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泽龙蛇

  我所理解的大泽龙蛇，是在既如浩瀚深海又犹如泥潭和酱缸般的大泽里挣扎奋进的一代企业强人。等待他们的命运是成龙上天，或成蛇钻草。他们自我生存的环境像非洲的原野和东南亚的热带雨林一样，既千姿百态、奥妙无穷、令人神往，更处处陷阱、暗藏凶险让人却步；既充满丰富资源、盎然生机，又埋伏着对手、潜伏着危机，甚至有不少血腥的画面每一天都在他们眼前上演。适者生存，优胜劣汰，胜者为王，败者寇。中国这种特有的生存环境，考验着他们的生存智慧，促成了他们独特的生存哲学，练就了他们超常的生存能力，由此，才有了这些幸存的中国企业家。真可谓，一将功成万骨枯啊！

  世人常喜欢用非红即黑、非此即彼来评判企业家们，难免一会儿将他们捧上天，一会儿将他们打入地。常年浸淫于“大泽”氛围之中，和企业家朝夕相处的我，不想以成败论英雄，我更感兴趣的，则是对企业家们生存环境与生存智慧的研究。也罢，在今天一派评论企业家的热潮中，我也来凑凑热闹，谈谈我眼中的企业家。

  中国企业家画像

  在这里，我所说的企业家们都是创业者，是实实在在从市场中拼杀成长起来的一群。正像有人形象地形容他们，是地地道道的野生动物，而非圈养动物，更不是予人玩赏的宠物。当我们以这种眼光来看中国企业家的时候，我们可以给他们画个像。他们应该是这样的：

  ---首先，他的两只眼睛是铜钱做的。如同孙大圣的火眼金睛，他们所看到的一切，不管是经济还是政治，物质还是文化，一切都可以幻化为金钱和财富。

  ---他们的鼻子，像警犬一样灵敏，但嗅出的却是生钱的机会和利润的味道。他们这种对金钱的敏感本能更像大海中的鲨鱼一样，哪怕在百米之外只要闻到一点点血腥味，就会扑向他们的猎物。

  ---他们的耳朵，比老鼠还灵，是顺风耳，千里耳。无论是熙熙攘攘的市井之声，还是云雾缭绕的宫廷动静，抑或是纳斯达克的一点点风吹草动都不放过。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信息通过他们的耳朵都可以转化为对利润、对生存、对跨越的一种选择。

  ---他们的胃口像饥肠辘辘的恐龙，肚子总是填不饱。他们信奉做不大不做的原则，他们最大的痛苦是饥饿，是如何成为亿万巨富、中国首富、进入世界500强。我所见到的中国企业家，不少人成天唠叨的是：“我什么时候才能成为（或超过）李嘉诚？”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财富超过自己的人，他们就永远睡不着。

  他们是最彻底的实用主义者。信奉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朋友。只讲目的，不择手段是他们的处世原则。目的需要他们承胯下之辱，他们会胜过韩信；利益需要他们结盟，他们会化干戈为玉帛，仇敌顷刻间成为兄弟。

  昨天，他们与商人同义，有钱却被人蔑视为“葛朗台”或“周剥皮”；今天他们是舞台上的明星，备受鲜花和闪光灯追捧，占据着大小报刊的头条。

  也许上述形象的确很难讨人喜欢，但我们没有理由嘲弄他们。相反，正是这如此生猛的一群，最大限度地张扬了人类的本性，充分释放了人类的潜能，他们是人类物质文明的原动力和火车头。他们是令人嫉妒和羡慕的，但有时又是令人怜悯的，因为他们承受着各种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他们是特殊材料制成的。

  我在这里没有对企业家进行任何道德评判的企图，反而对他们奋不顾身的勇气和坚忍不拔的毅力，深为叹服，并抱有敬意。由于职业的原因，我得以对他们近距离的观察、跟踪与接触，从而引发了我对这一特殊群体的浓厚兴趣。我试图找出他们是如何在机会与凶险并存的环境中挣扎自保，并不断蜕皮，从而成龙上天、成蛇钻草的深层原因，进而探讨这个“大泽龙蛇”时代的精神与意义。他们作为我的朋友和研究对象，使我感到近二十年来，决定他们成败的因素，并不是因遵循或违背了这些年十分热门的哈佛和MBA的企业“步兵操典”，而恰恰是自己脚下的这块土地。一句话，“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萧何”就是时势、国情。

  如何审时度势？现在让我们把镜头聚焦在中国本土那些在大泽中挣扎奋进的企业家身上吧。他们在人群里，显得有些另类；有时他们的一举一动常常让人们感到不可理喻，但他们却有超强的适应能力，并且深具智慧；他们一般不会赤裸裸地表达自己，而是像刚刚从乡下进了城的农民一样，笑容中不无矫情的成分；他们的性格也不是生来就那么跋扈和乖张，因为他们深知搞不好就会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们头脑的聪颖比常人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他们有时候表现得却很木讷；他们的直觉更复杂，不仅闻得出金钱的气味，更会分辨得出社会、政治的方向和节奏。

  一句话，他们充满了近乎本能的生存智慧。他们懂得什么时候该用什么扮相，什么时候该聪明，什么时候要傻一点；他们懂得首要问题是在发展中如何保存自身，然后才谈得上一步步去实现自己的梦想。他们不是生而知之的人，自打娘胎里出来也一样的赤条条，但后天的生存环境造就了他们。他们在适应环境的同时，也改变了自己。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如果说西方的企业家们曾经是在广袤的原野上拓荒的话，只要他们有男子汉的气概和魄力，迟早会得到丰厚的回报，即使碰到这样那样的磨难，也不过是又多了一曲英雄主义的悲歌。但中国的企业家们则不然，他们不是自由自在地奔跑在荒原上，而是窜迹于茫茫泽国的泥沼里。这里远看出奇的平静，但其背后的每一个角落、每一块处女地上，也许都暗藏着凶险和陷阱。这里也许不像蛇虫肆虐的热带雨林和弱肉强食的非洲大草原那样残酷，但却足以使你消失于无声之中，失去竞争的资格。

  因此，中国的企业家，尤其是近二十年走出大泽的第一代创业型企业家，他们大多练就了在方寸之地辗转腾挪走梅花桩的功夫，他们如履薄冰地一步一探的前行，他们的案头上常常摆放着老子的格言和孙子的兵法，这不仅是出于商战的需要，更是出于对生存的渴望。

  企业家生存法则

  中国这二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史可以说也是中国企业家的孕育生成史。回首这二十年的风起云涌，我真有《三国演义》中所说的“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的沧桑感。从改革开放之初占尽天时地利而崛起的广东万宝电器的邓绍深到中国饮料大王李经纬；从胶东农民企业家中的“蓬莱八仙”到一度名震中华的大邱庄主禹作敏；从中国民营经济的领军人物中关村四通的万润南到中国风险投资之“父”牟其中；从巨人奇迹的缔造者史玉柱到爱多神话的创立者胡志标，我或同他们打过交道或长期近距离地观察过他们。当他们因种种原因或落败或退出江湖的时候，社会无一例外都是从经营上去总结他们的失败之因。“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对照与他们同出于草泽而今终于功德圆满的少数幸运者，我得出的结论恰恰相反，他们大多并非输于经营，而更多死于不能适应“生态环境”，并随之调整和使自己进化，而幸存者则恰恰相反。我看不出后者在经营上有多少能超出同辈的绝活，但在生存智慧上他们无一例外都是智者和大师。若论企业生存之道，“功夫”一样在“诗外”。

  今天，在中国企业即将从无章可循的大泽时代进入到有例可依的海洋时代的时候，回顾发生在这些企业家身上的一幕幕活剧，翻看一幅幅现代生存学的画卷，我尝试清理出中国企业家生存智慧的十大法则，抛砖引玉，但愿能唤起人们对开发这笔珍贵遗产的重视，若然，将不枉我们所经历的这个伟大时代。

  生存法则之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回顾短短20余年中国企业家的生存史，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国有企业的风云人物大多销声匿迹：或者壮志未酬，或者抵挡不住59岁的诱惑，或者改弦更张；乡镇企业也纷纷变脸；而真正存活下来并能成大器的，多半是那些民营企业的弄潮儿。不是因为三者的素质有什么先天的差别，只是环境不同，生存能力不同，结局也就不同罢了。

  究其原因，国有企业的运营者，他们或是政治的衍生物，或是政府部门的经济官员，或是不知为谁而战的财产支配者，他们终归是“圈养动物”，习惯把企业当官来做，非依市场而行。与之相对应，乡镇企业的企业家好比“放养动物”，民营企业的企业家则好比“野生动物”。当大家各自在自己的领域里觅食的时候倒也相安无事，一旦来到同一个平台上角逐，孰优孰劣也就很快水落石出了。经济学家中的“制度学派”由此找到了论证“制度安排”重要意义的几乎所有素材。我的表述则是更为中国化的：国营企业是史前恐龙，乡镇企业是经济怪胎，民营企业则先天不足，后天可畏。这话是十二年前说的。之所以能说准它，不是有先见之明，而是因常年混迹于中国市场经济先行一步的南方这个大泽中，见惯了太多龙蛇的缘故。上述现象，社会学家们把它归结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生存法则之二：商人本位，矢志不移

  商海无涯，人生无常。大凡最后活下来的企业家必定是那些真正懂得趋利避害的商人。这些人不管来自何方，手段如何，但从心底都信奉“以实力论英雄，以财富打天下”的信条，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的初衷：追逐利润最大化。正是出于对利润的执着与无尽追求，其潜在的机警、灵敏与狡诈才会被演绎得淋漓尽致。故凡成功者骨子里都是地地道道的商人，而那些失败者大都有意无意违背了自己的商人定位。

  古语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只是在中国几千年重仕抑商的等级社会里，锱铢必较的商人一直为人们所鄙视。尽管明清以来商人可以用财富来博取主流社会的认同和好感，但终归是别人手中的一颗棋子，即使是像胡雪岩那样盛极一时的红顶商人，也不免落个辛酸的结局。

  直到了20世纪末叶，尽管其间有不少反复，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向已是大势所趋，伴随“金钱拜物教”的日盛，社会的聚光灯越来越投向企业家的身影，财富运动滚滚而来。这时候，涌现出了一批叱咤风云的企业家。但是，如果主人公醉翁之意不在酒，忘记了自己应有的商人定位，或过早现了形，自然难免悲剧的结局。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正是这种生存智慧的绝佳写照。知人者，即知晓这是谁人之天下，这是何样之社会，这是怎样之环境；自知者，即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知道自己是谁，有几斤几两，吃几碗干饭，即便红帽加顶，黄袍加身，也要头脑清醒。

  殷鉴不远，我曾经同四通的创始人万润南打过交道。那是1988年底，在当时的中关村，当时的中国民营企业中，恐怕无人能望其项背，“固一世之雄也”。我曾向其请教过对中国市场经济的看法，其谓“南方的市场经济是从地里自然长出来的，北方的市场经济还得经过扫盲、移植、播种”的宏论令我叫绝。遗憾的是，万润南纵有雄才大略，没翻车在经营上，但却一时头脑发热，犯了“把水中的月亮当成了真月亮”的政治幼稚病，在89非常时期站错了队，最后也就只能是流亡海外、销声匿迹了。在商不言商，商人之大忌啊！

  还有不幸搭错车的一世之雄牟其中更是典型的例子。这一位通过倒飞机一举成名天下知的英雄，曾有满肚子的宏图大略。可悲的是，当这位有着浓厚政治情结的狂想家忘情于脚下的时候，却早已“梦里不知身是客”，其结局也就免不了“人生长恨水长东”了。

  生存法则之三：审时度势，和平演进

  深谙中国古老的生存智慧并巧妙地将之运用到企业中去，最终修成正果、功成身退的人物莫过于联想的柳传志了。

  柳应该是一个天生的商人，当初进入中科院，我想应是社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谓学术）”的结果。也应验了一句老话：是种子总归要发芽。1984年，当柳传志从中科院下海的时候，用他自己的话讲，叫“憋得不行”。龙归大海，谁也没想到这纵身一跳，十几年后竟跳出一面中国IT行业的旗帜来。

  联想可谓中国企业发展史上一个极其富有研究价值的活标本，但其中的奥妙西方人搞不懂，连声名远播的哈佛大学商学院也搞不懂，他们的兴奋点是企业管理、产品分销此类专业话题。而柳则含蓄地将其总结为“屋基理论”。其实，这种看似简单的“屋基理论”，正是柳的生存智慧所在。盖房先要夯牢地基，行船须得熟知水性。否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纵观联想这些年走过的路，可谓耐人寻味。一是，首先联想所谓的高科技其实是从贸易起家的，创业需要第一桶金，而只有商业资本可以短平快地达到这个目的。其次，高科技反而是从低科技入手的，这也正符合生存的需要，并且路越走越宽。二是，所谓的产权改革。在今天，柳所精心设计的由内部分红权到股权，再到香港上市的产权之道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但在当时却不能不说是一种极有城府的选择。出头的椽子先烂，在早期产权的演变中任何一道坎出点儿差错，都会酿成意想不到的后果，而柳传志绕过来了。三是，媒体曾经盛传一时的“倪光南事件”。表面上看来是科学家和企业家之间的冲突，其实背后也正是两种生存力量的角逐。活脱脱一个现代版的“洪杨之争”。想当初，天王洪秀全出于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设计了东王杨秀清代天父传言之神话，按目下时髦的语言来讲，不过是个“整合要素”。不曾想这个烧碳佬后来竟把自己真的当成了可以凌驾于天王之上的天父代言人，以至洪天王最终掌控不住大局，弄得鱼死网破，酿成千古悲剧。中国有句古话叫“道不同不相与谋”，所以柳倪之争是迟早的事，而实力的天平也显然偏向了柳的一边。于是，尽管倪光南使尽了手段，但终归奈何不得早已坐大的柳传志，出局也就合情合理了。而柳传志历经艰辛，竟逃过此劫，应说比洪天王技高一筹。四是，柳传志不无潇洒的平稳交班。今日当其兴之所致地布道于四方，悠悠然信步于高尔夫球场的时候，俨然功德圆满，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了。

  归结柳传志的生存智慧，妙在一个“忍”字，而这种忍，其实是一种最好的等待，对耐力的考验。说他曲线救国也罢，说他审时度势也罢，都无非是再一次验证了中国自古就有之的“以柔克刚”、“大智若愚”的大学问。既坚持不断革命论，又揉之以革命发展阶段论。柳先生驾驭联想之船“直挂云帆济沧海”的成功实践，完全是一部中国革命史在企业运营中的翻版。就韬略而言，柳传志是个“懂政治”的企业家。江总书记总是教导我们要“讲政治”，企业、尤其是国有大企业更是无处不是在比“讲政治”啊！

  所以，我更喜欢这样评价柳传志的发展史：在地狱里打了个滚，淘到真经后，又回到了天堂。

  生存法则之四：深藏不露，与时俱进

  在生物圈中，动物大多有一种求生的本能，我们不妨称之为变色龙现象。他们身体的颜色可以根据季节、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从而巧妙地掩护自己，达到目的。究其原因，也是恶劣的生存环境使然。

  这一点，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也深有同感，在时代的变迁中，他们大多戴过各种各样的红帽子，直到今天才慢慢恢复了本来面目。其实，乡镇企业这些年走过的路亦是如此。

  提起乡镇企业，不能不提早在80年代就是农村改革楷模的鲁冠球。这位乡镇企业发展史上的活化石，刚刚完成了从集体企业到家族制企业的“和平演变”，当《福布斯》把鲁评为中国巨富，当人们终于明白万向集团姓鲁时不禁吓了一跳。这一切当然得归功于颇有生存智慧、懂得顺应时势的万向掌门人。

  由此不禁想起与鲁冠球几乎同时起步的农民企业家----天津大邱庄的禹作敏。此人曾经达到的威望和口碑让前者望尘莫及，90年代初曾有“南有深圳城，北有大邱庄”的说法。他那“低头向钱看，抬头向前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的名言曾一度把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的辨证关系诠释得令人拍案叫绝。我曾问他若从政可为何位？他十分轻松的答曰：可为公卿。就政治谋略而言，其言并不夸张，但就为人处世含而不露上此君则差矣。

  由于认识不同、方法不同。后者自以为凭经济势力成为一面旗帜，就可“老子天下第一”，谁也不放在眼里。结果小河沟里翻了船，从昔日的改革楷模、企业家明星沦落到阶下囚，最后郁郁寡欢死于狱中；前者则凭借娴熟的政治、经营智慧，在计划经济的夹缝中求生，继而又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乘风破浪，历经周折而不倒，一直扮演着党的“好孩子”之角色，终于取得政治荣誉和经济收益的双丰收，一路成长为中国乡镇企业屈指可数的跨世纪长青树，一不小心还登上了《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

  同在乡镇经济的一棵树上，却结出两个不同的果子，其原因还是不能不归结为生存智慧的精通与否。

  生存法则之五：头脑清醒，莫把偶然当必然

  中国的市场经济发轫之处，应该说到处都是待开垦的处女地，机会之多，用牟其中的话讲：挣钱就像在沙漠里卖水一样容易。由此也造就了一批敢于喝头啖汤的人。当别人还在睡梦之中，这些人已经开始大把大把地收获了。

  我认识的一个老板，身价上亿，其墙上挂着的座右铭是：贵在大胆。早期这种钻政策空子，打擦边球，甚至不惜走私造假发起来的老板不在少数。然而大泽风云转瞬即变，也许是成功与财富来得太容易，企业家倘若因投得一时之机，而错把偶然当必然，浑然不觉、一如既往，而不能根据情势之变迁及时调整策略，那么离栽跟头也就不远了。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牟其中正是这样一个在偶然中成功，而又在必然中被消灭的例子。其实，1991年牟其中倒飞机的成功，也许正是其失败的开始。用中国的轻工物资去换苏联的飞机，这种原始的以物易物的贸易，数额巨大，又欠缺信用中介，操作环节繁杂，成功的可能性可以说几乎为零。一般头脑清醒者想也不敢想的疯狂事，牟其中却硬是把它变成了现实。难怪当时人们认为他是神，他自己也以为自己无所不能，这样一来，其后的失败只是早晚的事。

  其实芝麻开门式的奇迹，皆因巧遇苏联的顷刻解体，不要说资源要重新分配，连国土都要重新划分。正是苏联国内局势的空前动荡才使俄罗斯人决心冒一把天大的风险，对明天摸不着头脑的飞机掌控部门一咬牙：“再不冒险以后恐怕连冒险的机会都没了。”于是，在没有任何保障的情况下，飞机先期飞抵中国，牟其中以此拿到了第一笔资金，并由此启动了所有的交易链。牟大胆成功了！这个复杂的程序按照常理是绝对不可能兑现的。但正应了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一句话：“虚构的故事要讲求逻辑，而现实的故事则不必顾忌逻辑。”牟其中硬是用“空手套白狼”的手法把4架图-154换了回来，从而演绎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商业传奇。

  既然空手可以倒来飞机，那么世界上还有什么做不到的事情呢？一个偶然的巨大成功从此膨化了牟其中的革命理想，其想象力得到了空前的释放。一会儿想在满洲里搞一个国中国??东北亚洲经济区，一会儿又想发射卫星，一会想把喜马拉雅山炸个口子，让印度洋的暖流进来，把西藏变成江南，一会儿又谋划着在地球上建几个硅谷。成天想的多是国家总理想的事。

  我同牟其中先生打过交道，确实他有壮阔的思路，宏大的气魄，惊人的口才，若去做经济学家，决不逊于时下中国学术界窜红的“京城四少”，但他搭错了车，只称得上是一个搭错了车的时代枭雄。

  生存法则之六：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在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由于谁都没有经验，很多事情摸着石头过河，稳定的游戏规则尚没有建立起来，由此催生了一个个暴利的故事，很多人借此完成了原始积累。在这个过程中，政治和经济仿佛是一对孪生兄弟，同时也是两种力量的博奕。因此，很多企业家都同时具备政治头脑，深知怎么跟政治跳狐步舞，既讨得政治力量的欢心，又不缺物质上的实惠。没有政治的默许和支持，事业很难做大；但过于依靠政治资源的支撑，也不免会在市场的规则前翻船。故凡成功者，大多是徘徊在政治运营与经济运营之间走钢丝的好手。不善经营者，或者热情过度拥抱政治者，往往没好果子吃。这如同滑雪，两脚如何平衡确实是大学问。

  想当初，倪润丰以企业家中唯一的中央候补委员之威，率领长虹集团高歌猛进的时候，大有“旌旗蔽空”之势，让人颇生“固一世之雄也”之慨。坦率地说，倪润丰与他同时代的国有企业掌门人相比，与那些急功近利、落袋为安、鼠目寸光的企业家相比，无疑是一位有开拓精神、有市场意识与产业意识的优秀企业家。从军工转为民用，从官员转变为企业家，从国有资源的管理者变成市场拓展者，倪润丰无一例外都很成功。他一度成为市场经济中可以兴风作浪的时代巨人，在偏僻的山区创造出绵阳奇迹、长虹神话。

  然而，不可否认这种奇迹却过多的依靠了特殊国情下的政治之手和特种资源。这种攻城略池的手段和方法可说不计成本，不计代价，只追求规模最大化，而非市场与效益最大化。

  短短数年，生态环境已发生根本的变化，中国社会日渐以市场为主，而非以政治行为和长官意志为主。社会的发展已越来越强烈地要求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规范竞争、制定规则。而随着中国进入WTO的日子临近，大家必须遵循共同的竞争规则，竞争的公平化、透明化，筛选出的定是那些按自然生存法则打拼出来的、生命力强健的企业和企业家。

  面对市场经济的野狼群，习惯于圈养的园中狮，如不历练自己的捕食本领，那么昨天的优势可能正是今日的劣势。正所谓“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不能及时适应从圈养到野生转化的企业当庇护和偏食不在，放归大自然的时候，难免成为被群狼撕碎的病狮。

  但也有一种人，虽不甚懂政治，却能应对自如，收获颇丰。奥妙何来？据他们的经验讲，叫“听党的话，当好孩子。”当政策上刚开了口子时，要当仁不让，赶紧成为试验的先头兵，最大限度地获取资源，这样做至少有两个好处：一是占了先机，笨鸟先飞；二是即使以后政策关了门，自己也占足了实惠，而别人却没有机会再重演旧事了。所以这种走钢丝的方法看似不加选择，反而最安全、最实惠

  真不知道这种生存智慧能不能叫大智若愚？但的确不失为一种搏弈的良方。

  生存法则之七：任人唯亲，情有可原

  当前，伴随中国民营企业逐渐坐大，走到社会前沿，围绕家族企业和现代企业之争不仅是学术界、理论界研究的热点，更是民众茶余饭后议论的话题。家族制企业“任人为亲”、“唯血缘是举”的做法似乎一时间成了众矢之的，不少人甚至宣称其如果不改弦更张、任人唯贤、唯才是举，入关之后，必定被“狼”吃掉。

  道理如此简单，连平民百姓都知道，可为什么充满生存智慧的中国企业家们却要反其道而行之呢？做大、做强、做好难道不是他们的目的？跑步前进、纵深发展、直?黄龙难道不是他们的理想与追求？难道他们不知“发展才是硬道理”吗？

  这几年，我接触了形形色色的企业家，方知在其“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背后有着更为深刻的原因。

  重庆摩托大王尹明善是一个知识分子型的企业家，现代企业制度所张扬的理论与思想其不可能不知；家族制管理会限制和影响其企业的发展规模与速度，他也心知肚明。产业如此庞大，我想他早应实施现代产权和管理制度了吧。孰料他不仅是坚定的家庭化管理的拥戴者，更宣称保持家族化50年不变。

  经验来自教训。创业初期，正当他欲宏图大展之时，他最欣赏和信任的一个徒弟却要离开，他满腹疑惑，不知就里。徒弟临行时告诉他，他的皮箱里装满了公司的机密文件，想要回，须用100万来赎。对尹来说好似五雷轰顶，遂愤而告官，结果官司打了5年才摆平，其间花费的心力、精神、金钱与时间，可想而知。从此他得出“家族企业的管理在中国应该是五十年不变”的结论。

  伴随着老板们事业日益坐大，我问他们最大的困惑是什么，他的回答简单而平淡：“没有安全感！”“这个社会太缺乏安全感了”，每次见面，不少老板都向我发这个感慨。

  创维集团老板黄宏生与其销售总经理陆强华发生争执，后者愤而率100多名营销兄弟投奔高路华，并与前者就佣金提成之事对簿公堂；广西喷施宝董事长王祥林与其聘请而来的总经理王惟尊，短短数月，“蜜月”便走到了尽头，这回可不是经济纠纷而是刑事犯罪，因为王祥林告王惟尊“职务侵犯与商业受贿罪”，而王惟尊却说王祥林天方夜谭似地造假帐欺骗投资者。黄陆与二王之争，孰是孰非，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此，不宜评说。不过，对深谙中国国情，置身大泽之中的企业家们来说，却得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攘外必先安内。否则，高歌猛进之时便是老窝被端之日。

  正因如此，现实中家族化不但没有减弱，反而越演越烈，妙招迭出。且不乏实效。姑试举一二：

  其一、王员外招亲。为确保自己的万贯家业不付之东流，利用女儿钓金龟婿也就成了一条捷径。既然家族成员的血缘关系不可以选择，那么这种后天的遴选也就空间无限了。经过一番严格的考核和竞争后，入选者大多品行端正，更不乏留洋的MBA，通常是千里挑一的知识精英。从此可以确保江山永固，后继有人了。

  其二、红粉兵团董事会。有些企业家，雄性激素比较发达，因此在事业扩张的过程中也就不乏女人的身影。女人一旦有了寄托的平台，也常常不让须眉，很快成为打理家族资产的生力军。与社会上流行的CEO相比，她们更让企业家放心，一般情况下绝对不会倒戈，并且这种奇特的格局在管理成本和决策效率上也要比常规手段好得多。于是乎这些企业家便利用红粉们争宠好胜之心、同性相妒之理频频施展“政治”攻略，上下其手，平衡控制，床上办公，一举数得。

  这些乍一听好像是天方夜谭的故事之所以在真实的社会中存在，并且花样翻新，层出不穷，是因为中国企业家们生存环境的特殊和残酷，犹如迷雾茫茫、陷阱密布的沼泽。在一个几乎无规可循、无信用可言、无强力保障的转型社会里，对他们而言任人唯亲是风险最小的选择，打虎还要亲兄弟，何况是执掌基业？如果环境改善，气候变化他们何尝不愿用更为科学、规范的方式发展企业。

  生存法则之八：善做长线，跑马拉松。

  张瑞敏可谓其中的佼佼者，而欲破解张瑞敏创造的海尔之谜，自然离不开对山东文化的梳理。

  短短十几年时间，张瑞敏居然把一个濒临破产倒闭的小厂做成了一个年产值高达400多亿的巨无霸，也难怪会有那么多国内外的机构和组织颁发奖状给张瑞敏。

  那么海尔为什么能成功？在海尔起步之初，广东的家电企业早已凭借地利之便先行一步，开始北伐之旅，可是今日为什么真正成气候的却是后来居上的山东海尔，而那些广东早期的家电骄子们都已经灰飞烟灭了呢？为什么在国营企业日渐式微、纷纷改弦易辙的今天偏偏是国营性质的海尔又能一枝独秀呢？还有同为国营企业的海信，为什么也能蓬勃发展呢？除了经营、管理、品牌塑造、团队协作、企业文化运作成功外，有没有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呢？

  对文化独有情钟的我，看来还是要在文化中去找寻海尔成功之因。九十年代初，我在山东采访时，听省委说有上百个百万乃至千万富翁，居然带着辛辛苦苦赚来的全部家产“投奔共产党”。既没有“打土豪，分田地”的风声，又不是将功赎罪的浮财，为什么有这种违背初级阶段“人性”之理的举动呢？于是，我找了几个当事人了解情况，以破胸中之惑。原来他们的万贯家财并非上缴了国库，而是归了其“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村落，作为条件，他们本人自然成了该村的党支部书记兼村长。表面上所有权属于村里，但财产使用、掌控大权却牢牢地捏在他们的手中。由此坐镇一方，富贵兼有。细细走访、观察，发现这些人皆有一个共同特点：因家庭出身或其它原因，长期以来他们与官无缘，虽则富了，但在本地并非是万众景仰的权威，始终感到压抑、卑微。

  后来我又多次踏入胶东大地，发现深受孔孟文化熏陶的山东人在其价值理念中，重贵而非富。在其眼中有了富不一定贵，有了贵也不太在乎富（其实贵是富必然、顺带的结果）。难怪山东及时雨宋公明大哥死活要带领众梁山兄弟接受招安，这也是那些老板们愿以富换贵的深层文化原因。而一向务实的广东人则不然，在其价值理念中，富是第一位的，有了富就有了贵，没有富支撑的贵是不让人羡慕的，所以在南方，当官的一般是把官当成生意来做的。

  深受“重贵轻富”鲁文化传统影响的山东人，形成了讲信义、讲忠诚、讲荣誉的性格，担当得起大事，并且也容易抱团。曾经有句话说：“山东人在正确的路线下是模范，在错误的路线下也是模范。”因此，只要有个好头，不愁山东人做不出惊天动地的事情来。梁山泊的108条好汉，也印证了山东地域性格的特点。但广东恰恰相反。广东商业文化发达，从商历史悠久，民众比较崇尚务实和善于捕捉机会，且特立独行，天马行空，崇尚个体之卓越，看轻群体之荣誉，“白耗子，黑耗子，不被老猫抓住就是好耗子”之高论就出自广东。

  具体表现在企业运营上，山东人做企业是自觉地在跑一场马拉松，从一开始就做长线，能够胸怀大志，着眼长远，故海尔能够以“敬业报国，追求卓越”的精神自我激励，长期不懈地坚持品牌战略和其服务理念，最终结出沉甸甸的果实来。而广东人做企业则更像是一场百米赛跑，目标就在眼前，追求短平快，甚至是不捞白不捞，因此广东的企业常常是弄潮的好手，遍地开花，但大浪淘沙，似乎也很难长大。

  特殊的地域文化对其群体产生了极强的约束力和价值认同感，山东人所特有的对模范效应的推崇和追随，常常使海尔的员工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荣誉感，向心力极强，管理队伍非常稳定。而广东的企业管理层则是动荡不安，人人都想做老板，炒更跳槽乃家常便饭，故人才难留，管理成本居高不下。一句话，在由深受地域文化影响的企业文化的凝聚力和号召力上，广东的企业是难以望山东海尔之项背的。

  同时，不难看出当其规模逐渐扩张、品牌效应日益风生水起的时候，山东的政治、金融和管理等资源都迅速地向海尔集团倾斜，从而使其无后顾之忧，能够高速发展。这种众人拾柴火焰高的资源配置效应颇有点不计成本的战时共产主义味道，其优势是可以迅速调动、整合各种社会资源，集中力量，打一场歼灭战，从而达到独步当代的目的。

  所以说，海尔的成功，是文化的成功；张瑞敏的成功，也是山东文化的成功。正是因为山东人种种与生俱来、代代相传的价值观和文化观，才真正造就了今天的海尔奇观。

  与善跑马拉松的海尔人相比，广东企业更像一个十项全能的选手：一会儿推铅球，一会儿掷铁饼，一会儿投标枪，又是游泳，又是跑步，又是跳高，忙得个不亦乐乎。于是乎鱼虾满谷，繁星满天，潮涨潮落，死死生生。但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许命运注定了天然具有“私有”倾向的广东企业要走一条荆棘丛生之路，也许其颇具个性化的做法，会让他们中的不少企业家更容易昙花一现，但是一次次的毁灭，一次次的自我否定，最终会一次次更接近市场经济；广东的企业家们或许要为他们的想法与做法付出沉重的代价，一次次企业的解体，一次次的二次分配，在其付出代价的同时，可能会最终沉淀到一个更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和法则的机制或平台上。从而打造出更具市场适应能力的百年老店。

  生存法则之九：孔雀开屏，交易成本最低。

  大概是时代的进步，自从张朝阳提出了“眼球就是注意力，注意力就是经济”的观点，一时点醒了很多企业家的媒体意识。在大众的聚光灯下翩翩起舞，一来可以满足一下自身的明星癖，又可省却不知多少广告费，何乐而不为呢？于是我们看到万科的王石先生今天爬山，明天跳伞，摇身一变又成了摩托罗拉的形象代言人，倒也真不容易。相比之下，皇城根下的地产明星潘石屹则灵巧得多，笑脸盈盈，直言自己已基本娱乐化，早已乐在其中了。你说他是刘晓庆，他反而说他是章子怡，奈我如何！

  为什么现实中国的企业家们大都喜爱抛头露面，亮相于镜头，行走于舞台，布道于四方？归纳起来，不外乎以下几点：

  究其根本，企业家与媒体的亲密程度可以用经济学上常用的“交易成本”的概念来衡量。在商言商，企业家骨子里终究是商人。当其通过媒体曝光而获取的广告效应及无形和有形收益远大于他所因此支出的成本时，自然不会放过这种机会；

  其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与有实力的企业家相比，好张扬的多是“在路上”的老板，故其想通过媒体膨胀其资产，夸大其实力，潇洒其人生。所以就需像孔雀一样频繁开屏，虚张声势引起人们的注意，从而获取更多的机会。或者通过提升知名度，达到“离了张屠户，要吃混毛猪”的自保效果（对那些打工皇帝来说，尤其如此）。因此，就一般意义而言，越是喜欢做秀的企业，越是喜欢曝光的企业家，越有可能是泥足巨人、稻草英雄。南德、巨人、三株、爱多、秦池、亚细亚……不正是如此吗？

  其三，压抑太久，个性偏好。古人云：“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长久以来是官为首，商为末，商人在社会上无地位可言，长期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可以说千百年来，商人们从未获得过今天这样的尊崇地位。扬眉吐气的企业家们自然在获得丰厚利润的同时，也想过把明星瘾，尤其是那些天生的侃爷和具有自恋情结的人更是耐不住寂寞，毕竟这个世界真正看破红尘的人太少。

  孔雀开屏，虽然可能使交易成本最低。但有一点还是要提醒那些喜欢在媒体上亮相的精英们的是，任何一个企业或个人的品牌，除了知名度，还有美誉度和忠诚度，三者应该是层层递进的关系。知名度虽然可以凭借一时的炒作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美誉度和忠诚度就来不得过多的泡沫，只能接受时间的考验，最终还是要看企业家自身的素质和经营管理能力了。

  孔雀开屏固然可以引来大众的目光，但如果一不小心露出自己难看的地方，或是自身后继乏力、青春不再，所谓以往种种的做秀与言论，不仅只能是闹市中的昙花一现，而且倒过来还会成为媒体倒戈相向的钢鞭材料。君不见，爱多胡志标沉沦时曾发出：“防火、防盗、防记者”的临终警示；巨人史玉柱更有“媒体搞死民营企业的八种方法”的陈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都曾是媒体的宠儿。道理很简单，企业家毕竟不是演员，而市场业绩和利润才是企业家真正的生命线。

  生存法则之十：大巧若拙，大象无形

  审视中国特殊的大泽文化，我们不得不感叹其博大精深，神奇万千，生活于其中的龙蛇们更是演绎出令人叫绝的生存技能和智慧。

  我有一位企业家朋友，其名其姓鲜为人知。走在街上与你擦肩而过，就像一个朴实的老农，对他你不会有丝毫的印象。这位企业家对内、对外恪守三条原则：不曝光，不上镜，不见报。他没在公开场所布过道，也没在媒体上亮过相，更没有接受过记者的正式采访。但他的身家财产却已高达十数亿元！

  其实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尤其是在珠江三角州，有一大批这样的企业家。许多人认为其默默无语、行事低调。岂不知他们就像潜伏在深海中的巨鲸，沼泽中的强健大鳄，他们的利齿足以咬破媒体巨人的喉咙，双爪足以撕裂秀场英雄的胸膛，他们还有一个没有消化不了的肠胃。

  如果我们深究下去，不难发现在这些低凋、沉默的企业家身上，大都有如下特质：

  他们都是百分之百的实力派，人人是真正的财大气粗。实力摆在那里，没必要通过做秀来夸大或炫耀其财产。他们深谙“财不外露”之真谛，屡尝“装憨得顿饱”之甜头，在这个险象环生、捉摸不定的的大泽中，沉默是最好的自我保护。

  其二，这些企业家往往出身卑微，家境贫寒，在模糊不定、浑沌未明的非常时期淘到了第一桶金，因此其原始积累难免“血腥”。他们不想公开自己的发家经历，也不愿粉饰或装扮其奋斗坎坷。他们相信“发展才是硬道理”，“实力才是真英雄”。正所谓英雄不问出处。

  其三，他们无一例外都不太擅长言辞，自然也就没有做秀、表演的天赋和冲动。他们实乃真正的本色演员。公开表演，闪亮登场，极有可能降低他们的社会形象，“偷鸡不成蚀把米”，何苦来着？干脆不吭声，不仅省去了麻烦，而且还制造了神秘感，让人感到高深莫测，何乐不为？

  一方面的欠缺，更强化了他们另一方面的机能，他们大多深谙商场之“道”，运作起来更是游刃有余，而且凭借雄厚实力足以摆平一切。外界虽不识庐山真面目，但圈内则有口皆碑。

  有道是“存在决定意识”，“屁股指挥脑袋”，在商言商，天经地义。有实力的人，财不露白，表现为不事张扬的谦虚；没有实力的人，拼命张扬实力，以便获取更大的实力。有实力的人，靠实力说话，用实力摆平一切；实力欠缺的人，尽力虚张声势，包装自己，也可达到唬人的效果。兵行险道，以虚驭实者多为“艺高人胆大”之人，虚实转换得好，大多是奇才；而不事张扬者更没准是大泽中的卧虎蛟龙。

  深藏不露，对于中国特殊国情环境下的企业家们来说，并不仅仅是个修养德行的问题，而是一种生存甚至可说是经营策略问题，无所谓高尚卑下。只有成本高低，利大利薄的问题，本来嘛，企业家就是资本的人格化身！

  继往开来新时代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上面列出的中国企业家生存法则难免挂一漏万，实际生活中企业家的生存术和驾驭术之丰富多彩，岂是这寥寥十条概括得了的？毕竟这是一个千年未遇之变局的时代，是一个很多规则都待建立的时代，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时代，。

  但说一千道一万，法则纵多，万变终归难离其宗。这个“宗”就是规律。至此我们可以把这些草莽英雄们的生存智慧博弈实践理出一条清晰的轨迹：在中国做企业家，首先要懂政治，其次要懂社会，再其次要懂经营，最后才是懂企业。试看这几年，在时代的洪流中牺牲的“烈士”们，又有几个从根本上是因为经营的失败、商业的失败而倒下的呢？即使是由于经营不力倒下者，哪一个以前不正是因独特的经营手法而异军突起、屡创奇迹？只是过去得心应手的创富绝招怎么突然成了印地安人的“飞去来器”，倒过来杀伤了自己？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一个浅显的道理是,创业期和发展期遵循的应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和运营哲学。创业期讲的是“英雄不问出处”，不论是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水里游的，要获得竞技场的“入场券”，首先必须解决原始积累，故，不择手段、剑走偏锋常常为这些创业型企业家之策略首选。可一旦鱼跃龙门，获得决赛权后，“英雄要问出处了”。遗憾的是，不少英雄者都是这道坎没跨过来。何故？山道弯弯，车速太快，要顺利转弯，对智慧和阅历的要求太高了。这可不是个简单的技巧问题。看来对于这一代企业家来说，善于审时度势的生存智慧的意义，实在是要远胜于经营智慧和商业智慧啊！

  不管这种生存智慧是来自农民的狡黠、市民的奸诈、或是知识分子的阴柔，都是企业家们在大起大落的惊涛骇浪中纵横驰骋的安身立命之本。这种在特定的生存环境中所锤炼出来的生存智慧，值得后人长久的咀嚼。

  今天，当我们回顾中国极其短暂而可怜的企业史的时候，对这些曾经探索过的企业家们应该给予足够的敬意和重视。

  他们有幸躬逢了一个充满坎坷和混沌不明的时代，他们或者刚开始只是一种本能的冲动，只是为了基本的生存，或者是为了寻找自己的生活，跳出传统的束缚，或者只是为了完成一次历史的使命，一次下达的任务，或者终其一生只是政治号召下的一个筹码，但他们都无一例外在人生的舞台上充分燃烧了自己，释放了自己，给中国历史留下了一道道从未有过的靓丽的风景。

  的确，时势造英雄。企业家的生活是一种男子汉的生活，他们是非常伟大而可敬的一个群落。犹如历史的长河终于从晋陕高原的壶口瀑布飞流直泻，泥沙俱下，山河变色。恰逢这数千年未遇之变局，时代选择了企业家。

  他们改写了中国没有企业家的历史；他们改变了中国几千年延续下来的价值观，使人们真正从封建的意识形态里解脱出来；他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路来；他们为此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悲喜剧，让人们在扼腕叹息之余，一遍遍回味他们的故事，一次次享受他们的精神遗产。他们形成了一个高峰，创造了一个继往开来的时代。在他们身后所显现的，是一个相对缓和的平原地带，仿佛如歌的行板，从此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也许后人会嫉妒他们；因为他们遇到了一个如同春秋战国时期机会频生、传奇不断的时代，使他们能够纵横捭阖，合纵连横。三五十年后，他们的故事必将成为后人的传奇。十几年来，他们或者火中取粟，或者冰上舞蹈，或者艰苦攀岩，或者跌落悬崖，但正是他们不遗余力的本色演出，终于奏响了一个金戈铁马时代的主旋律。

  未来的时代将是一个有些平淡的时代。尽管新经济的故事层出不穷，尽管纳斯达克的动静引人注目，但似乎更像一出没有悬念的话剧。在新一代企业家的身上，不可能再发生像他们的先辈那样如此惊心动魄的战争，再也没有雪山飞狐的传奇。在这个平淡的时代里，也许会涌现出一批更有财富的企业家，但他们的身上大多带着点儿奶油味。

  我们也不妨给新一代企业家画个漫像：他们总是用摩丝把头发梳得四平八稳；他们每天都穿着精心熨过的西装，他们的领带是名牌，他们的衬衣一尘不染；他们的手里提着越来越薄的笔记本电脑；他们随时风度翩翩地出现在应该出现的场合；他们在讲台上侃侃而谈，语言里夹杂着时尚的英语；他们见到老外时显得更加兴奋，因为这个时候他们可以用纯正的美国英语向世人展示他们的背景。你也许从他们那里听到的只是生活的调侃，这些显然无法满足你的故事欲，但一旦他们把你引进IT、生物基因、纳斯达克的迷魂阵的时候，又可以打得你晕头转向??这就是可爱的明天的企业精英们。

  当然，历史总是传承的。在这些人里可能会产生微软的比尔?盖茨，会产生中国的李嘉诚。但毕竟一个草莽的时代结束了，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结束了，一个雪山飞狐的时代结束了。如果说草莽时代赤手空拳打天下的企业家们的武器是捆天索、包天帕，而新一代的企业家则无需费这些周折，他们只要知道如何运用现代化的武器，如何按照步兵操典瞄准、发射就足以应付了。

  冷兵器时代结束了，热兵器时代到来了。

  站在时代的转折点上，回顾开革开放后近20年来的种种风云际会，我们好像刚刚从突耸的高山上慢慢下来，脚下的路程轻松了许多。但蓦地一回首，我们不禁有些怀念那座座起伏的高山，怀念那个英雄莫问出处的大泽时代，怀念那些曾经在大泽中不懈挣扎、翻腾、抗争的龙蛇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