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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七乳镜的源起和发展
作者: 徐州工程学院美术系教授 杨金平
东汉七乳镜是在东汉早期兴起的一种铜镜样式，它和五乳镜、六乳镜一起从多方位折射出当时人们的社会生活和精神信仰。但是它又不完全等同于五乳镜和六乳镜的设计思想和画面内容；它代表了更为古老而深邃的七曜之说，并在此基础上向世俗的人生越来越多的溶入，不仅在动物方面，也在人物方面，进而在动物和植物的结合，动物和动物的结合方面都作了新的探索和表现。可以讲，七乳镜和五乳镜、六乳镜一起完成了中国古铜镜从日月星辰、修道成仙的世界向普通的人世生活的转换，尽管转换的并不彻底，但是新内容的出现迈出了极为可贵的一步；而且也首次出现了集图像、文字于一体的单幅画面。它们和东汉画像石一起引发了以后中国绘画史上两大流派：一是民间艺术，如壁画、图案；二是水墨画中图文的结合。此外，它们也是继承了中国最古老铜镜样式的镜种，并把它们原始设计的理念推向极致。下面，本文即从它的起源和发展的过程，分析七乳镜所蕴藏的丰富内涵。
一、a：“七角星纹镜”和“多圈凸弦纹镜”
1976年在青海贵南尕马台的齐家文化25号墓出土了两面铜镜，一面是素镜，另一面带有七角星图案[1]。它们的出现，把争论已久的中国古铜镜的历史提到4000年前，也为传说中黄帝“……帝因铸镜以像之，为十五面，神镜宝镜也”的记载提供了无可置疑的实物印证。有关它们的图片和文章发表之后，立刻引起国内外众多汉文化历史学家的极大关注和重视。该镜直径89mm，厚约3mm，平面、有钮和素圆钮座。钮已残，镜边缘有两个梨形小孔，穿线后可作挂镜之用。镜内铸有七个三角形，绕钮座分布，三角形之外的空白处用斜线条纹装饰构成底纹，右旋放射。双圈夹凹槽收边。另一面出土殷墟妇好墓的《多圈凸弦纹镜》[2]圆形，直径118mm，厚2mm，弓形钮，素圆座，镜面微凸，以钮为中心分为六个逐渐增宽的圆圈，每个圆圈内铸有密排的短直线，形成全体向外放射的光芒纹饰。这两面铜镜原型取自太阳，比较中外各民族远古对太阳的表现形式即可知如同一辙。例如在中国山东大汉口文化出土的一尊陶缸上刻有象征太阳“○”及月亮和高山的图形[3]，再看现存英国伦敦南部新石器时期的用巨石搭契的“石垣”，“全体用巨大的石块堆叠起两个圆形阵，中间建一祭台，台上放一石头，每年夏至太阳始出一刻，阳光都会准确穿过配制的其它巨石落到祭台上的石头”[4]，这些图形清楚地表现了人类最早对太阳的崇拜。将它们同“七角星形镜”和“多圈凸弦纹镜”对照，不难看出这两面铜镜也是中国古人对太阳崇拜的实物之一。而黄帝的“铸镜以像之”，当以圆“像”太阳，附以七角星形和光芒纹饰为阳光，所以是“神镜也”。中国原始铜镜的设计摹仿太阳。
b：“云雷纹地连孤纹镜”和“蟠螭连孤纹镜”
战国时期出现了将原始的“七角星纹镜”演变为“七内向连孤纹”的铜镜。《中国铜镜图典》记载了一面“云纹地连孤纹镜” [5]圆形，直径151mm，三弦钮，素圆钮座，座外围一周凹面圆。同七角星纹镜一样，这面镜中图饰的底边离开钮座，七个内弧形角尖连接镜边，用云纹作其底纹。七个角尖内铸七个桃形纹饰，素卷边。在另一面“云雷纹地连弧纹镜”[6]中主体依旧是七内向连弧图形，地纹是用圆涡纹和三角雷纹组成的细密云雷纹。主体图形外的区域内各铸一小圆，宽素卷边。比较这两面铜镜，前一面更接近“七角星纹镜”的图形，地纹中的桃形图案似一株刚冒芽的植物徐徐开放。它把象征太阳，阳光和天空的不同纹饰做了有意味的连接，同时增加了象征大地上植物的纹饰。而后一面镜中出现的七个小圆，同长沙《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一件丝织品上的图案一致[7]，也是中心为七内向内弧纹外置七个小圆，“这一种特殊的几何形纹是在一个七角星纹中有两个同心圆圈形纹，外面环列着七个小圆圈纹饰，与某些陶器盖部的花纹近似，可能代表太阳和列星”[8]。它们再现了中国古人“七曜之说”的宇宙观，并且也在这种图形的布局中完成了早期的人类和太空的对话。
用这种七内向连弧纹饰为主体图案的铜镜一直流行到西汉。在湖北光化西汉墓出土的一面“蟠螭连弧纹镜”[9]圆形，直径121mm，钮残，钮座为凹面圈带纹外绕一周弦纹。地纹为不规则的涡纹及螺旋纹，上有两种蟠螭纹，一种为奔驰状的蟠螭，一种为连接状的蟠螭。这种被“有的学者称为龙纹，是指盘曲的龙蛇图案”[10]，龙作为四大图腾之首在中国人的思想里，具有上天入海无所不能的神性，蛇为爬行在大地上的异兽为中国古人崇拜的玄武神之一，为什么中国古人将它们结合在一起构成蟠螭纹，也应和当时人们的信仰有关。在此镜中出现的蟠螭纹则把天空和大地之间活动的生灵作了开创性的尝试，它们出现在这里的意义非同一般。
和七角、七星有关的铜镜还有西汉的“星云镜”。例如笔者收藏的一面“星云镜”（图1），圆形，直径112mm，七乳连峰钮，内弧钮座；中圈饰四颗大乳钉隔开四区，每区内铸有祥云纹连接的五颗小乳钉。中圈两侧各有一道窄条光芒纹，镜缘用十六个内弧纹收边。全镜采用高浮雕铸造工艺。该镜重要的变化就是将上述七角形图案演变为聚合在一起的七乳连峰钮，它取代了以往象征太阳的圆形。钮座外的众乳钉绕它而列，恰似夜空中的群星环列北斗七星。以七乳连峰钮为中心，还有多种星点组合，从五颗至十一颗不等。它们体现了古铜镜从太阳开始直至星辰的转换。其中镜内出现的用乳钉划分区域的表现手法也和前述“云雷地纹连弧纹镜”中带小圆的铜镜及随后的“叠压缠绕四蟠螭镜”、“草叶镜”、“四乳四神镜”和“规矩镜”一起将传统图像过渡到天空、大地和神灵共为一体的奇异境界。
二、东汉早期的七乳镜
在笔者撰写“浅析东汉五乳镜和六乳镜”一文查找到的十六面五乳镜和六乳镜，属东汉早期的仅为一面，而在《中国铜镜图典》一书中记载的七乳镜就有22面，属东汉早期有五面。它们不仅在时间上，也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五乳镜和六乳镜，且内容和工艺上也比五乳镜和六乳镜更为丰富、新颖。现藏上海博物馆一面东汉早期的“七乳禽兽镜”[11]圆形，直径183mm，圆钮，圆钮座，钮外围九乳间以云气纹装饰。中圈图饰带铸有双圈底座的七颗乳钉，间置青龙、二朱雀、蟾蜍和三组云气纹。镜缘边饰为一周三角纹外绕双线波浪纹。另一面早期的“七乳羽人禽兽镜”[12]圆形，直径160mm，镜钮座为四蒂叶纹，外绕两道窄条光芒纹，间有一圈宽凸纹。中圈图饰铸有双圆底座的七颗乳钉，七组图像为擎花羽人、青龙、朱雀、凤鸟、白虎、独角兽和蟾蜍。用一圈光芒纹环绕。镜缘边饰为两条素圆间铸双线波浪纹。在这两面早期的七乳镜上，均采用了三道光芒纹做基本布局，和双圆座的乳钉；其次各组图像略有变化和增加。除这两面相对简单的七乳镜外，另外两面早期的七乳镜上出现的纹饰和画面却表现的十分成熟。
广州东汉前期墓出土的一面“尚方七乳四神镜”[13]圆形，直径182mm，圆钮，圆钮座，座内图饰分为两组，第一组用十棵小乳钉间置火焰纹；第二组用两道凸圈间铸勾连S形云纹；两组边界和钮座外、铭文带外都有一圈窄条光芒纹。中圈图饰带里的乳钉，其底座为八角连孤纹，外围一圈小圆。七乳间铸有四神，独角兽、羽人骑鹿图。镜内铭文“（尚）方佳竟大毋伤，（青龙白）虎（辟不）羊，朱鸟玄武顺阴阳，子孙备具居中央，长保二亲乐富贵，寿敝金石如□□”，铭文起首“尚方”可断定此镜是官坊制造的铜镜。镜缘边饰由一组三角纹加连续云气纹组成。镜内各组图像采用线工塑形，边饰为平面剔地工艺。
在广东韶关东汉前期墓出土的另一面私家镜坊制造的“张氏七乳禽兽镜”[14]圆形，直径185mm，镜钮座图饰和中圈图饰各占镜内二分之一面积。钮座内一龙二虎绕钮而居，其中一龙一虎对峙，龙尾后随另一虎。座外铸一道光芒纹饰。图饰带里七乳座为四蒂叶纹，顺青龙右旋；白虎、朱雀、大眼怪兽、狐狸、双角兽、瑞兽。绕众兽一周的铭文是“张氏作镜宜候王，家当大富乐未央，子孙备具居中央，长保二亲世世昌，为史高口带青黄”，铭文外饰光芒纹一周。镜缘边饰为龙、虎、鸟、鱼、虎等。从该镜图片来看，采用了不同设计手法，镜钮座的龙虎和中圈图饰带里的群兽排列的密不透风，而镜缘图饰里的群兽安置的疏朗有致。它们形成了“张氏七乳禽兽镜”的独特风格。从这两面七乳镜的构图和众图像比较，“尚方七乳四神兽镜”和早期铜镜有着较密切的承继关系：其一如同类的神兽，其二是同字的铭文。而后一面“张氏七乳禽兽镜”变化甚大，不仅出现了鱼、狐狸，连不知名的大眼异兽也成为该镜的图饰内容。更有趣味的是它的铭文内容带有明显的讨好达官贵人的字眼，从侧面反衬出这类私家七乳镜的市场价值肯定不菲。
从上述四面东汉早期流行的七乳镜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它们始出现时就呈现出相对成熟的样式，没有明确的探索过程，而且尺寸都在180mm以上，这也是七乳镜和五乳镜、六乳镜不同之处。其次它们镜面的图像、纹饰也较五乳镜和六乳镜丰富多彩，从中可以清楚的领悟其对五乳镜和六乳镜的影响：第一是在思想理念方面从日、月、金、木、水、火、土的七曜之说的宇宙观细变为盛行东汉的五行之说和南斗六星、六天及六元的生命观。第二在图画内容方面也给予了五乳镜和六乳镜新颖的启示。
三、东汉中后期的七乳镜
东汉中后期的七乳镜存世量较多，其中不乏精品。本文仅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七乳镜作分类比较。先看笔者收藏的一面“宜孙七乳镜”（图2）圆形，直径181mm，圆钮，钮座直径65mm，座内用一圈光芒纹界定两组图饰带。第一组为九乳间以九字，顺钮孔一端下方“宜”字右转为“宜子孙宜孙宜孙宜孙”铭（图3）；第二组为两道凸圆间置平面剔地的X形云气纹，外置第二圈光芒纹。中圈图饰带内置七棵四蒂叶纹座的乳钉，按上述同一“宜”字起向左转为青龙、奔鹿和一株斜倾的植物（图4）、犀牛、青龙、骑在公羊身上手持铎形的猿猴（图5）、凤鸟和绵羊，全部图像采用线工造型，用二条细圆环绕，外铸第三圈光芒纹。镜缘为20mm宽的边饰带，依旧顺第一“宜”字，铸有虎、熊相对，子鼠、玄武相对，羽人、九尾弧相对和飞鸟，奔鹿等群兽，采用平面剔地工艺，同钮座内的X形云气纹工艺一致。此镜中出现了动物和植物、动物和动物结合一起的画面，及镜缘边饰的群兽、羽人对称布局的构图，证明了它是东汉中晚期的七乳镜。而它采用的三道光芒纹饰同早期及同期众多七乳镜上的光芒纹一致，这种设计透露出它们和远古“多圈凸纹镜”之间的渊源关系。类似的设计在其它七乳镜上屡屡出现。
第二类的七乳镜是以铭文见长的铜镜。《中国铜镜图典》一书中记载了一面“善铜七乳神人禽兽纹镜”[15]圆形，直径204mm，全镜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为钮座，座内圈有九乳隔置“宜子孙”三字铭文和云气纹；外圈双凸圆内有第二道铭文“角王巨虚，日得熹，廷年益寿，去恶事，长乐万世，宜酒食，子孙具，家大富”字样外绕单线圆。第二部分为中圈图饰带，用七棵四蒂叶纹套外圆组成钮座的乳钉分为七区，内铸四神、羽人鼓琴瑟，羽人戏禽兽的七幅画面，每幅画面里的神兽，羽人变化生动，形态多样。外区再绕第三道铭文：“汉有善铜出丹阳，炼治银锡清而明，巧工刻之成文章，左龙右虎辟不羊，朱鸟玄武顺阴阳，子孙服具居中央，长保二乐口昌，寿如金石之侯王。”三道铭文和众画面图像均采用线工塑形。镜缘边饰为一圈三角纹加连续云气纹构成，平面剔地工艺。此镜别具一格的是用三组铭文，从“宜子孙”开始至“延年益寿”、“家大富”再至“炼治银锡清而明，巧工刻之成文章”。这种由祈福子孙和富贵转向铜镜的质量和布局的长篇大论式的赞美铭文同早期的“张氏七乳禽兽镜”铭中的“宜侯王”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为贵族阶层所制。以镜铭见长的七乳镜还有《合好七乳禽兽镜》[16]圆形，直径195mm，圆钮，钮座为龙虎对峙图。中圈用同类七棵乳钉分界，各置青龙、白虎、朱雀、双角兽、凤鸟、二羽人射猎、虎头与鸟。图像外绕一周铭文：“二姓合好，□如□□女贞男圣，子孙充实，姐妹百人，□□□□□夫妇相随，□□□□□□□月吉日造此信物。”镜缘边饰为一组三角纹和一组动物纹，用日、月、二枚五株钱纹划分四组，每组内铸有众多的动物，其中大象、蛇缠鱼、人物斗兽、羽人乘舟，赶马鲜见。比较这两面带有分组大段文字与内容的铜镜，从中可以再次清楚的看到东汉中后期的七乳镜的变化和发展。第一面“善铜七乳神人禽兽纹镜”中的图像、镜铭已出现了新的内容，不仅频频以常见的动物入镜，也以生活中的弹琴、戏兽作画，有此意还未尽；第二面“合好七乳禽兽镜”，更以家居生活中乘船赶马入图，再作以大量的词语陈述子孙、姐妹和夫妇。它们共同表现出这类七乳镜的制作大师们在追求神仙乐景的同时，也越来越向世俗生活关注。
第三类的七乳镜即是以单幅画面附榜题文字的铜镜。先看“柏师七乳神兽镜”[17]圆形，直径202mm，依贯例分为三部分构成；镜钮座图饰带、中圈图饰带和镜缘图饰带。组成钮座纹饰的图像为常见样式。中圈图饰带采用四蒂叶纹底座的乳钉隔开七个小区，每区内铸有榜题铭文的图画；以龙为首有“柏师作”铭的回头后顾龙、“辟邪”二字铭的回头后顾虎，“铜柱”铭的熊和柱子，“赤诵马”铭的低头进食马、“王乔马”铭的又一匹低头进食马和无榜题铭的两羽人相对的陆博图。这里的“柏师作”等文字是从齐家文化的“七角星形镜”以来首次出现在一面铜镜各组画面中的具体题铭。“柏师作”当和其它古铜镜中以姓氏开头的铜镜一样，标明出自何人之手。而各组具体画面加题铭的做法即把传统中佑护人类的神兽用文字再次加强它们的身份和力量。新出现的俊马加“赤诵马”、“王乔马”的题铭当是名重一时的好马，而好马在古代战争和运输中的作用无可争议，它们往往决定了一场战争的胜负。汉武帝时第二次用兵西域大宛，起因就是“大宛国隐匿着良马，不肯奉献”[18]。好马对朝廷的重要，既为巩固权力，也为稳定社会。所以中国历朝历代，朝野上下无不对好马爱之、宝之。因此，“柏师作”的铜镜中为这两种马塑形题字也是当时社会风尚所致。该镜边饰为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及同它们配置的鱼、羊、鹿、马、和羽人。现再看另一面“柏师作”的“富贵寿宜神兽镜”[19]圆形，直径245mm，分三部分构成。该钮座图饰分两组，内组有九乳八字铭文“富贵寿宜子孙大吉”，外组为勾连云气纹，钮座内纹饰，铭文均为线工铸形。中圈图饰带用七棵凹形花辨座乳钉分隔七区，其中铸有两组回头对望的青龙、两侧各有榜题字铭（不清楚）；另有两匹低头进食马，两侧榜题字铭为“赤诵马” 和“王乔马”；第五组为一兽戏蛇，后有立柱，榜题字铭“辟邪”，第六组铸一形似麒麟的动物，无榜题字铭；第七组还是羽人博陆无榜题字铭的画面。七组图中的动物、羽人均采用浮雕手法塑形，刻画生动细致。图饰带外饰光芒纹一圈。镜缘用一道三角纹和一圈蟠螭纹间隔X形迭加扁圆纹饰组成，平面剔地工艺。这两面“柏师作”的七乳镜，开创了中国传统艺术里字画结合一体的表现方式，也因此成为历代壁画、水墨画中以文字入图的开山鼻祖。它们以看似媚俗，实则飘逸的深层内涵为后世文人画开掘了生机勃勃的先河。除上述多种七乳镜外，东汉后期还出现了形同战国时期的“七内向连弧纹镜”的简化“七角星镜”（图6），其象征意味和众多七乳镜源出一处。
结 言
东汉七乳镜源于中华古镜之源头，发展在殷代，战国和西汉。从最早的对太阳崇拜转至日月星辰，它们呈现出早在道教五行、六天学说之前的七曜围绕大地运转的宇宙观；并在此基础上发展起对天、地、神灵的组合表现，尤其是对传统内容作了空前未有的拓展，使得东汉时期众多的飞禽走兽（图7）、市景民俗都成为镜内的面画。它们的铭文内容虽然还没有发现爱国佑民的祈福语和宜古市的广告词，但是从一个个具体的家庭出发，表现出别具一格的关注民生；而宜侯王的词语含蓄地传达了某些七乳镜的金钱价值。最后是图文结合的单幅画面，更是把七乳镜推向中国传统古铜镜的高峰，使它和“青铜规矩镜”、“神人神兽镜”和“画像镜”一起成为东汉众多铜镜样式中的代表镜种之一。就是在当时，七乳镜即古人称之“七子镜”已经受到朝野上下普遍的欢迎和喜爱。南朝梁简文帝一首“望月诗”道尽其光彩：“流辉入画堂，初照上梅梁，形同七子镜，影类九秋霜”。应当讲东汉七乳镜和五乳镜、六乳镜一起完成了中国古铜镜史上的重大转折；不仅在镜面的设计观点、表现内容，还是在铸造工艺方面，它们都将中国古铜镜推向一个空前繁荣时期。所以它们对历代铜镜的发展影响重大，其中私家镜坊制造的七乳镜，更以内容新颖、手法多变引导了时代的潮流。就是今天，东汉七乳镜也仍是众多国内外专家学者和爱好人士继续研究和搜集珍藏的瑰宝。
（选自《文博》2006年6期）
注释：
[1][2][5][6][9][11][12][13][14]
[15][16][17]孔祥星、刘一曼：《中国铜镜图典》，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
[3]洪再新编：《中国美术史》，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
[4]by H.w Janson and Samuel cauman，本村重信，迁成史译，《美術的歷史》，日本创元社，1980年版 。
[7][8]张正明：《楚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0]孔祥星，刘一曼：《中国古铜镜》，台湾艺术出版社，1997年版。
[18]张荫麟：《中国史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19]张金明、陆旭春：《中国古铜镜鉴赏图录》中国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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