南宋150年,元仅不到百年,所以南宋早晚拓之间的差距甚至大于宋明间的差距。确立南宋晚拓或宋元间拓本标准件才是实现断代的必要条件。
南宋这百多年间碑下部的裂纹进一步加宽,之间各行增损不同,我统计了一下最下一道裂纹的情况。其中南宋早晚期增损明显的有二行“高”字、四行“能”字、七行“庶”字、八行“循”字、九行“丽”字、十六行“怀”字、十七行“在”字、十九行“怀”字和末二行“持”字。玉山草堂本此9处增损全见(一处略填底),而书艺文化院本4处保留原貌增损、5处填描,岳雪楼本只1处保留原貌增损、8处填描,几成墨猪。玉山草堂本的标准件价值由此显现。
玉山草堂本的特点是最少填描,但同样遗憾得是每行末剪失字多,尤其是“栉”字,现在所有存世本仍无法为我们提供关于此字在南宋末的确切样貌。
(七)宋元间拓本的真相拼图
这一帖的最初用意是检验一下明初拓的校据以区分宋明,结果发现这就是一个前人挖下的坑,怎么填也填不上。所有既有校据均不可靠,剩下白茫茫一片真寂寞。
普遍一致的意见是碑于明中期时剜凿,但对明早期的记述比较含糊,其中尚可称得上校据的是五行“王”字与六行“物”字明拓已损半。粗看上去这是个办法,比如至少有三本“南宋晚拓”此二字看上去未损,如一一仔细检视,可发现玉山草堂本“物”字为他处移补,书艺文化院本描走形,岳雪楼本笔划形虽未失,但填墨痕迹极明显。“王”字凡完好者更是无一本清明,涂描的嫌疑非常大(我意根本不适合用作校据)。说明此二字不止在明,而至少早在南宋晚期已半损了。
由此导致的连锁反应是:所谓的明早拓凭空蒸发了。以相近时期的九件拓本逐字对校,其实损泐状况并无大分别,由于玉山草堂本有元人藏印,姑且将这一批均称为宋元间拓本,亦可称未剜本。
这个时期拓本到底哪些地方与南宋早本发生了大变化?一个显著之处是全碑字进一步漫漶且变化为整体性,笔划变粗变细均有,字形逐渐开始溃散。由此可见,九成宫南宋早拓基本为保持字形匀称的底限。除去上部断纹与下部裂纹的逐渐增宽,最大的考据变化就是每行行尾的损失,直至近世行尾已只字无存,碑由每行五十字变为四十九字了。
宋元间拓本行尾之字多剪失,为勘定带来了巨大难度,我只得以九件拓本交互比较,采个别存字者,记录如下:
二行 |
“长廊四起” |
“四” |
刘健之本、黄自元本尚存半,其他本剪去 |
三行 |
“以人从欲” |
“以” |
刘健之本字已泐尽,其他本剪去 |
五行 |
“重译来王” |
“王” |
左下半损,但大多填描 |
|
“西暨轮台” |
“西” |
全剪失(南宋早本字已基本全损) |
六行 |
“遗身利物” |
“物” |
右下半损,个别填描,玉山草堂本移补 |
|
“栉风沐雨” |
“栉” |
全剪失 |
七行 |
“庶可怡神养性” |
“养” |
黄国瑾本下部填描,其他本剪失,书艺本移补 |
八行 |
“何必改作” |
“作” |
黄国瑾本上横损一道,左下角损,其他本全剪失 |
九行 |
“可作鉴于既往” |
“于” |
黄国瑾本、黄自元本字形尚存,其他本全剪失 |
十行 |
“本乏水源” |
“源” |
黄国瑾本中下部损,其他本剪失 |
十一行 |
“踌躇高阁之下” |
“踌” |
全部剪失 |
十二行 |
“东流度于双阁” |
“流” |
全剪失(南宋早本字已基本全损),书艺本移补 |
十三行 |
“将玄泽以常流” |
“以” |
全剪失(南宋早本字已基本全损) |
十四行 |
“上及太清” |
“及” |
全剪失(南宋早本字已基本全损) |
十五行 |
“醴泉出京师” |
“出” |
全剪失(南宋早本字除中竖头略可见外已基本全损) |
十六行 |
“推而弗有” |
“推” |
莫本只余扌部上竖一截,其他本剪失 |
十七行 |
“属兹书事” |
“属” |
全剪失 |
十九行 |
“书契未纪” |
“书” |
全剪失 |
二十行 |
“上天之载” |
“之” |
玉山草堂本、书艺本捺笔右半损,其他本剪失 |
二一行 |
“鸟呈三趾” |
“鸟” |
玉山草堂本、黄自元本下部漫漶而笔划实未损,黄国瑾本描,其他本剪失 |
二二行 |
“庆与泉流” |
“泉” |
笔划仅略漫漶,略描,个别本剪失,龚景张本移补 |
二三行 |
“持满戒溢” |
“溢” |
黄自元本、书艺本右半笔划尚清晰,其他本剪失 |
列表毕竟不够直观,除去南宋早期即已全损的几字,尚有四字九本皆剪,只能从南宋早本揣测他们的大致面貌(好在结论具有连续性),期待有一天新的宋元间拓本面世,能从中找到确切的信息。
下面是真章了。将上述选字拼起来,宋元间拓本行末的真实图像是这样的(黑色方块为本无字的,白色方块为字全损的,问号为九本全剪的):
(右半)
(左半)
我们用红色来标示损线(其下均损失),真相就在眼前了:
顺道说一句,从列表中可看出,岳雪楼本对真相的贡献度几乎等于零,满纸填描充假,我列它为宋元间拓本最劣者。
(八)靖康之际与吕伯威本的冤案
我们知道九成宫未剜本与明剜本有很大区别,通过前文也知道了南宋早本与宋元间本有很大区别,这些都是基本可以确证的。而北宋拓与南宋拓的区别除去人人皆知的“重”字外竟没留下只字叙述,靖康前后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
唐碑的南北宋拓本往往呈现较明显差异,九成宫的变化基本是体现在碑的总体均匀蚀损上,字口更漫漶一些,笔划损泐变化反为其次。但如以可见的拓本来比,反倒会感觉南宋早拓字口更好。其中原因是两方面的:
一者,我们现在传世的北宋晚拓——内库本、胜芳王氏本、吕伯威本均为擦拓且工较粗疏,纸墨疲敝明显,有的细节在当初即湮墨或未拓出,随重装过程兼保存不善又加纸损;而现传世的南宋早拓本本都是扑拓且极精善,包括李鸿裔本、四欧堂本、端方本,以及从秦刻本看它的母本样貌。
二者………………不得不说的,这几本南宋早拓的锐利字口都来源于大量的细致填墨,无一例外。李鸿裔本相对少些,端方本最甚(见前文),郭廷翕本与毕沅本我曾在展览中寓目,亦是以浓墨填底并描。
一边是早而不精,一边是晚而精(加后期加工),字帖如何抉择大家可以自己看着办,校碑却是个苦差事。北宋几本现在的印本都不够理想,比对起来很考验眼睛的分辨力,南宋本又要跟填墨做斗争,好在每个本子的填墨、湮墨、纸损均有模式可以捕捉,一旦掌握了这些信息,只需将看到的图像“去模式化”即可大致还原真貌。
从首字直至末字,可资扑捉的差别还真是比想象中少得多。除“重”字外,即使填墨也没能掩盖的不过是: - “绝壑为池”“为”字中北宋晚拓比南宋早拓少损 - “长廊四起”“四”字北宋晚拓左石花未泐连字 - “饮之令人寿”“之”字捺笔北宋晚拓比南宋早拓少损 - “斯乃上帝玄符”“帝”字右勾笔北宋晚拓完好,而南宋早拓已损(此据最易捕捉,书艺文化院本从他处移补)
北宋末(内库本)
南宋初(李鸿裔本)
另有一疑:“庆与泉流”“流”字三点水第二点与第三点是否连笔尚无法判定。从内库本与吕伯威本来看,此二点均呈行书一般的连笔,而南宋以后拓本均呈清楚的笔划分立,究竟是拓墨造成的误差还是北宋此时石面真如此(李琪本也显示笔划分立,但有填墨的可能)?
这里还要说说吕伯威本。
这个“冤案”其实是未得张扬的。吕本一直被视为北宋拓本,由于“重”字未损,此本断代未曾有过什么公开质疑。但我翻阅《中国碑拓鉴别图典》时发现其中宋末拓本的两幅图(“栉”字与“作”字)竟是选自吕本的,也就是说书中是将其视为宋末拓标准件的。这又是为什么呢?
还是著述方法惹的祸:一直以来均有所谓“半栉字本”的说法,定其为南宋晚拓,但这个半损到底是什么意思?没有一本说得清。于是当吕伯威本出版后(见上图),模糊的“栉”字似乎给我们提供了一种难得的旁证,这应该也是《中国碑拓鉴别图典》收入此图的原因。
这真的是个误会。
如果吕本是南宋末本,那“作”字应与前文(参见问题七)所述一样上损,而吕本“作”字上没有任何损痕,不符。
如果吕本是南宋末本,那“栉”字上的“物”字应已半损,而吕本“物”字完好且无明显涂描迹象,不符。
如果从头细读吕本,会发现擦拓时常出现大面积擦失的粗疏现象,碑中部较好,四边(尤其右边与下边)严重,很多字甚至整个拓失。所以“作”字尽管未损(可见的笔划轮廓非常清晰,尚强过南宋早拓)但下部已拓失,“栉”字的模糊正是同样原因,而且全碑最后一行均是如此。“栉”字尽管模糊,但上至草头,下至末竖笔其实都存在,可见完全是拓工问题,实并未损。
跟下比过,我们再来跟上比比。逐字对校吕本与作为北宋末标准件的内库本,两者石花、损泐几乎完全相同(这其间要排除大量内库本的填描、纸损与湮墨,以及吕本的虫噬、纸损与擦失),在所有的九成宋拓本中,此二本是最相合的。再以前述北宋本的“为”、“四”、“之”、“帝”来看,亦合,所以吕本的冤案至此可以初步昭雪了。
一个案子了结,另一个却正要开启。从《名碑善本》印出的几开看,胜芳王氏本倒是让人生了些问号:“栉”字上部有损一道,是同样拓工造成的偶然?还是有其它内幕?观其“重”字,在几个北宋本中最不让人信服,中间似有填描。要破这个案子,恐有待来日了。
(九)新中国宋拓印本综述
(一)北宋早本:
李祺本,每面四行,每行六字,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最佳印本兹推荐以下四种——文物出版社珂罗黑白线装本、“历代碑帖法书选”新版黑白印、日本二玄社“原色法帖选”原色经折装册页本、香港商务印书馆/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名碑十品》原色印。此四本各有上下,以《名碑十品》综合略胜,外它印极多(台湾翻印竟有伪称赵子昂藏本的),略。值得一提的是日本二玄社另出原色放大印“精选扩大法帖”,虽仅取前456字,但微距摄影极精细,信息量丰富。
(二)北宋晚本:
内库本,每面四行,每行八字,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说起来此本与前文述现藏日本东博的库装本皇甫君本为清宫逊出之“难兄难弟”。印本有人民美术出版社《中国碑刻全集》原色印、紫禁城出版社“故宫博物院珍藏历代碑帖墨迹选”黑白印,均略缩小,效果不佳。
吕伯威本,每面五行,每行九字,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印本有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中国国家图书馆碑帖精华》原色印、“中国国家图书馆碑帖精华·名师指导”黑白印,均缩小,质量平平。
胜芳王氏本,每面四行,每行七字,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香港商务印书馆/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名碑善本》所载之“北宋拓本(三)”即是,仅见缩印数开。
(三)南宋早本:
李鸿裔本,每面四行,每行七字,现藏日本三井听冰阁。印本有日本二玄社“原色法帖选”原色经折装册页本,极精,有翻印。
四欧堂本,每面四行,每行七字,现藏上海图书馆。印本有上海古籍出版社“翰墨瑰宝”特辑《四欧宝笈》原色蝴蝶装仿真册页本,极精。
端方本,每面四行,每行八字,现藏日本三井听冰阁。最佳印本有日本二玄社“中国法书选”黑白印,极精;上海博物馆《法书至尊.碑帖卷》原色印,尚可;它各版本日中印出极多。
徐荫田本,每面四行,每行七字,现藏日本大岛孝信氏处。印本有日本同朋舍“书迹名品集成”套色凹版线装本,效果平平。
毕沅本,每面五行,每行八字,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曾见展。香港商务印书馆/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名碑善本》所载之“南宋拓本(四)”,仅此原色缩印数开。
党崇雅本(龚心钊藏甲本),每面五行,每行八字,现藏上海图书馆。文物出版社《善本碑帖过眼录》所载,仅此原色缩印数开。
郭廷翕本(亦龚心钊旧藏),每面四行,每行七字,现可能为个人藏。嘉德2010春拍300余万拍出,曾寓目,仅《中国书画》杂志原色选印数开。
(四)宋元间拓本:
朱钧残本,每面三行,每行七字,现藏上海图书馆。文物出版社《善本碑帖过眼录》所载,仅此原色缩印数开。此本为各宋元间本中最早者,惜只存二百余字。
书艺文化院本,每面四行,每行七字,现藏日本书艺文化院。印本有日本东京书籍“中国碑法帖精华”黑白线装本,较精。
玉山草堂本,每面四行,每行七字,现可能为个人藏。印本有上海书画出版社“中国碑帖名品”原色印,精。
黄自元本,每面四行,每行七字,现藏日本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印本有书道博物馆自印黑白散页套装本,精。
黄国瑾本(亦龚心钊旧藏),每面四行,每行八字,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印本有日本柳原书店“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法书大观”黑白印,精。
刘健之本,每面四行,每行八字,现可能为个人藏。佳士得香港2008秋拍港币20余万拍出,仅见图录与照片原色选页数开。
费念慈本,每面四行,每行七字,现藏上海图书馆。文物出版社《善本碑帖过眼录》所载,仅此原色缩印数开。
龚景张残本,每面三行,每行六字,现藏上海图书馆。文物出版社《善本碑帖过眼录》所载,仅此原色缩印数开。此本缺一百七十余字,由王澍临补。
郑午昌本,每面四行,每行七字,现为个人藏。西泠2013秋拍40余万拍出,曾寓目,图录仅原色选印数开。此本内多补秦氏翻本与印本诸字,然底本出自原石无疑。
翁方纲本,每面四行,每行八字,北京市文物局藏,《中国书法名品展》所载,仅黑白缩印首二开。
新中国后未再版的宋元间拓本尚有:
- 莫云卿本,每面四行,每行七字,艺苑真赏社印
- 孔广陶(岳雪楼)本,每面四行,每行八字,“重”字描充北宋拓,中华书局、文明书局印
以上共录确凿之宋拓本二十三种。其他据官方记载,北京故宫博物院、日本三井听冰阁、台北故宫均藏有未曾公开之九成宫宋拓本,期望能早日得见真颜。
兹以九段小文(八篇辨析加印本综述),向挚爱逾三十年的欧阳率更与九成宫醴泉铭致敬。
(十)原石故事自由“新”证
欧阳四碑中争议最多又最难以校考的唯化度是也。孰为原刻?孰为最早?人人均可有一套个人化认知,谓之自由心证。化度的情形很像虞世南孔庙碑,关键证据多为孤证,由于不存在近似的参照系,几乎是无法考辨,从而众说纷纭。
所以写起来这个帖子反倒最省力,仅代表个人观点即可。
现世存拓本屈指可数,出版率倒是相当高(基本全经出版过)。先述新中国后的印本:
(一)王偁(孟扬)本:又称荣郡王(南埙斋)本、潘祖荫(攀古楼)本、吴县吴湖帆(四欧堂)本等,现藏上海图书馆,每面六行,行八字。此本王壮弘述“精光四射不可逼视”、“黝黑中透紫光”,会令人误解拓墨浓亮如乌金,王先生所言者乃其古气,实则宋拓本无那般浓墨(后来的一些图录与印本人工调校过甚,同样给人错误印象),原本纸黄墨陈且历经多次重装,目视极旧。印本前后经两次原件摄影,跨度近九十年,面貌大为不同:
最新摄影为上海古籍出版社“翰墨瑰宝”特辑《四欧宝笈》原色蝴蝶装仿真册页本,强荐!拓墨还原力超出任何化度印本,未作人为处理,最大化保存了原拓面貌。
前次摄影出版为民国时期黑白版,印有中华书局珂罗版,由于使用滤光片拍摄,对比度显得较高,佳景传承黑白册页翻印最佳。其它翻印者众,较常见者有成都古籍书店、上海书画出版社“中国碑帖经典”、“欧阳询法帖品珍”、上海书店“历代法书自习范本”、日本二玄社“书迹名品丛刊”、“中国法书选”、台湾华正书局等,除佳景版、成都古籍版与台湾华正版外,大多将拓芯周边题识裁去,或剪其前后题跋附件,无复全貌。
除摄影的差别外,前后的原本面貌也经翻天覆地之变化,小的补跋、增减印章不计其数,光大变化计有: - 前增一开叶恭绰跋(亦可能之前为空白开未印) - 拓本首字“化”经涂描为撇笔不穿(痕迹在新印本中非常清楚) - 后减去两开吴湖帆手钩失字与褚德彝跋 - 后敦煌本照片和罗振玉跋由原两开(无手书跋文)改装为七面,吴湖帆补书大量跋文 - 后增共九面新跋文,包括罗振玉、伯希和、吴湖帆、沈尹默等
注:此本亦曾为成亲王藏,有成亲王跋并逐行校缺字,需与它本相区别
(二)敦煌本:现分藏于英国大英博物馆与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残册,每面四行,行五字,残字或剪或涂,仅余二百三十六字(文献屡有错记为二百二十六字)。因幅面单薄,单行印本极少,唯见日本书学院出版部所印的黑白册页本,其他大多收于各种合集中,如广东人民出版社《法藏敦煌书苑精华》、日本平凡社《书道全集》、中央公论社《欧米收藏中国法书名迹集》、二玄社《敦煌书法丛刊》、“中国法书选”、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敦煌宝藏》,还包括各种四欧堂本印本后附的照片等等。然论图版之细节力,尚无一可与网络上流传的原色高清电子文件相比。
(三)翁方纲审定“原石宋拓”本:
(1)李东阳本:又称顾从义(玉泓馆)本、南海吴荣光(筠清馆)本、成亲王(诒晋斋)本等,现藏日本三井听冰阁,每面五行,行十二字。为翁方纲审定“原石宋拓”中时间最早者,拓本内有破损,填描却极少,同样古气莹然。最佳印本为日本二玄社“原色法帖选”之原色经折装册页本,极精。
(2)大兴翁方纲(苏斋)本:现藏于日本大谷大学,每面四行,行十字,曾被刻入《墨池堂法帖》。为翁方纲审定“原石宋拓”中跋文多者,几乎就是覃溪的一部化度校碑随笔,拓本涂描较重。最佳印本为日本大谷大学《宋拓墨宝二种》套色珂罗版(委便利堂印制),精。
(3)王世贞真本第二本:又称吴县陆恭(松下清斋)本、张学良本,近日于匡时春拍拍出,可能现个人藏,每面四行,行八字。为翁方纲审定“原石宋拓”中拓工最精者,字数也最少,残泐字已剪。印本见嘉德2011春拍《少帅墨缘》专场原色图录,略缩小,精。注:此本亦曾为李宗翰藏,列“临川十宝”之一,需与它本相区别
(4)丰坊(道生)本:又称东吴王闻远本、繁昌鲍东方本、南海伍崇曜(粤雅堂)本、长白端方(匋斋)本,现藏北京故宫,每面五行,行十字。为翁方纲审定“原石宋拓”中时间最晚者,而因残字余纸未剪,存字却最多,跋文亦夥。新中国后仅见图录披露原色数开(民国时曾有全本印本),期待早日全本原色付印,对研究翁定宋拓体系有重大意义。
(5)马日璐(小玲珑山馆)本:又称朱筠(竹君)本、顾莼(南雅)本、杨氏(海源阁)本,现藏日本宁乐美术馆,每面四行,行十字。为翁方纲审定“原石宋拓”中较早者,曾以之配元人十三跋。日本同朋舍“书学大系”黑白印。
(四)文物本:此本来历存疑,每面五行,行九字,存字颇多,考据近于四欧堂本而不全同,或为李祺本之翻刻。文物出版社“历代碑帖法书选”黑白印,翻印自约民国时一石印本,跋文全为从其他化度印本拼贴而来,不可信。
(五)直石本:后人临翻本,“李百药”误作“李伯药”,字体已与原石甚远。天津古籍书店“历代碑帖集萃”黑白印,每面五行,行十一字(日本民国时曾有另一直石本拓本出版)
其他下落不明且新中国后未再印之本:王世贞真本第一本(又称蒋春皋本、临川李宗翰静娱室本,属翁定宋拓本体系)、陈栩本(与文物本同一体系)、内府本、日本传本(可能有多本出于同一石),民国时皆有印本,这里暂不赘述。
其他传说原石之本,均未见印本:
- 李祺本(又名十三家跋本):现只跋尾藏辽宁省博物馆,传拓本至“永谢重昏”止,考据与四欧堂本近而不全同,与文物本关系待考。
- 缪曰藻本(又名晋王敬德堂本),曾被刻入《海山仙馆帖》,传与李祺本近,待考。
直石本不论,以拓本来看,我个人感觉几个体系的书艺水平排序为四欧堂本、文物本、翁定本、敦煌本,刻制水平排序为四欧堂本、翁定本、文物本、敦煌本。当然,由于敦煌本拓制时间最近其刻制时间,最无法藏拙,更易暴露自身的弱点,再加上本内有填描,早年印本主要依据民国时照片,细节欠缺,可能造成大家批评较多。
历史上的聚讼主要围绕四欧堂本、敦煌本和翁定宋拓本,我也来加一瓢水,凑凑热闹。
根据记载,可了解的是: - 原石在宋庆历前已断 - 宋庆历时增断 - 南宋初年原石毁
现在可以基本确定的一些事实是: - 通过吴湖帆之复原,证明四欧堂本为拓自四石,且的确是断石(非断石之翻刻) - 通过翁闿运之复原,证明翁定宋拓本体系为拓自一未断石(然下部大片石花剥损) - 通过施安昌之研究,证明敦煌本也为断本,且断处多与四欧堂本相似
难以确定的是: - 哪本拓自原石?(或者有没有原石拓?) - 四欧堂本与敦煌本是否出自同一石? - 原石最早何时断裂?
以下为自由心证,我对这三个问题的答案是: - 四欧堂本最接近原石拓,石花与断痕最自然 - 四欧堂与敦煌本非出一石(可参阅仲威之对校考) - 原石早在唐(或五代)已断裂
继续演绎: - 从刻制水平与宋拓时石皮剥损程度猜,翁定宋拓本体系可能为唐人临翻,非宋翻 - 敦煌本可能为残唐五代至宋初间翻,翻后不久所拓
最后这个最有意思,接近YY性质的心证:翁先生论由三石变为四石是靖康时所为全出猜想,造成与敦煌本时代之矛盾一直无法解决。而原石的传说皆本自解缙《春雨集》引范氏跋文,其中有“公求得之为三断矣”一说。“为三断矣”大家都理解成“是三截(石)了”,我却觉得更靠谱的翻译应是“被截断三道了”。范公南山佛寺初见者可能就是三石(两平行斜断为改作砌石时所裁,否则何苦作此规整之断?),后寺僧破最大的中石寻宝,变为四石。
这样就一通百通了:原石早断,翁藏宋拓本唐时翻自未断石,敦煌本后翻自断石(可能是三石),范公访得四石归,四欧堂本很可能为原石归赐书楼后所拓,拓制时间上限为北宋庆历年,下限为南宋初年(入井前后无可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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