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曾成立过三个“三人团”：长征前夕为准备实行战略大转移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长征途中，为解决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自发形成了由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组成的“中央队三人团”和遵义会议后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与长征前夕的三人团有根本区别的新“三人团”。 长征前夕的“最高三人团” １９３４年４月底广昌战役失败后，中央苏区的形势日趋恶化，苏区内的人力、物力消耗巨大，红军坚持内线作战打破敌军“围剿”已经十分困难，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红军撤离中央苏区。５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委托李德草拟了《五、六、七三个月战略计划》，并将突围决定向共产国际请示。６月２５日，共产国际复电同意中央红军主力撤离苏区，实行战略转移。在实施战略转移前，为了作好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６月间，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秘密主持筹划战略转移。 奥地利籍 德国人，原名奥托.布劳恩，曾用名卡尔.瓦格勒。他自取中国名李德，意为“姓李的德国人”，还叫过“华夫”，即“中国的男人”。一九一四年加入奥匈帝国军队时年14岁，曾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九一六年被俄国军队俘虏，一九一九年十月加入苏联红军，作战勇敢升至旅参谋长。 返回德国后积极参加斗争，先后三次被捕。一九二八年越狱成功，被德国共产党派往苏联，因战功显赫，被派往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一九三二年春毕业后到中国。李德先是在东北，后去了上海，经博古等人的帮助于一九三三年十月到达瑞金。德国和日本当时是盟友，日本不杀德国人。所以，苏联情报机关就派李德到东北去。当时，东北生活艰苦，活动风险很大。李德在东北呆不住，到上海去游玩。在上海，他见到了中国留苏学生，谈笑之间，李德表示很想在中共中央工作。当时，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负责人博古也是留苏学生，和留苏的同学来往较多。博古听说李德是从德国来的，且学过军事，便请他为顾问，并逐渐地将中央红军的最高指挥权交给了他，和他一起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战略战术，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惨重失败。一九三九年，李德随周恩来到莫斯科，共产国际监委会审查他，批评他，说他由东北去上海是怕死逃走，说他冒充共产国际代表对红军实行瞎指挥，造成了惨重的损失。 但是，李德的军事理论还是不错的，他也能知错就改。这点应当给以肯定。   毛泽东  张闻天（洛甫） “三人团”是准备长征的中共中央最高领导集团，掌管中央和红军的最高权力。其内部分工是：政治上由博古负责，军事上由李德负责，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行。从分工可以看出，博古和李德是真正的决策核心，周恩来只是一个“管事成员”。博古时任临时中共中央总书记，“他代表中央领导军委工作”。李德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顾问，博古由于不懂军事，只好完全依靠李德，把军事指挥权让给这个外国人。李德实际上取得了军事上的最高指挥权。 当时，“三人团”虽属一临时性的组织，但实际上是统一指挥苏区党、政、军、民一切事务的最高领导集团，亦称“最高三人团”。自从成立了“三人团”，中央政治局和１９３１年１１月２５日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告成立的中革军委实际上已经没有了对重大政治和军事问题的决策权。从此时至长征初期，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再也没有开过会，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的成员也被排斥在外，一切均由“三人团”说了算。正如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１３日，博古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时所谈到的：“长征军事计划，未在政治局讨论，这是严重政治错误……当时‘三人团’处理一切。”１９３５年１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决定取消“三人团”，博古和李德失去了对红军的最高指挥权。  长征途中的“中央队三人团” 长征途中，为解决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自发形成了反对最高三人团在五次反“围剿”和西征以来的错误军事路线的“三人团”，亦称中央队“三人团”。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撤出苏区被迫走上长征的道路。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１０日晚，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率领中央红军主力５个团以及后方机关人员共８．６万人，开始从江西瑞金等地出发，实行战略大转移。按战斗序列，中央红军组成两个纵队。中央、军委机关及直属部队组成军委第一野战纵队和第二野战纵队。第一野战纵队代号“红星纵队”，第二野战纵队代号“红安纵队”。“红星纵队”是党和红军首脑机关，“野战军西征”的指挥部。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编在第一纵队，故又称“中央队”。 长征出发时，王稼祥因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被敌机炸伤，弹片还在肚子里，所以只好坐担架随队行动。毛泽东由于患疟疾大病初愈，体虚血亏，走路极为吃力，也配了一副担架，于是同王稼祥走在了一起。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张闻天身体稍好，主要靠马行军。但早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开始后，张闻天对李德的军事指挥就发生了怀疑。长征出发后，“他从沉痛的教训中认识到王明路线的错误和毛泽东同志主张的正确”，“毅然参加了反对王明路线的斗争”。在行军途中，三人有机会经常接触，议论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这样，就逐步形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队三人团”。“中央队三人团”是在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错误的斗争中逐步形成的，它对遵义会议胜利召开和圆满成功起了重大作用。 遵义会议后的新“三人团” １９３５年１月，中共中央在贵州省的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揭发和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央最高三人团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重新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并改组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增选毛泽东为中央常委，取消长征初期的“三人团”，仍由最高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 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仍然处于敌军的围追堵截之中，行军作战的被动局面并未扭转。如何指挥部队打仗，粉碎敌人进攻，仍然是中共中央紧迫的中心工作。２月５日，在云、贵、川交界的鸡鸣三省一带，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同时被撤销。由于长征战事频繁，必须临机决断以适应瞬息万变的复杂的战争形式和环境，避免在紧急的军事行动中因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而贻误战机，毛泽东提议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１９３５年３月１７日，红军长征途经赤水河畔川黔交界处的陈福村时，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又称“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三人指挥小组”，集中领导军事，加强作战统一指挥。以“周恩来为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在新三人团中，实际上以毛泽东为主，“在重要问题上，大都是毛泽东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这表明遵义会议确立的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实际领导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确认。在当时战争环境中，新“三人团”是代表党中央领导军委工作的最重要的领导机构，是全权指挥军事的极具权威的统帅部。 新“三人团”的成立改变了领导方式，彻底清除了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军事错误的影响，确保了党在遵义会议后确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贯彻落实，从而保证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 军事斗争是长征中压倒一切的问题。军情多变，复杂严峻，军事指挥需要高度集权，果断处之。遵义会议后，接替博古在中央总负责的张闻天鉴于以前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缺乏民主，独断专行，故为加强民主，常召集20多人的中央会议，对军事行动开会讨论，集体决策，懂与不懂军事的人都参加，常为军事行动争论，这样既牵扯了精力，更与军情的瞬息万变、需要集权相矛盾，实际上又妨碍了军事指挥。特别是在1935年3月10日，开会讨论是否打打鼓新场时，唯毛泽东一人不主张打，并以辞去“前敌总指挥（3月5日被任命）的职务力争”，但在“少数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的情况下，毛泽东的意见被表决否定，还失去了刚被任命不到一星期的前敌总指挥职务。后来事实证明，毛泽东的意见是正确的，还是毛泽东高明。此事后，为适应军事指挥的需要，毛泽东提议可继续采用长征初期的 “最高三人团”的方式，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领导小组，以加强和保证军事的集中指挥。据周恩来回忆说：“这样，毛主席才说，既然如此，不能像过去那么多人集体指挥，还是成立一个几人的小组，由毛主席、稼祥和我，三人小组指挥作战。”张闻天1943年12月也在笔记中写道：“在抢渡乌江以前，泽东同志提议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经过打鼓新场之事，张闻天也认识到军事指挥需要临机决断，经常开会来决定，对军事指挥不利，自己对打仗是外行，成立“三人团”，便于集中，也省掉召集会议的麻烦。于是，经张闻天同意，报中央政治局批准，大约在1935年3月中旬，在贵州鸭溪、苟坝附近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即“新三人团”，全权负责军事指挥。从“新三人团”成立看，人选名单是毛泽东提议的，政治局决定的。“新三人团”为什么是这样的人员组成呢？笔者以为，主要是因为周、毛、王搭配是当时的最合理组合，能充分保证军事指挥的集中和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 行动是服务于目的的。从“新三人团”成立的背景看，当时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便于军事指挥集中专断，故人不能太多；二是为了保障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故人选要有利于此。在当时形势下，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组合应该说是最合理组合，能充分实现这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最重要，但易于实现，因为遵义会议后党内政治生活正常了，周、毛、王都已是政治局委员（王稼祥此前为候补委员，遵义会议后成为正式委员）。第二个目的的实现就涉及到人选搭配问题，在当时还是很敏感的。三人中，毛泽东自不必说须参加。 就周恩来而言。周恩来和朱德是遵义会议决定的军事指挥者，特别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又兼红军总政委（当时红军中政委负最后责任，权力大于同级军事领导，是各级最高领导），在长征初期实现红军“转兵”和纠正“左”倾军事错误中起到了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不管是在党内，还是在红军中都有深远的影响和很高的权威性。加之周恩来为人谦和、灵活、易相处，能在红军高级指挥员及党中央的同志中间起到一种特殊的纽带作用。周恩来在长征初期和遵义会议前后，就对毛泽东予以极大的信赖和坚定的支持。正是他的坚持，毛泽东才得以随行长征，是他的坚定支持和信赖，毛泽东的一系列主张和建议才得以采纳，遵义会议上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更是少不了周恩来的贡献，如果周在“新三人团”中自然会全力支持毛泽东。所以，以周恩来当时的地位、权力、影响、能力，周参加“新三人团”必不可少。 而选王稼祥，人们的疑问就多一点。因为比王稼祥地位高、职位高、懂军事的人有的是，而别人都没有参加，王却为毛泽东提名，且得到政治局批准。笔者认为，这不仅仅因为王稼祥是毛泽东的支持者，还有更为重要的考虑。一是从策略上可以团结留苏归来人员，遵义会议解决的只是最为迫切的军事路线和领导的局部调整，而组织路线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并没有完全解决”，或者说“是勉强解决了”，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没有时间也不可能当时就得以解决，即使军事路线在遵义会议上也曾展开激烈的争论和辩论。当时博古“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则更是“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他的批评”。遵义会议后，“教条宗派主义者们并不服气，暗中还有不少活动”。凯丰参加遵义会议回去后就说：“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吧!”当时，无论是从政治上考虑，还是从军事上考虑，都需要团结留苏归来人员，需要他们的支持。王稼祥是从“左”的阵营分离出来的留苏人员，让王稼祥参加军事领导，作为代表，就可以团结留苏归来人员群体，赢得一大批人的支持，避免思想上的分歧、内部的矛盾影响到军事指挥。这体现了毛泽东的一种高超的斗争策略和大局观念。二是可以解决毛泽东与王稼祥的矛盾。王稼祥在根本上是全力支持毛泽东的，但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战略战术原则并不完全理解。在毛泽东就任前敌总指挥后，王稼祥对其指挥“发些议论，经常要求中央开会，讨论军事行动”。在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主持召开过几次这样的会议。经过打鼓新场事件后，张闻天认识到这样会妨碍军事指挥，就很赞成毛泽东成立“三人团”的建议，希望通过“三人团”使“毛王之间的矛盾可以由他们自己解决”而不影响军事决策。毛、王的矛盾只是军事指挥上的具体问题上的矛盾，在一起只要加强交流沟通，增强理解，就可解决，从而有利于军事指挥。三是毛泽东可获得强有力的支持。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虽成为常委，但常委分工，毛泽东只是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许多人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并不了解，对其军事才能信任也不足，毛泽东要充分发挥自己军事才干，实践自己的军事思想，需要强有力的支持。但当时，毛泽东获得的支持还不够，有不服气者、有不信任者、有不理解者。打鼓新场争论集中说明了这点。张闻天后来曾讲，当时一些领导包括他在内对毛泽东的信任“还是不坚定的”。在这种情形下，王稼祥参加“新三人团”，对毛泽东就可获得强有力的支持。除了加强团结消除矛盾，减少阻力外，王稼祥是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遵义会议上增选为政治局正式委员，本身是长征中毛泽东的坚定支持者。这时，长征途中形成的“中央队三人团”中，张闻天已在中央负总责，王稼祥再进入“新三人团”就更加强了支持毛泽东的力量。因此，在人员受限的情况下，“新三人团”人选很重要，不能只从单纯的军事观点出发决定人选，还要从政治上考虑问题，既讲根本，也要讲究策略，所以，毛泽东提议由周、毛、王组成军事领导小组是当时最佳的人员搭配结构。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以为，“新三人团”人员组成是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基于当时形势，全盘考虑后确定的，能最大限度保证军事指挥的顺畅。   红色根据地——陕西延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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