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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远文化界抗日救亡:文艺和教育为武器

 红豆居士 2014-09-21


绥远文化界抗日救亡:文艺和教育为武器

2014-09-20 07:38:10北方新闻网-北方新报

  名言小学革命史馆摄影/本报记者辛永红

  今年的9月18日是“九·一八”事变爆发83周年。为了挖掘本土文化界抗日救亡事迹,记者于9月16日如约来到内蒙古文史馆,采访了在这里从事内蒙古历史档案研究工作的钱占元老师。

  据钱老师介绍,“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和内蒙古东部地区不到4个月就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地处内蒙古西部的绥远,成了日本侵略者觊觎的下一个目标。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绥远文化界的进步人士、爱国知识青年,以文艺和教育为武器,唤起民众,投身抗日救亡的热潮。

  以文艺为武器

  1933年冬,绥远中山学院学生、绥远反帝大同盟盟员武达平(中共党员)、任子良等,发起组织了绥远第一个文学团体—塞原社,每周出版一期墙报。在绥远新闻社记者袁尘影、进步教师李穆女的帮助下,塞原社成为团结爱国青年,进行抗日救亡斗争有影响的文学团体。1934年8月,在《绥远国民日报》副刊主编、著名记者杨令德的支持下,塞原社在《绥远国民日报》副刊开辟了“塞原”专栏,发表反映抗日救亡、抨击社会黑暗的文艺作品,如武达平的新诗《洋车夫》、章叶频的新诗《愿你做一个新时代的女性》、《光明在前》等;还发表追求真理的散文、小说、外国文艺作品等。《大公报》著名记者徐盈也为专栏撰稿。12月,“塞原”第22期出版了新诗歌专号。到1937年1月,共出版50期,“塞原”成为名副其实的宣传抗日救亡的文艺阵地。

  1936年4月,塞原社成立了塞原新诗歌研究会,组织爱好诗歌的进步青年,讨论新诗歌的发展方向,发展会员,指导创作。章叶频主编的《塞北诗草》旬刊,发表了杨植霖(笔名雨三)、韩燕如(笔名劼子)、刘洪河、西虹、克敏等青年的大量文学作品,山东诗人王亚平也寄来诗作,绥远抗战中,发表的作品更加富有战斗性。如雨三的《杀他个斩草除根吧》、劼子的《打回三岛去》(日本本土三个岛)、章叶频的《前进,英雄抗敌的兄弟》《怒吼吧!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等。其中陈一之的《谁说好人不当兵》,呼唤人们摒弃厌恶旧军队欺压百姓的想法,号召青年当兵报国,保家卫国。其中两节写道:

  谁说“好人不当兵”,

  那么他一定是个糊涂虫,

  在敌人侵略的下面,

  已经不许我们做书生。

  讲什么道德,

  读什么经书,

  只有战斗才能换得真正的和平。

  谁说“好人不当兵”,

  那他一定是别有用心,

  叫我们都变成弱者,

  好供他们宰割和欺哄。

  讲什么礼让,

  说什么镇静,

  不是吧,已经断送了我们的东三省!

  “塞原”和《塞北诗草》深受广大爱国学生的欢迎,被誉为绥远文坛的巨星。

  1936年3月,章叶频、袁尘影又创办了绥远最早以女性问题为主题的刊物—《新女性》;1936年4月,由归绥中学校长霍佩心和杨令德及袁尘影、章叶频、武达平、胡燕丘、郭良才等创办了文学半月刊《燕然》引起轰动。

  1937年3月,应绥远省政府之邀,人民音乐家吕骥从上海来绥参加抗战救亡运动。吕骥在绥组织各族各界爱好音乐的青年,成立了业余歌咏队,亲自教唱救亡歌曲。歌咏队先后学会了《义勇军进行曲》《青年战歌》《救亡进行曲》《新的中国》《民族解放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等20多首救亡歌曲。歌咏队在“九·一八”纪念堂(今呼和浩特市工人文化宫旧址)演唱的救亡歌曲,激发了观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热情。

  同年5月,上海左联负责人任白戈莅临绥远,和塞原社武达平、霍佩心等人,一起筹备成立绥远文艺界抗敌协会(以下简称抗协)。他们召开了大型文艺恳谈会,绥远文艺界50多位知名人士出席,探讨绥远文艺界目前的任务和方向,确定了由塞原社、燕然社、小喇叭等7个文艺团体组成绥远文艺界抗敌协会筹委会。5月30日,在土默特高等小学校礼堂召开了成立大会。会上,霍佩心代表筹委会宣读了抗协的宗旨,即以协作精神,实现绥远文艺界的联合,提高人民抗日救亡的觉悟,推动救亡运动。大会决定通过发行刊物,把祖国边疆抗战救亡的消息传送给内陆人民,将内陆的消息介绍给边疆人民。决定把半月刊《燕然》文艺杂志作为抗协的会刊,以更贴近抗日救亡的内容,以崭新的文风,为绥远抗战擂鼓助威。大会选出由21人组成的抗协理事会,理事会定期召开文艺界座谈会。

  以教育为阵地

  1933年,具有爱国思想的绥远开明人士李致方,在归绥东郊大青山脚下的腾家营村,创办了一所别具特色的名言小学。当人们路经这里时,校墙上醒目的标语立刻映入眼帘:“读书不忘救国,劳心与劳力相结合”“收复失地,誓雪国耻”。

  李致方聘请共产党人和进步知识青年到校任教,学校办得生龙活虎、充满朝气。归绥东郊滕家营村贫苦农民家庭出生的刘洪雄,1926年在太原国民师范求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党派他在北京门头沟煤矿开展工人运动,1933年春在东北义勇军和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任职,1934年春因受伤回家休养,被应聘到名言小学任教。刘洪雄在校以出色的工作,取得李致方的信任,担任了学校的负责人。他聘请了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员王建功和进步知识青年王英杰、胡泽润等到校任教。为了扩大招生范围,解决贫困生的学习困难,学校一方面免收学费,另一方面在保合少村周围的滕家营、讨思浩、塔利、黑土凹、奎素、毫沁营6个村庄开设了分校,聘请中共党员杨植霖任分校巡回教师。

  名言小学在刘洪雄的主持下,采用我国教育学家陶行知先生倡导的“生活即教育”的理论,注入了抗日救亡的教学内容,进行了一系列教育改革。教学内容的改革:废除了四书五经,采用白话文课本,兼学农民适用的《老少通》《平民千字文》;开设时政课,讲授抗日救亡的道理。

  参加社会实践:实行小先生制,组织儿童服务团,使学生在社会实践中增长才干。要求各年级学生将每天所学内容,放学后向家人和邻里传授,学校定期抽检考核。教学采取农闲多学,农忙少学,假期参加生产劳动。高年级学生帮助村里开办农民夜校,代识字课,讲解抗日救国的道理。

  增加课外活动:实行军训和军操制,操后召开讲演会。每周举行一次故事会、文艺晚会、生活检讨会,使学校生活生动活泼。

  这些改革使学校办得生机勃勃,深受各族少年儿童和广大农民的欢迎,争相送子女就读,学生最多时达700多名。学校师生不仅把抗日救亡的道理普及到家家户户,还带领农民与国民党乡村政权进行抗租、抗税、抗丁的斗争。

  在名言小学的熏陶和培养下,朴实的农家子女学习后,思想进步很快。不少学生走上了革命道路,有的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仅腾家营和保合少两村,就有彭光华、王智德、刘璧、李天才、王之的、张旭等20多名学生入了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们积极投身于党领导下的地下斗争,为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革命斗争做出了贡献。文/本报记者宋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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