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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Archibald Macleish, 1892—1982）美国诗人、剧作家，国会图书馆馆长，普利策奖得主，1892年5月7日出生于伊利诺斯州芝加哥郊区的葛林考镇，父亲是位商人，母亲是大学教授，罗克福德学院院长；麦克利什1907年入读霍奇基斯学校，1911年入耶鲁大学英语专业学习，在校期间成为耶鲁大学“骷髅会”成员，1915年发表十四行组诗《夏日之歌》，1916年耶鲁毕业后结婚，接着入读哈佛大学法学院，并担任哈佛法律评论的编辑，1917年第一部完整的诗集《象牙之塔》问世，一战期间曾在医院和炮兵部队服役，1919年哈佛法学院毕业，留校教了一学期行政法，然后做编辑，后在波士顿当律师；1923年离开律师事务所，与妻子移居法国巴黎，在那里结识了海明威等很多文学和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期间写有《幸福的婚姻》(1924)、《一钵土》(1925)、《月亮上的街道》(1926)、诗剧《努波代地》(1926)和《麦克利什的汉姆雷特》(1928)；1928年回到美国，1929年到墨西哥旅行；1930-1938年间担任《财富》杂志撰稿人和编辑，从此越来越积极参与反法西斯等政治活动；1939年进入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1940-1944年担任国会图书馆馆长，1945-1962年在哈佛大学任修辞学和讲演学的博伊尔斯顿教授；《诗选1917-1952》荣获普利策奖、博林根奖和国家图书奖；麦克利什一生尽奉公职，作品甚丰，主要作品有：诗集《象牙之塔》（1917）、《幸福的婚姻》（1924）、《月亮上的街道》（1926）、《新发现的大陆》（1930）、《洛克菲勒城的壁画》（1933）、《对人民的演说》（1936）、《美国有望》（1939）、《给夏娃的歌》（1954）、《人类的时代》（1972）等，另有杂文集《大地的骑手》及广播诗剧多种。
1942年5月6日麦克利什在美国书商联合会会议上的演说——书的力量：
我们这次会议几乎是一次纪念性的会议。再过四天就可以纪念法西斯分子焚书十周年了，一九三二年五月十日那天，他们烧毁了二万五千册图书。
我提到这一点，并不是我认为这一偶然的巧合意义特别重大：五月十日在柏林燃起了焚书的烈火，五月六日在纽约一些献身于图书的人在宴会上聚会；不，我提到这一点只是因为，这两件事都说明书的力量有多大。
确切些说，我把这两件事加以对比，是因为在一定意义上柏林的烈火无疑更雄辨地证明了书的力量，尽管焚书事件的主持人决未想要达到这个目的。
法西斯分子——这些走上邪路的愚昧无知年轻之辈，是丧魂落魄的一代，在他们当中聚集了一伙法西斯恶棍，而这些恶棍又形成了一批批法西斯匪徒；他们要建立法西斯“秩序”。正是这伙法西斯分子制造了这起可耻的、令人发指的焚书事件，因为他们尽管愚昧无知、仇恨图书、百般疯狂而又无可奈何，却又清楚地知道，书是武器，它为自由人服务、由自由人所创造并记载着自由人的骄傲、意识，它是如此锋利、强大、不可战胜的武器，所以谁若想要使自由屈服，谁就必须首先销毁图书，消灭这个自由用来为自己的权利而战的武器。
现在我想向你们提出一个问题，一个值得我们这些无法设想离开书而生活的作家、书商、出版商和图书管理员、学者和社会活动家们深思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些强烈抗议法西斯分子践踏图书的人，我们这些很善于评价图书、从事著作和研究图书的人，是否也像把图书扔进浓烟烈火中去的法西斯败类那样重视书的力量呢？我们这些写书、售书和编制书目的人，是否完全彻底地认识到了书的意义，是否也像那些怕书怕得非要把书付之一炬不可的人们那样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出自内心地认识到了它的意义呢？
这不是一个哗众取宠的问题，这是我很严肃地提出的一个问题。我是尽可能严肃地提出这个问题的。我觉得，我知道它的答案。我认为你们也知道这个答案。但你们一定会同意，恶魔的辩护士如果心血来潮的话，他一定会提醒我们一个对我们说来并非过于奉承的半吞半吐的回答。
精明的恶魔辩护士会请我们暂时不必理会法西斯分子的兽性发作和愚昧行径，并请我们回忆一下自己近几十年来的所作所为，然后他会要求我们老实地回答，我们这些献身于图书的人们，是否的确认识到了图书，这个改造人们生活的工具的强大影响力，这些年来的举止是否很得当，抑或相反地，我们把书看作了商品，看作了点缀橱窗的物品，让它同塑料牙刷、小瓶甜酒和有专利权的药品一起在争奇斗艳？要回答这个问题还是颇费踌躇的。
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指出，由于实行了二十年代制定，三十年代确立的图书贸易方法，图书销售量大大增长了，畅销书的印数增长如此之猛，大有很快就根本没有印数限制之势。但是，恶魔的辩护士听完我们卖了这么多的图书的说明之后将会问：“可是究竟卖了些什么书呢？这些广泛发行的图书是根据什么原则选择的呢？这些图书的广泛发行造成了什么结果呢？”
他会对我们说：“即使撇开这些书的文学价值的问题（我想，如果恶魔的辩护士撇开这个问题的话，对我们可就太好了），有一点也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这些书本身以及你们对这些书的态度，不大利于证明你们是把图书当作影响国家生活及其未来的强大武器对待的。”
一个伟大国家的人民对于他们周围世界所发生的各种隐蔽的变化无所觉察，一个伟大国家的人民对于时代的进程所带来的各种特殊的变化缺乏了解和无所准备，即使过去也曾有过，可是像美国人那样面对法西斯主义的日益强大而漠然无知和毫无提防，却是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例子的。
在畅销书的书目中，总共只有几本描写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如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埃德·泰勒的《威慑战略》和《比尔·施勒尔的日记》。如果信任这些书的话，那么，早在危险体现为敌机轰炸檀香山和把死尸抛在大西洋沿岸之前，它们就会使我国人民认识到自己面临的危险了。
但是，在出售的图书中，绝大部分是这样的作品——它们丝毫不会使人想到最近十年的世界历史只能以对我们大家的致命威胁而告终：西班牙的法西斯政变意味着法西斯向全世界进攻的开始，法西斯的进攻对我们的自由权利、对我们的生命本身也造成了致命的危险；法西斯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意味着法西斯主义不仅要侵占苏德台山脉，还企图侵占距离德国更远得多的其他国家，其中包括最终也侵占我们的国家。
无须继承这场臆想的对话，且看以下一个不言自明的反证：美国作家是我国最先和最勇敢地站出来反对法西斯的战上，他们道破了西班牙的佛朗哥政变的实质，尽管当时除了作家以外，我们这里很少有人敢于说出它的真相；很多美国出版家为出版反法西斯的图书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他们花费的资金甚至超过了自己的支付能力；我们有过这样一些畅销书，它们的作者满怀爱国主义的责任感提醒人民警惕危险。所有这些，而且不仅这些，都可以用来反驳恶魔的辩护士。但是，事实毕竟还是事实：总的说来，我们还不能理直气壮地说，我们已经有效地利用了书的一切可能性来为它本身的目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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