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转载]［转］在海德堡坠入情网（一）

 

　　在机场外边，我把车停下来；停得有点猛，我们骤然往前倾倒。我说，“对不起。”他跳下车来，回身拖出行李，干干地说：“你不必下车。”

　　他转身向大厅走去。肩上的旅行袋使他有点倾斜，我也注意到，他的腿，还是稍微内弯，O型腿。他的左手提着一个我为他买的小提箱，里头装着素贞的骨灰。

　　我发动车，“呼”一声冲上公路。这是个没有速限的国家，也因此是个高风险的国度。左邻右舍的人——北边的丹麦、挪威、瑞典人，西边的法国人，南边的瑞士、意大利人，慢吞吞地将车开到边境，一进入德国，就开始放纵狂奔。结果往往是车子开始冒烟、解体，这些车子不能适应突然的解禁；要不然，就是车毁人亡。
　　时速两百公里，我在快车道上亡命似的奔驰，眼前稍慢的车一辆一辆往右线闪开，躲避我瞬间的逼近。心情不好的我，脸色铁青，两眼发直，手指紧紧抓住方向盘。指针爬到两百三十公里时，我狠狠凝视前方的两眼好像也已逼近死亡的冲动和恐惧，我的额头发烧。

　　四点半。现在，帕维尔在他的房里开始等我。他也许点上一支烟，把腿搁在茶几上，面对着门，等候我敲门的声音。他不知道我不会出现。今天不会，明天也不会。
　　让他去等。

　　进入海德堡市区，不得不慢下来，车子沿着河缓缓地滑行。那卡河流着茵绿的水，白色的天鹅闲闲地在水面垂柳间飘浮。有人在河边脱光了衣服晒着太阳。

　　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呢，在这样一个美好的下午。

　　

　　素贞的头，已经洗干净了——日尔曼人是个一丝不苟的爱干净的族群。她的头摆在一张看起来像手术床的大桌上，白色的床单覆盖着下巴以下，我看不出他们是否已经把她的头缝到脖子上，或者在被单下，头和脖子之间仍是空的，我也不好开口问；我是来认尸的。
　　长到四十岁，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死人，不，其实这是第二次。第一次是十几年前在台南医院的急诊室里。父亲被街上的野狗咬了一口，我带他到医院检查，怕有狂犬病。急诊室里挤满了人。一个妇人高举着自己的手，那只手上的拇指被什么利器切了，血淋淋地折倒下来，只剩下一点皮还连着她的手掌。一个年轻男人盘腿坐在地上，不断地点头。
　　然后有个担架被抬进来，“哐”一声摔在地上；担架上躺着的是个两眼空洞、嘴巴张得大大没有牙齿的老头。有这种脸孔的老头，你一看就知道是个独居的老兵。
　　穿着白褂的年轻医生蹲下来，从口袋里取出小灯，撑开老头眼皮晃了一下。
　　“死了！”他说。站起来，走开。
　　老人两眼睁着，白腊腊的，好像没有眼珠。好奇的我走近瞧瞧，那两只眼睛像某个大门敞开的人家，只是里头没有人。

　　可是，我怎么不记得死人的皮肤是这样的？素贞的头颅，像腊做的，很假，而且皮肤有点透明，似乎里面是空的，那只是一个圆形的腊壳。
　　检察官问陈子铭要不要看他太太最后一眼——不是认尸，因为我已经作为报案人认过了——是问他要不要作为纪念地看他太太最后一眼。陈子铭摇摇头，检察官点点头。

　　子铭下飞机的那个晚上，在他的旅馆房间里，我就告诉他了。素贞的身体，在塑胶袋里找到；素贞的头，被丢在歌剧院后面的大草坪，由一丛巨大的玫瑰遮着。
　　他闭着眼睛听我叙述。
　　我是不是该省了这些细节呢？也许吧！可是，诚实是我的人生座右铭，讨好而虚假地和老叶共同生活了八年，在我搬出的那一天，我发誓今生再也不忍受任何假的事情——假的爱情、假的誓言、假的善意、假的幸福。
　　现在，我也不给子铭假的慈悲。既然他的妻子是这样死的，为什么他不该知道呢？如果素贞能够忍受人家用钢锯锯她的头，作为丈夫的陈子铭至少该忍受“知道”他的妻子被人锯了脖子吧？他的痛苦能跟素贞比吗？

　　“蚂蚁爬满了她的眼洞。”我再加一句，不眨眼地盯着他。
 
　　

　　他紧闭的眼睛流下了泪水。泪水流过他唇边的胡须，滴在他白色的衬衫领。这么雪白的衬衫，而且显然烫过。素贞不在的这些日子，谁帮他烫衣服？他的母亲？子铭的妈是那种会在母亲节被选为模范母亲的妈妈。丈夫在海上失踪之后(在我们那个渔村里，经常有人出了海就不再回来，有一次我们还在沙滩上捡到一条被鱼咬烂了的泡得发白的人腿)，她就在市场里摆面摊，干面、意面、肉丝面。子铭小的时候，她用一张小花被将他裹起来，紧紧绑在背上，空出来的两只手就可以下面洗碗。
　　是上了小学之后吧，有人说陈子铭的腿是弯的。我们偷偷在他背后研究过，而后附合说：“对，背着长大的小孩都有O型腿。”

　　上了小学的子铭是个剃了光头、眼睛灵活却不说话的小男生。他每天穿着油渍渍的卡其制服帮妈妈招呼客人；客人少的时候，他就趴在摇摇晃晃的桌子上做功课；功课当然也得自己做，因为他妈只认得0到9的数字，什么人欠了几碗面钱未付、对面老张送来几瓶啤酒什么的，她用粉笔记在一张小小的黑板上。
　　她和卖蚵仔面线的驼背婶去标会时，就在一张小纸条里包上几枝火柴棒；火柴棒的枝数就代表她开出的价钱，一枝代表一百块还是一千块？我忘了。

　　素贞是牧师的女儿，白净净的脸蛋，穿着干净的衣服。教室外面有一个打水的帮浦，下课铃一响，我们争先恐后从窗子跳出去，一群孩子抢着帮浦用力打水，另一群就将头放在水喉下面把头发淋个湿透，然后设法把头上的水溅到别人身上去。素贞就站在一边看，带着有兴味的微笑，露出嘴里的牙齿矫正器——那个年代，乡下的孩子有许多连牙刷都没有，她却戴着牙齿矫正器。安静而彬彬有礼的素贞，让同学们喜欢、老师们宠爱，我，却嫉妒着她天使般的性格。我有仇必报，恩怨分明。有个傲慢的里长的女儿把我养的蚕打翻在地上，故意地；我一句话不说，冲到她桌前，把她的作业本子扯个稀烂。

　　素贞却是一头雪白的羔羊，她的纯洁只能激起人们的爱怜。

　　每个星期天，素贞一家人上教堂，当然，教堂——好像叫圣公会——就在她家隔壁。或者该倒过来说，她家就在圣公会的院子里。大概是三年级的时候，素贞开始为圣诗班伴奏。风琴的声音从教堂中传出，载着风的翅膀，飞到我们光复一村的村子里来。我们一窝人就钻出低矮的房子，坐在向风的墙头，听那美丽又带点哀伤的乐声。

　　然后素贞和牧师娘来到市场。我们打着赤脚，或者拽着不是太大就是太小的拖鞋，素贞却总是穿着黑色漆光的皮鞋，而且永远有白色的短袜。她们进入市场时，我们都要为她们的鞋子担心。地上有积水，是雨水、宰剁鸡鸭剖鱼的血水，还有腐烂菜叶的混合，呈酱油色。
　　她们母女俩撑着伞，提着菜篮，小心地躲避地上的坑坑洞洞。

　　“你每顿饭前都祈祷吗？”我问。
　　她点头，“还有睡前。”她的辫子上扎着红丝带。
　　“那么多次？”我惊异地再问。
　　她微笑。

　　偶尔，牧师一家三口到市场去吃消夜。是为了特别体恤女儿的同班同学，还是子铭妈的面实在好吃？他们总是坐在子铭他们的面摊上。右边是筒仔米糕四神汤，左边是蚵仔面线蚵仔煎。我和爸妈，当然还有永远流着鼻涕的弟弟和妹妹，多半坐在饺子大王老张的摊子上，就和子铭他们对面。生了一脸麻子的老张是广东人，爸爸的牌友。因为他老输钱，所以爸爸经常命令我们来到张伯伯的饺子摊，把他欠的钱一粒一粒吃回来。尽量吃！爸爸得意洋洋地说，再加几个卤蛋。
　　牧师一家人文雅地吃着面，不时用自己随身带来的餐纸拭嘴角。其他的客人，譬如开野鸡车的黑鼻仔、在海边站岗放哨的老兵(他们的名字多半是老张老王老什么的)，他们都卷起裤管，一只腿高高跷在板凳上，拿起大碗酒往嘴里倒。

　　子铭很忙。他才九岁吧？我们二年级。他用一块稀烂的丝瓜布用力地擦桌子。人瘦小，好像整个人得趴上去擦，竹制的桌子在他身体下吱吱作响。然后他分筷子，那个时候还没有用了就丢的竹筷。他用两手从一个大水盆里捞出一把筷子，使劲地甩，把水甩掉。当然筷子还是湿漉漉的，但没人介意。只有牧师娘，掏出皮包里的卫生纸，细心地将一家人的六支筷子一支一支擦干。

　　子铭端面时，走得极慢，两眼盯着碗前的水泥地板，就怕摔跤。汤碗冒着腾腾热气，极大的碗，显得他的手特别地小。他的手指似乎对烫也没有感觉。他战战兢兢地把面碗搁在桌沿，牧师就微笑着摸摸他头。
　　我不记得子铭有过任何表情。他并不和我们打招呼，虽然我们早上还坐在同一个教室里。他只是低垂着眼睛，听清楚面的名字，回身告诉母亲。脑后扎了一个髻的母亲则永远站在不断往上泉涌的白花花的水汽里，时不时往围裙上抹抹油腻的手。
　　吃消夜的人往往半夜还来。子铭和母亲等着最后一个客人走了，才开始收拾桌椅。第二天早上八点就要上课，他到底什么时候睡觉呢？我不知道，也没想问过。他反正不和我们玩。下课铃响，我们一窝蜂冲出教室，他总留在教室里。上课铃响，我们冲回来，他还坐在他位子上。

　　这样的一个孩子，后来考上台大电机系，当然是乡里一件大事。蚵仔面线的驼背婶送去一大串红色的鞭炮，里长送给子铭一支钢笔，钢笔上刻着“万里鹏程”四个字。
　　这样的一个孩子后来得了奖学金到美国去读书，那更是大新闻，连我都辗转听见了这个消息。那个时候，我早已离开茄萣乡，我在柏林过着波西米亚式的留学生活。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