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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反动的经典
◎舒炜
《论语》：平庸的书？神奇的书？ 前些年，三联韬奋书店对店员做一个读书调查，发现这些年轻的店员们竟然有百分之八十都读过《论语》。韬奋书店店员的读书修养也许让人惊异，但另一方面大概也表明：《论语》这部书对于中国人来说确实是深入人心、广为普及。 李泽厚的《论语今读》以及钱穆的《论语新解》都说《论语》非常好读，李先生还在书中感叹：两千年前的文字，今日读来并不困难，也不大显得隔阂，中文的延续力着实惊人！如此看来，穿越了两千多年历程的《论语》想必包含着某种神奇的魅力吧？ 然而，我们也不妨把事情看开些，别那么一厢情愿、自以为是。比如说，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显然就不把《论语》当回事儿。依他看，《论语》不过汇集了一堆处世格言、伦理教条，乏味且重复，充满了平庸的世故、圆滑的机敏，没有精神的高度，也说不上情感的深度。黑格尔在此并不是瞧不上东方思想，实际上他非常推重老子的哲学深度，相形之下，黑格尔眼里的孔子确实没什么了不起的。 不过，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眼里，《论语》的地位当然不是一本老子《道德经》可以比得了的。这其中的难解之谜就在于：《论语》对于两千多年来中国的文明和历史世界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不妨由此先简单谈谈《论语》的由来和两千年来的各色读法。 《论语》：两千年来的各色读法 一般说来，《论语》可称得上是一本孔子与弟子、时人问答及孔子弟子间言论的“言谈集”。这些言论具体是哪些人收集的？具体什么时间、如何编排汇集到一起？其编排的原则是什么？全书二十篇的结构是什么？每条语录的安排位置又根据什么？——这许多问题都没有一个明确的、权威的答案。目前大致能够接受的说法是这样的：这部书的编撰者应为孔子及门弟子与再传弟子，其成书年代可以确定为春秋末年到战国初年，语录的编排、分篇有相当多的随意性，并没有太多的含义。 《论语》流传至汉朝，就出现了三种不同的本子，即《古文论语》、《鲁论语》和《齐论语》；这三种本子在文字、篇章安排上也许并没有很大的差异，但各自的解释则可能有很不相同的趋向，我们不妨做一个猜想：也许其中一个本子只强调疑难文字的讲解，而另外一个本子则注重段落串讲，等等。遗憾的是，我们现在不可能看到这三种不同本子的原貌了。西汉末年，安昌侯张禹先本于《鲁论语》，参诸《齐论语》，合而为《张侯论》。东汉末年，郑玄据《张侯论》，参诸《齐论语》、《古文论语》，作《论语注》。后世《论语》多本于此。 两千年来，历朝历代对《论语》的注疏（也就是字句讲解、串讲）实在是非常之多，写成书的似乎就有两千余家（当然，其中相当一部分都失传了），近代人程树德的《论语集释》就收集了近六百家的解释。在这些解释当中，形形色色的说法无奇不有。比如说，有人强调此书的精义完全和《春秋公羊传》所强调的“尊王大一统”学说一致，由此，《论语》一字一句的解释都应该围绕“大一统”学说；再比如说，有人甚至认为，根据《周易》六十四卦的编排、卦象、爻辞，可以更好地解读《论语》的深层意义，如此惊人的发现自然要极力穿凿出文字上的根据，在这样的眼光下，《论语》实在是一部用心深刻、精心编排的作品，它完全可以媲美于阴阳八卦的种种精细变化；更神奇的解释方向，则是把《论语》当作一部“未来启示录”，其中包含着孔子对未来的神奇感觉和种种预言，而孔子本人不折不扣、彻彻底底就是一位天神之子，是一位神明！ 以上这些解释在我们今天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但实际上这并非个别学者的奇谈怪论。在中国历史的某个时刻，比如东汉，“未来启示录”式的《论语》解释确实有很大市场，风行一时。而在清朝后期，“尊王大一统”式的《论语》解释也实实在在地触动了很多读书人的心智。我们今日的麻烦就在于，既然有了这么些五花八门的理解，《论语》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到底应该怎么读、怎么理解？它有精神高度和情感深度吗？如果有，又高在何处、深在哪里呢？——凡此种种，都构成了一堆极端迷惑人的问题。 《论语》：让人苦恼的书？ 今天来读《论语》，人们一般免不了要问：我们能从《论语》里读出些什么来呢？《论语》符合我们的时代要求吗？《论语》对自由、民主、平等、个人权利乃至市场经济是否有很好的论述啊？事实上，也确实有非常聪明的哲学家去这样挖掘《论语》。比如，现代著名的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就曾把《论语》里大谈特谈的“仁”解释为：“孔子强调要对人类抱有仁爱之心、仁爱之情”，如此说来，孔子当然是非常高明的，他居然在两千年前就具有了现代的人道主义平等博爱意识；但妙的是，到20世纪70年代，冯友兰先生自己就开始反驳自己的观点：“仁”并非一种对人类的普遍仁爱，而是有一定界限的，“仁”实际是一种贵族式的保守意识，用当年的语汇来说：“仁是有阶级性的”，“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我们可以把事情谈得再直白一些：现代人对《论语》的阅读绝对会遇到一些难以越过的铜墙铁壁，《论语》里一些著名的语句让现代中国人苦恼不已，争辩得头破血流。“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难道不是在宣扬“愚民”的反民主思想吗？很多学者（比如近代思想家严复、康有为）忍不住要处心积虑地在断句逗点上绞尽脑汁：“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如此断句，就可以解释为：“老百姓愿意，就让他们自己干；不愿意，就应该教导他们”，这样说的话，孔子就不是搞“愚民”了；或者：“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样更可以把孔子解释成要求教导民众、反对“愚民”的倡导者了。 就算上面这句勉强过关，那这一句：“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论语·阳货》），又该做何解释呢？孔子瞧不上妇女，大概是逃不掉的缺点吧？但仍然有绞尽脑汁、奇妙无比的解释来为孔老夫子开脱。比如有一位上海的小说家兼学者沈善增先生，其近年出版的《孔子原来这么说》专门有一节解释这一条，他强调孔子的言说对象在于诸侯，所以，女、子、小人是分指三种围绕在诸侯身边的人，因此此语是提醒诸侯要小心对待自己身边的女人、孩子和奴仆，注意他们的品性有害于政治。但是，我们可以注意到，还另有一种解释，强调这句话实际的含义应该翻转过来，即孔子并非瞧不起女人，正如孔子也不欣赏“巧言令色”、“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者”的男人一样，孔子不欣赏的是“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的女人，这样的女人当然是“难养也”，这句话绝不代表孔子对妇女的一个普遍看法。如此说来，孔子又具有了现代的性别平等意识。 但所有这些解释，却难免要遇见一个绕不过去的难题：中国古代世界确实是一个有相当等级差别、性别差异的政治社会，而以《论语》为代表的孔子学说确实构成了这一古代世界和政治社会的理论基础。如果说，《论语》具有现代民主平等意识，那么中国古代世界的理论基础又是什么呢？在古代中国的世界里，儒家思想难道仅仅是一纸空言，仅仅是某种不相干的装饰品吗？ 《论语》：与现代社会对立 说白了，实际上我们倒应该坦白承认：《论语》确实跟现代世界的主导原则相违背、相矛盾乃至相对抗，我们没必要不好意思，没必要羞羞答答不肯承认，也完全不必刻意粉刷它、清洗它、改造它。老实说：在我们的现代世界里，《论语》确实是一部地地道道的反动书籍。 诚然，有人也一直试图调和《论语》与现代社会的冲突。比如，被誉为“日本近代实业界之父”、“日本近代化之父”的涩泽荣一(1840-1931)，就曾著有一部《论语与算盘：人生·道德·财富》，流行甚广，书中特别强调《论语》与算盘必须统一，且不能不使之统一。比如“仁义与求利”在根本上就并非格格不入。因此，书中详细论述所谓“孔子的理财富贵观”、“金钱无罪”、“武士道即实业之道”等等……我们不妨说，涩泽荣一对于“传统的创造性转换”颇下了一番工夫。 但更为根本的问题在于，恰恰因为《论语》具有一种现代世界难以改造的反动性质，才显出它的不可动摇、它的顽固、它的了不起！作为置身现代社会里的现代人，我们自觉不自觉地已经认定了“金钱无罪”之类的流行观念，甚至已经难以想象、更不要说向往这样的人生境界：“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要言之，《论语》作为一部中国文化中深刻的经典，其根本含义正在于，它完全和现代社会的种种观念相冲突，这也正有助于我们从现代社会的种种理所当然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让我们呼吸完全不同的文化气息。把它作为一部对立于现代社会的反动“经典”，《论语》也许才显得意味深长、隽永可读吧…… 部分《论语》相关读物 《论语集释》/程树德；《论语译注》/杨伯峻；《论语新解》/钱穆；《论语本解》/孙钦善；《论语今读》/李泽厚；《丧家狗》/李零；《论语新解》/傅佩荣；《论语别裁》/南怀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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