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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成堆》序 伊沙 尽管，我对那个靠写“校园民谣”出名的俗不可耐的胖子烦透了见不得，但还是想借用其一首歌名来说明我与钟品的关系：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大学上到一半的时候，我们集体性地调整过一次宿舍，我不得不与徐江、侯马暂时分开，来到了一个新的宿舍，睡在钟品同学的下边，感受他在夜里的剧烈抖动，最终化为一声舒服而无奈的悠长的太息…… 对于兼做小说的我来说，他还是我的人物原型，他在我的中篇《我是种马》中担任过悲壮的“男1号”，在我新出版的长篇《黄金在天上》中担任过“男2号”的一半——那里头与“男1号”一起打架进拘留所，以及终遭失败的苦恋，都是属于他的，而不是属于另一半的本人的，我的大学时代远没有他有故事…… 钟品的确是一个有故事的人，或者说在生活中就是一个诗人，生为诗人故而写了诗，而不是相反。我在北师大的后两年，由我和他还有蹭住在我们宿舍的流浪歌手张楚——三人构成了一个文艺青年激进派的小氛围，令三人各自的创作大受其益，那正是我的《车过黄河》时期，我视之为一生的财富。 也正是在这两年里，和我一样，钟品也进入了以后现代为文化背景的口语诗写作，我记得那时候，我俩是谈着后现代，写着口语诗。回想起来，我们肯定是受到了当时刚刚跃上主流刊物的“第三代诗人”的影响，也与理论界刚刚引进显得颇为时髦的西方后现代理论有关，在当时的大学校园里，我们自然是超前的、先锋的。仅就我周围的校园诗人而言，徐江、桑克和北大几君是追求经典化学院派的路子、洪烛、中岛和一大堆人是主流新诗作协体、侯马、宋晓贤还没有开始写。我听一位老师转述：当时已经大名鼎鼎的“第三代诗人”老木（他更惹眼的身份是《新诗潮诗集》的主编）看到我的诗说：“伊沙的诗是上路的。”——让我听了心中有底，增强了以急先锋之姿杀入中国诗坛的雄心壮志。与此同时，钟品受到了更加实在的鼓励，其诗作《回故乡之路》被著名诗人、我们的老师任洪渊选中，参加了《北京青年报》和台湾《联合报》《中国时报》举办的“北京——台北诗人诗歌大展”，太阳风诗社还组织召开了“钟品、桑克作品研讨会”。我还记得当时我手拿那份《北京青年报》时又羡慕又嫉妒的复杂心情，我读着钟品的参展之作，感觉他比同在一版已经成名的杨克、宋琳等“第三代诗人”丝毫不差，比我中学时代到大学前期的诗人偶像顾城要略差一点。作为校园诗人的钟品，有过自己辉煌的当年，一个起点甚高的当年。毕业前正逢乱世，让人感到前程未卜，但偏安一隅埋头苦写凭借过硬的作品携手杀入诗坛的誓约我们哥俩是许下过的。 然后就毕业了。钟品是航天部的委培生，早就签下过卖身契，滚回到他故乡四川的山沟里去是难以逃脱的宿命。我们开始靠通信保持联系，我们在那时所写的信拿出来都是感人肺腑的青春美文。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信中提到我的近期“战绩”：在哪家刊物上发了哪些诗。他回信提及我们的朋友洪烛在遍地开花的猛发，在发表的数量上已经走在了我们的前面，并用孙文的话告诫我：“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让我真是一刻都不敢懈怠啊！另有一次，我在西外传达室收信时读到一本公家订的《星星诗刊》，上面刊有钟品毕业后的新作《阿尔巴特街的画家》等一组诗，那是真心的为他高兴！感觉他比大学时代前进了一步，已经顺利地完成从一个“校园诗人”到“社会诗人”的艰难转型。在此前后，我也利用自己美国《一行》诗刊国内代理人的身份，不断向住在纽约的主编严力推荐年轻诗人的作品，在成功推荐的名单中包括钟品。 1992年，从南方吹来的春风，给人们带来了希望，也把一代诗人吹下了海。不要说走入社会没几年的钟品了，多少已经功成名就的诗人都未能幸免。在中国社会发展的这个阶段（现阶段亦是如此），“下海”与“写诗”犹如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下海”近乎百分之百地等同于“不写”。山沟里的钟品向着南方去了，嗅着咸腥的气息找到了他游泳的海洋，起先还来过两封信，后来便与我断了联系。对于他的选择我并不感到意外，大学时代他便声称过自己是个享乐主义者，是要追求过好日子的——而呆在山沟里写诗，恐怕一辈子跟好日子无缘。与我不同，离开写作，在生存方面，钟品依然聪明，可算人精，挣钱对他来说太容易。到1997年我们再次见面时，他已经完成了自己颇带传奇色彩的原始积累阶段，生活的城市已从广州转到北京，安家落户。转年我们又在北京见过一面，然后又是多年不见，再次见面已是2007年初，我有诗《今宵酒醒何处》记录下当时的情景： 二十年前 在我上铺夜夜手淫 令我无法入眠的兄弟 在二十年后从天而降 飞临到我的城市 住在距我家最近的宾馆 我特此向老婆告假 专门陪他一晚 借此重温青春的好时光 二十年前他爱干的私活儿 如今已经干不了了 他用最先进的环切手术 切掉自己过长的包皮以后 他那暴露在外的龟头 变得麻木不仁 再也不吃手淫这一套 讲起过去的故事 有多少秘密我们无从知晓 有多少玄机我们难以参透 讲起当年的同学 今日各不相同的景况 感叹命运的力量 有人死了 有人疯了 有人关了 有人在我们毕业的当年 就在北京饭店坐台 成为老一辈 无产阶级小姐的先驱 致富和发福 成为普遍现象 当官和离婚 不能算作新闻 岁月无情 我们已经老得开始议论 女同学的女儿的长相了 惊讶于美女生丑女丑女生美女 风水轮流转公主到我家 不觉东方之既白 可话还没有说尽 今宵彻夜长谈 身为一名职业写家 我心花怒放 仿佛挖到金矿 一夜暴富 可是当他走后 我却一连数日 写不出一个字 就像饕餮之徒吃多了 消化不良一般 还被生活的真实所压迫 感觉到写作的无聊 写家的无能 直到有一天 我先打了一串轻微的饱嗝 又放了几声如雷的响屁后 灵感才像汹涌澎湃的屎一样地 来了 正如诗中所写，我们海阔天空地聊了很多，惟一没有聊到的是：钟品又开始写诗了。我已在一篇文论中谈及过博克热带动“下岗诗人”重新写诗的现象，钟品的重写应该归入到这个现象之中。我不知道这个现象中的诗人有没有“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之感？但是很显然，写诗如吸毒，你一旦沾过它，一辈子有心瘾，早晚都会回来的，不回来心里难受，不回来活得不好！说得严肃一点：当物质生活的保障基本解决之后，精神生活的需求便提高了，而诗歌无疑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途径之一——写过的人深知这一点。 为了这篇责无旁贷的序言，我已经认真读过了本书的书稿，重温其早年的作品让我感到亲切，重点是近期的作品。首要的印象是语言：口语，还是口语！说句心里话，对于语言进入不了口语层次（不是过去认识的“风格”）的现在进行时态的诗歌，我是有些歧视的（过去完成时的除外），所以我认为钟品的语言还是“上路的”——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从他诗歌的语言上读出的信息相当丰富：一部分还保持着1980年代中后期“第三代”口语诗的特点（比较散漫的“生活流”），另一部分则已经汲取了口语诗在近二十年来的成果积累（趋于精妙的“有话要说”）——由此可见，口语诗史的“前”、“后”分期已经不是策略（当年提出时就不是策略），而是一个强大的现实。由于中间一段的不在场，钟品有必要对这个发展过程做出一番正确的梳理，对于今后的写作肯定会大有好处。 与当年的情形还有所不同的是：“怎么写”已经不显得那么迫切了，或者说对这个时代的诗人们而言，已经不是问题的全部，而“写什么”显得尤为重要——当然，这个“写什么”指的不是题材的选择，而是你所说出的话的质量！我欣喜地看到钟品在他后期作品中说出了不少颇具人生经验和智慧的很有质量的话，但也感觉到他还可以说得更好——关键在于他必须有这样的意识和自我要求。 钟品好赌，天生具有赌徒性格，大学时代靠赌饭票就饿不死的那种主，我现在想问的是：在这本总结性的诗集出版之后，你打算为诗歌下多少注？这可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大问题！ 我与钟品曾经奋斗过的广东有辞旧迎新之缘，元旦那天，我在佛山祖庙拜谒黄飞鸿，钟品的电话突然打进来，狂赞我刚刚发布的长诗《蓝灯》，说我一诗灭人一年，那时我很想念我的这位会打架的朋友，因为昨晚我刚打过一架，将一个上来寻衅的抹布一样的“80后”小秃驴一脚踢飞——以我之拳脚，并不需要他在场帮忙，但却还是那么想了一下：有这小子在多好啊！但即刻就打消了：若他真在，我们俩肯定得进去蹲10天，一如当年他和张楚那般——一如《黄金在天上》所写的那般！ 兄弟，咱们还一块练诗吧！好在这美丽人生正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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