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来兮（2）

　　我至少有一个星期没有给杜欢打电话了。我代表市委、市政府，带着一个慰问团，在遥远的西藏慰问援藏干部。在那里别说打手机，就是固定电话也很难接通内陆，而这个问题，也正是我省本届援藏任务中要解决的问题。想想这些长期不能与家人联系的援藏干部，还有那些根本没有体验过电话的好处的当地居民，我当时就让我的手机心安理得地关闭在旅行袋里。

　　几辆“沙漠王子”吉普车风尘仆仆地把我们送往贡嘎机常只有在这里，看到墙壁上的磁卡电话，我才猛地想起应该打个电话回去了。我启动手机，不由自主就拨着我心中最熟悉的号码——一个不是自己家里的号码——我常常出差，出差和干部的称谓是血肉不可分离的。差即公务，即权力和荣誉。商贩和打工者出门都不能叫出差，“差”字不是随便可以使用的。我小时候最羡慕的人是能够使自己出差的人。出差，花着公家的钱，到处去看世界，那是多么美好的事情，而且出差，是属于有身份的人的，一般的人可不敢奢望——我小时候最大的理想是做一个今后也能出差的人。在异乡陌地出差的有家有室的干部，安顿下来之后和即将要回去时，最想办的一件事情是要给家里打一个电话。这个令人温暖的号码不必记在心里，而是写在手指上，一触即可。而我的第一触摸，总是杜欢的电话。每每和她通过话之后，我就有一份小小的自责，然后再打给我法定的老婆，我自责，但并不改正，周而复始，屡犯不改。

　　许多年来，我给杜欢打电话，几乎没有扑过空，不管我在哪里，只要我有意，她一定守候在电话机旁。而我也在冥冥中有一份特殊的感觉：她一定在电话机旁，在家里，或是办公室。在我给她打电话的时候，她不会上卫生间，也不会下楼倒垃圾，更不会出去买菜什么的，她总是那么准确地预感到我要给她打电话。我们为此讨论过这个问题，最后的解释是：缘。有缘是不会错过一切属于缘的东西的。每每想到这个“缘”字，我给她拨电话时的指头，便显得异常敏捷、轻松和兴奋。

　　但是我在拉萨贡嘎机场，怎么也拨不通杜欢的电话，座机空响，手机关机。我马上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我怀疑高原缺氧对手机有影响，便找送行的援藏干部要了一张卡打磁卡电话，结果一样的令人失望。这样，我一遍又一遍急躁地按着重拨键，直到空姐提醒旅客关闭通讯工具为止。

　　从拉萨飞往内陆的旅客，需在成都停靠方可辗转他乡。现在回想起来，我记不起当晚住的什么地方，一心想着杜欢会是怎么了。还是很固执地拨着她的电话。在这个城市里，如果电话找不到杜欢，就再也没有其他办法找到她了。我和她都不乏有可以无话不谈的至亲好友，但我们之间的秘密，没有第三个人知道，否则便不能成为秘密了。有道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假如没有墙，还透什么风？这也是我们的秘密能够保藏二十多年的原因。晚上十一点，我疲倦了，我放弃了，我给我老婆打了一个电话。她说：你快回来吧！她的口气有点沉重。我当时心里想着杜欢，没有心思去推敲老婆的语气了。

　　我在混混沌沌之中回到家里。老婆替我准备好干净的衣服，叫我好好洗个澡。在西藏可是不敢随便洗澡的——这是常识。

　　洗完澡出来，老婆告诉我：“杜欢病得不轻，你去看看她吧。”

　　二十多年来我老婆没有提起过杜欢这个名字。她的反常让我吃惊不校

　　老婆说出了杜欢住的医院和床位。

　　我当时的表情是如何的惊愕？当我现在坐在安静的病房里，想想老婆电话里的语气和刚才她提供的线索，不禁冒出一身冷汗来。

　　不过现在我已经顾不及这些了。因为我很快从医师那里知道杜欢患的是肝癌而且是晚期。这个诊断对于我来说，已经无暇顾及诸如“后院起火”的问题。

　　还有，就在我下飞机不久，我的一位在省里身居要职的恩师打电话告诉我：我的工作最近会要动一动。尽管他只是很简略地说了这么一句话，且是隐性的，含蓄的，轻描淡写的，但我已经明白到我在官场上的一个进步、一个新的台阶已经触手可摸，有可能上调，最小最小的安排也是在本市进常委或者当副书记。我自己也知道上上下下对我的看法都很好，官意民意都能如此好地集中在我身上，这样的现象确实是不常见的。

　　然而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候，我还是冒着牺牲美好前程的风险来到了杜欢的身边。我深知：如今要打倒一个干部，最容易的是经济问题和桃色事件。

　　如果不是出现奇迹，杜欢在人世间的日子已不多了。在这么短暂的日子里，我能为她做点什么？全世界的医师面对晚期肝癌都无可奈何，我还能做什么。我要对她说什么？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都已经说了二十多年了，没有什么没谈过的。至此，我突然萌生出一个念头：我想写一本书，就写我和她的恋情。我记得她曾经对我说过：我们的经历，可以写一本书。我当时并没在意，想想这些个人隐私，有什么书写的必要？写书，多少也应有一些教化意义的。我当初以为她是一句随意的和玩笑的话。现在回忆起来，便不能这么理解了，也许是她真希望做的一件事情呢。女人看待情感的角度和深度，与男人是不同的，她们得到了，体验了，还想作长久的甚至是永恒的咀嚼和回味。如果是这样，将那情感历程中粒粒闪烁着光芒的珍珠，用一根丝线串连起来，挂在心里，自然是最理想的设计了。我想：杜欢便是这么想的。于是写这么一本书便很有必要，更是当务之急。要是在她弥留之际，能看到这本书，能将这串珍珠捂在胸前、埋藏心底，她会愉快而坦然地面对死神。

　　我现在什么都不想了，我想从现在起，开始写这本书，将那些珍藏在心底的珍珠擦亮，串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