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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经济学的常识就是评价经济发展水平就是只看per capita GDP ，未免让人担心这经济学也太缺乏历史感、太狭隘了些。如果只是这么比，只看同一时间点上的per capita GDP，按照经济史家的估算，在工业革命之前，中国的per capita GDP都高于欧美，这算不算是事实呢？如果算，又说明什么呢？是否说明那时的中国的土地制度就是普适通用的，他们不采取中国的制度，就发展不了呢？但后来的历史事实众所周知，人家并没有采用中国的制度，而是走上了另外一条发展道路。 再来说事实。陈柏峰教授在反驳许教授时提到，韩国、台湾和日本在崛起时都有特殊的地缘政治背景。陈柏峰的意思当然是说，在当时的冷战历史背景下，韩国、台湾和日本都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之下，又是战略前沿地带，这算不算历史事实呢？ 陈柏峰还提到了朝鲜的per capita GDP曾经在很长时期里高于韩国，但因为讨论激烈，他的话没有讲完。历史事实恰恰就是，朝鲜的per capita GDP曾长期高于韩国，而最后之所以一落千丈，除了苏东体系的瓦解和冷战格局的终结，使其失去了支撑，更重要的是，早已实现工业化的朝鲜因为受到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的长期封锁，从而无法获得工业化生产所必须的原料。 当天晚上的讨论中，许教授的其他支持者们也经常说“经济学认为”，以支持他们的观点。但与陈柏峰和凌斌在发言中常常以实地调研结果得出的结论相比，常常显得苍白无力。因为他们说的是应然，而对实然的情况了解太少，总不能因为经济学认为什么样，人类就必须怎么样生活，生活实际不符合经济学，就必须改变生活吧？ 有三个人先后在发言中提到，“有恒产者有恒心”，这似乎也不是经济学的常识，甚至违反经济学的常识：权利使用常常存在道德风险（moral hazard）。而且，“有恒产者有恒心”也推理不出“无恒产者无恒心”。实际上，这句话的完整版本是“无恒产者无恒心，惟士为能”，意思是说，还是有人无恒产而有恒心的，并不是所有人都做不到，只不过在古代一般认为，只有士君子才做到而已。 有人举例说，因为土地没有私有化，所以农民的房子都不好好盖。这就更加不成立了。农民的房子质量不好，这是事实，但这不等于他们主观上不想盖好，更不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没有土地产权，只是他们受制于经济条件罢了。因此，陈柏峰立刻反驳说，今年我父亲在农村老家刚盖了房子，用了二十万元，怎么能说是没有好好盖呢？ 前文提到的那篇报道说，许教授之所以讨论私有化的问题，是因为他认为土地必须私有化，这是土地制度改革的目标，而年轻学者之所以不讨论，并不是因为不认同这个目标，而是因为现在决策层无意这么作，讨论也没有意义。这位作者恐怕没有亲临现场，自己想当然认为大家都支持私有化。但当天晚上的讨论中，原浙江省发改委副主任刘亭在发言中说，他也认为土地权利实际上是一个权利束，虽然土地产权没有完全私有化，但这并未影响农民的经营积极性。至于作者说，有年轻学者私下也承认，私有化是土地制度改革的目标，至少从持续两天几乎没有间断的讨论看，这并不是这次讨论的核心问题，核心始终是经营权流转、土地收益分配、宅基地能否流转等更为技术性、操作性也更强的问题。 还有人提到，只有私有化了才能进行交易，凌斌则用成都和重庆等试点土地流转的情况予以反驳。他说，并不是因为没有私有化，所以农民才不交易，在这些试验区，如果没有政府引导乃至强制性措施，农民的土地流转意愿也并不强烈。很多地方的土地流转反而是在政府和集体的组织协调下才会如此顺畅。这是供求关系在起作用。只要供大于求，没有私有化，一样会发生土地流转。三十年来高速的城市化进程，就是在集体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实现了土地流转。 最后，还要补充一点。许教授是中途加入到讨论中来。此前已经形成了惯例，每个人轮流发言。但许教授到来后，尽管主持人一再解释，他仍然坚持可以随时插话。出于尊重，大家最终同意按照新的规则进行讨论。这才有了后来所谓青年学者“插话”的一幕。而许教授似乎自己插话比较顺利，但面对别人插自己的话还不能很好的适应。他也从未正面回答青年学者的追问。当凌斌问他所讲事实和结论之间的因果关系，他开始追问凌斌的学历。当陈柏峰提出反例，他又顾左右而言他。对了，他还在发言中提到，亚当·斯密说工业革命源自英国的土地私有制。然而工业革命萌芽于十八世纪末，兴盛于十九世纪中期，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完成于1773年，发表于1776年，也完全没有论及工业革命和土地制度的关系。这应该也可以算是“经济学的常识和事实”之一吧？ 这些其实都不需要什么深刻的经济学理论，只要回到简单的常识即可，或者尽可能多地走访农村进行调研，都可以得出更正确的结论。舍此不取，一些经济学粉丝却一定要指责反对自己的一方不懂经济学，一方面可以看出自己不够自信，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经济学是一门非常有局限的知识，用经济学解释一切的时代早已过去了，经济学帝国主义早已溃不成军。 是的，三十年前的中国，改革才刚起步，刚被引介到中国来的西方经济学一时成为显学，吸引了许多优秀的年轻人。在这三十年的改革中，经济学研究的贡献也无人否认。但同样不能否认的是，就是在这三十年间，某些经济学理论被一部分人反复宣扬，几乎成了不可置疑的神圣教条。而且，某些教条也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比如医疗改革，曾以市场化为导向，但最终选择了放弃市场化导向。每当提到这些时候，经济学家不仅没有反思，反而总会用“中国还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这样苍白无力的辩解来搪塞。 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三十年前的莫干山会议上的思想解放需要打破当时的教条，那么今天的莫干山会议如果重扬思想解放的旗帜，需要打破的教条中，也包括这三十年来新形成的理论教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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