篆刻史：篆刻艺术的起源时期印章起源于何时，这个问题在印学界和考古界一直是个非常棘手的难题。金石学家罗福颐，书画篆刻大师沙孟海对这个问题谈到自己的看法，而没有作出结论。这还有待于后世印学家，考古学家进一步研究与探讨。 1、商代篆刻 印章始于商代，是根据安阳出土的三枚铜质古玺为证。（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距今约3000年历史。（约公元前16－11世纪）。经董作宾、徐中舒、于省吾、容庚、胡厚宣等专家考证，定为殷商时代玺印。沙孟海在他的《印学史》中对这三件铜玺提出异议：“如定为商代作品，还缺乏科学根据，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工作，解放前做了十五次，解放后也一直在做，但在殷商文化层中从来不曾发现过一件玺印。三玺的出土情况不详，很可能出自上层堆积中，我们为对历史负责，暂不肯定它的时代。”沙孟海还认为在殷商文字中：“甲骨文中还没有'印’字，也没有'玺’的初形'木’字。金文有'印’字，但它是“抑”字的初文，不是印章的'印’字。”（《印学史》）王廷洽在《中国印章史》中却提出不同的看法：“于省吾《双剑簃古器物图录》著录了安阳出土的三枚铜玺，可信为商代晚期用于烙印奴隶脸面的铜玺。商代甲骨文和铜器铭文中虽未见'玺’字，但甲骨文中有'印’字，而且印、抑同形，像人跪受烙印之形。”王廷洽在商代青铜器上找到与安阳铜玺，印文相同的图文来印证。这一确凿的论证，断定了安阳铜玺就是商代玺印。王廷洽这一新的考古成果最令人信服。陈松长在《玺印鉴赏》对这三玺考证记载比较详实“李学勤先生根据台湾出版的《故宫铜器图录》中的珍本与《商周金文录遗》中一件铜斝的铭文和《商周彝器通考》中的小臣邑斝和甘肃灵台白草坡1号墓的父辛斝，陕西岐山樊村的亚邲其斝等形制进行研究，认为该玺不可能是伪品，而确实是商末之物。”王廷洽、李学勤两位先生的考证，充分证明了中国的印章始于商代。 2、西周篆刻 西周时期印章（约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771年）迄今未见有出土，为何笔者要在这里单独来谈西周篆刻呢？按规律而论，在商代出现了印章，在西周也应该有印章，这虽是一种推测。但据西周时期的典藉《周礼》司市记载：“凡通货贿，以玺节出入之”。《掌市》载：“货贿用玺节”。司市是指周代管理市场官员。周人进入市场从事贸易，就必须持有司市颁发的玺节。虽然西周印章没有出土实物，但从陶器的铭文可以看到西周时代玺印的痕迹。高明先生《古陶文汇编》断为西周陶文是十分正确的。”由此而断西周已有印章，只是尚未发现西周印章的实物。我们只能通过典籍和陶片来推断。希望在今后的古考工作中一定会发现西周篆刻印章的实物。 ３、春秋篆刻 春秋时代印章（公元前770－476年）我们所能见到的实物资料还很少。春秋时期有玺印这是毫无疑问的。据《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季武子取卞，使公冶问玺书，追而与之。”而在《国语·鲁语下》也记载了这件事。说明在春秋时期的国君和官员以玺印来证明其身份。目前我们能看到确凿的玺印实物不多。据阮宗华著《印章篆刻艺术欣赏》载：“古文字学家王献唐曾经在他所收藏的五百方古玺中，从古文字学角度考证出两方春秋古玺。一方阴文官玺'昏賹’，另一方是阳文私玺'疲’”王伯敏编释《古肖形印臆释》第一方鱼印为春秋时代铜印。该印1944年在山西凤陵渡古墓出土，一同出土的还有其它春秋时期实物，它与周代鱼簋铭文“鱼“的结构、形体类似，因为又有确凿年代，所以能够确认是春秋的遗物。1984年9月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故宫博物院藏肖形印选》载有春秋时期的肖形印，一方为龙纹玺，一方为鸟纹玺，关于春秋时期的篆刻，还需进一步考证。沙孟海著《印学史》载：“今天遗存的大量古玺，其中可能有一部分是春秋时代的，不过我们还无法加以鉴别罢了。
４、战国篆刻 先秦的印章，发展到战国时期（公元前475－221年），印章的使用和制作工艺达到相当发达的程度，印章的用途也十分广泛，形式奇特多姿。战国出土实物十分丰富，我们能通过这些丰富的资料准确地了解到古玺的篆刻艺术风貌。印章的布局参差挪让，方圆相济，印文写法也不一致。印章形式有阴文和阳文，是通过凿和铸而成的。 战国篆刻分为官玺和私玺，印材多属铜，私玺印面形状分正方形、长方形、圆形、长条形，菱形等。此外，分吉语玺、图像玺，在图像玺中又分人物、动物、饕餮、避邪、获麟、夔、禺疆等吉祥纹样的多种造型。战国时期的官玺、私玺、图像玺、吉语玺其印顶多有一个“穿”。可用彩色纹带挂在胸前或佩于腰间，作为一种装饰，用来表明身份、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全国各地考古发掘工作中发现许多战国古玺。单就长沙而言，1954年汤家岭4号墓出土的“张女”玺，魏家堆3号墓出土的“黄铸”玺，1976年杨家山153号墓出土的“黄爻之玺”,伍家岭战国墓出土的数枚朱文玺，该战国古玺精品。战国古玺传世较多，在《古印汇编》中，单私玺5000多枚，官玺只有360枚，罗福颐在《古玺汇编》中选辑战国古玺5708枚。战国古玺为我们今天研究战国时期的篆刻提供大量的资料。 秦代篆刻艺术发展简史印章发展到秦汉时期，印章的刻制使用、文字已日臻完善。还设有专职官员管理印章，各类文献资料记载较多，这给我们了解和考证秦汉印制度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因此，秦汉时期印章是我国篆刻艺术的鼎盛时期。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建立了统一的秦王朝政权机构，建立郡县，统一了文字，诏同了法律、货币和度量衡。无论在政治制度，还是在文化建设方面，为中国的封建制度奠定了基础。秦王朝的建立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官印制度。官印作为秦王朝行使职权的一种凭证,从中央到地方郡县乡亭的各级官吏，都授予官职印。这些官印的制作颁发，专设有少府属官“符节令丞”掌管玺印事务，其用印制度非常严格，私刻、盗用官印是犯罪行为，处罚极为严重。秦朝用印制度规定天子的印称“玺”，用玉做成， 故秦朝始将“ 鉨 ”变“玺”，从“玉”部。臣下用印只能称“印”。卫宏《汉旧仪》卷上记载“天子独称玺，又以玉，群臣莫敢用也。”这就说明秦代官印的等级区别是很严格的。 秦代的印文，为小篆，小篆亦称“秦篆。为丞相李斯等根据大篆改革而成。当时秦王朝统一后，面临“言语异声，文字异彩”的情况下进行了文字改革。许慎《说文解字》载：“奏请同文字，罢其不与秦文合者，后由李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小篆自秦代入印后，至今二千二百多年一直为治印者沿用下来。 秦代的官印比较统一，一般采用方形，大约2－3厘米见方。大多是鼻纽印章的设计布局为“田”字格，每格一字，，官位较低的官员用印只有田字格官印的一半，当时称之为“半通印”，它的布局为“日”字格。清桂馥在《札记·少内印》记述秦印时云：“仓库诸官印皆长而小，下吏卑职不得用径寸方印也。”由此可见，秦代官印在尺寸大小有严格的规定，也显示了森严的等级。 秦代的私印，大小基本上与“半通印”差不多，也加界格,但私印的表现手法较官印要丰富，形式也多样，除姓名印外，有吉语印、肖形印，形状有方形、圆形、椭圆形、菱形等。 秦代篆刻比先秦时期篆刻在艺术的表现形式上更趋向成熟，具有典雅而灵动、平整而率意的艺术效果，至今依然为众多的篆刻家所摹仿。 汉印：篆刻艺术发展史上的高峰时期汉代篆刻（公元前206－220 年）是我国古代篆刻艺术发展史上的颠峰。在印学史上，汉代时期篆刻是一个极其重要、极其辉煌的时期。这一时期完善了秦王朝所建立的官印制度和官印的形制及印文规范模式。印章的使用范围扩大，体制、文字的形式上发生了较大变化。无论从印章雕刻技巧和印章的数量，发展得都比较快。是我国篆刻艺术发展史第一个高峰时期。 汉代官印的称谓因汉代政权体制的改变稍加放宽。皇帝、皇后、诸侯王、王太后的印均可称玺，皆玉质。武帝时期（公元前140－前87年）改为金质玺印。汉卫宏《汉旧仪》载：“诸侯王黄金玺，橐驼钮，文曰玺，谓刻云某王之玺。”汉代官印制度，在印文上体现官职名称和字数，在官职的高低上所使用印质及大小钮制，绶带等都有严格的制度。《文献通考》115卷载：“汉诸侯王金玺绿绶，彻侯金印紫绶，相国丞相金印紫绶；高帝十年更名相国绿绶，太师、太傅、太保、太尉、左右前后将军金印紫绶，御史大夫银印青绶。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者银印青绶，光禄大夫吏秩比六百石以上者皆铜印黑绶。大夫、博士、御史、谒者郎吏秩，仆射、御吏治印尚符玺者吏秩比二百石以上者皆铜印黄绶。”吏秩：指官员俸禄级别，以谷物多少石为标准。卫宏《汉旧仪》载；“皇帝六玺，皆白玉螭虎纽”，又载：“皇太子黄金印，龟钮。”孙星衍《汉旧仪补遗》载：“诸侯王印黄金，橐驼纽”，“列侯黄金印，龟纽”，“丞相、大将军黄金印，龟钮”，“御史大夫、匈奴单于黄金印，橐驼纽”，“御史、二千石银印，龟纽”，“千石、六百石、四百石铜印，鼻纽。”
所谓印钮，就是印背高起，有孔可以穿带，钮又作纽。所谓印绶，就是印钮上的穿帛。汉代官印的材质为金、银、铜、合金。治印方法分铸印和凿印，凿印又称之为“急就章”，也称为“将军印”，这是因战时拜将时急于行令，来不及铸造，故而凿就。因此，在汉印的结字形式及印章自然就形成铸印和凿印两种印章风格。铸印风格典雅方正，圆润稳健；凿印风格拙朴粗犷 ，参差跌宕。明甘旸《印章集说》载：“以锤凿成文……其文简而有神，不加修饰，意到笔不到。”汉代到了武帝时期是汉王朝最为昌盛时期，汉武帝刘彻相信鬼神，爱好方术，因此汉代五行学说盛行，印章风格也受其影响，汉武帝提倡“以土德王”，五行中土位于数五，因此官印文字规定5个字，不足数的加“之”或“章”字补足。《汉书·武帝纪》载：太初元年“夏五月、正历，以正月为岁首，色上黄，数用五，定官名，协音律。”注引张晏云：“汉据土德，土数五，故用五，谓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诸卿及守相印不足五字者，以'之’足之。”因此，五字印的出现和“章”字的使用，是鉴别西汉中期的重要依据。 汉代私印的印文，形式比官印要灵活，印材方面也比较丰富。印章风格高古典雅，婉转圆润，入印文字除使用汉代规范化的缪篆外，还使用鸟虫篆、殳篆等文字，印章的形式有方形、长方形、圆形、椭圆形、柿蒂形、三环形、三方形、回叶形、菱形等。印章用材有金、银、铜、玉、玛瑙、琥珀、象牙、木质等印质，印钮有鼻钮、瓦钮、桥钮、坛钮、龟钮、虎钮。此外，还有双面印、多面印、套印等。印章的种类分：吉语印、四灵印、压胜印、书简印，汉代私印在艺术表现方面，匀称、平整、圆润、疏朗，给人一种古朴隽永的美感。 在汉代私印中玉印最为引人注目，韩天衡、孙慰祖编订有《古玉印精萃》，（上海书店出版），现存秦汉玉印约500余方，且多系私印。玉印的制作工艺十分工致精良。入印文字除一般用缪篆外，还有鸟虫篆、殳篆、肖形。印文结体圆中见方，匀落洁净，富丽典雅，雍容华贵，隽逸盎然，有一种字里金生、行间玉润的美感。 秦汉印多以小篆入印，字体结构经过一定的发展到了汉代就出现了变化，小篆根据印面的特定款式，笔画稍作一些变动，将圆曲的小篆形成了方正缠绕的缪篆。颜师古注释《汉书·艺文志》载：“缪篆谓其文屈缠绕，所以摹印也。”清袁枚在《缪书分韵》序中云：“以篆刻印，宜循印体，文变圆为方。”清谢景卿在《论印分韵》序中云：“缪篆因别为一体，屈曲真密，取纠缪之义，与隶相通，不尽与说文合，复其损益变化，具有精意，不可磨灭章法配合。”摹印篆，作为一种独立的字体已经形成，为后世治印者所循。 魏晋南北朝篆刻艺术发展史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589年）是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更迭最为频繁的时期，社会出现大动荡，战事频频，因而留下来以将军印及其属官印为多。这一时期的印章制度，在治印技艺上尚承袭汉代。印章形制、大小、印材、钮式、印绶、印文，基本上与汉代相同，仍然保留汉印主体面貌并有所演变。由于汉代篆刻取得空前绝后的艺术成就，使中国古代篆刻艺术走向顶峰。然而，任何事物都有一个物极必反，印章的发展从汉代以后到魏晋南北朝就反映出这一客观存在的规律，这一时期出现了明显的衰退趋势。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官印，钮制多为龟钮，将军印也多如此。陈松长著《玺印鉴赏》载：“其龟钮的形制与东汉后期风格接近。龟首略长，斜向前上方伸出。龟体长，背略平，两侧呈坡状，四腿呈屈曲状，嘴、爪刻纹清晰，背甲多施重环文，甲边刻鳞纹 ”。到了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代由于战乱之故和改朝换代过快的原因，诸侯各国各自为政，官印钮式的制作没有固定的模式，形态各异。如：鼻钮、蛇钮、骆驼钮、环钮、羊钮、马钮、兔钮、鹿钮、熊钮、罴钮、鱼钮、兽钮、珪钮、螭钮、龙钮。 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印改变了汉代以铸印为主的制印方法。印质多为金章银印，这一时期以凿印为主，所以魏晋官印多凿印。因此，汉代篆刻表现出来的典雅方正、圆润稳健的铸印风格就很少见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凿印表现出来的是峻利劲挺，气息和畅，章法布局平整舒展，錾法比较稳健从容，而一些“急就章” 风格显得比较草率恣肆，刀法拙劣，无章法可言，而且刻凿的篆体文字多不合“六书”。这一时期的官印形制也变大，秦官印一般2－3厘米见方，汉 “皇后之玺”2.8厘米见方，诸侯王也不超过2.3 厘米见方，从晋之后官印却在3厘米见方，有的将军印达到3.5厘米见方，但目前印学界、考古界未发现有4厘米见方的印，六朝官印还出现朱文印。《印章集说》载：“六朝印章因时改易，遂作朱文、白文，印章之变，则始于此。”
魏晋南北朝私印与汉代私印相比较也有明显的变化。这一时期的私印入印文字，受“魏正始三体石经”中篆书的影响，把字形拉长，结体上紧下松，每字竖画拉长成细尖，形似悬针，这一时期出现的印章用字叫做“悬针篆”，这种“悬针篆”与汉代的缪篆那种端庄典雅大相径庭，出现了柔弱纤细、矫揉造作，体势生硬的习气。然而这一习气的出现，可以看出印章文字的线条笔意和印面上大块留白的创作动机。这种印章对后世篆刻艺术创作给予了一定的启示。这一时期的文字还采用隶书入印，如50年代南京老虎山3号出土的晋代“零陵太守”石质印。 魏晋南北朝私印印式有套印、六面印，还出现了印体四面雕有纹饰。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篆刻艺术逐步走向衰退，印章透出一种衰落的草率和粗野。主要表现在：印文乖谬，形制紊乱，錾凿粗糙，导致了这一时的篆刻败落不堪，走向衰退的另一个原因。自东汉蔡伦发明造纸后，到了这一时期纸张的应用就比较广泛，钤色印章开始得到发展，罗福颐著《古玺印概论》载：敦煌石室收藏《杂阿毗昙心论》经卷之末及经卷之背部盖有“永兴郡印”朱文官印。由于这些因素，从而导致了中国篆刻艺术发展史上衰落时期的到来。
隋唐宋元篆刻艺术发展史简介隋唐宋元时期（公元581－1368年）的篆刻艺术的发展经历了880余年的时间，仍处于一种衰落时期，原因有二个方面，一是书法艺术的发展，楷、行、草等字体已经非常成熟而盛行,文字的书写习惯已经远离秦汉时期的篆隶字体,人们对篆书相应的要生疏，一般人对篆学的审美能力较低，艺术境界不高的一般制印工匠和理印官员将习气带入制印领域；二是纸张已成为重要的书写用品，印章也不再用于封泥，而是将印章蘸上印色后钤于纸上。为了使印章钤于纸上更加醒目，加大了印面，导致了印章布局很难处理，印文出现纤弱细瘦，屈曲盘绕，呆板平庸，毫无生气可言。明代甘旸《印章集说》载：“唐之印章因六朝作朱文，日流于讹谬，多曲屈盘旋，皆悖六义，毫无古法，印章至此，邪谬甚矣”。元代印学家吾丘衍云：“后人不识古印，妄意盘曲，且以为法，大可笑也。”可见这一时期印章气象十分衰落。 隋唐宋元时期的官印一改隋以前的印章旧制，把秦汉时期的官职印，逐步更为以官府衙门名称为印文的官司印。所谓官职印，就是指以官职名称为印章文字的官印。如：某某司徒，某某郡太守，某某右尉，某某县令。所谓官司印，就是指以官府衙门名称为印章文字的官印。如：某某郡印，某某州印，某某府印，某某县印。官职印是由朝庭颁发给官吏本人佩带；官司印则存放于官府衙门内，设有专职官吏掌管，规定不得用于私人文书，而且制订了严格的保管和使用制度。自隋唐实行官司印后，被后世的宋、元、明、清以及国民一直沿用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也是如此。官员升迁、异动、上任其官司印仍留在官司衙门内，留与继任官员使用。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 隋唐宋元时期官印治印印文全为朱文，无一例外。入印文字书体比较随意,或小篆、或缪篆、或隶书、或楷书，后来出现一种“九叠篆”。九叠篆并不是每一个字都是九叠，有六叠、七叠、八叠、甚至十叠以上的都有。这种以“九叠文”入印到宋代已大大发展，直至元、明两代都承袭这一形式。沙孟海《印学概论》载：“九叠文不尽九叠，如勾当公事印用七叠；受差委吏印仅六叠；都统之印，万户之印，乃有十叠，又如行军都统印等，则叠数不等，名曰九叠者，以九为数之终，言其多也。”这种以官印文字笔画的摺叠多少来显示官职的等级及尊卑，真是可笑至极，而且无艺术性可言。这一时期的官印规格大小使用也比较随便，形状有呈正方形、长方形、长条形。 如宋代“都亭新驿朱记”，印面为4.95×8厘米；“都检点兼牢城朱记”印面为4×6厘米。又如：唐代“右策宁州留后朱记”五代梁朝“元从都押衙印”。这类印大都称之为“朱记”的长方形官印，它与秦汉时期的“半通印”性质相类似，属于卑微官吏之印。由于隋唐时期实行了官司印。再之纸张的使用，印章的尺寸放大，如“中书省之印”、“唐安县之印”、“涪娑县之印”、“蒲类州之印”，印面尺寸都在5厘米左右见方。辽金时期有“阿里合谋克印”（藏吉林大学），印面6.5厘米见方。1965年河南固始县发现元末“元帅之印”，印面8.9厘米见方。又：元末农民起义军徐寿辉颁发的“统军元帅府印”，内圆外方两重边,印面直径达13厘米。
隋唐宋元时期的钮制仍沿习魏晋南北朝的鼻钮形式，实际上就是在印背当中铸一直柄，便于用手持印柄来钤印。印钮自唐至元渐高，多呈板状，没有穿孔,印背均有年号凿款和铸作地方，由于印章体积增大，重量加重，不能佩带，故藏之于匣。设专人掌管。 在元代篆刻发展中盛行“押印”，又称之“元押印”。它始于五代，兴于汉代，盛于元代。这是因为统治中国的蒙古族对汉字生疏，用画押符号入印。我们现在能见到的宋元押印，其上端往往为楷书姓和名，下端为一草书或楷书押符。是我国历代印章中独具的一种形式。 皇帝玺印发展到了随唐宋元时期，将“玺”改称为“宝”。据《旧唐书·职官志二》记载：“天后（即武则天）恶玺字，改为宝，其授命，传国符八玺，文并改雕宝字。”因“玺”与“死”同音之故，自此，历代皇帝印章均称宝。 宋代时期出现了“会子印”和“粮料院印”。“会子印”的种类有：国用印、检察印、库印、合同印。宋代发明了纸币，纸币又名会子、交子，发行时就需加盖“会子印”。“粮料院印”是北宋时期负责统筹国家财政、掌管官俸、军饷的印。这此印都是朝庭的工作印章，不具体反映官员的官司印。 隋唐宋元时期的私印与这个时期的官印的风格、形式已经逐渐分离。官印到了宋元时期，印文呆板造作，官气太重，毫无艺术性，而私印逐渐步向文人篆刻艺术领域。自秦汉以来私印一直比官印的形式、风格都比较灵活多样，隋唐宋元时期更为突出。 隋唐时期私印传世的实物尚没有发现，印学界把钤盖在敦煌石窟藏的写经上的“报恩寺藏经印”和钤盖在中唐写本《法华经玄赞》上“瓜沙州大经印”作为这个时期的私印的代表。从这两方印的风格来看与官印的风格差不了多少。笔者认为不能代表这一时期的私印风格,属于藏书印一类。到了宋代出土少量的私印，其印文风格或粗犷、或细劲，没有统一的规定。 隋唐宋元时期印章应用到书画鉴藏上，唐太宗有自书“贞观”二字连珠印，玄宗有“开元”二字印,唐内府收藏印还有“翰林”、“秘阁”、“集贸”、“宏文”等，南唐李后主有“建业文房之印”等印,宋太祖有“秘阁图书”印，徽宗有“政和”、“宣和”印，高宗有“绍兴”等印。以及较大的“内府书印”、“内府图书之印”。君王所好，下必仿效。鉴藏印很快就在唐宋元时期流行起来。唐代窦臮撰有并记述在书画上的古印《述书赋·印记》载：“张怀瓌 '张氏永保’印，'任氏言事’印，'窦蒙审定’印，'安国亭侯’印，'猗欤刘郑’印，刘绎'彭城侯书画印’、李泌'邺侯图书刻章’印和'周昉’印等”。其后有唐代张彦远撰《历代名画记》卷三中有《叙古今公私印记》篇， 其中也有《印记》中所述之印，宋代苏东坡有“赵郡苏轼图藉”，米芾有“米氏审定”、“米黻之印”、“米姓之印”、“米 之印”、“米 ”“祝融之后”，贾似道有“秋壑图书”、“秋壑珍玩”印，郭熙有“郭熙图书”, 元代赵孟
唐宋元时期，在文人士大夫之间兴起了斋馆别号印。相传唐宰相李泌有“端居室”斋馆印，此后斋馆别号蔚然成风。宋、元两代亦然。斋馆印有如宋米芾有“宝晋斋” 印，元赵孟 中国篆刻艺术发展到隋唐宋元时期，随着中国的文人书画的兴起与发展，印章开始用于书画作品上，诗、书、画、印成为过去文人“四艺”。由于刻印工匠对印章篆法不精通，一些文人自己写好印稿交与刻印工匠去刻。如宋代文人苏轼、米芾、黄庭坚、蔡君漠等人印章都是自己篆写请印工刻，尤其是米芾自篆自刻印章，到了元代赵孟 自王冕始用花乳石治印后，以石作印，易于奏刀，不像金银玉牙质印材坚硬难刻，解决了便于镌刻的问题，这就导致越来越多的文人直接参与治印，到明清时期，在中国篆刻艺术发展史上兴起了第二次高潮，迎来明清时代的印章兴盛时期到来。 隋唐宋元时期，由于文人印章的兴起，一些文人对篆刻艺术进行总结和研究。最早记述印章艺术是唐窦臮（字灵长，陕西扶风人）著《述书赋》中的《印记》；唐张彦远（字爱宾，山西永济人）著《历代名画记》卷三中的《叙古今公私印记》；宋杨克一编录有《集古印格》宋王俅撰《啸堂集古录》载汉印三十余枚；宋王厚之（顺伯）《复斋印谱》一卷（一说即《汉晋印章图谱》）；宋吴睿（孟思）著《印文集考》； 宋姜夔揖《姜氏集古印谱》；宋宣和年间有《宣和印谱》；《四库全书总目》卷114子部艺术类存目有《宣和集古印史》；元赵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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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松雪斋图书印”，王冕有“竹斋图书”印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