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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儒学
2014年09月27日 来源：齐鲁晚报 
▲ 读书会现场。从左至右:艾恺、廖晓义、梁钦宁。本报记者 许建立 摄 □本报记者 吉祥 改造乡村, 需要通盘考虑 艾恺:在理论上,城镇化是好事,梁(漱溟)先生也不会反对。他的乡村建设有两个目的:一是把城市的好处特别是工业化的好处带到乡村去；另一方面,他要复兴中国固有的文化、固有的道德,复兴儒家的思想。我看现在的情况是,实现梁先生的第一个目标即把城市的好处带到乡下去也许可以达到；实现他的第二个目标即把乡下的传统道德、传统文化带到大城市去,(实现起来)不一定的,这在理论上是好事,梁先生要是在的话,也不会反对。 梁钦宁:现在大家都愿意把儒学发展到乡村去。在民国的时候,有许多像我祖父这样的人,像陶行知、卢作孚、晏阳初,他们都走到乡村与当地的农民结合,想通过自己的思想、行动去改变和促进社会的发展。他们几个人的做法虽然不一样,但和而不同,也都是好朋友。像陶行知先生,我祖父参观了他的晓庄师范后说:“我要跟你要人。”陶行知先生立刻派了他的两个得力助手跟随我祖父到了邹平。他们都是互相支持的。现在大家想通过儒学对农村产生影响,我觉得通过一种方法解决农村问题是不可能的,得根据情况选择适合的方法。我祖父的乡村建设就是从政治、经济、教育、社会组织上对乡村进行全面的通盘的改造。因此我认为,在乡村推广儒学当然是必要的,但真正要改变农村则需要一个全方位的策略。 乡村的衰落 是全世界的问题 艾恺:廖晓义女士他们现在做的乡村社会建设项目,也是从基层往上发展。与梁先生不同的地方也有,比如,梁先生那个时候也不管生态学和环保,当然那时在中国的乡下一点工业也没有,所以也谈不上污染。还有就是乡村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在梁先生那个时候是不可思议的,比如“三留问题”(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但基本上,廖老师和梁先生的工作还是很接近的。 梁先生不是想用西方的组织,而是用中国式的类似“乡约”这样的组织来打造农村的社会组织。乡村的衰落是全世界的问题,无论哪里,乡下人都会觉得城市生活多姿多彩、舒适,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比如,在拉丁美洲的大城市,因为乡下人大量进城形成了穷人区,问题很多,中国也许不会。我一直到现在都不太明白,我在邹平的时候,住的地方靠近一个小工厂,那个小工厂很脏很臭,但一般的年轻人宁愿在那个小工厂工作也不愿在乡下。工业化已经完成的国家的人对这个现象不会理解,比如美国人会觉得乡下很好,因为那里环境很好,技术也很发达,即使住在乡下他也很方便。 梁钦宁:我补充一句,造成现在乡村年轻人都去城市讨生活的原因,和长期以来政策向城市倾斜密不可分。 儒学进乡村, 有赖行政助力 廖晓义:我们今天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找不到活的理由,安身立命的问题解决不了。我和梁先生当年的看法相似,觉得要修复传统文化,希望真的在乡村。我在乡村做了六七年,我的感受就是,只要把农民组织起来,他们会形成一个利益的共同体。 现在最大的困难是乡村的精英流失了,青壮年都走了,一个空巢的乡村是最大的困难。但有一句话叫否极泰来。多数中国人都有一个乡村情结,从我的感受来看,现在基层政府也有很多想做乡村治理创新的领导,我们要去接近他们,帮助他们。从我个人的经验看,我们要是没有他们的帮助和认可,也根本不能把农民组织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只要把思维方式转过来,它比知识分子有更多的力量。比如,在我老家的那个县,我只带了一个社工去进行乡村建设实验,但就是因为当地的县委书记认同这个,他用他的行政力量,把一个县的乡村改变了面貌。如果只是我来推动的话,就是三头六臂也不能进展这么快。然而,就因为有县委书记的支持,各个村子的互助会组织起来了,联席会开起来了,村民成立了很多组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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