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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定凯 大学自身的创新通常需要特别的人物或事件触发。当前这场席卷全球（特别是欧元区）的、持续的金融危机，既让相关国家的高校发展面临困境，也提供了一次实现高等教育变革的机会。 欧洲高等教育的公共财政占据全部投入75%的份额。经济不景气给高等教育带来的一个直接影响是政府投资被削减。根据欧洲大学协会（EUA）2010年底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受本次金融危机影响最大的国家包括英国、爱尔兰、希腊、匈牙利等，这些国家的高等教育经费削减10%以上；西班牙、荷兰、斯洛文尼亚等国的高教经费则削减了5~10%。特别是英国，预期该国2014~2015年预算将比2010年减少40%，而教学方面预算减少的幅度更是高达79%。 国际高等教育界的财政紧缩并不是一个新话题。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政府一直在寻求各种借口削减高等教育的预算，所不同的是，本轮紧缩大潮和公共债务问题，为高等教育公共政策的新自由主义思想提供了更强大的口实。于是，“平衡预算”、“切除赘肉”成为普遍的大学改革策略。那些专业性太强或者成本太高的学术项目，率先成了财政紧缩的对象。 预算削减意味着大学需要从更多的渠道寻求可持续的经费来源。这方面，英格兰成为了许多欧洲国家效仿的对象。1998年，英格兰的大学学费为1000英镑，而到了2010年，被允许收取的学费在6000~9000英镑之间。虽然政府只希望顶尖大学的学费在2012年以后达到9000英镑，但据估计所有院校的学费都将达到这一水平。过去几年中，丹麦、瑞典、荷兰等国的大学开始对来自非欧盟国家的学生收取全额学费，这些国家对国内学生收费的压力也在增加。 当然，不同欧洲国家由于不同国情和高等教育传统的差异，受金融危机的冲击程度也不同。西班牙、希腊等南欧国家年轻人的失业率曾高达50%，这些国家的高等教育制度也成为了改革的中心之一。长期以来，希腊学生在大学管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种权利经常都会被政党利用来反对改革。受制于国家经济困境，希腊政府对高等教育系统的资助大幅减少。2011年下半年开始，希腊高校开始实施一项旨在打破僵化管理体系的改革举措，着力削弱学生的权利，规定教授的研究活动必须受到审计，并创建外部治理委员会。这些措施遭到了部分教授和学生的抵制，但希腊政府决意将改革进行到底。 与希腊等南欧国家的大学经费紧缩政策形成鲜明对照，同样面对金融危机，法国、德国等北欧国家近两年却逆势大幅增加了大学教学和科研经费。以法国为例，法国于2009年开始制定和实施“未来投资”计划，将其视为全球经济危机之后提高国际竞争力、应对世界新格局的重要战略举措。欧债危机爆发后，法国开始财政紧缩，但该计划的实施未受影响。“高等教育和培训”被列为五大优先投资项目之一。 虽然欧债危机给本地区各国高等教育发展带来了不同程度的挑战，但这并没阻止欧洲各国的高等教育协作关系不断加强。作为“伊拉斯谟计划”（ERASMUS）发展的一个成就，2010年启动了“欧洲高等教育区”（EHEA），目前涉及47个成员国、6000多所大学的3000多万名学生，其涉及的区域范围显然超过了欧元区。“欧洲高等教育区”将继续推进一个更加可比较、相互匹配和一体化的欧洲高等教育体系，鼓励各成员国的学生和学者的流动。在这样的合作框架下，欧洲国家之间的互助精神可以为饱受金融危机打压的国家捎去些许抚慰。例如，最近挪威政府要求更多的本国大学与那些受经济危机打击最大的南欧国家开展合作，此举可同时为挪威本国招揽人才。 考虑到欧洲内部各国高等教育制度、发展水平和社会环境的巨大差异，高等教育一体化的改革必然不会一帆风顺，并有可能导致新的分层结构。虽然许多大学希望获得更多的国际支援，但各国大学想从欧盟那里获得经费支持并不容易，目前欧洲大学收入中来自欧盟的比例只有3%。另外，学生和学者的流动必然受到国家和个人经济条件的制约。新的移民政策和学费的上涨对学生的流动会产生不利影响。英国的高学费可能促使更多的英国学生赴其他欧洲国家留学。而从学者的角度看，那些受欧元危机冲击较大的国家，由于那里缺乏良好的研究环境，移民他国或许是一个出路。那些学术传统好、经费充足的国家将成为人才聚集地。 如今，金融危机正悄然改变着欧洲传统高等教育的版图。伴随公共投资的减少趋势，欧洲国家的公共部门对大学的调控和问责制在不断加强，这导致大学自由支配经费权的丧失。对于大学发展而言，应对金融危机的重要前提是大学能自主确立办学使命，并按照各自的战略目标，自主地调配资源。而目前的改革恰恰是以牺牲大学的自主权为代价的。 诚如一位希腊学者评论的那样，高等教育的未来已经交到了经济学家的手里，发展趋势越来越与高等教育本身无关，却日益成为政治经济学的议题。从长远看，真正影响欧洲大学未来发展的因素，或许并不是经费短缺本身，而是解决经费之道和经费的分配方式！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中国科学报》 (2012-04-04 B3 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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