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郎才气五铢钱（附照片）西汉五铢钱
□秦凌
刘禹锡《蜀先主庙》句曰：“天下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势分三足鼎，业复五铢钱。”诗句神完气足，对仗精妙，用复五铢钱指代刘备兴复汉室的功业实在也是很妥帖——西汉武帝年间五铢钱的诞生，本意就是为了对抗奸商给秦半两剪边使得贵金属含量减少以及民间私铸分量不够的轻薄钱，所以钱币文曰“五铢”，重如其文（一铢是一两的二十四分之一），有周郭（用意是防止剪边），自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始铸五铢钱直到平帝元始中，五铢钱与西汉相始终，新莽年间废除。王莽一系列币制改革搞得神憎鬼厌，人心思汉的歌谣就有“黄牛白腹，五铢当复”，所以到了东汉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天下甫定，汉光武帝就复行五铢钱，东汉一代，也都行用五铢钱。东汉末年董卓乱政，币制承袭了中期剪轮等体薄量轻钱之积弊，对于轻小粗劣、形体不规范且又占相当流通币量的没有钱文的贱钱，世人俗称“董卓小钱”或“无文小钱”。无文小钱小到什么程度?从有的钱币藏友手中的实物观察，重仅0.35克（五铢钱大约在3.25克到3.33克不等)，直接造成了《晋书·食货志》所说的“谷一斛至钱数百万”，所以当天下三分、尘埃落定的时候，这个财政金融问题理应得到妥善的解决，而刘备作为以兴复汉室为理想的政治人物，去完成这个历史任务看上去确实合情合理。 刘备也真的主持铸造了五铢钱，可是“没想到啊没想到，浓眉大眼的”他铸造的是所谓“直百五铢”，也就是说，这个所谓的“五铢钱”在名义价值上是以一当百，上文我们说到的臭名昭著的董卓小钱按贵金属含量实际也只是以一当十，相形之下，直百五铢的离谱有过之而无不及。史载，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因为攻克成都前刘备为了激励将士，和众人约定“府库百物”全部分给大家，所以城破之日，将士都放下武器直接去府库抢夺财物，最后弄了个白茫茫一片真干净。话说当年波斯居鲁士大帝攻陷小亚细亚中西部古国吕底亚后也纵兵大掠，被俘的吕底亚国王克洛伊索斯问道：“那边的一大群人这样忙忙碌碌地在做什么？”居鲁士说：“他们正在掠夺你的城市并夺走你的财富。”但是克洛伊索斯说：“不是我的城市，也不是我的财富。这些东西已不再有我的任何份儿了，他们正在掠夺的都是你的财富啊。”刘璋不是克洛伊索斯，即或是也不想教这位宗兄这个乖——值得一提的是，克洛伊索斯是建造世界上第一个黄金精炼铸造机构和建立金银复本位制的货币专家，思想深度到底不一样——于是刘备接受不到“你的益达。不！是你的益达”这个段子的教化，不明此理，便为“军用不足”而担忧。这时，刘巴建议他“当铸直百钱，平诸物贾，令吏为官市”。这样一来，“数月之间，府库充实”。处理财政危机的一个最简单易行的办法就是增加货币发行量，但后果是极其恶劣的，这一记翻天印下来，蜀中百姓无论贫富，就直接被主动型的恶性通胀掠夺了一回。 与此几乎同时，东吴的孙权也不甘示弱，嘉禾五年，铸大钱一当五百，赤乌元年，又铸当千钱。不过孙吴因为玩通货膨胀玩得太邪乎，民间但有钱之空名，不能实用，实在难以为继，孙权总算及时刹车，“闻百姓不以为便，省息之”。 反观中原的曹魏，在还算东汉末年的曹操统治时期，就开始恢复五铢钱的使用。后来因为钱少谷贱，黄初二年（公元221年），魏文帝曹丕罢五铢钱，恢复了“谷帛为市”的实物贸易。但到了魏明帝曹睿统治时期，又“更立五铢钱”，此后一直到西晋，“不闻有所改创”。在安徽省马鞍山市出土的东吴左大司马朱然墓中陪葬的是曹魏的五铢钱，江西南昌高荣墓也是如此，吴墓的陪葬是魏钱，足以说明曹魏的钱币是当时真正的硬通货。 再回到蜀汉，因为搞直百大钱搞出了甜头，之后又出现了犍为五铢、太平当百等多种虚值大钱，而这些虚值大钱在整个蜀汉统治期间，还不断减重，逐渐更加劣薄不堪，导致了诸葛亮自己也承认的“民贫国虚”。如果不是因为有蜀锦和马匹带来的贸易顺差、盐铁官营垄断和对南部少数民族地区的掠夺，蜀汉的迭次北伐根本不足以支撑下去。 《吴书·薛综传》注引《汉晋春秋》提到，孙休问出使蜀汉求马的薛综蜀国政治的得失，薛综回答：“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有菜色。”这虽是蜀汉后期的情况，但远因就肇端于从刘备开始的坑爹的财政金融政策。老杜《岁晏行》中怒斥安史之乱后的唐朝货币政策写到：“刻泥为之最易得，好恶不合常相蒙。”送给刘备和蜀汉也正合适，翻译得粗鄙一点：搞什么飞机，你丫还不如直接用泥巴来做钱呢！ 在《上汉中王表》中，曹氏“剥乱天下，残毁民物”；在《出师表》中，曹魏是“攘除奸凶”的对象；在后世的正统史观中，他们也绝非善类。而反过来，刘备却逐渐成为正统的代表、仁义的化身。可是单纯在货币政策上，毋庸讳言，两者正好相反。 所幸的是，某种意义上历史是公平的，虽然曹魏的壳资源已经被司马氏攘取，但最后是北方先后战胜蜀汉和东吴。这其中当然有很多复杂的因素，可是用超经济的暴力对本地区人民竭泽而渔，将其裹挟在战车上一路狂奔，无论有什么大义名分，大厦终于是会倾覆的。 有几个数据值得注意，庞统曾经说刘璋治下的“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蜀书·先主传》也称蜀中“殷盛丰乐”，《后汉书·郡国志》记载东汉汉中26.7万人，蜀郡135万人，巴郡108万人，犍为郡41.1万人，可是到后主刘禅投降时候，蜀汉的总人口只有94万。 虽则是“刘郎才气”、“诸葛大名”，终不免“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足堪“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刘禅“此间乐，不思蜀”，蜀人对这位安乐公想来也没有什么甘棠之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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