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我怎样欣赏中医，可在医疗体制上我还是赞同以西医为主。因为西医更符合当下的时代要求。在人口大爆炸的时代，在战争频发的时代，中医显然不能满足批量处理和战地救护这样的医疗要求。西医的医生通过课堂教育和集体训练就可以造就，可以迅速地复制。而中医却不是想大力发展就能发展得起来的。 如果没有一个当中医的母亲，而只有一个狂热追求科学的父亲，我可能终生难以获得一个审视现代科学的视点。审视现代科学怎么能被理解为是抛弃科学观点呢？西方科学和中国传统文化在我家就是我的父亲、母亲。我很难把科学精神与我父亲分开，也不能把传统文化从我母亲身上分开。任谁对父母也不会做出存一去一的选择，更不会唆使他们离婚。
如果我失去父母的文化，那么我还有一个“求诸于野”的选择，那就是我奶奶的民间哲学。我奶奶认为婚姻大于一对男女。我父母的世界观虽然不一样，但在我奶的主持下也照样结了婚，生了四个孩子。那位签名要取缔中医的教授，怎么不先与当中医的老婆离婚？所以，还是我奶说得好，什么也不能大过过日子。中西医之争，中西方文化之争，都呼唤一种能对这两种文化进行整合的大文化产生。
我之所以拥护中医，既不是想否定西医，也不是要制止西医，甚至不是为把中医发扬光大，而是想通过中医控制一下历史车轮的速度，别因太快而翻车。
我承认中医是穷人的医学。我们都知道让全世界的人都过上美国人的生活是不可能的，因为仅有3亿人的美国，他们的生活方式已占有了全世界一多半的资源，没给其他国家留下多少发展空间。美国一年的卫生医疗费用是1.3万亿美元，而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才3.5万亿美元，把它全部用来解决中国13亿人吃药，我们吃药的总量也只是美国的五分之一。西医如何保障13亿人的医疗问题？既然西医只能给20%的人治病，为什么偏偏要在这时消灭穷人医学而只留贵族医学？如果一个彪悍、勇敢的猎人手里再有一把枪是不是效率更高？为什么有了技术就非得排斥技艺呢？
不是有钱就能生活得更好。我经常帮助年轻人搞家庭财务核算。他们的年家庭支出是我的好几倍，可他们天天喊穷，过的是穷日子。尤为可气的是，他们养的孩子竟然能营养不良。我对一个年轻人说，你只要把你家食品的食用季节调整一下，不仅支出会下降，营养也会充足。当我家吃春季蔬菜时，她家吃夏季蔬菜，而当我家吃夏季蔬菜时，她家吃秋季蔬菜。而反季蔬菜或是大棚菜，或是外地菜，不仅价格贵，而且营养和口味都不够好。我引导年轻人总结这种花大价钱过低质量生活的问题症结在哪里，年轻人居然一致认为还是缺钱，他们认为挣钱是硬道理，钱能解决一切问题。我奶奶认为从花钱方式上很能看出一个人的风度，花钱如流水的过日子方式为她所不齿。我奶奶这个围着锅台转了一辈子的家庭妇女在过日子方式上很有君子之风。
女儿学中医之必然，是因我想要理顺她的思想，矫正她的生活方式，让她学会照顾自己，想让她精神独立，想让她有一技之长，想让她能够终生学习，想让她老有所为，想让她为人民服务，想让她沉稳，想让她有自己的事业，想让她的道德得到认可，想让她很中国。我对女儿有很多想法，非把她托付给中医事业才能实现。
推而广之，我希望中国能重拾失落的文明。跟着西方人后面走是走不通的。我们绕了好大一个弯路，我们不能白走这个弯路。就像我在中医这个问题上所走的弯路，要在我女儿这儿弯回来一样。是时候了。我们可以沉静下来，好好想一想。想一想我奶奶的过日子哲学。
十几年前，我曾介绍一对男女相亲，见过面后女方来找我，见我正在计算结婚和生孩子的日子，惊得她哇哇大叫：“你这是在算我吗，这怎么可能？”我说：“怎么不可能？你先谈着，这边准备结婚。”
前几天她请我吃饭，告诉我，她已经介绍好几对年轻人结婚了，她现在理解我当年为什么推着她向前走，她也在做当年的我。如果中国过日子的现实需要中西医联姻，那么中西观念不一致并不碍过日子，理论交合不了，那就在实践中统一好了。都是医学，怎么就不能磨合呢？
从我母亲到我女儿，中医在我家走了一段弯路又转了回来。作为一代中国人，我愧对先人。为了弥补我的过错，我只能把我对中医的少许记忆尽可能原样地描述出来，以供女儿参考。如果还能给其他人以启示的话，我的负罪感是不是更能减轻一些？
我之所以活到了50岁还觉得活着有意思，是因为总能品味到生活的神奇。我过了一个由母亲伴随的童年。女儿出生后，陪伴着她，我又过了一遍从母亲的角度重新审视的童年。这时我才发觉，自以为懂事的我当年并不那么懂事，本以为不懂教育的母亲其实并不那么简单。由此，我知道人的童年不是经历一次。
历史，为什么被反复推敲？原始，为什么令人割舍不下？人们为什么要回溯，要寻根？因为人类不是一次就能长大的，需要反复成长。我们现在力图摒弃我们身上残存的原始性的东西，却不知我们是人面蛇身，身下盘着长长的历史，任何历史上的今天都是今天的历史，我们不可能只要头，不要尾。 我的一个朋友形象地描述我们今天的进步是一个下身瘫痪的人开电动车。如果没有对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下知识的把握，何来融会贯通？所以，回溯不是返旧途而是走新路。是捡拾回本属于我的人生，是让自己完整无缺。在我陪伴女儿所过的童年中，母亲的形象的确高大起来，具有了神性。由此我也理解了中国人为什么讲做人，为什么敬祖先。
女儿说：“妈妈，你死后，如果我想辩论有谁能替代你呢？”我心中暗自得意，是女儿的不断否定，把我否到了一个无可替代的位置。我死之后，会不会在女儿心中也获得几分神性呢？
由此我想，中医被否定也不是什么坏事。女儿打小就总批判我，好像不否定我就不能成长似的，我也甘于让女儿否定。从女儿身上我也悟出，历史不是被供奉的，神不是被推崇的，其鲜活的生命在于不断被否定和肯定的使用中。肯定和否定的本身没什么意义，有意义的是人在成长。中医在被否定和肯定中，这说明我们在成长。被否定也是存在价值，西方的理论能够被我们否定本身也说明我们在成长。
母亲的一生，既无社会经验，又不懂社会规则……但她却生活得从容不迫、舒展大方
早年，我与父亲一样，对母亲的生活方式是持否定态度的，认为她不在主流社会，没有社会地位和社会名望，单纯、幼稚，不了解社会，缺乏社会经验……可当我在社会上走过大半生后，我却基本否定了自己的社会价值。
女儿小时候，每当我向她提出一条要求时她就要问我为什么，每次我都回答她，不是我要求她非如此不可，而是社会要求它的每一个成员都必须如此。
近日，一个朋友把他大学刚毕业即将走上工作岗位的儿子领到我这里，让我给上“政治课”，告诉他社会的潜规则……
我们都在适应社会，并认为不管花多大的代价都是正常的、值得的，好像不如此就不能生活，不如此就不是一个社会的人。可装了一肚子社会经验的我，回过头来一看，这些世事通达真的是学问吗？如果没有母亲比照，我丝毫不会怀疑我的做人经验是学问，前几天参加一个业务研讨会时大家还专门谈到这些经验的价值并给予充分肯定。
可母亲的一生，既无社会经验，又不懂社会规则，甚至缺乏自我保护意识，但她却生活得从容不迫、舒展大方。
记得在“文革”最激烈的时候，父亲在单位被揪斗、被殴打，斗争无限升级。我们大杂院有死的，有逃的，有进大狱的，形势已完全失控。母亲家的成分是地主，她又开着个体诊所，也属于革命对象，我家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
奶奶站在大院中央，进行了一场“气焰嚣张”的演说，三十多户人家，奶奶逐家地骂。对一个妇女骂道：“你生孩子难产，三天三夜没生下来，最后还不是来找我家媳妇了？如果不是小宁她妈，你就得憋死！”然后踢一脚一个半大小子：“还能轮到你今天来革奶奶的命？”对另一个又训道：“你出麻疹，出不出来，四十多天下不了地，最后是谁救了你？今天你当革命小将了？你要革谁的命？”“你们有一个算一个，都拍着良心想一想，我们家孩子妈，对你们哪一家没有恩？……”
我奶奶这么干时，我真替她捏一把汗。那时的人性何等脆薄？一旦被激怒，后果不堪设想。可是全院的人都低下了头，听奶奶数落，大家都承认我母亲医术高、医德好，真找不出一个对我母亲有微词的人。奶奶的指责，瓦解了人们的革命激情，把我们家从困境中解救了出来。在我家的窗台上曾出现压着一张十元钱的事，这不是很奇怪么？
如今想来，母亲的生活也是社会化的，而且是真正的社会化。她行医，但不挂牌，也不做广告，靠的是“酒香不怕巷子深”。社会各个阶层、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来找她，母亲全一视同仁。母亲还相当于邻居们的家庭医生。远近邻居来问病，母亲有时脉也不瞧，就让我给包两包药，这给我留下看病这事挺简单的印象。如今我明白，这不是看病简单，而是对病人的熟悉，这正是西方施行的家庭医生的优点。母亲的诊所相当于现今的“社区服务站”，母亲与周围人的关系能说不是社会关系？母亲与人们所构成的社会关系能承受住文革这样风暴的冲击，而我们现在在社会中收获的却多是世态炎凉，对比母亲，我的社会经验又有多少价值，有多大必要呢？社会经验真是有用的、必须的么？
我之所以支持女儿学中医，也是不想让她像我一样学了很多社会经验，动用了许多聪明才智却只是为了能在社会上立足，其实人生完全可以不需要这一套，可我年轻时却把这作为一门学问来学，以为这是真知，却从未想到这是浪费生命。如今人们浪费在这方面的精力就更多了，其社会成本之大有目共睹。
母亲只致力于中医就可以在社会上立足，她不懂什么经营理念、什么人际关系，她没有被人骗过、被人讹诈过，没有经历过医疗纠纷等麻烦事。母亲所处的社会关系是真实、稳定、自然、安全的，她是真正植根于百姓。所以，母亲从未感到世界是复杂、危险的，从未感到人心是险恶的，这使她保持了天真、单纯。无论我父亲怎样为母亲分析社会复杂、人心叵测，母亲总是浑然无觉，毫无防范意识。而我当时却觉得父亲说得很对，热衷于不断武装自己，并活到老学到老，可到头来却发现，如果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不是建立在人性的、自然的基础上，那么我们即使终生致力于防范也未必能获得安全感。
母亲终生用自己的医术帮助别人，而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的她也终生获得别人的帮助。她与人的关系不是建立在金钱关系上，有钱的人来看病是自觉交钱；没钱的人，有时是老人，有时是孩子自己来更没有要钱的理。便是听说谁病了，还要派我去探视，不仅送药上门，还要送些水果点心。
女儿的师傅也是一个十分单纯的人，农村妇女找他看病，市长也找他看病，在他眼里全是病人，一样看待，不卑不亢。许多人认为他清高、自傲，其实不是，这是中医的行医特点使然。市长到西医院看病可以有住高干间、用好药、做细致的检查等等高级待遇，而中医不管谁来也是用三个指头号脉，也是吃草药，没什么特殊和高级待遇，不能因为他是市长就给他药里多加人参。所以，中医本身具有平等性。
母亲告诉我，她的第一位和第三位师傅不贪财，但第二个师傅就有点重钱，也有一些钱，结果害得儿子抽大烟死了。母亲没有留下钱财，她的吃穿也不比别人好。经常有人给她送礼，那时的礼物多是水果、点心、罐头之类的，可母亲从不允许我和弟弟们动。记得因为母亲不允许大弟弟吃一块点心，奶奶心疼大孙子还骂了母亲，然后上街给我大弟弟买了一个烧饼。我总是替母亲把这些东西分送给各家各户的老人。在我成人之前，我没有吃过一个完整苹果，总是与人分享，一块四分之一的苹果，能被我用前门牙刮上好久，十分美味。
能研究明白中医如何害人都能是个好中医
女儿的父亲有一段时间天天醉归。他的一个朋友好喝酒，酒量又大，喜欢把他喝倒，而且是天天喝倒。我一看这么喝也不行啊，就宴请这位朋友进行规劝。谁料这位朋友不但不听劝，还宣称谁也不能阻止他的“残杀”行动。我一看劝不了，只好换招，于是，给孩子爹扎上“神功元气带”，做上理疗，吃上药膳，采取了一系列强身健体措施。这一下，孩子爹的酒量上来了，不仅自己不倒，还能让他这位朋友倒。这位朋友不甘失败，奋力抵抗，终于有一天醉后在楼梯上滑倒，撞破玻璃掉下楼去，虽经全力抢救，还是成了植物人，一年后去世。
事出之后，我追悔莫及，自责不已。我的这点医药知识把他害了，这医学知识岂可强用？当我们在使用知识时，在挖掘自身潜能时，意识不到其中冒险成分，意识不到当一个变数开始变化时，会引发其他变化，而这个变化在整体中不一定就是和谐的、良性的，对身体、对社会来说都是如此。可我们人类的本性却是明知不可为而为，科学就是这样一个产物，这是人类的进步所在，也是人类的悲剧所在。
出于自责，我常去医院看他。他像个婴儿般躺着，他妻子问我怎么办？我说，重新开发智力吧。我到街上买了各式各样一大堆玩具回来给他。但他只喜欢一个玩具——布娃娃。这让我很奇怪，一个大男人，当所有社会意识被滤去之后，他喜欢的玩具竟是布娃娃。如果说他完全没有社会意识也不对，他妻子说他玩布娃娃时如果身旁有人看，他会害羞。
和他同病房的病友也是脑部出了问题，表述不清，他想说东时，表述出来的肯定是西，他为人们听不懂他的话而生气。有一天，我去时他正在砸东西，大家躲在一旁看他发泄。我看了一会儿后，把纸笔递给他，让他画，他画了一个杯子。大家松口气道：“哦，他原来是要喝水啊。”后来我再去时，他给我看他的本夹子，已画了厚厚一叠，而且越画越好。他再也不发火了。看来，概念这东西在人的大脑中不是一种稳定的储存，它的调取容易出现问题。所以岩画多是图，少有文字。雅玛人倒是留下了文字，到现在也破译不出。
类似对不起朋友的错误最近我还犯了一次。一个非常有思想的朋友，研究中国文化，我认为他的观点相当有价值，急于想看他的理论成系统，可他却不着急，写诗作联，优哉游哉。看他这么不用功，我对他就没好态度，对他的诗作不断地讽刺、挖苦。渐渐地他就不写诗词了，专心致志地搞研究，思想也越来越出锋，我为他的新作拍手叫好，赞扬他务正业、走正道。正当我满怀希望地看到他的思想大厦初具规模之时，建筑停工了，而且再也不可能建起来了——他死于突发心脏病，非常迅速。西医说他是心脏病，可我知道他是死于耗尽心血。
每当读他的遗作我都十分痛恨自己。他的文章思想密度非常高，得投入多少心力，耗费多少心神才能锻造？思想和艺术一样，是要用生命来换的，如果不懂得养精蓄锐而只是一味输出，那么生命就会戛然而止。他只是在高能量输出的过程中稍许分散点精力，调节一下节奏，我却打击他，不等他的思想慢慢溢出，而是杀鸡取蛋，压榨他的思想，致使他瞬间阳气消散，撒手人寰。他的建筑工作是无人能替代的，整个损失是无法挽回的，我怎么可能原谅自己呢？至此，我终于理解母亲顺其自然的心态和做法。干预和介入都是改变稳定系统中的常量，最后的结果不一定是你预期的，很可能是意外的。这也是西医既治病而又常常致病的原因。虽然我理解母亲不轻易给人用药的原理，可我在生活中却屡犯干预生活、改变常数、违背自然、刚愎自用的毛病。
朋友们劝我想开些，说哪有让人用功就把人累死的理？都说朋友之死与我无关，但我不能释怀。从法律上来讲，从楼上掉下来的朋友和突发心脏病朋友的死都与我无关，可我自己心里明白是我害了他们，我知道我是怎么害了他们的。
女儿说，人们不了解中医之理，也就不了解中医如何杀人。反对中医的人只能说中医骗人而不能说中医杀人，因为只说中医骗人还好说，要是说中医能害人，谁能说出中医怎么害人？哪个西医能说出中医害人的机理？女儿强调说，便是能研究明白中医如何害人都能是个好中医。
中西医的机理在我看来如同雕塑。中医是雕，西医是塑。西医是用现代科技材料一点点塑造出来的；中医是用天然材料一点点雕刻出来的。人们嘲笑中医所有的东西都是天然具有，没有自己的塑造，所以不承认中医是医。这个逻辑等于说一块石头本身就含有雕像，雕塑家不过是把雕像从石头中拿出来而已。于是，在有的人看来，塑像是本事，能从无到有；雕像不是本事，因为原来就是有，现有全是原有。
身为中国人，便是西医想问题时也还是要逐渐显露中国人特点。做手术，本身就是对身体的干预。早年西医总是尽可能多地清除癌细胞，并为清除得彻底而骄傲。可是，当看到获得了生命的病人失去了家庭幸福甚至演绎悲剧人生时，有的医生对自己的治疗方式产生了怀疑。于是，切除的很少，开始冒险的医生就出现了。因为他们把治疗的侧重点不仅仅是放在“病”上，更是放在人上，也就是生存的质量上，这就是说，他们开始宁可冒病人可能死亡的险，也拒绝用手术刀开创悲剧人生。这种医疗观念是对眼里只见病不见人的医疗观念的反动，这种治疗方式增大了病人的危险系数，在理性上不是强势。可是作为中国人好多能够理解和接受这种治疗方法。
历史经常做出弃珠宝而留窝头的选择，这是不需要讲什么道理的
从表面上看，母亲不适合在医院工作是她个人的行医方式与她所在医院的运作方式相冲突，父亲把这归于我母亲的个性原因。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历史的显影作用如今呈现出来的却是这一事件中两种医疗方式的必然冲突。母亲当时不一定能意识到中西医矛盾的实质，她凭的是感觉，她考虑的不是工资、名利、地位，而是要让中医得到施展。她离开大医院的做法当时可以说无人理解，我小时同我父亲一样，认为我母亲幼稚、愚昧。
母亲脱离医院，远离社会主流的做法，使她相对保留了一些不曾被冲击的中医传统的行医方式。这使我今天对比母亲能看出现代中医与传统中医的差异来。严格说来，当今的许多中医已偏离中医轨道不能称其为中医了。好多从中医药大学毕业的人，当他面对病人时，眼睛里反映出来的不再是阴阳五行的人，而是一个生物的、解剖的人。所以，他们是使用中药的西医，而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医。
为振兴传统文化而振兴传统文化之路我认为是行不通的，必须得依托一些有实际用途的东西才行，比如中医。西方文化虽有弊病，但其眼前的实际用途是它得以存在的现实基础。人类的进化是要轻装上阵的，一块金子的价值对正在征途上的人类来讲可能就不如一个窝头，历史经常做出弃珠宝而留窝头的选择，这是不需要讲什么道理的。我告诉女儿，先不要把传统文化打制成珠宝，一定要做成窝头。
认为科学比阴阳五行强，认为珠宝比窝头有价值，这是目前人们普遍认可的价值观。连提倡儒学的人也是千方百计地证明儒学是珠宝，以为这个证明完成了，人们就必然会作出弃窝头而要珠宝的选择了。可我支持女儿首先学到手的技术是针灸和按摩。我说，当你和西医在一起时，当你们几乎是赤手空拳时，你还能称自己是医生，还能为人治病，这是对一个医生的起码要求。不要先去想当什么专家，专家离开大学、离开大医院就不是医生，连一个一般的小病都不会治。医生不是搞航天飞机，大多数的医生还是要给千百万老百姓看病的。所以，先不要把自己弄成珠宝，不能让中国老百姓搂着一堆珠宝饿死，要尽最大可能变知识为窝头。
中医把自己用科学框住，用医院的模式限制住，用逻辑思维割裂开的退守政策并没有换来西医与科学的认可，反而使中医步步后退，走向萎靡。
我们现今头脑中所装的东西与古人不一样了，这不等于说我们脑袋这个容器也有了质变，而我们的肉体几千年来更没有发生突变。因此，在治病这个问题上，选用一些有效的古老的办法可能比新办法更安全、更有效。
西医是伟大的，但这不是它称霸和搞垄断的理由，更不是其他人俯首称臣、放弃思维自主权的理由。在科学上没有一劳永逸，大家都脚步匆匆。
西方文化中一直有个至高无上的万能的上帝压着他们，人是有原罪的，是迷途的羔羊，人是卑微的、愚昧的。所以西方人对伟大的尊崇是毫无保留的。可东方人却始终有神人一体的情结，从未真正地把神性从自身中分离出来。所以，便是到庙上去烧香的老太太也有糊弄神仙的成分。事实上也是，生命本身就是神奇的，我们有什么理由藐视进化铸就的感觉和认知能力呢？我们为什么要轻易否定在我们这块土地上生长出来的中医呢？
缺少自信使上世纪50年代好多中医纷纷改学了西医，母亲的师兄对她说，这是一场历史淘汰，留存下来的中医是真正的精华。
缺乏自信使今天的中医无力去统纳西医，使他们不是结合了西医的中医，而是被西医结合过去了的用中药的西医。
没有自信使现代中医不能超越道德，超越我们的客观环境，超越我们的时代，不能有一个自然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不能对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有个整体把握，必然是无所适从，无从诊断，又怎么能成为一名真正的中医呢？
女儿倒是蛮有自信的，但也能感受到压力。她排解压力的方式把我逗笑了。她说，在不堪压力时，她会跑到校门口，往算命老头手中拍上五元钱说：“你也不用给我批八字，也不用让我摇铜钱，你就说点好听的，让我精神振奋就行。”女儿对我说，这招效果很好，比找什么心理医生都强。这些坐在校门口的老头，每天阅人无数，能够把握当下人们的心理脉搏，他们的人生哲学十分顺应客观形势，为人提供的把握自己所在位置的心理参数颇有价值，是老师、家长和社会媒体所不能提供的。女儿的这种“算命”方式往往取得皆大欢喜的效果。
母亲的中医自信是来自师传，来自亲身行医感受，是真情实感。我想，母亲学医时如果不是师传，而是在课堂学的结果会怎么样？现代中医来自医科大学，来自接受了十几年“科学”洗脑而且是洗脑成功的年轻人。面对与以往所学完全不同的阴阳五行观念时，他们是抗拒、排斥和茫然的，他们会非常自然地将中医做西化处理，何况中医药大学分科、分类的课堂教学，把中医真正肢解了。
如今学中医不用背医古文了。我们现在的语言环境是现代汉语而不是古文，不同的语言环境有着思维方式的差别，这个差别对生活的影响还可以被吸纳，可在中医的学习上这个影响就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了。现代人读古文必须借助注释和翻译，难以直接用古汉语思维。古人不用现代汉语说话不是古人的错，所以在读古文时感到烦躁而指责古人是没有道理的，否认古汉语思维方式的存在和一笔抹杀古汉语思维的方式也是不科学的。
中医院校使用的教材不是医古文，而是经过翻译的白话文，这一翻译，不仅把意思走了，还经过了现代逻辑梳理，想想看，学生的学习效果会是什么样？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现如今已不具备学中医的条件了。今天的人要想走到中医的领域，中间隔着科学技术、哲学思想等众多的西式山峰，要走的弯路很可能是要付出一代人的代价，如同我一样。
我对年轻人说，如果真的想向西方学习，首先应该从吃饭学起
西医只要学，就能学到知识，就能学成。而中医没有“知识”，中医的知识没有阴阳五行这一精神内核统帅，就是一堆垃圾。学中医不可能像学西医那样一个术一个术地学。中医不是技术，所以你不能量化它，测试它。它大而无外，小而无内，你到哪去找它的对映体，用什么做它的参数呢？这正是母亲反对我不背经典，只想知道对症下药，坚决不肯教我绝招的原因。因为对症下药只是中医之表，而不是中医之理。可中医药大学的毕业生往往连对症下药也不得要领，更谈不上对中医的信仰，于是纷纷改行做西医去了。
和年轻人谈中医很难，便是谈传统文化，往往也没有切入点。年轻人习惯以现代的、科学的角度看问题，传统的东西在他们头脑中没有落脚点。
后来我总算找到同年轻人谈传统文化的突破口了。我问年轻人：“喜欢吃饺子吗？”大多答到：“喜欢！”我问：“制作饺子的原料是什么？”都能举出面粉、肉、菜、油、盐等等。又问制作饺子的工序，也知道和面、做馅、擀皮、包饺子等。
我问，包饺子麻烦不？年轻人承认是很麻烦。我说，既然做饺子麻烦，按照肉烂在锅里的理论，我们把制饺子的原材料放到锅里一起煮熟了吃不是一样的吗，何必费这事？年轻人说，还是饺子好吃啊！我笑了，这就是中国人。从中国人的吃饺子情结可以看出中国人的美味追求，即使是事事向西方看齐的年轻人在吃这个问题上也不肯放弃口腹之欲去以西餐为主。
我对年轻人说，如果真的想向西方学习，首先应该从吃饭学起，因为这不是一件小事情，要知道外国人就不费功夫包饺子。西方人吃饭，基本上是从营养的角度理解饮食的，面前这盘西餐，色彩上对比鲜明，滋味上各不相干、绝不调和，简单明了，纵然有搭配，那也是在盘中进行的。西方这一饮食观念同他们的哲学观念是一致的。
而中国人做饭的过程叫烹调。烹是煮熟食物，调是调和五味，重内在而不刻意修饰外表，关键就在于它的味，而美味的产生，在于调和，要调和食物之味，使之互相补充，水乳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助渗透到一起，这正与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吻合。
为什么饺子好吃？为什么平常的材料做成饺子就能产生一道特殊的美味？对此现代人用科学方法做出诸多解释，还说饺子很符合现代营养学观念等等。可在科学和营养学没产生之前我们中国人就吃饺子了。
讲究调和之美，讲究内在的味，好味道的意蕴是难以说清的，中国人对饮食追求的是一种难以言传的“意境”。意境是一切艺术的中心，饮食文化也不例外。
曾和一位在美国搞科学的中国人谈中国文化，怎么也谈不拢。中国所有的旧事物在他看来统统应该抛弃，一切向美国看齐。可唯有在吃这个问题上他持中国观念，他说他长了一个中国胃。我说，即使是西方人也接受中国的烹调，所以中餐馆开遍全世界。
而追求美味还算不上中国人对饮食的真讲究。中医更是要求美味首先要合乎时序，夏秋清淡，冬春浓郁；还要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更有药补不如食补之说。在选择食物时，必须五味调和，这样才有利于健康，若五味过偏，就会引起疾病的发生。中医看病总免不了要追究“你最近吃什么了？”五味调和得当是身体健康、延年益寿的重要条件。在中国的饮食文化中，中医思想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既然人们能接受中国的烹调，能品出中餐的“味”，那么同理的中国艺术的“神”，中国文化的“意”，中医的 “气”等也是可以接受的，问题在于我们没有把这些做成“餐”。
说到“气”这是最让讲科学的人反对的了。女儿说，气的存在本是很自然的，不同季节的不同脉象，就可以理解为是人对气的感应，经络就是气的通道，学针灸只知道刺穴位，不讲经络，不重气感，不懂配穴，那针灸就不是针灸了。
现代思维不仅给人们理解东方文化设置了障碍，也给中医在语言表达上造成了困难。病人要求中医像西医那样规范地、模式化地回答他们的疑问，这是现今中医难以做到的。
女儿说，如今人们有一个认识上的误区。不管什么理，以为说了人们就会懂，只要说得明白，就能成为人人可以接受的“真理”，以为如今人们之所以不接受中医是因为中医说得不够明白。那物理、化学、数学也是可以大众交流的吗？也是一说就懂的吗？中医本来不是专业化的东西，可在西方文化的包围、分割下，竟成了专业性的东西了，真为外行人难以理解的了，这无疑是堵了中医的一条生路。
女儿的师傅一上午要看五十多个病人，要想对每个病人进行详尽的中医学方面的解释几乎是不可能的。尤其是与受过现代教育的病人在这个问题上更是不好沟通。女儿回来说起师傅如何对付这种情况时把我笑得肚子疼，同时也深刻感受到中医的无奈，站在现代角度理解中医当然很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中医的撒手锏就是疗效，只有见效了，人们才肯用心去了解、体会中医原理。因此，女儿的师傅在治病上把中医用到了极致。比如，我说过在西医干预下的死亡有时是很痛苦的。女儿的师傅用中医方法去缓解这种痛苦，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对减少患者和他们亲人的感情伤害意义很大。
许多扔了中医原理只抓住中药的“中医”在用药上深感自卑，因为中药不够新、奇、特，不能像西医那样总能合成新的横空出世、一鸣惊人的药来。因为这些“中医”不会在境界上用药，所以他们就像低段的围棋手，那些简单的黑白子在他们手中无法出奇制胜，不能产生出爆发力来。如果不从原理出发，女儿的师傅如何减轻绝症病人的痛苦？
药是重要的，技术也是重要的，然而能力却是更重要的。
如果世界上只有一种医学理论，他便死而无憾。可中医却让他生而有惑
纵观当代思潮，人们总是从当代看历史，用今天的眼光看所有事物。人们用西医看中医，用科学看中医……为什么就不用中医看科学、西医和现代呢？现存的一切难道真的那么合理，不需要另一视角审视么？
每个时代、每个人都有自身的封闭性，每个职业也有其封闭性。当我步入社会时，为了纠职业之偏，抵御职业的封闭性，我总要开一个通往外界的窗口，比如，做一项与本职工作反差很大的兼职工作。
在每一个封闭的体系内，都产生一些自身“合理”观念。比如教育、卫生、法律这些行业。这是专业壁垒，是自我保护，也是对社会的抗拒。所以不管外界批评如何激烈，这些行业都岿然不动。
而中医恰恰缺少这一保护，因为中医不是这么成长的，中国历史不允许中医自我封闭，它必须是开放的，无时无刻不在调整自身与现实的关系，总是与人民生活紧密结合，浑然一体。而这一特点正是中医今天难以立足的一个原因。中医人员来自民间的路被切断了，中医人员回归民间的路也不通了，中医失去了生命之源，中医没有自己的行业城堡。
中医是个测量表，在我们这个讲民主、讲以人为本、讲科学精神的高科技时代，却让中医举步维艰是很说明问题的。人们认为这是中医的问题而不是社会的问题。
女儿放下紧张的考研准备去深山访一位八十多岁的采药人。她说，采药人已经八十多岁了，没有人继承他的所知，你以为他还能等吗？采药人采用一些当今人长久不用的草药，用不符合现代人理念的方式配伍使用，虽有意想不到的效果，但不能用科学解释。女儿说，这些东西虽然她现在还不能理解，但先抢救性地传承下来，留待以后再研究也不能让它现在灭失。
现在社会上有很多人在做“抢救”工作。被抢救的本是自生自长的事物，为什么要抢救呢？不为其灭亡惋惜，甚至欢呼的人士说，这些濒临灭绝的“物种”不适应现代生存环境，是生存竞争的失败者，这是自然淘汰。对此，我持有异议，真的是“自然”淘汰吗？“自然”在大量毁灭自己的基因样本！“自然”在自杀！
多视角、全方位地审视我们的生存状态是多么的可贵，自然界本给人类的发展设置了多种可能性，这种设置不是用来给人类判断对错，追求真理的，而是用来应对各种可能情况以保证人类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能延续下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不应致力于让自己的思想认识纯洁、统一，应保护文化遗传基因样本。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主张取缔、铲除中医的人的确是有些糊涂。
推崇西医的我父亲在60岁那年后背长了一个痈，打抗生素消炎、清洗创面都无效果，越烂越深。医生说这痈看来是恶性的了。父亲写好遗书，把存折账号和密码寄给我，准备着后事。这时我告诉他去找中医，一个朋友领他到中医处上点药，吃点药，治了几次就好了。父亲为此很困惑了一阵子，他想，西医的治法也是内外兼治，全身的抗生素已达饱和，创面也不断进行消毒杀菌的处理，怎么炎症和细菌消不了，杀不死啊，没有治不好的道理啊？除非是恶性的。
如果世界上只有一种医学理论，他便死而无憾。可中医却让他生而有惑。60岁之后，父亲再没有批判过中医。
如果眼睛就盯在痈的细菌上，这个菌竟成赶不尽杀不绝的癌细胞，怪不得医生说是恶性的。但中医看这些病就是内病外发，治了内，炎症自然就消了。一个思维方式可以使简单的事情变复杂，也可以使复杂的事情变简单。父亲从前就相信科学是铁板钉钉。
如果能够在不同思维方式间自如转换，那么我们就可以找到最佳解决问题的方式，以提高效率。比如“依法治国”不等于事事用法来处理。在使用刑法与适用民法时，思维要有转换；使用审判方式和适用调解方式时，思维上也要有切换。司法实践证明这不是做不到的。如果法律不依托民间调解，去审判一般的家务事，总干一些杀鸡用牛刀的事，哪来的效率？何谈法律尊严？
女儿学的专业是中西医临床，这个专业本身就是一个思维转换的实验。中医课程、西医课程、英语、政治……不停地切换；摸脉、手术、针灸、听诊……走马灯般轮换。女儿开玩笑地说，大脑不停地这样旋转会不会分裂啊？
对思维已成定势的人来说，做女儿这样的思维转换是很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女儿小时候曾主动要求跟一位书法家学书法，学了一段时间后，有一天，我看女儿写的字感到很奇怪，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字体，我就去问书法家是怎么回事。书法家说，这是最新出土的一块石碑上的字，不属于已知的任何一种字体。但他非常喜欢，想要再现这种字体。我听了很惊讶，你竟让我女儿写一种连你都不会写的字？你是书法家，你喜欢，为什么你不练？他说他的思维已成定势，再改道很难，练不成还会把原来的风格丢了，那就毁了。而我女儿是一张白纸，一接触书法就写这种体，没有障碍，有可能练成。他承认是拿我女儿做试验，但是，他说，这是实在没有办法的事情，这是把这种字体传下去的唯一办法。
中西医结合的道路以前没有走好有着多方面原因，但这条路还是要走的，要由新人来走。也许书法家的做法是对的，没有思维定势的头脑可能更能整合我们有了思维定势的人无法统一的思想。但愿女儿这一代能把这条路走通，但愿她和她的同学能得到社会更多人的支持和理解。
一直这样猜解下去，源源不断，永生不灭，这个字再不是简单的一个字
银屑病，俗称“牛皮癣”，曾是纠缠我多年的顽症，试过许多种药，或无效，或当时有效很快又复发。也曾到过一些专家门诊，挂了号，坐在诊室听，听上一阵子就离开了，因为那些治法我都不认可。我觉得这真是一种讽刺。我母亲治银屑病治得好，可我偏偏就得了这病，而我母亲治银屑病的药酒方我又没记下来，只好就带病生存了。
后来我偶然听我的一个精神病医生朋友说，银屑病可称为人类第二精神病。这使我开始注意这病的身心疾病特点。我知道A型性格在银屑病人中比例比较高，但我不属于A型性格，我这病怎么可能是身心疾病类的呢？
专家说银屑病是一种多基因的遗传疾病，其发病谈不上什么规律。我想，这病如果是来自基因方面问题的遗传性疾病，那么精神还能左右基因么？再说，我的精神挺好的，怎么惹着基因了呢？
但细心的观察使我发现，我的病情的确是随同我工作和生活方式的变化而变化的。当我以男性的、社会化的方式工作、生活和思考时，我得到人们的肯定和赞扬，我是愉快的，可这时我的病情却是最重的。而当我以感性的方式顺其自然地生活时，没有人赞扬和肯定我，但病情却相对稳定，这说明什么问题，难道我们的社会性需求和生理性需要是不一致的？
经过再三思考，我改变了我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中止了在别人看来发展很好的事业。很快，我的银屑病消失了。此后也有几次复发迹象，我只用调整生活的方式就控制了复发。其实，牺牲了自己的社会价值我还是很伤心的，甚至可以说是悲痛的，可我的病竟在我的悲痛中痊愈了。于是我知道快乐并不是检验心理健康的标准。我的一个朋友最近因离婚而悲痛欲绝，大家让我劝劝她，我说不用劝，我知道伤心有时比快乐更符合人的心理逻辑。朋友表面美满的婚姻把她弄得七拧八裂，身患多种疾病，她的大哭让她把颠倒了很长时间的逻辑再颠倒回来，不是坏事，我为什么要劝她呢？
我称我的癣为“心灵小窗口”，只要它们出现，我就静坐下来，深挖思想根源。这些根源有些真的是埋藏得很深很深，是没有疾病提示我无法认识到的。在日常生活中，人怎么可能认识到带给你荣誉、金钱和社会地位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其实并不适合你呢？
有些人向我打听我的病是在哪儿治好的，我说这病是可以自己控制的，让它好就好，让它犯就犯。别人听了觉得不可能，以为我是在开玩笑。
由此我想到，男人的平均寿命比女人短，是不是过于社会化的生活方式对男人的身体也有损害呢？男人真的是社会动物？女人尚且还可以从社会生活中抽身，男人往哪躲？成功的喜悦是否真就是生命的喜悦呢？人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社会？
女人大量地进入社会，接受社会理性，感性认识不再占人类的半壁江山。我的一个朋友说，人类的认识如树，女人的感性是树的地下部分，男人的理性是地上部分。男人的理性应是“读”女人感性的结果。当女人不再感性时，人类的认识之树就连根拔起，男人的理性就成了无本之木，人类的认识也就不再是树而是藤，藤虽然可以爬得很高、很长，但是它更会以攀附物为现实而不是以自身为现实。如今，我还能通过深挖思想根源查寻到自身的病因，将来呢，科学能够帮助人们追本溯源么？
许多慢性病都和顽癣一样是身心疾病，对此，科学在用高科技攻坚。
许多人批评说中医是在“猜病”。审视我探索自己病因的过程也可以看到个体的、偶然的、猜测的特点，其中难以找到对科学的应用。小时候因受父亲的影响我对猜测性的东西是拒绝的，所以，一直不猜谜语，不打扑克，不买彩票。感到“麻屋子，红帐子，里面坐个白胖子”这样的谜语是无聊透顶的游戏，为什么我们要对花生做这样一番曲解呢？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喜欢“谜”呢？我从没有因猜“灯谜”、“字谜”而得过奖，我觉得动这种脑筋真是太没必要了。
可是，后来我逐渐注意到，中国的历史、哲学、医学、文学到处充斥着这种“谜”。一本《红楼梦》就是一个最大的谜，让人们猜个不亦乐乎。什么“道”、“气”、“阴阳五行”等等我们认为不值得费脑筋的东西都在向我们叙说着“麻屋子，红帐子……”，引我们去探寻与其对应的历史上真实的“花生”。
离我们最近的一个设迷者是鲁迅，可我们现在连猜解他的能力也在急速下滑。有人会说，鲁迅之所以设“迷”是因“白色恐怖”，我们古人有什么必要在文化上设迷呢？我想，这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古人也感受到了一种文化建立上的毁灭性力量。“花生”这个词能顾名思义么？中国人造字、造词都追求顾名思义，这个思义不仅仅靠文字的“象形”更要“会义”，还要有连锁的，连绵不断的形和义。比如说个“南”字，如果这个南字背后有“神”的话，它在“时”中的形就是“午”，在物中的形就是“火”，在人体上就是“心”，在季节上就是“夏”，在……你可以一直这样猜解下去，源源不断，永生不灭，这个字再不是简单的一个字。所以，我有个朋友说如果只把汉字当成是记言的表音文字那就错了。所以，读中医的古文书是需要解字的，翻译成现代汉语后会失去很多重要的东西。
“麻屋子，红帐子……”可以摆脱“花生”这一“形”而存其“义”。当“花生”这个词因时过境迁而不能向我们传达它的本意是什么时，我们可以通过对“麻屋子，红帐子……”的猜解在我们这个空间里找到花生。我们也可以用这种方法重拾、重建我们的文化。
谋划医改的人如果能参考办鸡场模式，那么中医的存在价值自然就会体现出来
我在一个兽医院看到许多中药，感到有些奇怪。兽医告诉我，他在好几个养殖场当技术顾问，养殖场为了最大限度地调动他的积极性给他算了技术股份。这样一来，他的挣钱方式就发生了变化，由从前挣治病的零碎小钱，变现在挣股份大钱。工作重心也由原来的治病变为现在的防病。于是，除了疫苗外中药就成了他的首选，因为他要算经济账。
我问，虽说同是动物，可这鸡与人可相差太多了，这中药如何用呢？兽医说，怎么不能用？和人同理啊。入了秋，天一转凉，这鸡的肺子也会有不适，用点中药粉拌在食中喂也就不发大病了。春天，采些苦菜喂上，对防止春瘟也有很好的效果。如果等有了病再治，就算鸡不死也影响产蛋，经济上受损失不是？西医除了疫苗哪有防病的药？再说西药也太贵了。
听了他的话我不由地笑了，我想，如果把社会比作养鸡场当然不合适，但谋划医改的人如果能参考办鸡场模式，那么中医的存在价值自然就会体现出来。所以，中西医之争的产生与其说是学术冲突，我看不如说是经济模式的滞后。如果医院的经济效益我们不是按其挣钱而是按其给地方上省钱来分配的话，中医就不会受排挤了。
母亲之所以在大杂院内外致力于防病和治小病是因为一旦让小病酿成大病，不是中医不能治，而是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人们往往放弃治疗。仅仅12元钱，那个患再生障碍性贫血跟我同岁的女孩就因她妈妈没有给她抓药而死了。女孩死时母亲掉泪了，母亲说这付药贵在“羚羊角”上了，但治这病不能不用这味药。母亲深为不能用更经济的方法治女孩的病而自责。中医一开始就没有发展成高成本、高风险医学的条件。华佗如果不想治大病可能也不会掉脑袋。
中西医的结合在我看首先不要急于医术上的结合，而要在社会资源分配上结合。当然这要取决于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的治国方向了。在人类的前进方向上，古人说“顺天者昌，逆天者亡”，而我们说 “改天换地”。事实上，我们没有亡，天地也没有换。但逆天的成本太大这一点却是明摆着的，难道我们就不能与天地搞好关系么？
天、地、人的关系铸就人的生理和心理规范，认识和把握这一规范并将其转化为医学就是中医。当然，我认为也可以转化为政治经济学。
中医是中国人的集体创作。母亲给人诊脉时，一屋子的病人在看、在听，病人是主考官，掌握着主动权，医生是参谋，医生得不到病人的认可就不成其为医生。母亲年轻时行医肯定是医术不高的，但在为病人当好参谋的过程中，与病人的良性互动使她的医术不断提高。因此，中医是人民的医学，如今我们却轻易地否定这一集体智慧。
人的存在不仅仅是意识层这么大的一“面”，之下还有厚厚的沉积层。“面”是脸，沉积层是身，脸是现代的，身却要求贴近天地。人类的身首异处来自现代的只要“脸”不要“身”的“斩首行动”，其结果是造成身和首的相互呼唤——焦虑。
相对西医来说中医的“术”显得“空”些，可中医在“术”之外的学习内容却要比西医大得多，而掌握天、地、人的关系正是把握中医的前提。
中医的“空”，正是中医这个“器”的盛装作用。我们用 “器”来盛装个人的东西。医院的规范排斥个性，母亲正因为有太多自己的东西，才不被医院所容。
相对于西医，中医看上去很简单，好像没有太多的技术含量，就像中国的长衫比之西服。我的业余爱好是制作服装。我对朋友们说，除了西服我几乎什么服装都能做。朋友们笑说，还是技术不行吧，不然怎么做不了西装呢？我说，西服的工序近四百道，每一道工序几乎都需要科技支持，西装的“型”不是手工制作出来的，而是在价值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塑形机中高温、高压塑出来的，我手工怎么能办得到？
小时候，我家来了一位文质彬彬的病人，他微微一动，衣褶就依次展开，不动，周边也轻起微澜，整个人如同从一首诗中走出来，儒雅至极。我围着他转了好几圈，考察他的魅力来源。经过一番理性研究后，我认定他的魅力来自他穿的对襟中式便装。自小在大杂院以懂事著称的我，从不与人攀比吃穿。这次，我一反常态，向母亲郑重提出，要一件中式便装。母亲也没含糊，很快，一件平纹布做的蓝褂子就给我穿上了。虽然我穿上了蓝褂子，却没得到丝毫诗意。同学们说我像只灰老鼠。我也不知我这件做工颇精细的褂子为什么穿上了不好看。
许多年之后我才弄明白，我这件衣服用的是西式立体裁剪法和工艺，板整、合体，没有褶，穿起来不仅没有中式服装的飘逸，也没有西式服装的挺拔。而那位病人的衣服是他妈妈手工制作的，用的是平面剪裁、连袖，领口要向后深挖些，在装领子时，不能等份缝制，要确定三四个点缝深，这样一来，衣服前撅后翘，自身不平衡，又不停地在自己找平衡，人不动而衣也动，出来一种裙装效果。人们通常以为，用平面剪裁法剪裁的衣服肯定不能是立体的，而中国传统服装恰恰是用平面剪裁法剪裁出立体服装。而用西方立体剪裁法剪裁的中国古代服装不仅不合身还走光。许多人不相信在看似简单的平面剪裁中会蕴含什么奥秘。
所以，看着2001年在中国举办的亚太会议上各国领导人穿的“唐装”也和我当年穿的一样死板，我就很想与各国领导人解释说“唐装”不是他们穿的这样的。一个西式上袖就足以把中式服装的韵味搞没了，可是包括服装设计师在内，有人觉得亚太会议上各国领导人穿的“唐装”存在什么缺陷吗？
监狱的奖励机制让他找到了与贪污受贿一样直接的快乐
我的一个朋友，当他得知自己患了肝癌后，让妻子打电话要见我。我捧了一束花去医院，他向我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他是否还有必要与疾病抗争？看着他以每天掉三斤体重的速度刀削般瘦下去的身体和他胸前吐血留下的斑斑血迹，我狠下心来告诉他，不要争了。他听后吩咐家人，把朋友刚送来的一只甲鱼放生。他说，既然它不能救我，我何苦还要它的命。第二个问题，他问我：“为什么好人不长寿？”。我一时不好回答，只好反问道：“这个世界不那么好吧？”当天夜里他就死了。
我这个朋友是个很有灵性的人。有一次说到跳舞，我说每一个与我跳舞的男士都变跳舞为给我上辅导课，可我最终还是没有学会跳舞。他听后笑了，邀请我跳了一次舞。那次我成了舞会的皇后，如同穿上了“红舞鞋”，跳舞成了我的天才表演。此后，我还是不会跳舞，但当男士们再给我上辅导课时，我的态度就不再是谦虚好学了，因为我已认定不是我不会而是对方不会。
他临死时所提出的问题不是没有价值的，我不能说人的好坏与寿命毫无关系。我没有真正回答他的问题，让他带着哀怨走了。
其实我承认好人不长寿的事实存在，知道这算得上是一个社会问题。
曾有一个罪犯，我们在审问他的犯罪动机时，他说当他得知自己患了癌症没有几天可活了时，他就决定犯罪“痛快”一回。调出他的病历一看，诊断的确是癌，按医生的诊断他应该活不到审判结束。为此，法医押着这名罪犯到医院复查，结果却没发现癌细胞。罪犯生气了，要求医生解释，医生说只能解释为误诊了。罪犯不因自己没了癌症而高兴反为自己坐牢而怒骂医生。
我想，医院误诊的可能性不大，多半是罪犯的“痛快”化解了肿瘤。当好人让他得了癌，当坏人却治了他的病，这不是对好人无长寿的诠释？
当好人受压抑甚至损害健康，说明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有市场。我朋友临死时提出的这一问题反映出他做人的困惑，当我们崇尚竞争、斗争等争强好胜行为时，像我朋友这样心性的人怎能不压抑？他能让一个不会跳舞的人感到自己是跳舞天才，说明他致力于让他人的能力得以发挥而不是表现自己，这是多么难得的品质？可他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在同龄人中，我从事的职业算是比较多的，每当单位搞竞聘上岗，末位淘汰时，我就受不了同事们看我的眼神。我会对同事们说：“我反对竞聘上岗，主张有能力的人离开，我还能找到饭碗，我走。”我不会在竞争的胜利中感到喜悦。前几天看了一篇文章，是反对计划生育的。文章说，中国人是多，可多的是孩子吗？然而我们计划掉的却是孩子。读罢，我感到很不好意思，感到我们这些上了岁数的人挤占了孩子的生存空间。如此说来母亲师傅的行为真是很自觉，没什么不可理解。也许好人本不应该长寿的。
可是，做坏人坏事能够让人心情舒畅本是不符合生活逻辑的，因为社会不是这么建立的。我对道德并不另眼相待，我对女儿说，道德不是什么美好的东西，谈不上虚伪与否，一群强盗想要在世上活过三天也得建立和我们一样的道德。做不遵守道德的坏人却能痛快和长寿，支出的是他人的健康和生命成本，其受损的不仅是好人，还有社会，这个大医学账不能不算。
人类社会的奖励机制离人的自然本性越来越远，当人的本性要求回归时，往往走上的是犯罪道路。比如，盗窃和贪污可能比工作挣钱更能让人找到原始人采集的乐趣。有一个贪官，家里并不缺钱，可他却贪污受贿不止。蹲了监狱后，我以为他会精神崩溃。有一次我们搞法制教育，有人提议让他现身说法，讲讲他的犯罪心理，我说他不会做这种丢面子的事，没想到他却很痛快地答应了。在监狱里，我看到他还像从前做官时一样精神抖擞，他计算给我看他挣的分最多，减刑最快，监狱的奖励机制让他找到了与贪污受贿一样直接的快乐。
可是在社会中，我们却很难从工作中获得“采集”和“猎取”的原始快乐，往往只承受社会压力而不得舒展人的本性，身体怎么能不出问题？但是，如果让好人违背社会原则去做坏人的话，同样也会让好人付出身体代价，这样一来，不把人类生活规则理顺得使其与人的身心逻辑一致，好人想长寿是有些难了。
我在农村生活过，十分理解“小农意识”是怎么回事。这是让毛泽东都批判的一种积重难返的落后意识。可我从自身的体验中了解到，这种意识之所以难以铲除是因为非常容易再生。我在土地上就复活了许多原始意识。种植、采集、储藏，我像一只松鼠似的不停地忙碌着。我毫不怀疑让我继续这种生活能使我长命百岁。那些长寿的人或多或少总有些“小农意识”，这种“小农意识”在中医中也有所表现。
女儿跟我说，和尚们也看病，她摸了一些和尚的脉，皆诊断为虚证。女儿说，这说明出家当和尚的做法是违背自然的，人还是要正常饮食，适当吃些肉类才对。
我说，毛泽东在什么时候要红烧肉吃？多是在写完文章和打了胜仗之后。如今的出家人，难离红尘，好多和尚上网、甚至炒股。一动心神就是消耗，这时再一味素食，身体怎能不虚？所以，不是和尚的生活方式违反自然，而是和尚的现代生活脱离了原来的的轨道。如果站在当代的时空点上判断和尚的生活是否合理，那么和尚不仅应该吃肉，还应该娶老婆，这样一来也就无所谓和尚了。
我们太需要站在其他时空点上审视一下当下的时空位置并对其做出必要的调整。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事事用今天的眼光横看世界纵看历史，也需要从历史的角度看今天。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不仅要把握“今天的历史”，还要能够把握“历史的今天”，这正是历史在今天的价值。
如果这瘾是先天的，是人自身的一部分，禁烟、戒酒又怎么会成功？
如果没有酒，我说，这住院的和蹲监狱的人可以少一半。
烟、酒没有营养成分，但吸烟、喝酒的社会成本却很大。据说，死于与吸烟相关疾病的人数将超过艾滋病、结核病、难产、车祸、自杀、凶杀所导致死亡人数的总和。可在中国，吸烟人数超过3亿，全球每10支香烟中就有3支是在中国消费的，每100个中国成年男性就有67人吸烟，吸烟给中国带来的健康损失一年达到42.9亿美元。喝酒人数在中国超过了５亿。因酒后驾车引起的交通事故占所有交通事故的80%；“酒依赖”已被正式列入精神病的一大类别，这类精神病人已占到住院患者总数比例的近10％，酗酒已成为“社会第一公害”。
我父亲不吸烟、不喝酒。他说为瘾所制的人，容易失去自尊。对吸毒的，父亲认为那就不是人了。看外国影片，一个警长，英雄豪杰，被黑手党注射了毒品，结果就变成一个匍匐在地乞讨毒品的可怜虫。所以，英雄气概有时敌不过一针毒、半斤酒，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真是物质的，说物质是第一性的没错。
蹲监狱最难受的是什么？是烟瘾。我提审时总是为每个犯人备一支烟。有一次先后提同案的两个人，先提的这人把一支烟抽完了，问我要留给他同伙的那支烟，说那人不吸烟，我就把烟给他了。提第二个人时，这人满怀希望地向我要烟，得知烟被同伙贪占了，他的眼泪直落下来，哭得十分委屈，接着就下决心揭发同伙的其他犯罪，说：“他竟然狠心抢我这支烟。”就一支烟，把两人的“友谊”彻底瓦解了。
一个杀人犯恨酒，对我说：“是酒害了我，执行前的那杯酒我不喝了。”开庭时是从小号中把他提出来的，我问他违犯什么监规了？他说是因为喝酒。有人带进号里一小袋塑封的酒，“铺头”赏他喝两口，他不喝，让“铺头”一顿骂：“看你是个死囚，没几天可活了才让你喝两口，不识抬举，这时后悔有屁用，想改好也没机会了……”他觉得骂的是，仰头便喝了两口，酒味让管教闻到了，他就蹲了小号。他问我：“你说，我是不是让酒害苦了？”
害人的是酒，可法律惩治的是人，酒却逍遥法外。
小时候曾想当官，幻想能像林则徐那样禁烟、禁酒。可当戈尔巴乔夫在俄罗斯禁酒时我却笑了，戈尔巴乔夫就是一个找直接原因的人，他的思维方式为西方所欣赏。可看上去很简单的一件事，以他一国总书记之威，怎么就没禁成呢？ 当时有个笑话说，一人排队买酒，排得不耐烦就说去克里姆林宫杀戈尔巴乔夫去。走了一会儿后这人又回来继续排队了，说要杀戈尔巴乔夫的人排的队比买酒的队还长。这笑话说明禁酒是何等的不得人心。
小时候崇尚钢铁意志，虽不是党员也想把自己打造成特殊材料制成的人。父亲虽不动烟酒，却吃零食，而我连零食也不好，因为奶奶说，嘴馋也容易被人拉拢，尤其是女孩子。母亲劝我说：“馋，是健康的表现。”而我自觉抵御母亲的“腐蚀”，整个生活就跟清教徒似的。
这种生活的直接后果是使我的感觉越来越敏锐。我清楚地感觉到自己骨子里就是个瘾君子，对烟、酒闻着就很向往，只是我没把烟、酒作为靶目标罢了。我先后爱好过咖啡、茶等饮品并成瘾，因造成失眠不得不戒，在戒的痛苦中我意识到这些东西其实也是毒品。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写道：嗜茶成癖者，时时咀嚼不止，久而伤营，伤精血，不华色，黄瘁痿弱，抱病不悔，大可叹惋。至于咖啡的害处就更不用说了，都说巴尔扎克的早逝与此有关。我还戒过辣椒。女儿说心脏不好的人不能像我那样一片片嚼辣椒，犯了心脏病后我只好停了辣椒。在一次次戒“毒”的痛苦中，我理解了精神空虚的含义，那不是世界观出了问题，不是要思想来充实，而是直接需要物质填补。于是，我嚼槟榔，捡人家吃剩的什么“山楂丸”、“归脾丸”、“益母丸”来嚼着，还安慰自己说这比捡烟头要有自尊。女儿说，这何苦呢？不如直接开中药吃。我找医生开药说，我之吃中药，确切地说，不是为治病，就是想吃草根树皮！至此，我意识到，所有瘾君子的靶目标归根到底不全都是“草根树皮”么？如果把我放归大自然，可能我自己就会找一些草来吃，说不定就成了又一个神农。都说毒品生理上的瘾不难戒而心理上的瘾难戒，我不禁要问，为什么会有心理上的瘾？这种瘾不是冥冥之中的呼唤？有一年冬天，女儿用书包带回来一只小兔子。小兔子吃饱了白菜、胡萝卜，就啃床垫、门框，弄得我只好到郊外扒开积雪弄回干草给它，看着它悠然自得地嚼着干草，我也抽一根嚼着。烟草、咖啡、罂粟、茶叶、大麻、辣椒等等都是大地上的“草”，“草”瘾已沉淀在人的基因里，如果这瘾是先天的，是人自身的一部分，禁烟、戒酒又怎么会成功？
科学家会用化学解释毒瘾的机理，我承认这个世界是化学的，人是化学的，“百草”也是化学的，甚至人生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化学反应过程，“瘾”呼唤着人的内在与外在化合。“瘾”时时需要满足，又时时都要戒，中医关于节制的思想就是化学中的配平要求。
提纯技术和人工合成制成的毒品变填充为压倒，使戒毒几乎成为不可能。西医戒毒，往往把毒瘾弄没了，人也没了，要不就是戒毒药又成了毒品的替代品。如今中医参与戒毒，同治疗癌症一样，不是直接杀癌和戒毒，中医所要做的是留人，是扶持正气，平衡身体各部分的失调。中医用的药是“草根树皮”，是“瘾”的本源，是打开与外在元素化合、配平的窗口，使人与自然在化学反应上取得一致。从这个意义上讲，真有必要好好研究一下中药——这一多种自然“元素”。
中医关于命、气血、精神等理论或许可以解答我对霍金这样人的生存疑问
人的生命之脆弱，往往瞬间就能消散；人的生命之顽强，又为现代科学解释不了。
我认识一个18岁卧床至今已四十载的全身瘫痪的类风湿病人。像霍金一样，他全身也只有三个手指能动，霍金还可以坐在轮椅上，他连坐也不能。
霍金在22岁时被医生判定只能活两年，而今他过了65岁生日。
霍金报名参加2009年的太空遨游，准备实现儿时的梦想。医生们断言，霍金要是上太空非死在飞船里不可。我同意医生的看法，但霍金要是活着从太空回来，就颠覆了生理学。
我那位因醉酒从楼上跌下来的朋友，卧床不到一年就死了。医生讲解说，只要卧床一周以上，人的肌肉力量就减少20%。人体功能是用进废退，卧床使人呼吸运动、胃肠活动减弱，血液循环缓慢，免疫力降低、各系统退行性病变、继发性器官损伤不可避免，总之是条条道路通死亡。我们这位朋友就死于肺感染。
既然瘫痪病人从生理学上讲很难活，为什么我认识的这人瘫痪40年还活着？而且大有活过一些肢体健全人之势？为什么像霍金这样早就被西医宣判死刑的人，其生命还在令人不可思议地延续？他们身体的抵抗力真的像西医说的那么低吗？如果低，他们怎么会活这么久？如果不低，又是什么道理？
用生理学理论不好解释躺着不动也可以长寿。健康与长寿、生命与运动的关系，现代科学还不能完全阐释，这使我对进化两端的人类生命生出许多想象，生命到底是什么形态，可以是什么形态呢？
对霍金，我们还可以说他得到了世界上最好的照料——好几个专业护士24小时护理。而我认识的这人，幼年丧母，中年丧父，无学历，无工作，领低保，生活条件和医疗条件都很差，身边常常无人照料，他要能耐饥渴，忍不便……
我看他总是以一个姿势躺着，一双棉手套时不时在身下垫着。他的腿看上去与正常人差不多粗细，细看却没有肌肉，是腿骨疏松膨胀了，这样的骨质，一碰就碎。他身上曾烂出几个洞，露出骨头，没有药，贴几张纸，也自愈了。
他的生命，让人震撼，给人启示。
我曾跟他开玩笑说，上帝造他时只造了个脑袋，没造身子。只活一个脑袋的霍金几乎颠覆世界。而我认识的这个人，其精神力量也相当强大。
记得中学读书时课本里有一篇古文《狱中杂记》，说的是监狱环境恶劣，有传染病，每天都死不少人。而令人奇怪的是，犯重罪的大盗却几乎不染病，便是染了病也很快就好。作者说，这是因为大盗气盛的缘故。当时我就想，看来气盛提高人的免疫力。
无论是霍金还是我认识的这人，都是身虽残而气不衰，不说是气贯长虹也是气冲霄汉。霍金的雄心自不必说，我认识这人的父亲在世时曾双手合十冲天说道，天啊，多亏老天让他躺下了，不然他还不把天捅漏啊？
从霍金这样瘫痪人身上我们可知男人的雄心可能更具有精神特质。据说，霍金家里贴有多幅梦露的画片；他第二任妻子是他漂亮护士中的一个。我认识的这人也曾令几个女人动心，他从中选出的妻子让许多肢体健全的男人眼红。
书，是精神力量的代表。我们看到，失去了“身体”的男人无不用书来实现自我。霍金是这样；《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尼·奥斯特洛夫斯基是这样；我认识的这人也写了一部二百多万字的书。
尼·奥斯特洛夫斯基在做了九次大手术后凭直觉意识到治病与保命的关系。他对要给他做第十次手术的医生说：“我已经为科学献出了一部分鲜血，剩下的，让我留着干点别的事吧。”然后他开始写书。
西医的着眼点是在“病”上，而中医的落脚点是在“命”上。有“命”，“病”尚可治，没“命”，便是华佗再世也回天无力。为了攻“病”便是攻了“命”也在所不惜的做法，中医当然是反对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有时的确是反对治“病”的。
“治病治不了命”这句话是说病可治而命不可治，命只能保。便是治不了的病，病到让人全身瘫痪，也不一定要人命，而非要治这样的病很可能却要了人的命。我想，尼·奥斯特洛夫斯基如果不是做那九次大手术伤了元气的话，凭他的顽强意志，也许不至32岁就死。
作为科学，应该不仅能解释一般现象，还应能解释特殊现象。中医关于命、气血、精神等理论或许可以解答我对霍金这样人的生存疑问。中医的精神是指精血和神识。中医认为，人无形则神无以生，无神则形不可活。在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上，中医是把物质作为第一性的。然而中医又认为，神为形之主，神统摄着人的身体。从这一点上看，中医又无比强调精神的重要作用。神以精血为基，精血为阳气之依归，阳气在人体中的升降运行才是人的生命，而“命”才是人的最本质特征。瘫痪人有病也有命，其“神”的统摄作用没放弃，精血还在为命所用，为神所用，还在为霍金思想的产生提供强大的物质支持。霍金思想的洞察力全世界人都感受到了。我认识的这个人像霍金一样，他的最大运动就是头脑中的思想风暴。其思维之敏捷，反应之迅速令我惊叹。从命这个角度看，霍金等人的生命不仅是顽强的，甚至可以说是健康的，所以外邪不侵。霍金在身体瘫痪的过程中还生了三个孩子，而他对女人的兴趣也一直未减，这不是精血运行的作用？我认识的这人，气色红润、声音洪亮、目光如炬，他38岁结婚后生了一个孩子。
对舅舅来说，干中医是参加工作，工作才是他的衣食之源
现代社会为医生的多样性提供了现实性和可能性，医生不再有统一模式。
便是在古代，中医也有衣食医和传道医之分。
我舅舅不是传道医，也不能算是衣食医，我叫他“工作医”。
姥姥死时，舅舅才一岁。用他的话说，是我母亲承担了他母亲的角色。母亲年轻时走南闯北，一直领着她这个小弟弟，自然地，舅舅被母亲领进了中医门。 舅舅被母亲送进中医院校学习，毕业后分到另一城市做医生，和一位针灸大夫结了婚。
作为医生，可以说我舅舅很称职，他工作认真、负责，业务考试成绩、学术研究成果，甚至外语水平都为同行称道和认可，他干到了院长的位置。
母亲和舅舅这对姐弟中医，一个治病治得好，一个工作干得好，是不是都应算是好医生？
但母亲认为我舅舅不会看病，说一眼就看出是实证的病人他还给人家开补药。
我曾就此质询过舅舅，舅舅说：“虚证和实证我还看不出来？你妈太傻、太实在，她不了解病人的心理，我开的不过是人家想要的壮阳药而已。”我说，你这样做不是害人么？舅舅说，人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如果这些人的身体迟早要出问题，你认为是让他们早出问题好还是晚出问题好？早出问题能得救，晚出问题救不了，能说我是害他们？
虽是歪理邪说，但舅舅话让我一时无言以对。
着实说，中医越老越吃香，舅舅如今应该是个大忙人才对。可他每天下棋、钓鱼、上网，过着优哉游哉的退休生活，根本不给人看病。倒是我那搞针灸的舅母一直没得闲，天天为人针灸不止。
过去的中医没有退休一说，没人给他们退休金，活到老干到老，母亲给人看病就到生命最后一息。
然而，对舅舅来说，干中医是参加工作，工作才是他的衣食之源。所以，在拿到退休金不用再工作时，他也就不再给人看病了。所以，他如今虽然老了，但不能称他为老中医。
母亲在医院工作时，除了担当医生职责外，还给新参加工作的年轻人开班当老师，我曾见过她与学生们的合影。这批与我舅舅同龄的新中国一代中医是在医院中成长起来的，他们首先学会的是怎样工作和适应医院。而这个“工作” 有时候与治病是一回事，比如在强调“救死扶伤”时；有时不是一回事，如在强调医院利益时。
医院之所以是医院，就是用工作统一医生思想，用制度限制个人行为，保障医院的运行机制。因此，对工作负责有时不等于对病人负责而是对医院负责，即便是满腔热忱地投入工作也不等于是满腔热忱地对待病人。
人们从感情上接受不了北京朝阳医院发生的孕妇死亡事件。但从工作角度看，医生犯了什么错误么？是不认真，还是不负责？没有。那么，在医院中，我们能对医生提出大于工作的要求么？
正是工作与治病的细微差别产生了医患矛盾。我想，我舅舅这一代隔着“工作”搞中医是不是造成中医退化的原因之一呢？
我们是如此地习惯工作，以至对工作从不质疑。我小时候就认定工作是个光荣的字眼，认为母亲不参加工作是落后、愚昧的表现。看来，中国古代官府不办医院，使中医没有“工作”可寻，必须直面病人的做法，反倒保持了中医的生命力。
如果说母亲学医是为了救人救己，舅舅学医是为了参加工作，那么我女儿这一代孩子学中医则大多是为了上大学。虽说社会舆论反对中医的声浪挺高，可中医院校却没有招不上学生，或降分招生的情况发生。要进中医院校，高考成绩还需在中上游才有可能。所以，有中医院校可上，没有孩子会为此拒绝上大学。这样一来，学中医人离中医却越来越远了。因此，大学毕业后很多孩子改行不搞中医也就不足为奇了。
经常有亲友问我女儿毕业后的工作安排问题。我和女儿都不觉得这是个问题。工作也好，上大学也好，对女儿来说都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我不想让女儿对“工作” 的理解比对病人的理解更透彻。中医可以不“工作”，只要有行医权就行。所以，当个游医或坐堂医都可以。女儿说，即便是办医院，她办的也会是一个松散的联合体。
女儿鼓动我侄子学中医，我不赞成，因为我侄子是个“手在脑前行”的人，我认为他不适合学中医。而女儿则认为中医现在天地广大，总会有适合他做的事情。可学了中医的侄子却在外科上显示出天赋，他非常擅长缝合血肉模糊的人体。看他网上日记，写得如同病历。手术的每一个步骤，怎么缝的肠，怎么接的筋，清楚得可当操作规程。我开玩笑说，到我侄子手里的人，便是死了也会被缝得整整齐齐。
虽说人死了缝好也没用了，可凡是活过来的人又必须是被缝合好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侄子不管三七二十一有缝无类的做法也是有道理的。
当身体被创成开放伤，中医的理论也随之被创而破了。女儿面对血肉模糊的躯体就只能举着两手一脸茫然，她的头脑分析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不如我侄子马上动手缝合来得实际。所以他姐弟俩相互配合比各自独立行事更让我放心。
不过，侄子在外科上的擅长让我很为难，这表明他需要依附医院。我打听了一下，各级医院的医务人员都是人满为患，十几年内不想再进一人，侄子想要参加工作非常难。可是不进医院谁能为他建个手术室啊？这下我明白中医的外科为什么不发达了，因为手术需要依托医院，而历史上中医没有医院，这正是万事万物有一利必有一弊。
医生类型的多样化既是社会现实也是社会现实的需要。为此，一味反对西医或要求取缔中医都不利于医学的整体发展。为了我女儿和我侄子能各得其所，我希望中医和西医共同存在、共同发展。
我觉得这个把西医比作飞机，把中医比作火车的比喻很有智慧
对于我的中西医结合的主张，我听到了一些来自中西医两方面的反对意见。有个网友来信说，你的中西医结合主张如同让天上的飞机拉着地上的火车跑。我觉得这个把西医比作飞机，把中医比作火车的比喻比我的“牛刀”、“鸡刀”比喻好。我们有了飞机之后并没有取消火车，从发展前景看飞机也不能取代火车。这不是仅仅靠论述飞机和火车的功能就能成立的。还要考虑地球能源和大气污染的承受能力。再说，有的人不肯坐飞机纯就是害怕。我一看飞机乘务员演示救生方法就忍不住笑，这飞机要是往下一掉，啥救生法管用？
中西医结合不是我从理论上选择的主张，而是现实中的存在。百姓在看病的选择上已进行中西医结合了。病人们看中医时手里是拿着一叠片子和检验单来的。来找中医的病人身体或是浸透了西药，或是做过手术的，还有受过放化疗的，这些都是中医需要面对而无法回避的问题。中医已不可能在纯自然的环境下不考虑西医在人体中的作用，单纯给病人看病了。如果说我母亲的师傅可以不考虑西医因素给人治病，到了我母亲这一代中医就已经无法做到这一点了。经过西医治疗的病人，我母亲必须判断西药在人体内起了什么作用，便是一个感冒，用过西药后由表证变成里证，如果不考虑这一点中医也无法施治。等到了女儿师傅这一代中医，不仅治病时经常借用西医病名和医学术语，而且在治疗过程中也要面对病人通过检验单和扫描图像检测中医治疗效果并让你中医做出解释这一现象。我想，通过检验单上数据的变化，中医人对中药和中医疗法也多了一个思考角度，这对中医未必不是好事。
我先后得过几次急症，想找中医一时上哪找去？为此，我也用过激素，甚至用过进口的，激素量大到当地医生不敢用，还是北京专家叫喊着让成倍加量。但西药的副作用让人感到如同多得了几个病，苦不堪言。通过弟妹我服用一个外地九十多岁老中医的药使我这些年得以控制病情。考虑到老中医年龄大了，他的方子又保密，怕他去世了没人救我，加之便是用快件邮药也得三天，根本来不及，我就把他给我配的药每次都存下来一些。服药时，我不用水，而是在口中嚼着猜测药的成分，竟然就让我把主要成分猜着了。我把猜到的药买来服用，效果也很好，自己颇为得意。上次犯急症，急服存下的药，又再次买来我猜出的药服用竟然无效。只好又用激素，又被副作用折腾得死去活来。后来老中医知道了责问为什么不找他。弟妹就把我存了药吃了不好使的事告诉了他。老中医听了哈哈大笑，笑我自作聪明，说我每次发病的起因和病症都不一样，我这次是连同心脏病一起发作，药借不上心力，所以发挥不了作用。他又给我配了新药，再次救了我。这次吃老中医的新药我就不猜是什么成分了，甚至不想知道他治病的药方了。因为我知道就是把药方告诉我也没用，他不是用方治我的病，而是用医理，这怎么是我能把握的呢？如果老中医死了我再发病就只有用西药到死了。
人的认识进步说一千道一万，还是一个不断给人类添加眼睛，添加头脑，也就是添加新的感觉器官的过程。我曾说，什么是哲学？就是瞎子论颜色。一万篇瞎子论颜色的论文不如让瞎子睁开一只眼睛。西医的仪器锐化了我们的眼睛，可这是不够的。
我一个朋友说，三星堆出土的人物为什么会有柱形的眼睛？因为那时的人已经认识到人的眼睛是横目，只能见到空间而见不到时间。所以三星堆人用柱形的眼睛告诫人们要用历史的眼睛看事物，这就是纵目。中国人对纵目认识的追求便对当今科学也有很重要的借鉴作用。中医是时空医学，尤其是时间医学。所说医学的境界就是变肉眼为法眼、慧眼。爱因斯坦说，世界最神奇的事是这个世界是可以被认识的。我想，作为认识的主体，人是这个世界最高超的检测仪器。我们在开发机械和电子仪器的同时，不要忽略人这个由造化自然加工了亿万年的精密仪器。
作为中国人，我主张活一个完整的生命过程。我对女儿说，生命智慧有如池塘中的荷花，一天增一倍，20天满池。其实在27天时智慧才是半池，人生很可能在最后时段获得大满贯。所以我相信古人有智慧。时间不是任人表演的平面舞台，就像好酒、好香水都要长时间撂置以便各种成分一遍又一遍地相互微调一样，我们个人的人生随着时间的推进“今天”要与“昨天”和“前天”以及“大前天”逐一产生化学反应。每一次反应都会使“昨天”和“前天”以及“大前天”的颜色和质地发生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反对随意人为中止生命进程，同时想告诫中止自己生命进程的人，他对人生意义所下的判断不是定论，如果真有科学探索精神，就要等一下时间赐予人的认识。从这个意义上我也反对给历史划分阶段。因为人类的历史是一体的，历史的意义随着“今天”这个棋子的落下，色彩会为之一变，你甚至会发现，历史与今天早有呼应，曾有过某种“暗示”。西医今日的“起”是起于当初的“伏”；中医今日的“伏”蕴藏着他日的“起”，这正是此一时彼一时。所以，真正的中医人并不急躁，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
同事调离时送我办公室一盆攀爬植物。这盆植物很快爬到了我苍翠的“八宝树”上。 缠得“八宝树”渐渐失去颜色几近枯死。就在我认为“八宝树”在这场生存竞争中失败了时，我发现它开始反败为胜，最后“克”得攀爬植物枯死，只留下小小一根枝条。花盆中的“护盆草”结有细小如针尖的褐色种子，它用“爆破”的方式播撒种子。我望着天棚上密密麻麻的褐色种子奇怪：这得多么大的“爆破”力量才能使这么小的种子附着到天棚上？如果它有苹果那么大，它不是原子弹？我在桶里养着“开运竹”，每次我只给它换一半水，半年后，我竟在桶里发现为数不少的水螺！要知道我们的自来水不是来自河里，可是地下水啊！小小一间办公室中的生态系统足以让我困惑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