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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集珍本叢刊》簡介、序言、前言、後記 ●叢刊簡介 ●序 這裏，我要向廣大讀者鄭重推薦的，是一套以搜集和整理‘宋學’文獻善本珍本爲特色的大型叢書——一百零八册的《宋集珍本叢刊》(下稱《叢刊》)。 通過閲讀本叢書的《編輯例言》和部分樣册，我對這套叢書形成了如下印象： 首先，《叢刊》作爲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纂《全宋文》的系列成果，可能是目前最大的宋代文集叢書。宋代是中國歷史上非常特殊的時期，近代以來，學人都非常重視宋代文化的研究和宋代文獻的整理。二十世紀中葉，老一代學人唐圭璋先生編纂了《全宋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又組織和實施了《全宋詩》、《全宋文》兩大工程，分别對宋代集部文獻進行了系統整理。但是，以上‘三全’都是宋代文集的新編和重排，無法反映宋集的原版情况；其内容也限於詩、文、詞，對於豐富多彩的宋集内容未能全面包容。因此，儘管有了‘三全’，也還不能完全取代原版宋集的價值。本《叢刊》將宋集原版進行整理、影印，正好可以彌補這一缺憾。特别是像宋代這樣一個刻書事業十分發達的時代，採用影印原版的方式更能反映宋代文化的原始面貌。 衆所周知，中國‘四大發明’之一的印刷術，對人類文明的傳播和發展曾作出過重要貢獻。始於唐代的雕版印刷，在宋代得到廣泛應用。據史料以及現存的部分宋版書可見，當時的出版業非常發達，刻書類型多種多樣，有官刻，有私刻，還有方外之刻。私刻有私宅刻、家塾刻，還有專以刻書營利的衆多坊肆。方外之刻有寺院刻、道觀刻，還有各類祠堂刻等等。當然，宋代出版業的主體還是官刻。所謂官刻，又有各級官府和各級學校之别。官府又分中央和地方兩大類：中央的如諸殿、諸院、諸監、諸司、諸局，其中以國子監、秘書監刻書最多；地方的如安撫司、提刑司、轉運司、茶鹽司、計臺等，都曾主持過刻印事業。宋代學校的刻書更爲繁多，如州學、府學、軍學、縣學，以及各類名目的郡庠、郡齋、學宫、頖宫、學舍、書院等，都配合教學和學術活動，廣開刻書之門。由於宋代有如此龐大的刻書群體，使宋代及其以前的文獻得到及時而廣泛的傳播，目前仍然傳世的千餘種宋版圖書，就是這一盛舉的歷史物证。宋代可以説是中國出版史上的一個高峰時期，這一時期的成就與經驗，是值得我們今天的出版工作者認真研究和總結的。《叢刊》以原刻影印的形式反映中國文化巔峰時期宋代的文化成就，是十分難得的。 其二，《叢刊》又是四川大學從事《儒藏》編纂的首批成果，是中國學術史中‘宋學’的文獻集成。中國有五千年文明史，儒家學術也經歷了二千五百餘年的發展。從先秦子學到兩漢經學，從魏晋玄學到隋唐義疏學，從宋明理學到清代樸學，兩千年間，流派衆多，風格各異，但是究其根本，不外乎‘漢學’和‘宋學’互爲消長而已。《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這麽説，范文瀾先生《中國經學史講演録》也這麽説，看來是有道理的。‘漢學’以尊孔讀經爲特色，‘宋學’以思辯明理爲特色，前者的長處是文獻學的，後者的長處是哲學的。四川大學古籍所在完成《全宋文》等大型古籍整理工程後，目前又啓動了國家‘二一一工程’項目、‘國際儒學聯合會’規劃項目《儒藏》的編纂與研究。《儒藏》作爲儒學文獻的大規模集成，當然要反映儒學發展史上的重要階段‘宋學’的成就。川大古籍所結合自己的特點，發揮自己的長處，首先從宋代文獻開始，率先編纂、出版了這套宋代學人文集的叢書。在這裏，許多大思想家，諸如周子（敦頤）、二程子（顥、頤）、朱子（熹）、張栻、陸九淵、真德秀、陳亮等人的文集，都可以在《叢刊》中找到，這是知津執要之舉，既可以爲各類學者提供最便捷的求知門徑，也爲方興未艾的《儒藏》編纂和儒學研究事業打下良好的文獻基礎。中共中央《關於整理我國古籍的指示》指出：‘整理古籍，把祖國寶貴的文化遺産繼承下來，是一項十分重要的、關係到子孫後代的工作。’儒學是中國文化的主幹，整理儒學文獻也是繼承文化遺産的重要組成部分，而編纂《叢刊》就是這一整理和繼承的重要步驟。 其三，中國是文獻大國，也是藏書事業十分發達的國度。從老子‘爲周守藏室史，主柱下方書’；到‘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從漢朝‘遣謁者陳農求佚書於天下’，到唐代‘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下至宋、元、明、清，歷代皆有公府私室對圖書的大力搜求。但是古代的圖書收藏，多半不是爲了流通，客觀上却形成了資料的壟斷，這雖然對文獻的收集有功，但是也對文獻造成了禁錮，一不小心就會導致毁滅。這是令人非常痛心的。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張元濟先生輯印《四部叢刊》，有力地促進了善本的保存和流通。一九八一年中共中央《關於整理我國古籍的指示》又號召：‘現存有些古籍的孤本和善本，要採取保護和搶救的措施。……散在國外的古籍資料，也要通過各種辦法争取弄回來，或復製回來。同時要有系統地翻印一批孤本、善本。’所有這些，都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平心而論，我們對待善本，保護工作做得有餘，而搶救和流通工作却做得不够。有鑒於此，國家啓動了‘中華善本再造工程’，兩年來成就不小，第一期工程已經有一百七十餘種得到重版。不過，《四部叢刊》和‘善本再造’都是綜合性的，川大古籍所的《叢刊》則是專題性的斷代善本文獻結集，它爲學人從事專題研究提供了便利。 其四，《叢刊》的編者從方便學人出發，盡可能多地爲讀者提供了實用、完備的資料。《叢刊》選書四百零五種、一萬餘卷，堪稱‘宋集萬卷精華’。其選目以善本爲主，以稀見難得爲尚，常見者從略。對入選珍本善本，編者還從版本學、目録學的角度進行了科學的考察和研究；對作者之生平，著述之總况，文集之源流，版本之優劣等，也都進行了精心的考訂。在製作技術上，又將傳統文獻編輯與現代計算機技術結合，將入選各書進行保真處理，採取脱色、去污、修描等方法，對其中因時代久遠字迹模糊的文獻，作修描還原處理。爲了在有限的篇幅内給讀者提供盡可能多的善本資料，編者又將原書尺寸進行了適當縮放，在十六開頁面上，以上下欄方式包容古書四個頁面，既整齊美觀，又經濟實惠。 二十三年前，中共中央在下達《關於整理我國古籍的指示》時，曾爲當時的人材斷層擔憂：‘目前真正能够獨立整理古籍的，一般來説得六十歲左右的人才行。’那是經過十年浩劫後的情形。又説：‘古籍整理是一件大事，得搞上百年。’號召加强古籍整理人才的培養和隊伍建設。我們欣喜地看到，經過二十餘年來的教育和人才培養，一批真正從事古籍整理的年富力强的研究人員正在茁壯成長。以四川大學古籍所爲例，雖然該所第一代學術帶頭人徐中舒、繆鉞、楊明照等先生都已去世，第二代古籍整理工作者趙振鐸、胡昭曦、繆文遠、曾棗莊、劉琳等學人也已退休，但該所的第三代學人，平均年齡纔四十來歲，如此年齡，已經順利地接力而上，是古籍整理事業後繼有人的標誌，也是我們可以告慰陳雲、李一氓等老一輩革命家和老一代古籍整理倡導者的又一喜訊。 ‘直掛雲帆濟滄海，乘風破浪會有時’。我衷心祝願川大學人，乘‘盛世修典、文化復興’之長風，掛‘古籍整理、求實創新’之風帆，安心事學，嚴謹求實，勇往直前，將宋代文化研究特別是儒學文獻整理工作做得更好。 二〇〇四年四月十六日 ●前言 舒大剛 呈現在讀者面前的，是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從事《全宋文》、《儒藏》編纂和研究的系列成果之一，是一套以保存和流通宋代文獻珍稀版本爲宗旨的專題叢書，是迄今搜羅最全的斷代文集善本叢刊。本叢書名为‘宋集珍本叢刊’，其完全含義爲：‘宋代文集珍稀版本影印叢書’。爲使藏家和讀者在收藏和使用《宋集珍本叢刊》（下稱《叢刊》）時對相關問題有所了解，這裏略作介紹。 一先談第一個問題：宋代及其文化。 宋代，即趙宋王朝，從公元九六○年趙匡胤‘陳橋兵變，黃袍加身’，至公元一二七九年宋軍崖山兵敗，陸秀夫負帝昺蹈海而死，宋朝滅亡，前後立國三百二十年。這是中國歷史非常特殊的時期，陳寅恪《鄧廣銘宋史職官志考證序》謂：‘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载之演進，造極于赵宋之世。’鄧廣銘亦云：‘兩宋期內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所達到的高度，在中國整個封建時期之內，可以說是空前絕後的。’(《談談宋史研究的幾個問題》)這不僅僅表現在宋代的政治、經濟達到了中國封建社會歷史發展最成熟的狀態，而且表現在中國古代思想文化也達到了又一個歷史高峰。宋代在哲學、史學、文學、藝術、數學、地理學、醫學等領域所取得的成就，都是前所未有的，有的甚至空前絕後。隨便數來，諸如周敦頤、張載、二程、朱子、陸九淵等理學與哲學大師，范仲淹、王安石等著名政治家、改革家，歐陽修、曾鞏、蘇洵、蘇軾、蘇轍、黃庭堅、陸游、辛棄疾等偉大文學家，蘇頌、沈括、秦九韶、宋慈等著名科學家，司馬光、李燾、李心傳、袁樞、鄭樵、馬端臨等傑出史學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李公麟、赵佶等著名藝術家。斯諸人者，或人主一藝，力極其妙，或身通數術，各申其才，皆異彩紛呈，輝映千古。這是一個大師輩出、群星燦爛的時代。在中國歷史上，人才如此集中，成就如此全面，影響如此深遠，沒有一個王朝可以與之媲美！日本学者宮崎市定《東洋近代史》說：‘中國宋代實現了社會經濟的躍進，都市的發達，知識的普及，與歐洲文藝復興現象比較，應該理解爲並行和等值的發展，因而宋代是十足的“東方的文藝復興時代”’！ 宋代不僅僅是中國古代文化的高峰，而且是中國跨入近代文明的門檻。學者普遍認爲：‘唐代是中國中世紀的結束，宋代則是中國近代的開始。’(日本內藤湖南《唐宋時代概觀》)‘趙宋一代三百餘年，爲中國歷史由古代轉入近代之契機。當時政治、經濟、哲學思想、文學藝術，均在蛻變之中，而尤富於開拓與創新精神。’(繆鉞《全宋文序》)王國維則早在其所著《宋代之金石學》一書中說：‘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動與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漢、唐，後之元、明，皆所不逮也；近世學術，多發端于宋人。’法國學者、著名漢學家、西方宋史研究的開創者埃狄納·巴拉茲更明確指出：‘中國封建社會的特徵，到宋代已發育成熟；而近代中國的新因素，到宋代已顯著呈現。因此，研究宋史，將有助於解決中國近代開端的一系列重大問題。’即不論中國經濟是否在宋代已有了資本主義萌芽，但它是中國封建經濟形態的成熟期卻是可以肯定的；也不論中國的文官制度是否是人類社會最佳的行政管理制度，但它在宋代已經達到空前成熟狀態也是可以肯定的。宋人所創造的許多精神成果，不僅豐富絕倫，超越汉唐而上之；而且轉捩方向，霑溉元明以下傳。如若‘宋文’之雄視千年，‘宋詞’之不祧百世，此學人之所共識。至如‘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的宋代‘理學’，更是改變了中國儒家尊經重师之傳統，樹立了尚思貴創的新風，後來千餘年中國社會的學術與風尚，就主流而言，即謂之‘宋人之學’可矣。凡此等等，皆爲前代所無，後世所遵。因此，自從十九世紀後半期開始，人們改變前人‘書不讀六朝以下’的痼習，紛紛改研宋代，兼習近史。嚴復在與友人書中甚而呼籲：‘前人好讀“前四史”，亦以其文字耳。若研究人心、政俗之變，則趙宋一代最宜究心。中國所以成爲今日現象者，爲善爲惡姑不具論，而爲宋人所造就，什九可斷言也。’宋代，無論是探尋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的最高境界，還是尋求中國近代社會的發軔之處，都是學人首先必須問津的。這也是近现代海內外學人多將慧眼投向宋代研究的原因所在。 二其次談谈宋代文献与文集。 宋代之所以成爲中國古代文化的高峰，成爲中國近代歷史的先河，成爲‘東方的文藝復興時期’，除了其經濟、政治的邏輯發展，天時、地利等風雲際會的外部條件外，也與宋代統治者崇尚儒學，推行重文偃武政策，爲促進輝煌燦爛的精神文明的到來創造良好環境分不開。《宋史》作者曾說：‘宋有天下先後三百餘年，考其治化之汙隆、風氣之離合，雖不足以儗倫三代，然其時君汲汲於道藝，輔治之臣莫不以經術爲先務，學士縉紳先生談道德性命之學不絕於口，豈不彬彬乎進於周之文哉！’(《藝文志序》)實爲知人論世之談。世人每每以宋朝在對遼、對金、對夏、對蒙古的戰爭中屢屢失利來討論宋代文化之優劣，這是侷促於功利、闇昧於大道的淺見。宋代之所以成爲宋代，不在武功，而在文治；宋代之所以成爲古今文明的分水嶺，也不在於它是否像秦皇、漢武那樣去開疆拓土，而在於它創造了超前越後的精神財富。這些成就最集中地保存在宋人留給我們的各類文獻之中。 宋人在文獻學上的成就也是劃時代的。他們曾對前代文獻進行了大規模搜集、整理和研究，使古代文明成果得以順利地傳承。如將儒學群經古注古疏進行整理加工，集其大成，形成了影響深远的《十三經注疏》；對歷代史書進行校訂和補撰，形成了數千年一貫、蟬聯而下的系統地反映中國歷史的規模宏大的‘正史’體系——‘十七史’；復廣泛收錄並分類編輯前代文獻，形成著名的‘四大部書’(《太平御覽》、《太平廣記》、《冊府元龜》、《文苑英華》)。特別是宋代創立了叢書體例，將歷代佛學文獻彙集成《大藏經》，將道教文獻彙集成《道藏》，將百科圖書彙集成《儒學警悟》、《百川學海》等等，都對學術的繁榮、文化的發展産生了深遠影響。如果說中國上古文獻是由於孔子修訂‘六經’、傳爲‘六藝’才得以保存；周秦、西漢文獻是因劉向、劉歆校讎群籍、編纂《七略》才得以傳承的話，那麽東漢而下迄于隋、唐、五代，其歷史文化至今仍得以與世人親密接觸，則端賴有宋人的這番文獻收集和整理之功。 宋人不僅熱衷於前代文獻的整理與研究，而且更勇敢地進行新文化的創造，新著作的撰寫。只要我們打開目錄書，就會發現各類文獻一進入宋代就大量地激增起來。據《宋史·藝文志》載，宋建國之初，才‘有書萬餘卷’。而經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即有書三千三百二十七部、三萬九千一百四十二卷。再經仁宗、英宗兩朝的發展，又增加了一千四百七十二部、八千四百四十六卷。及至神宗、哲宗、徽宗、欽宗之後，此《四朝藝文志》所著，又增加了一千九百六部、二萬六千二百八十九卷。總《三朝》、《兩朝》、《四朝藝文志》所有，即達六千七百零五部、七萬三千八百七十七卷。北宋從立國至靖康年間才一百六十七年，藏書已經七倍於前，淨增圖書達六萬四千餘卷。這當然與宋朝崇尚文治、士人勤於著述大有關係。 中間雖經靖康之亂，圖籍遭到嚴重摧残。然而猶如鳳凰涅槃火中再生一樣，中國圖書也在歷史的灰燼中迅速獲得新生。南宋高宗重又搜輯圖書，再編新目，《中興館閣書目》猶登錄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寧宗朝《續書目》，又得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三卷。《宋史》作者修《藝文志》，依據宋代歷朝國史目錄，‘刪其重復，合爲一志，益以寧宗以後史之所未錄者’，得書‘大凡九千八百十九部、十一萬九千九百七十二卷’。這些數目，大大超越了唐人引爲自豪的開元圖書之盛的八萬餘卷，已有過之而無不及了。 當然，《宋志》所錄尚是宋代皇家的藏書，其中包含有前代著述，還不完全是宋人自己的撰述。但是細核其目，其中卻以宋人新撰居多。大概說來，記錄太祖、太宗、真宗藏書的《三朝志》，所錄以前代文獻居多，而此後《兩朝志》、《四朝志》、《中興錄》及《續錄》所錄，則以宋人自撰爲主。即以《宋史·藝文志》所錄‘九千八百十九部、十一萬九千九百七十二卷’，完全減去《三朝志》的‘三千三百二十七部、三萬九千一百四十二卷’，仍然有圖書六千四百九十二部、八萬零八百三十卷。史載唐開元時期所藏八萬卷中，有三萬卷是唐人所撰，宋人自撰書卻已經等於唐代所藏各朝圖書的總和。這還只是宋朝國家藏書的統計資料，其未入三館秘閣而行於民間、儲於石室者，更是大有其書，清人倪燦僅依據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就補輯宋人所撰‘四部’圖書‘六百七十八家、一萬二千七百四十二卷’(倪氏《宋史藝文志補》)，就是明證。合以《宋志》所錄，共有書七千一百七十種、九萬三千五百七十二卷。比之唐人所撰，多出六萬三千五百七十二卷，整整是唐人著述的三倍有餘。因此，無論是就收藏前代文獻論，還是就自撰、新撰論，宋代都遠遠地超過大唐是毫無問題的。 這些文獻當然包含經、史、子、集各類著述，其中又以集部文獻最爲壯觀。單據《宋志》考察，著錄別集一千八百二十四種、二萬三千六百零四卷，除去宋以前的別集八百餘種，宋人自撰文集約有千種。而欧阳修著《新唐書·藝文志》，所錄兩漢至唐代別集一共才‘七百三十六家、七百五十部、七千六百六十八卷’，即此已多於唐代及其以前文集的總和。如果再加上倪燦《宋史藝文志補》的宋人‘別集二百十五家、三千八百八卷’，宋人文集至少有一千二三百種。這些數目同樣是以前各朝不能比擬的。 如果說，研究宋代儒學、經學、哲學與思想的成就，有宋人經部諸書可供採獲；研究宋代歷史、社會以及宋人史學成就，有宋人史部諸書可供擷錄；研究宋人理論性思維成果，有宋人子部諸書可供甄錄的話，而列入集部的衆多別集類圖書，則是我們研究宋人藝文、詞章等文學、美學成就的天然富礦。不特此也，由於宋人文集的豐富多樣和內容龐雜，決定了它的涉及面遠遠超出了文学的范围，而蕴含了更为弘富的资源，繆鉞《全宋文序》曾揭示宋集面貌說：‘數量繁多，內容豐富，舉凡國計民生、世情風習、說經考史、論道參禪、仕宦升沉、山川遊覽、遺聞軼事，以及文學藝術之評賞，罔不涉及！’其內容之豐富，涉及之廣博，亦爲前代文集所不逮，是研究宋代政治、經濟、哲學、史學、文學、藝術，乃至社會、世風等方方面面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資料。整理和出版宋集各類文獻資料，是從事宋代文、史、哲研究者非常關注的事情；而儘快將這些包羅萬有的集部文獻進行收集、整理，當然也是從事古籍整理工作的人責無旁貸的事情。中國國家教育部‘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始，即有計劃地進行了宋代文集文獻的整理，先後啓動和完成了《全宋詩》、《全宋文》等大型文獻整理工程。這些書的編成和出版，無疑顺應了學術界希望完整掌握集部文獻的迫切需求。但是，以上‘二全’的編纂，都是重新編錄的宋代詩、文總集，不是宋人文集原本的彙錄和叢編，這對希望原滋原味地了解和利用宋代文集資料的學者來說，似乎也還缺少點什麽。《叢刊》力圖將宋集善本彙編、整理，或許可以起到與‘二全’相辅相成的作用。 三其三談談現存宋代文集善本的問題。 宋人不僅收集和自撰了大量文獻，而且也善於傳播和保存這些文獻。宋代的傳播手段高於以往任何一個時期，肇始于唐代的雕版印刷術，在宋代得到很大改进和廣泛運用，再加上當時自由的出版政策，从中央到地方，从都會到山村，凡有井水人家、讀書習文之處，都有刻書印书者的身影闪現，形成了規模宏大的刻書印書系統。中央有國子監、秘書監及諸殿、院、司、局主其事；地方有安撫司、提刑司、轉運司、茶鹽司、倉司等倡其刻。其他公私學校，如州學、府學、軍學、縣學、學舍、書院；方外機構，如寺院、道觀、祠堂等，皆以刻書印書爲善舉義行。更有私營坊肆、民間家塾，常常以刻書鬻書爲業。這一龐大的刻書群體，較之前代的手钞手錄，無論傳播速度和範圍，還是圖書質量和數量，無疑都具有革命性的突變。 先進的傳播手段和寬鬆的文化政策，不僅使前代圖書得以續傳，而且也使宋人自撰著作得以及時流布，大大提高了宋代文獻存世的比例。據不完全統計，唐代自撰書三萬餘卷，現在存者已經十不及一。而宋人所撰的七千餘種著作，目前傳世的比例卻遠遠高於唐代。據四川大學劉琳、沈志宏先生調查統計，宋人著述之存世者目前尚有四千八百五十五種，約佔宋人著述總數的百分之七十左右(劉琳、沈志宏《現存宋人著述總錄》)。而宋人文集之傳世者，也仍有七百四十一家之多，其所佔宋集比例亦約略稱是(沈志宏《現存宋人別集版本目錄》)。這是一份可供我們了解和再現中國古代文化高峰時期各方面成就的文獻載體，是宋人留給人類反思歷史、展望未來的寶貴財富。 這七百餘家宋人文集，因刻時刻地刻人的不同，技術水平之不一，其傳本自然會面目繁多，形式各異。四川大學古籍所由於編纂《全宋文》的需要，曾編有《現存宋人別集版本目錄》，該目依據全國各省、市、高校、科研院所等圖書館藏書目錄或卡片，著錄了現今尚存的宋人文集版本大約七千餘種。其中有宋本元槧，也有明刊清刻，有的也經學者校鈔，有的又係名家收藏。當然更多的是普通刻版和鈔本，出於不同時期名不見經傳的刻工和鈔手。出處既然不一，內容的精粗優劣，當然也會良莠不齊。何者爲善，何者爲劣，這些判斷對於專家學者當然會有自己的選擇，但是對於普通讀者來說無疑將帶來極大的不便。這就需要尋求和選定宋集的善本和珍本，並對其進行必要的甄別、研究和整理，爲讀者提供充足、可信、方便、實用的版本，這也是古籍整理工作者應盡的義務。 關於宋集善本，前人已經有一定的調查和研究。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集部別集類，曾爲八十六家、一百五十一種宋集撰写提要，为学人认识和利用宋集善本提供了方便。但這些書分散在中國、美國乃至歐洲各大圖書館，尋求起來非常不易，況且這還僅僅是王先生一人所經眼者，還不是所有宋集善本的完整著錄。中國臺灣《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增訂二版)集部著錄二百四十六家宋人的別集善本八百四十七種，數量大大超過‘王目’。但這也只是臺北中央圖書館本館和暫時寄存的北平圖書館、東北大學圖書館所藏之善本，也不是全國範圍(甚至也不是全台島)宋集善本的綜合著錄。嗣後，中國大陸圖書館聯合編製《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其集部上冊著錄三百八十家宋人的別集善本二千八百二十種，這是全國性善本資料的綜合目錄，其中大部分爲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南京圖書館等著名藏书单位的收藏，但也還不是海內外乃至世界各地所存中國古籍善本的總匯。所以目前到底尚存多少宋集善本珍本，這些善本珍本的具體面貌如何，收藏情況怎樣，仍然是需要古籍整理工作者深入調查研究的課題，更遑論提供給學人閱讀和利用了。 四川大學古籍所因編纂《全宋文》和《中華大典·宋遼金元文學分典》的需要，曾努力從海內外各大圖書館收集和復製宋代文獻，承蒙各館同行的熱情相助，在現存四千八百餘種宋人著述中，本所已經大部擁有復製件。在收集之初，我們對版本也沒有太多講究；復製的形式也多种多样。因此就本所收藏的宋代文獻看，其版本十分複雜，形式也長短不一，有原版本，有重印书，有復製件，有縮微卷，也有手鈔手錄、捶拓臨摹，等等，不一而足。不過，披沙撿金，有時獲寶，鉅網之下，時得驪珠。後經清點，在本所收集的宋代文獻中，約略可以算是善本的，共有九百六十餘種左右，外加明、清各朝鈔本和名家手批本凡若干種，總計卷數已超過一萬八千卷。其種類當然不完全是宋集，但是以宋集爲主。此外，川大古籍所所在的四川大學又係百年名校，其圖書收藏經歷了錦江書院、尊經書院時期，存古學堂、四川國學院時期，老四川大學、成都大學、華西大學和新四川大學時期，不同時期的整合，都使本校圖書得到充實，目前三館藏書約有四百八十三萬餘冊。而館藏豐富的四川省圖書館，也入藏了四川各個時期、各個地方的公私藏書，其中也不乏上佳的精善之本。所有這些，都是我們偏處西南一隅的川大學人討論和研究宋集善本珍本可供取材的。同時本所也从不封锁资料，這批資料我們自来向海內外學人開放，願與四方學人共享。因此，欧、美、日、韩，特别是台湾学者经常来本所查阅宋代资料，因爲它們是宋人留給我們的精神財富，也是同行惠賜於我們的珍貴資料，我們願以它作爲以文會友的契機，也想用它作爲與同行交換館藏，建立友誼，彼此投報之‘瓊玖’。 四最後談談《叢刊》的編纂緣起和體例。 我們既然將一批書籍稱爲‘善本’，就說明它們係難得稀見之物。當然，何爲‘善本’，也許古今學人判斷的標準不一。或以內容精善論，或以少見稀見名，這也許又是古今中外學者確定‘善本’的一致意見。就中國善本而言，它們給人的第一印象就是‘難得’。它們或係歷代宮廷藏書，只供御鉴钦定，士子文人自非三甲鼎元、欽點翰林，就難得有幸‘觀國之光’。或係藏家枕中秘笈，若非至愛親朋，入幕嘉宾，就難得一親芳澤。或被書賈矜爲奇貨，待价而沽，又哪是青燈相伴、菽水甘旨的書生所可企及。或爲世族傳家之寶，在那‘借書與鬻，皆爲不孝’的家規嚴訓下，外人又如何得見？有的古籍甚至遠涉重洋，庋藏于異國他鄉，對一般視出國如登天的國人來說，就更只有望洋興歎的份了。對於這些宋本元槧，普通讀者求为一見而不能，更莫論親自翻閱，摘錄資料了。這極其不利於文獻的流通、學術的研究，反而失卻其作为文獻善本珍本的價值。更有甚者，或因藏家深藏秘鎖，不願示人，拒絕復製，故一般善本的複本都很少，一不小心，原本極易散佚。或絳雲失警，焚燬於回祿之火；或砥柱舟覆，漂没於馮夷之波。古書‘五厄’、‘七厄’的悲劇頻頻上演，就不足爲奇了。是故古代書籍，其聚也固得藏家收斂之力；其散也，又何嘗不是藏家錮閟之過！是故周永年《儒藏說》曾歎：‘自漢以來購書藏書，其說綦詳，官私之藏書，著錄亦不爲不多，然未有久而不散者。則以藏之一地，不能藏於天下；藏之一時，不能藏於萬世也。……蓋天下之物，未有私之而可以常據，公之而不能久存者。’近世出版家張元濟有鑒於此，於是躬自實踐，棄私有私藏之陋習，申楚失楚得之公心，輯印有史以來最大的善本叢書——《四部叢刊》，將涵芬樓收集的四百七十七種秘笈珍本公諸同好，深得學人讚譽。也唯其如此，众多善本珍秘才免於在日寇的狂轰滥炸中，与涵芬楼同化劫灰。及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共中央下達《關於整理我國古籍的指示》，也高瞻遠矚地號召：‘要有系统地復製一批孤本、善本。’以廣流傳。近時中央政府又撥出钜资，啓動‘中華善本再造工程’。據消息說：‘這項工程最終將主要選出唐宋以來一千三百餘種兼具文物價值和學術研究價值的古籍善本仿真影印，以滿足國內外圖書館補充入藏善本的需要，並爲學術界提供豐富的寶貴文獻資料。’如此这般，一本將化爲無數複本，同書將變成百十新書，從前學人無緣一睹的‘舊時王謝堂前燕’，而今將翩翩‘飛入尋常百姓家’。中華善本更增其善，神州孤本不再爲孤。故新聞媒體譽爲‘功在當代，利在千秋(《人民日報海外版》二〇〇四年三月三日)的無量功德’！南北學人亦將簞食壺漿，北望‘王師’，额首以期其成功。 四川大學古籍所在完成新編、校點的《全宋文》之後，目前又啓動了《儒藏》編纂工程，爲保存和流通宋代文集的善本珍本計，也爲首先整理和研究中國儒學轉捩時期的‘宋學’文獻計，先期實施了《叢刊》项目，慨然將本所從海內外各大圖書館收集得來的兩宋文集的珍稀資料公諸同好，以饗讀者。庶不悖於黨中央的《指示》，亦冀以方便於學人。這便是《叢刊》編纂的緣起和目的。 《叢刊》以川大古籍所收集的宋人文集善本爲主，兼及四川大學圖書館、四川省圖書館部分珍藏，選書四百零五種，爲卷一萬有奇，堪稱‘宋集萬卷精華’。我們選目的原則是，以宋人別集爲主，兼及部分總集；以善本爲主，兼及名家批校；以稀見難得爲主，凡已常見，如已經收入《四部叢刊》、《北京圖書館所藏珍本叢刊》等善本叢書者，本次原則上不再收錄(另经名人收藏和批校者除外)；同種書首選宋刻、元刊，次及明版、清本；宋、元版從寬，明、清本則從嚴；宋、元本只要是不同版別，本次一律予以收錄，同一種書，不避重複；明、清版本，一般是在沒有宋、元本情況下，才酌予收錄；其或宋、元刊本有殘缺，明、清本可以補足，亦予收錄；或宋、元本與明、清本爲不同系統者，亦同時收錄；或有清人精校精刻，或經名家收藏題跋，皆可爲研究者提供版本資訊和著錄資料者，《丛刊》亦酌予收錄。 《叢刊》對入選珍本善本，還從版本學、目錄學的角度進行了必要的考訂和研究。或歷考載籍，廣稽書目；或細審版式，辨析藏印。探討其版本源流，估評其學術價值。每書皆撰有簡明提要，以考作者之生平，述著作之概貌，尋編刻之軌迹，論众本之優劣。其於入選珍本內容之善否，版本之长短，又據一二常見之本與之比對，以定其去取。倣《四库全书》例，各書提要先隨書冠於各集之首，使學人開卷即知該人該書之概况，而得尋源溯流之指南，然後又將各書提要彙成一集，置於叢書之末，用以集中體現宋代文集善本珍本之全貌。 《叢刊》採用電腦技術，對入選各書進行保真處理。首先將入選善本用高保真掃描器進行掃描，儲入電腦。再採取脫色、去汙、修描等方法，對掃描資料進行適當修描，以不失真、不出錯爲度。爲了在有限的篇幅內給讀者提供儘可能多的善本資料，《叢刊》將原書尺寸進行了適當縮放，制定四拼一版式，統一排版製作。在十六開頁面上，以上下欄方式，包容了古書四個頁面，既整齊美觀，又經濟實惠。 《叢刊》採用精裝形式，每冊八百頁左右，共分裝一百零七冊。每冊皆編製本冊收書目錄，注明書名、卷帙、作者及版本，讓人一望而知文献版本及其出處。另有书目提要以及提要、書名、作者笔画索引等，合裝一冊，是爲第一百零八冊。 《叢刊》總計收書雖然仅四百零五種、一百零八冊，比之《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所錄三百八十家、二千八百二十種，猶是滄海一粟。不過《善本書目》所錄多係同種複本，而《叢刊》則以單本獨刻爲多，其所涵蓋幾及現有別集傳世的所有宋代作家。如果將其中只作爲總集(實爲叢書)收錄的《兩宋名賢小集》、《南宋八家集》、《南宋六十家小集》、《宋人小集》等等，按作者析成別集，其種類自然又會倍增於前，較之《現存宋人別集版本目錄》所錄的七百四十一家，或許不至相差太遠。因此，我們完全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叢刊》是目前面世的各類叢書中收錄宋人文集珍稀善本最多的一種，也是宋人文集善本資料首次大規模地積聚和整理。相信它所具有的珍稀版本的收藏價值，方便易求、珍善可信的資料價值，將會逐漸得到學人的認同。 文章盛衰千古事，成敗得失寸心知。川大古籍所自一九八三年建所以來，已經歷了二十個春秋。過去的二十年，是我國改革開放取得輝煌成就的二十年，也是我們趕上了盛世修典、文運昌盛的二十年。二十年間，我們孜孜不倦地從事傳統文獻的整理和研究，特別是從事宋代文獻的調查、搜集與整理，先後完成了一億字的宋代文章總集《全宋文》、一千二百餘萬字的文學類書《中華大典·宋遼金元文學分典》，与哈佛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合作一千四百万字的《电子版宋会要辑稿》，目前我們又將賈其餘勇，進行一項更爲龐大的文化工程——《儒藏》的編纂和整理。現在，這份既是《全宋文》系列產品，又是《儒藏》首批成果的一百零八冊的《叢刊》，即將推向社會，呈獻給學人。我們希望無愧於大好的時代，我們也期待不要辜負學人的厚望。但是此刻我們仍然懷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着讀者的评判，因爲我們的努力畢竟有限，其間存在的種種不足，都會一定程度地影響這份成果應該發揮的學術功能，所以我們殷切希望本書的藏家、讀者，給我們提出嚴肅的批評和指正。 二〇〇四年五月七日於四川大學雙橘園 ●后记 舒大剛 編校完《宋集珍本叢刊》（下稱《叢刊》）第一百零八冊，時針已指向子夜。 一陣清風拂過，夜雨幽然而止。擡望眼，雲開霾散，星斗滿天，銀河如帶，它們仿佛正眨眼相向，既似鼓勵，又似安慰。說是鼓勵，因爲我們終於克服種種困難，將目前最大的、長達一百零八冊的斷代文集珍稀善本叢書編完了！說是安慰，因爲這項工作已經得到衆多學人和朋友的理解與支持，正是這種理解與支持，我們纔有力量衝破重重阻力，最終完成《叢刊》的研究和製作。此時此際，更讓人仿佛進入東坡詞《定風波》的意境：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鞵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瀟灑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這是何等的氣度，何等的達觀，又是何等的執着！沒有經歷‘穿林打雨’的人，不會有此體會；沒有勇氣‘吟嘯徐行’的人，更不會産生同感。也許讀者會怪：僅僅從事《叢刊》這樣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怎麽會與蓋世奇才的東坡先生有同感呢？豈不是將天比地，比擬失當麽？吾人以爲，雖然事有大小，人有賢愚，但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際遇相同，感受如何不可以相似呢？ 如今編完了《叢刊》，曲指算來，需要我們戰勝的困難着實不少。 首先是自勝難。所謂‘自勝’，即戰勝自我的功利心。雖然中共中央早就指出：‘整理古籍，把祖國寶貴的文化遺産繼承下來，是一項十分重要的、關係到子孫後代的工作。’‘古籍整理是一件大事，得搞上百年。’（中共中央《關於整理我國古籍的指示》）但是現實中人們的認識未必到位。古籍整理成果，雖然部頭大，顯現度也不低，但在目前的各種評估體系中，却存在評價低、申獎難、值分少等情况，在課題申報，職稱評定，崗位佔有，津貼發放等等場合，往往都成了‘銀樣臘槍頭’，好看不中用了。‘現世佛’尚且難以取悦，奚遑顧‘子孫後代’那尊‘來世佛’呢！因此，當初在全國高校中成立的各類‘古籍整理研究所（室）’，現在纔剛剛二十年，面對目前新局勢，能夠‘與時俱進’者紛紛轉業改行，另尋生路；不知‘時變是守’（或是冥頑不化、樂此不疲）者雖然仍在堅持老本行，作‘每日挖山不止’的愚公，但也境况不佳，難免‘智者’之譏。同行每每相聚，都欲說還休，若有隱憂，回天乏術，莫可奈何！況且這套以保存和搶救宋代文集珍稀善本爲特徵的《叢刊》呢？它既非你原創原作，又非你新校新注，其功其過，于君何有哉！而且又爲卷萬餘，分冊百八，卷帙浩繁，歷時滋久，自非有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癖，豈能如此‘紬石室金匱之書’、校天祿琳瑯之籍呢？ 其次是勝人難。所謂‘勝人’，非戰勝他人，而是克服他人對古籍整理工作的不理解甚至干擾。既然古籍整理立項難，經費少，所出又非‘時新’成果，更難上‘核心期刊’，你工作的‘意義’當然就會大大降低。面对此种情形，你得牢記孔子的教誨：‘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己之不能也。’‘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低吟‘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以自我安慰。面對他人對古籍整理事業的不理解，沒有你的好崗位，沒有你的好津貼，甚至將你單位的編制弄到‘謀其政而不在其位’的時候，你得‘不慍’不火，‘柔聲以諫’；‘諫又不從，起敬起畏’。這樣，也許還有生存的空間。不然，如果你迂腐到底，仗理直言，‘柔去剛來，小人道消，君子道長’的話，那結果是可想而知的。雖說不致於無立足之地，但弄得你‘明夷於飛垂其翼’、‘鎩羽而歸喪其氣’，卻是完全可能的。到那時，你纔會真正體驗到孔老夫子‘不患無位，患所以立’的格言的真正含義！ 其三是勝俗難。中國有好書愛書的傳統，也有藏書私書的陋習。我們這項工作係將本所收集的宋人文集珍稀版本公諸世人，不免會開罪於这些千年舊俗。如果你遠稽古史，近考前載，就會發現許多珍書惜書的感人事迹，也會發現許多因愛書而致於毀書的悲劇。爲了藏書聚書，古今藏家或設‘八求’、‘八法’（鄭樵、祁承）說，見《澹生堂藏書約》第三）以致書，或歎‘五難’（謝在杭《五雜俎》卷十三）、‘六難’（孫慶增《藏書紀要》）以申戒。錢遵王《述古堂藏書目自序》云：‘余二十年來，食不重味，衣不完彩，摒擋家資，悉藏典籍。如蠹之負版，鼠之搬薑。甲乙部居，粗有條理。’頗能反映舊時藏家不遺餘力搜羅書籍的景象。正是這種精神，纔使千載秘笈、百世圖書，得以聚集，得以著錄。此藏書聚書之優良傳統也。 然而舊時藏家之聚書，非爲流傳，而係收藏，非爲公用，而是私有。他們往往將圖書閟爲私産，拒絕示人。《三國志·蜀書》載:許慈與胡潛同爲博士，‘更相克伐，謗讟紛爭，書籍有無不相通借。’唐杜暹聚書萬卷，每卷題後云：‘清俸寫來手自校，子孫讀之知聖道，鬻及借人爲不孝。’（宋王闢之《澠水燕談錄》卷七）其以清俸聚書，手自鈔校，癡情可鑒，苦況可知。但是因惜書而一至於不許借人，不亦過乎！尤其是世道滄桑，盛衰無常，如果後世没有讀書之人，祖輩他年之聚，足成後代之累，‘往往束置庋閣，以飽蠹魚。既不假人，又不觸目，至畀諸竈下，以代蒸薪’者有之（吳愷《讀書十六觀》）；‘抑或散於麺肆酒坊，論秤而盡’亦不乏其例。又不幸卒遇兵爨水火，他年之積頓化烏有，豈不重爲可惜？錢遵王所謂‘世間聚散何常？絳雲一燼，畫書之厄，等於秦火’ 之感慨（《述古堂藏書目自序》），豈是虛語。陳登原曾形象地描繪說：‘其始也，似拾孤兒弱女于魔窟之中，與以香花供養，使之神采煥發。其繼也，則恐佳人他適，閉諸深房，夭其天年，折其人間清福。綜而觀之，彌令人有“成也蕭何敗也何”之感矣！’（《古今典籍聚散考》第九章）如此等等，又是舊時藏書私書之陋俗也。 在歷史上，因這種藏書私書而導致圖書毀損的事，不知重演了多少次！故清儒周永年《儒藏說》重有感焉：‘書籍者，所以載道紀事益人神智者也。自漢以來購書藏書，其說綦詳，官私之藏書，著錄亦不爲不多，然未有久而不散者。則以藏之一地，不能藏於天下；藏之一時，不能藏于萬世也。明侯官曹氏學佺欲仿二氏爲《儒藏》，庶免二者之患矣。蓋天下之物，未有私之而可以常據，公之而不能久存者。’並非無感而發，也並非沒有現實意義。 ‘回首向來瀟灑處，也無風雨也無晴！’困難歸困難，有衆多朋友和學人的幫助與支持，有二三同道的熱情參與和實施，我們終於一個一個地將這些困難克服了！這是首倡其議的我感到特別欣慰的。四川大學古籍研究所自一九八三年成立以來，一直從事古籍的整理和研究，在老一代學人徐中舒、繆鉞、楊明照先生的表帥作用下，在趙振鐸、胡昭曦、曾棗莊、劉琳等先生的組織實施下，形成了以整理和研究古籍爲樂的傳統，培養了嚴謹勤奮、不尚虛榮的學風。在完成《全宋文》（高校古委會重點項目）、《中華大典·宋遼金元文學分典》（國家重點項目）、電子版《宋會要輯稿》（與美國哈佛大學、臺灣中研院合作項目）之後，目前又啓動了《儒藏》編纂工程。這些都是費力耗時的工作，既非一人之力所可勝任，也非一時半載可以完成。它需要衆多學人爲之付出，爲之努力，也需要所在單位領導的支持和關心。校黨委書記盧鐵城，校長、院士謝和平，副書記呂重九、羅中樞，副校長楊繼瑞、孫衛國等，對本所提出的《儒藏》編纂工程給予了高度的重視，將其列爲‘二一一工程’重點項目，並撥出專款予以支持。爲了保存和流通宋代文集的善本珍本，也爲了首先整理和研究中國儒學轉捩時期‘宋學’的文獻，我們先期實施了《叢刊》這一課題。這項計劃提出後，也得到了四川大學校方的大力支持。副校長楊繼瑞、研究生院副院長陳謙明、‘二一一辦’主任吳守輝、卞家驥，欣然同意將其列入國家‘二一一工程’重點學科建設項目，爲本課題的順利實施打下了良好基礎。川大校方對古籍整理事業的這些支持和重視，在國內高校尚不多見，這無疑合乎中共中央《關於整理我國古籍的指示》精神，也有利於人文社會科學嚴謹求實學風的形成。正是這樣，川大古籍所的同仁也纔能在從事了二十餘年的古籍整理後，仍然不計得失，不尚虚荣，心情舒畅地接受了《叢刊》的任務。他們或放下自己正在從事的國家、省部級課題，爲《叢刊》考訂版本源流，撰寫内容提要；或放下自己正在撰寫的學術專著、畢業論文，全身心投入《叢刊》的編校、組織和製作工作。这種團結一致、協同攻關的精神，正是本《叢刊》得以順利編成的力量源泉。 我們還不能忘記的是，國際儒學聯合會的有關專家，以繁榮學術、宏揚儒學爲己任，對這份《儒藏》工程的首批成果給予了充分的關懷和重視。常務副會長、著名經濟學家楊波先生、秘書長曹鳳泉、學術委員錢遜、單純、張學智、郭沂等先生，爲《叢刊》的立項、研究和整理，給予了最熱情的鼓勵和支持。 我們還要感謝的是，以任繼愈老先生爲代表的國家圖書館、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四川省圖書館等單位的專家和領導，是他們以‘學術乃天下公器’的胸襟，向本所提供了大量宋代文獻復製品，使我們在偏遠的西南形成了‘宋代文獻研究資料中心’。有此基礎，我們也纔有可能逐步豐富所藏，佔有部分宋代文集的珍本和善本。爲了與海內外同行共享這些資料，我們願意將本所的珍藏公諸於世，這套一百零八冊的《叢刊》，正是對海內外朋友厚愛的真情答謝。 末了，我還要滿懷深情地向中國出版工作協會的領導于友先、謝明清、潘國彥諸領導，向承擔《叢刊》出版工作的綫裝書局負責人周興俊、張來民、任夢強等先生，説聲謝謝！没有他們的大力支持，本書是難以順利出版的。同時，這裏還應該提到的是熱心傳統文化和古典文獻出版事業的陳建華先生，他以一個出版家的眼光，慧眼識珠，積極籌集資金，促成了《叢刊》的印製和面世。 欲引三江五湖水，難寫千言萬語情。作爲一個處於基層的研究单位，如果沒有各級領導和各位朋友的支持，縱然甘心堅守古籍整理崗位，有志從事傳統文化研究，也會因困難太多、阻力重重而壯志難酬。有幸的是，在我们努力克服自我功利思想的同时，也得到了有关領導和朋友的大力支持；聊可自慰的是，此项工作終於完功，没有辜負同志們、朋友們的厚爱！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我們可以告慰星星，我們可以告慰月亮：我們已經告别視知識爲私有的歷史，我們已經進入化學術爲公器的時代，我們赢得了公理的支持，我们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我們還将高揚學術的風帆，義无反顧地向真理的彼岸進發！ 二〇〇四年五月十八日凌晨零點二十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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