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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国家尽制郡邑，连置守宰，其不可变也固矣。善制兵，谨择守，则理平矣。 或者又曰：“夏、商、周、汉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谓知理者也。
作品评析 柳宗元写《封建论》的时候，唐初以来关于封建制与郡县制利弊得失问题的争论，基本上已经平息。唐太宗以后几代皇帝，不再提这个问题。偶尔还有主张恢复封建制的论调出现（如学者刘秩见武氏之祸，而说郡县不可以久安），也微不足道。韩愈常有与柳宗元论题相同而论点各异的文章，但没有写过关于封建制问题的文章。爱作“韩柳优劣论”的人便说：“韩退之文章过子厚，而议论不及；子厚作《封建论》，退之所无。”（柳集补注引宋孔平仲说）其实，这正反映了当时这个问题已不存在多大的争论，有识之士（包括在位的皇帝和当政的宰相）已认识到郡县制已不可能再向封建制逆转。韩柳所处时代，藩镇割据，节度使父子相承，朝廷鞭长莫及，形成了小封建的局面。韩愈同柳宗元一样，是中央集权制度的积极拥护者，当然也是不会赞成恢复封建制的。 《封建论》首先提出，封建制的建立，不是出于圣人的本意，而是迫于“势”，即形势。这形势是政治形势。柳宗元所说的圣人，不是儒家所尊崇的孔子那样的圣人，那时儒家还没有出现。他说的是“古圣王”，指尧、舜、禹、汤、文、武，他统称为圣人，亦即周以前及周初古代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君王。古圣王依靠封建制维护统治的权力，没有诸侯的拥戴，他们坐不稳王位。所以他们赞成封建制，完全出于私心，《封建论》指出他们是“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但是，诸侯各霸一方，分享统治权力，而且日趋强大，与中央政权分庭抗礼，成为古圣王的直接威胁。这时封建制又成为他们的心腹之患，虽欲去之而力有不逮。所以文章一再强调，三次提出，“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 因此郡县制代替封建制，是历史一大变革，柳宗元将二者的区别，归结为“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意思就是说，“得人”与否是两种制度的分界线。封建制用人惟私（地方世袭制），而郡县制用人惟公（中央任命制）。他虽然没有明指封建制与郡县制区分的实质，就是地方分权制与中央集权制的对立，如顾亭林在《郡县论》一文中直截了当地说，“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柳宗元没有这样说，但包含这个意思。《封建论》指出，地方守令由中央任命，“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赏。朝相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倘若发生叛乱，以秦为例，“有叛人而无叛吏”；以汉为例，“有叛国而无叛郡”；以唐为例，“有叛将而无叛州”。总之，可保中央政权的稳固。封建制办不到这点，《封建论》指出这原因在于诸侯“继世而理”，“又有世大夫世食禄邑”，只能“天下乖戾，无君君之心”了。 但是，同古圣王的赞成封建制一样，今圣王（柳宗元没有用这个名称，但有古必有今，有古圣王当然就有今圣王）之建立郡县制，也仍是出于私心。柳说，“秦之所以革之者(指革除封建制)，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口头上的公天下，为的是掩饰和实施一己的私情专制统治。 由此可以看出，柳宗元在这篇文章中所表达的历史观，是反对复古、泥古与倒退。这是一种进步的历史观。他的政治观则更为敏锐，把问题看得透彻，透过历史的迷雾，揭去笼罩在古圣王和今圣王头上的至高无上、大公无私的光环，还原他们以私情私利建立专制统治制度的真相。韩愈称柳宗元，“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子百家，踔厉风发”，大概也包括这篇文章在内，但是柳宗元并不否定古圣王和今圣王的合法统治地位，他所批评争论的只是他们的统治方式（封建制或郡县制）。他坚决拥护唐代实行秦以来的郡县制，亦即中央集权制。《封建论》也指出郡县制有失误，秦就有“人怨”，有“酷刑苦役”，但“失在于政，不在于制”。据他看来，“今国家(指唐王朝)尽制郡邑，连置守宰，其不可变也固矣；善制兵，谨择守，则理平矣。”国家掌握军权，掌握地方官员任命权，统治者的权力就巩固了，天下就太平了。这就是柳宗元所看到的郡县制带给唐王朝当今统治者的好处。若是相反，当然就有不同的结果。所以这篇文章同时又是给当今统治者的一个忠告。正因为这篇文章虽然有揭露，有批评，有忠告，但对高高在上的国家统治者以及他的统治机构不持反对或否定态度，所以不犯统治者之忌，更没有因此而被构成罪名。后代许多持正统观点的学者，与柳宗元争论的，主要也仅限于封建制的建立是不是出于圣人本意这个问题上，在维持君王专制统治制度这点上没有分歧。 南宋政论家叶适写了一篇《治势》的文章，他所说的势，与《封建论》所说的势正好相反。《封建论》说的势是客观的政治形势，《治势》说的势是主观的统治之势。叶适的文章说：“古之人君，若尧、舜、禹、汤、文、武，汉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此其人皆能以一身为天下之势。虽其功德有厚薄，治效有浅深，而要以为天下之势，在己不在物。夫在己不在物，则天下之事，惟其所为而莫或制。”可知叶适说的势，指的是君主专制统治的权力。势之所在即权力所在，无人可以抗拒。叶适又说：“虽然，鸟飞于重云之上，鱼深游于潜渊之下，而皆不免有鼎俎之忧；天下之人，所以奔走后先，维附联络而不敢自弃者，诚以势之所在也。”这里说的高飞的鸟、深潜的鱼和“天下之人”，指的就是专制权力统治下的臣民，靠拢或归附统治权力，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以写《柳文指要》而在晚年显示学术功力的章士钊，极赏识叶适这篇文章，拿来与《封建论》比照，写了一段评论，摘录如下： 夫两家论势同，而不同者，子厚（指柳宗元）所指之势在物，而水心（指叶适）所指在己；子厚主治法，而水心主治人。论中（指叶适《治势》）能以其身为天下之势，则天下之势亦环向而从己一大段，绝中历史肯綮，使读者启发极大。水心论虽健爽，不足以为久安长治之原。必也时至今日，将水心之一身改作一党，而又将党时时清厘洗刷，使之不溃，然后水心所意之效果可期。吾读“鸟高飞”至“势之所在”等语，拍案叫绝，怃然久之。须知维附联络者，非对一身而对一党，则天下大势，一流无间而不可破，吾安得挚子厚水心二公，同登天安门重与细论之。 今天来看这段评论，读者会发生兴趣。论中将叶适所说古帝王的“一身”，改作今天的“一党”；又将古代的“维附联络而不敢自弃者”，照搬到今天的社会。还想拉上柳宗元、叶适两位古人，上天安门细细讨论一番。这种“借古讽今”并婉转其词的比拟和想法，既不伦，亦天真。但老先生的心情还是可以理解的，这是老知识分子们急于在新时代求得知遇之用的一点表示。《柳文指要》这部书，曾经由毛泽东“逐字逐句作了校阅、修正”（见《文汇报》1993年9月19日章含之文)。这段评论当然也得到毛泽东的审阅认可。而在当时（1971年），倘换一人，比这温顺得多的讽喻，恐怕也是逃不过严厉批判的。 《封建论》是唐代大文学家柳宗元的作品。这篇文章将封建制（即分封制）与郡邑制（即郡县制）相比，论证封建制是过时的制度；同时，以此表达作者的政治观与历史观。 所有古人都有局限性，今人也有局限性。这是所处时代条件的制约。柳宗元写《封建论》，决不是受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局限，那是“贴标签”的说法。事实上，《封建论》所表述的政治和历史见解，超过了它的作者同时代人所能达到的认识高度，作者的深邃目光透视了自远古至当代的历史进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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