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读的北洋水师

致远舰上的北洋水师官兵，左起第六人（即外国军官右手旁）为邓世昌。

他们不是花架子

他们是最后一代武士阶层

9月17日，学者萨苏推出了新作《血火考场：甲午原来如此》，今年是甲午战争120周年纪念，虽然甲午题材图书早已充斥市场，但萨苏选择在此时出书，是因为9月17日是甲午战争中最惨烈的一战——大东沟海战纪念日。萨苏称，选择这个日子推出这本书是为了向北洋水师那一批中国人致敬。

为写这本书，萨苏走访了遍布中外各地的甲午战争遗迹遗址四十多处，采访了五名日本研究这场战争的教授，“日方学者的观点让我们大吃一惊。”萨苏称，日本学界对于甲午战争的主流观点与我们所认为的“甲午惨败”不同，“他们认为，从装备上、战略战术上等军事因素上来讲，双方是势均力敌的。在战争过程中，清军很多仗打得可圈可点，并不处于下风，若不是后期的几个失误，这场战争很可能是双方打和的。”

萨苏在与中日学者交流后发现，就学术水平来说，国内对于甲午战争的研究在日本之上。萨苏推测，这或许是因为这场战争对中国的影响更为深远，也被学界视为中国近代巨大转折的标志。但日本学者普遍将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日本战胜俄罗斯这样一个西方大国视为其崛起的标志，他们研究日俄战争的学者远比我们多，“甲午战争对中国是一个太悲痛的记忆，从此以后五十年中国都走在救亡图存的路上。”

2014年3月，辽宁丹东港发现一条钢制沉船残骸，推测极大可能为沉于此的北洋水师英制巡洋舰。2014年9月，考古人员展开全面探捞，萨苏再度奔赴丹东。直到书出来前半个月，萨苏还在丹东参加探摸北洋水师沉舰的工作。

萨苏透露，丹东目前仍然在进行着探摸和打捞辨识工作，而具体情况需要文物部门的允许才能够进一步披露。“经过艰苦努力，真的在水下找到了船，拍到了照片和录像，打捞上来了沉船残骸，送到权威机关进行了鉴定，而不是仅仅在纸面上说找到了。”萨苏称，沉船信息尚在确认中，暂不可披露，“以本人看法，至少找到了一条英制巡洋舰和一条德制巡洋舰的残骸。”

萨苏对长期以来大众对北洋水师存在的刻板印象提出了质疑和新的解释。“传统误解认为北洋水师就是花架子，不会打仗，好好的装备却被打败。”萨苏说，“北洋水师不是花架子，其实它里面好多东西做得非常精准，它当时的活动范围北到海参崴，南到新加坡，行船十年没有出过故障。当时对海军深入发展，其实建设得还是不错的。”

萨苏说，当时四艘军舰沉没，其实其中三艘的舰长是有机会生还的，但他们都选择了同军舰一起沉没，信奉“舰在人在，舰亡人亡”。

“实际上他们代表了中国第一代职业军人，忠诚的不是皇上，而是自己的职业理想，他们受到的教育就是那样。”萨苏称，在此之前的封建官兵当兵大都是为了拿军饷，“为了粮食而当兵，吃了皇家的俸禄就要拼命”。但邓世昌等人和传统官兵不同，“他们这批职业军人才是国防近代化的基石，这也正是甲午战败让人感到心痛的地方。”萨苏称，当时，中国作为一个近代化的国家正在萌芽，在甲午战争中失去了最后一代武士阶层。

对于甲午战败，萨苏认为在战争之前，中国就已经落后了。“甲午的无奈，很大程度在于大清帝国对于领海主权长期的漠视，相比之下，日本是跑步前进。”与日本不同，在清朝多数官员眼中，“海上辽远，我泱泱大国，无海亦可自足”。中国近代史上，几乎看不到明确的对领海主权及海洋权利的努力。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晚清面向世界的开放，更抑制了中华民族走向海洋的渴望。陈梦溪  

“总司令”丁汝昌巧解旗舰豪华卧房之争

当时中国军队不乏出色的人物。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就是一个在敌军中亦颇得敬意的优秀将领，日文中“提督”即海军总司令一词，便是因丁汝昌访日时的头衔而被作为外来语引进。

丁汝昌的旗舰，是定远号铁甲舰。当年的定远舰被称为“远东第一巨舰”。如今停泊在威海的定远复制舰正是按照它一比一建造的。然而，若是熟悉海军传统的人走在这艘军舰上，不免会问这样一个问题：丁汝昌作为舰队司令，到定远舰上会住在哪里？定远舰最豪华的舱室在尾部。根据近代海军传统，一艘军舰上永远舰长最大，因此舰长有权利享受最好的舱室。哪怕是舰队司令来了，也只能住客房。而按照中国官场的习惯，丁汝昌是司令官，级别较低的舰长刘步蟾理当腾房。否则就是跋扈，不懂规矩。

谜题就在这里，刘步蟾和丁汝昌，到底谁住在最好的房间呢？这不是一个文化问题，背后带有一点博弈的意味。北洋水师以刘步蟾为首的基本军官来自福建，大多曾在国外学习过专业海军技术。而丁汝昌则是代表李鸿章“空降”而来的淮军宿将，陆军行伍出身的海军将领。这让“谁住定远舰最好的房间”成为一个带有权力斗争意味的符号。

刘步蟾是一名优秀的海军军官，曾在1874 年迎击日军登陆台湾的行动中立下殊勋。因航海经验丰富，英文出色，以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院免试的资格直接上舰实习，回国后成为北洋水师右翼总兵，是这支舰队最重要的将领之一。值得一提的是，后来北洋水师的主要将领，包括林泰曾、邓世昌、林国祥、方伯谦等，几乎都在这次抗日保台之役中驾舰出击，参加了中国近代海军首次成功卫护国家海权的军事行动。

不过，刘步蟾也是一名很有性格的将领，甚至敢于当面顶撞李鸿章。他与有竞争关系的“洋员”关系极差。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佑亨将其称为北洋水师中的“张飞”。设身处地，丁汝昌当时的处境微妙——如果逼迫刘步蟾让出最好的舱室，无疑是不必要地激化和留洋闽系军官的矛盾；如果自己去住客房，那又很容易让观望者们认为他镇不住自己的部下，影响威望。

到底丁汝昌住在哪个房间里呢？

丁汝昌是个很会解决问题的人。历史文献中的答案令人意想不到：丁汝昌到达北洋水师后，自称喜欢简朴随意的生活，所以长期没有到定远舰上居住，而是住在一艘木制的小军舰操江号上，甚至在操江号上装设了一张罗汉床。不动声色间化解了危机，可见丁汝昌在处理人际关系时的睿智。

日本油画《北洋水师停止抵抗》中刻意贬损中国官员

北洋水师统帅丁汝昌

旅顺军港里的北洋水师主力舰队

信守诺言的英国恋人

1881 年北洋水师奉命前往英国接舰回国，但有两名水兵在英不幸去世，安葬于纽卡斯尔郊外的圣约翰墓地。1881 年，北洋水师军官池仲佑离开这里的时候，和他的英国恋人意腻依依惜别间请她代为照顾中国水兵的坟墓。英国的女孩子答应了。“许余他日过袁、顾墓为栽花，盖英俗礼拜日女士多往墓上栽花，善举也。”

第二天，军舰起航，意腻来到码头，送行时带来了两件礼物。“意腻自制香糕，罩以雪糖，作船名及余名，冠以吉祥语。又知余家有母，自制食物一瓶，书送慈亲，嘱余转奉，闻者犹感之，况余身受者乎？”这是1881 年8 月8 日，清朝海军军官池仲佑记录下与他的英国女友意腻最后见面的情景。

如果我们还原这一场景，这个场面颇有几分浪漫。意腻那个自制的罩着雪糖的香糕，上面能够用蜜糖写出“超勇号”的船名和祝福的词句，只要稍作推理，便可以猜出它的真实身份。这应该是一种大家今天颇为熟识的美味了，那就是——奶油蛋糕。而她“自制食物一瓶”，从流传下来的文献看还有更多细节——这是一种烤硬的小甜饼，被意腻放在用软木塞密封的玻璃瓶中，交给了池仲佑。毫无疑问，这应该是最早被带回中国的一批曲奇饼了。

自此，两人天各一方，终生再未得相见。

一如超勇号和扬威号，这两艘堪称大不列颠船舶工业骄傲的战舰，自此踏上远赴东方的征程，直到十四年后双双战沉在大东沟的血战中，再也不曾回过纽卡斯尔的故乡。

对池仲佑来说，这次起航有着带一点哀伤的浪漫，他在日记中慨然叹道：“匆匆一别，再晤何期，未免有情，谁能遣此矣！”而浪漫背后，作为一个出生于英格兰大海之滨的少女，意腻也许早就对这样的结局有着预感——世界上的水手，在爱情问题上几乎没有一个靠谱的，无论来自东方还是西方。

北洋水师接回的不仅是巡洋舰，更带来了近距离接触近代工业文明后，那个时代中国人对世界的重新认识。

他们是第一代正视中西方差异的人，他们审视的结果并不是崇洋媚外，而是正如中国第一个留法博士马建忠所言：“西方人在道德上既非禽兽，在文化上又不是夷狄，因此就能与中国人平等相处。”

时间进入21 世纪，留学生李玉生来到纽卡斯尔的圣约翰墓地，发现当年中国水兵的墓碑宛在。寻访中，才知道意腻以后嫁了人，却一生信守了那个“在中国水兵墓上种一些花”的诺言。根据记载，意腻当年为中国水兵们种的花，是一种黄色的花，它的含义是“给那些永远不能还乡的人”。

2012 年5 月14 日，一名邓姓的中国记者在一位英国游人的帮助下，也在星罗棋布的墓碑中找到了中国水手的墓。他惊讶地发现，黑色的大理石碑面依然漆黑，墓碑下面，一丛黄花开得正艳。也许，这是英国女子在另一个世界里向我们这些中国人传来的声音。让我们知道，她信守了那个百年的约定。直到21 世纪，才被我们知道。而那黄色的小花，仿佛，便是一百多年后，那支消失在大洋中的中国舰队，以及长眠于异国的将士向我们传达的最温馨的问候与期待。

自杀殉夫的将士妻子

就在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殉国前后，北洋水师发起了一次罕为人知却异常悲壮的反击。他们，本来不是海军，他们是丁汝昌的“亲兵”，是从安徽故乡追随老提督南征北战的淮军老底子。在北洋水师中，他们充任陆战队和宪兵队的角色。在北洋水师覆灭之际，这些淮军最后的种子乘坐小船向龙庙嘴炮台的日军发动了自杀性冲锋。

在日本1895 年出版的《日清战争实记》中记录了这支只有约两百人的小部队最后的战斗。“敌军拼死前进”，一度打得日军混乱败退，一名中国战士翻墙跳进了日军的师团部指挥所。但终因寡不敌众，这支陆战队终于渐渐不支，残余人员被压制到了海边。“使人感慨的是有的中国兵知道不能幸免而自杀死去……登陆水兵几乎无一人逃脱。”

这次战斗在世纪之交得到了证明。威海在房地产建设时开发龙庙嘴，在海滩下发现了很多人骨和锈蚀的枪械。

他们是追随着丁汝昌走出大山的，按照当时的道德，他们做出的选择和一般军人不一样——作为亲兵他们也要与自己的恩主同难。

还有人做出了同样的选择，那便是他们的妻子。这些妻子们死亡的时间，显示当本村男儿们的灵柩到达故乡后，她们做出了老淮军妻子传统的选择——自杀殉夫。

离主战场几千里之外的福州，是作家冰心幼年生活过的地方，也是她一家曾极度惊惧的地方。甲午战争后，海军军官的大量伤亡导致有“近代海军军官摇篮”之称的福州几乎每家都成了烈属。整个福州城内披麻戴孝者比比皆是，哭声震天。家人惊恐地发现，冰心的母亲暗中藏起了一块鸦片，一旦得到其夫——时任北洋海军装甲巡洋舰来远号大副谢葆璋阵亡的消息就立刻自尽。

幸亏谢葆璋历经大东沟海战和威海卫保卫战都侥幸生还，否则，冰心的人生轨迹可能就此改写了。

中国女性外表文弱，内心坚定，她们若是决心已下，无人可以劝阻。在这些自尽殉夫的妻子们之中，排在第一位的，便是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的妻子魏夫人，时年45 岁。如今，两人的合葬墓在安徽无为县严桥镇仍可找到。

今天看起来，这似乎是一种陈旧的陋习，但放在那个时代，却有其特殊的令人感动之处。即便是在礼教盛行的中国传统社会，以死殉夫在民间也是非常罕见的。一般百姓人家死了丈夫，妻子的做法是赡养年迈的公婆、抚养年幼的儿女。但老淮军的妻子们不一样。

在“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大背景下，清朝军人的地位不高，参军并非一件光荣的事情。安徽本是贫苦之地，两淮子弟因此和古代秦兵一样耐苦战，不畏死，参军常常是丈夫们为了一家人生活选择的不归之路。北洋水师工资待遇相对较高，家里有一人参加海军，便一家人吃穿不愁，岁岁小康，甚至可以惠及乡里。海军家属平素里的生活品质和社会地位远高于周围的农民邻居，但这是丈夫用生命换来的。这是一种改变家族命运的努力，故此老淮军传统以战死沙场为吉利，丈夫为家国殒身，是宗族认为的光荣之举，宗族会为其赡养后人。

转自《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