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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曾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作序称：“适之先生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禀有汉学的遗传性。”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也称：“绩溪诸胡之后有胡适者，亦用清儒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台湾杨家骆在《新世纪高中国文选》中曾言：“适之为绩溪汉学家胡培翚之后，故云家世汉学。” 为何以上诸大师都将胡适的学术根源挂靠在“绩溪三胡”之后呢？原来在清代乾嘉及其以后，绩溪的金紫胡氏家族中连续出现了许多学人，他们世代相承，推崇汉儒朴实学风，用训诂和考据的方法研治经学，多有创获，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胡适与唐德刚先生经常提到的“经解三胡”（胡匡衷、胡秉虔、胡培翚祖、叔、孙三代），就是这个“世家汉学”的三位代表人物，他们在《清史稿》和《清史列传》中都有记载。“经解三胡”与胡适同在徽州绩溪县，但并不同宗。因为胡姓是绩溪的大姓，依照他们的始祖迁入徽州时的年代不同，主要分为三大宗派：尚书胡（以东晋胡焱为始祖，祖居龙川，杰出人物如胡富、胡宗宪等）；明经胡（李唐王朝后裔，因避祸改为胡姓，俗称李改胡，以南唐进士胡昌翼为始祖，居宅坦、上庄，杰出人物如胡雪岩、胡适等）；金紫胡（以唐散骑将军胡宓为始祖，祖居县城，杰出人物如胡舜陟、胡仔等）。所以，作为明经胡氏之后的胡适在《口述自传》中曾特地更正说：“蔡先生指出绩溪胡氏（金紫胡）是有家学渊源的，尤其是十八、九世纪之间满清乾嘉之际，学者如胡培翚及其先人们都是知名的学者。但是这个世居绩溪城内的胡家与我家并非同宗。”胡适这样纠正误解，主要是从宗族渊源上来说的。实际上，有了地域邻近的因缘关系，胡适身上的汉学气息也确实与“金紫三胡”有着密切的联系，蔡元培、梁启超的说法还是有些道理的。因为胡适之父胡铁花曾就学于胡培翚所创办的“胡氏图书馆”，而胡适早年的学业也是在徽州完成的。有鉴于此，本文就“绩溪胡氏”学术与徽州地域文化做一简略概述，也借以考察“皖派”学风对近世学术的影响。 （一） 徽州虽然地处万山之中，但他的形成与发展自始至终都是开放而互动的。徽州人通过经商、科举、出仕、游学、移居等种种途径，与外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明清时期徽商的赢利和科举的成功，不仅带动了周边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且也使自己成为那个时代经济文化的交汇点与辐射中心。明清徽州在社会经济、学术文化、科学技术诸多方面都有杰出成就，而且自成体系，显示出丰厚的文化内涵。从朱熹、朱升到戴震、胡适，以及由宋明理学而至清代考据学，我们都可以明显地看到，宋代以后徽州地域文化发展有着一条凸出的思想主线。这一线索虽然不仅反映了地域学术风气的变化，而且也代表了此一时期中国儒家思想发展演变的主流。可以说，徽州已经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末期传统学术文化的主要载体和典范区域，呈现出一派崭新的学术文化风貌。而那种由训诂以求义理，言必有征，贵在专精的 “皖派”学风，于是成为清代学术的主流方向，显示出独特的地域特征和时代风貌。 随着徽州巨家大族后期的由聚而散和徽商的四处经营，学业和学问上的家族授受相承尤其突出，体现了学术文化的纵向传承和空间传播。在乾隆、嘉庆、道光年间，绩溪出现了一支经学流派，以胡匡衷（1728——1801）、胡秉虔（1770——1840）、胡培翬（1782——1849）为代表的家族学者群体，因长于经学尤其是《三礼》的研究，成就卓越，影响深远，史称绩溪礼学“三胡”或“绩溪经解三胡”（胡培翬为胡匡衷之孙，胡匡衷为胡秉虔族叔）。近人王集成先生在《绩溪经学三胡先生传》中称：“胡匡衷、胡秉虔、胡培翬，世称绩溪经学三胡，以今观之，匡衷尤精《易》、《礼》，秉虔淹贯六经，培翬则远绍旁征，折中至当，以绍礼家绝业。盖匡衷开之，秉虔乃集其成，名岂可幸致哉？当乾嘉时，海内学者，以音训之学，驰骋当世，争一字之短长，业亦精矣；而其所著书，如惠栋之于《周易》，江声、王鸣盛、孙星衍之于《尚书》，陈奂之于《毛诗》，均于宋人所言，一字不录。培翬独泯除门户，《仪礼正义》仍郑注古今文并录之例，于朱子、李如圭、杨复之说，采辑特多。千余年来，继郑君而发嗣响，其巨识宏量，固有非惠、陈诸人之所望尘矣。” 绩溪三胡的学术深邃沉潜，保持了乾嘉学风的本质内涵。据嘉庆《绩溪县志》和民国《金紫胡氏宗谱》的记载统计，自宋至清，金紫胡氏族人里中举人以上者达38人之多，共有164种著述问世，其中以乾嘉时期的汉学著述最多。由此可知，徽州朴学乃至清代考据学的延续与弘扬，自江永、戴震以后，绩溪“三胡”的继承和发展是较为突出的一支。 胡匡衷，字寅臣，号朴斋。以岁贡生候补训导，官户部广东司主事，累赠资政大夫。好古笃学，治学严谨，以经论政，不苟与先人同异，著述卓然可信。生平以孝友为乡里所重，尤其精通《礼》学。他以《周礼》所记皆天子之官，特详考《仪礼》诸篇所见诸侯之官，根据注疏，采摭其他经传，分别胪列，次第诠释，汇为一编，成《仪礼释官》，自清乾嘉以来，研究周代侯国官制者当以此书最为详审。胡匡衷治学体现了徽州朴学家经学不苟同先儒旧说，以经证经的特点。在所著《周易传义疑参》中，折程朱异同，补其罅漏，多采宋、元各家羽翼程朱之说以相订正，时出已见。《绩溪县志》称赞他说：“公读书遇疑义，必进究其所以然。虽儒先传说，不苟异同。诸经于《易》尤深，尝谓先天图虽有至理，恐非经所有，不敢轻信于汉儒孟荀诸家说，抉择亦极谨严。论井田多宗郑旨，而授田一事谓遂人所言田莱，乃乡遂之制。大司徒所言不易，乃都鄙之制。郑氏注《载师》，以都鄙授田制为乡制，与经意违戾，因为《授田考实》以弁其首。其论赋法，谓畿内采地，虽画井仍是税。夫不立公田，故周礼无助法，谓太宰之九赋，不皆田税而断无口钱。孔颖达《左传正义》于贾服等说，必尽驳以从杜公，以为非持平之论。且谓今之杜注，唐以前书亦引以为服注者，足见《集解》多本旧谊，因著《翼服》。”其他尚有《周礼井田考》、《井田出赋考》、《春秋列国职官谱》、《礼记职官考》、《三礼札记》、《论语古本证异》、《论语补笺》、《庄子集评》、《离骚集论》、《朴斋存稿》与《仪礼释官六卷候国官制考》、《候国职官表》等，故此学界尊之为“朴斋先生”。其弟胡匡宪，号绳轩，也著有《绳轩读经记》十二卷。《绩溪县志》称其：“幼治《周易》，即欲重刊《本义》，以复《汉志》十二篇之旧。长通群经，尝谓传注中，毛诗最古。郑氏已不能尽通。今本毛诗，多为王肃窜乱，异同之迹，尚可考见。又每叹唐宋以来，不明古人字借声转之理，而妄欲解经。说愈善而去之愈远。其论古有特识如此。” 胡秉虔，字伯敬，号春乔，匡宪子。家贫嗜学，通晓诸经大义。嘉庆四年进士，历官知县等职。曾在边塞数十年，公余苦读，著述不辍。著《说文管见》三卷，皆平日治《说文解字》所得，多有新见。又著《古韵论》三卷，述评诸家音韵学家之说，互相佐证，持论平和，融会贯通，间有补正。此外，如《毛诗集释》、《论语小说》八卷、《绳轩读经记》、《周易小识》八卷、《卦本图考》、《尚书序录》、《周易八识》、《汉西京博士考》二卷、《甘州明秀成仁录》四卷、《河州景忠录》三卷、《四书释名》等，多有独到之见，俞樾称赞他说：“《说文》一书，明季如王船山、顾亭林两先生之博极群书，而始一终亥之本，卒未之见。其为绝学久矣。国朝诸大儒，始发明之。先生此书谦曰《管见》，然考订于一音一义之间，实多独得。古音自郑氏庠以来，昆山顾氏、婺源江氏、金坛段氏、休宁戴氏、曲阜孔氏、归安严氏，各有成书。先生于其后补葺之，所论细入豪芒，确乎不可易。”（《金紫胡氏宗谱》）俞氏虽辞有溢美，但胡氏的功力与成就也是世所共认的。 胡培翬，字载屏，号竹村，匡衷孙。嘉庆二十四年进士，授内阁中书等职。幼承家学，复师汪莱、凌廷堪等大家，博采众说，积四十余年，著《仪礼正义》四十卷，对多种经书加以补注、申注、附注、订注。他以家学为根底，发扬了凌廷堪、阮元的“以礼代理”思想，融会贯通，不标门户，集礼学研究之大成，有力地推动了礼学研究的历程，于后继者多所启益。胡培翬在为官方面也深为后人称道，《清史稿》称之：“居官勤而处事密，时人称其治官如治经，一字不肯放过。绝不受财贿，而抉隐指弊，胥吏咸惮之。”致仕后，创建绩溪东山书院，又主讲于钟山书院等，以引翼后进为已任。平生笃信友谊，曾将好友郝懿行、胡承珙遗书先后付梓刊印。胡培翚与胡氏前辈相比更擅长远绍旁征，折中至当，以绍礼家绝业，成为“三胡”中的集大成者。其其他著述如《燕寝考》、《禘袷问答》，《研六室文钞》等，都是涵濡先泽，博闻笃志，发挥朴学之长，精核博综，而成一时绝学。 胡培翚之弟胡培受、胡培系也多有著述。譬如，胡培受的《小云经说》就是典型的江、戴之学，胡培系称之曰：“仲弟小云幼受经于先君，十三经读毕，先君授以江氏《乡党图考》，遂知治经之途径。弱冠后，偕余读书紫阳山，治《说文》《尔雅》，时有心得。于《毛诗》字借声转之理，俱能触类引申，于《易》通郑氏、荀氏、虞氏诸家之义。生平不著书，偶有所得，随手散佚。兹就余箧衍所藏者录之，用见梗概。”（《金紫胡氏宗谱》）可见金紫胡氏的治学路径一如戴震的“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从《说文》《尔雅》入手研究经学，触类引申，所得皆他人之所望尘者。更为可贵的是，他们以宗族聚学的形式，将汉学家风传承下去，即使在清末乃至民国，其地学风依然，人才辈出。如胡澍（1825-1872），号石生，为胡培翚族侄孙。道光二十四年（1844）肆业于徽州紫阳书院，以古学行受知于督学季芝昌。同治元年至京，曾任职户部山西司。就试金陵时，始得孙渊如、洪稚存著述，慨然仰慕其为人。曾为孙渊如《释人》一书博稽古训，疏通证明，朱右曾读后大加称赞。其著述还有《内经校义》、《左传服氏注义》、《通俗文疏证》、《淮南子校证》、《一切经音义校正》等，又仿高邮王氏《读书杂志》例，作《素问校义》等。 绩溪胡氏学术不仅见重于当时，更嘉惠于后学。尤其是胡培翚功不可没，他早年主讲徽州紫阳书院，归乡后受聘于两江总督陶澍，主讲江宁钟山书院、惜阴书院和云间、娄东、庐州、泾川诸书院。晚年又在家乡重建世泽楼，博藏群书，为后人创办胡氏图书馆奠定了基础。书香遗泽影，从晚清到民国，好学之风在徽州从未懈怠。族中卓有成绩者还有胡绍勋、绍英、廷授、肇昕、肇龄、昌丰等等，直至民国年间的胡晋接。族外有章梦所、程蒲孙、邵班卿、胡铁花等人，均驰名当时。胡晋接曾于1914年创办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今休宁中学)，以“致知力行”为教育宗旨，桃李满天下。可以说，胡氏学术传承了“皖派”，那么其中的胡铁花、胡适具备了“汉学的遗传性”，也在情理之中。胡适以数十年时间和精力考证《水经注》的问题，就是“皖派”学风和徽州山野质朴之风的突出表现和自然传承。 （二） “绩溪三胡”的出生地徽州，不仅以商贾之乡享誉九州，而且因书院和科举之盛闻名全国，业儒和服贾便是徽州人从事的两项重要事业。徽州不但具有丰厚的经济实力，而且具有极厚实的历史文化底蕴，“商成帮，学成派”是明清徽州地区经济文化的主要特征。徽商行营全国，无徽不成镇”既表明了徽商的经济实力，也体现了徽商的团结、协作精神，而徽州的“学成派”展示了其间的家学渊源、友朋切磋以及师承启导而形成的区域性学术共同体，地域文化的熏陶与激发自然会对其学术思想和方法有相当的影响，所以江、戴之学与“经解胡氏”都能够历经数代而不衰。梁启超在《近代学风之地理分布》一文中对此也有精到的概括。他说：“皖南，故朱子产地也，自昔多学者。清初有歙县黄扶孟治文字学，专从发音上研究训诂，是为皖南学第一派；有当涂徐位山治史学及地理学，虽稍病芜杂，然颇有新见，是为第二派；雍正间则休宁程绵庄、歙县黄宗夏皆学于李恕谷，而宗夏兼师王昆绳、刘继庄，颜李学派之入皖自此始，绵庄又斯派图南之第一骁将也，是为第三派；同时有休宁汪双池以极苦寒出身，少年乞丐庸工自活而遍治诸经，以程朱学为制行之鹄，又通音乐医方诸学，是为第四派；宣城梅勿庵崛起康熙中叶，为历算学第一大师，其弟和仲、尔素，其孙循斋并能世其学，是为第五派。五派各自次第发展，而集其成者为江慎修，蜕变而光大之者则戴东原。”（《饮冰室合集》五）由此看来，地域文化的影响和熏陶正是造就学术大师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胡适《口述自传》中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是安徽徽州人”。言外之意，作为一介学者的启蒙和根本，地域学风的影响在他身上的体现就是无法抹去的烙印。 戴震云：“吾郡少平原旷野，依山为居，商贾东西行营于外，以就口食，然生民得山之气，重矜气节，虽为贾者，咸近士。”（《戴震全书》六《戴节妇家传》）徽州地处偏僻，却钟灵毓秀，群山所环，民风朴惇而廉劲，学风坚实条理，乡谚有所谓“黟县蛤蟆歙县狗，祁门猴狲翻跟斗，休宁蛇，婺源龙，一犁到磅绩溪牛”（胡适曾于1953年为绩溪旅台同乡会题辞，写的便是“努力做徽骆驼”），就反映了徽州人图谋生存，坚韧刻苦的性格特征和铮铮铁骨的“徽骆驼”精神。这样的民风、世风反映在徽州学人身上，必定会有勇于开创，坚忍不拔的治学风尚。后人称“皖派朴学”为“综形名，任裁断”，空所依傍，实事求是，正与这里的地域风格相得益彰。徽州学者的这种毅力和精神，为近世学人们所深切关注。章太炎在《清儒》中说：“江永、戴震起徽州，徽州于江南为高原，其民勤苦善治生，故求学深邃，言直核而无温藉，不便文士。”（《訄书》）钱穆也曾说：“徽人居群山中，率走四方经商为活。学者少贫，往往操贱事，故其风亦笃实而通于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地域的偏僻，生活的艰辛，使读书人发愤为学，勤苦自砺，而静谧僻壤之地亦为学习者提供了读书绝佳处所。徽人染山气之质而求学深邃，能得朴实廉劲之名，而“出乎其类”。江永、戴震、“绩溪三胡”、胡适的学术成就与风格就是典型的代表，他们感染了山风僻壤的朴实廉劲，具备了求真、求实、求是的特点，而其中的原因，“盖地理感化使然也”。 徽州朴学的兴起推动了清代学术的昌盛，以戴震和绩溪胡氏为代表的“皖派”朴学家的思想高度和学术水平，应当说是中国18世纪学术的高峰标志，它不仅影响到徽州周边地区，还带动了整个清代的学术风气。徽州朴学作为清代乾嘉之学的组成部分，历经数百年风雨，为学术界建立了正确的观念、方法，对现代学术的启蒙作用，更是不争的事实，至今在学术界仍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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