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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说起中倭之间的战争，一般人均会想起中华民族死伤三千多万人的抗日战争，令人切齿嗟叹、尽丧北洋水师的甲午海战，十六世纪惨烈的抗倭援朝战争以及忽必烈居心叵测想顺带消灭汉人“新附军”、最终功亏一篑的元朝征倭大战。数次战争，说句实话，代价巨大，败多胜少。特别是距离今日最近的抗倭战争，最后关头，如果没有美国最后两颗原子弹，狂妄叫嚣“一亿玉碎”的倭人不知还要涂炭我中华多少生灵。 其实，远在一千三百多年前，我们伟大的唐朝先人曾在朝鲜半岛的白江(今韩国锦江)干净利索地打过一个漂亮仗，使得倭寇偃旗披靡、一蹶不振。当时，汉军、新罗联军两万多(汉军一万多，新罗军不到一万)，对倭军、百济联军七万多(倭军五万，百济军两万)，真正以少胜多，重创倭夷，且水陆并胜，焚烧倭军战般四百多艘，四战走捷，倭、百联军不战即降，余则仓惶遁走。而且，与明朝援朝抗倭不同，那次战争明朝主将邓子龙与朝鲜主将李舜臣均壮烈战死;白江之战，唐军主将刘仁轨与新罗王金法敏都精神抖擞，完好无损。倭国国内大震，剩下未被屠杀的残兵败将逃返本岛。心肝胆裂之余，倭人在国内凿三重巨塹以防唐军进攻。 当时当地，如此赫赫战功，《旧唐书?刘仁轨》传中，却只有短短一百二十三个字:“于是(刘)仁师、(刘)仁愿及新罗王金法敏师陆军以进。(刘)仁轨乃别率杜爽、扶余隆率水军及粮船，自熊津江往白江，会陆军同趣周留城。(刘)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日，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扶)余丰脱身而走，获其宝剑。伪王子扶余忠胜、忠志等，率士女及倭众并耽罗国使，一时并降。百济诸城，皆复归顺。”《资治通鉴?唐记十七》基本也是类似的描述，短短数十字。
即使以现代眼光来看，白江之役不可不谓大胜:又是以少胜多，又是水陆并进，又是“借东风”烧敌船，又是友军配合作战破敌联军，该记载该褒功该宣传的地方多的是。但在唐朝，以及书写新、旧唐书以及《资治通鉴》的五代和宋朝，倭国名气太小，近乎被史臣忽略不计。当时的大将们，也以平高丽、灭突厥、却土蕃、击回鹘等等自耀大功，谁都不会把打败倭人的战绩拿出来显摆。当时的中国人，也没多少知道倭国，估计可能吃过倭瓜。就像今天的美国人，如果对他说美国大兵很狠狠教训了斯威士兰一顿，对方肯定一脸茫然:“斯威士兰，哪里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有石油吗?不是斯里兰卡吧?……”一直到数月后在哪个电视小节目上看见娱乐新闻数千美女猛晃豪乳竞当国王新妃，这个美国人才恍然，“哦，斯威士兰是南非一个部落小国啊。”由此可推，美国将士也只会吹牛说“兄弟在二战、韩战、越战的那会儿…..”,绝对不会吹嘘他在斯威士兰宰过多少”马猴“――当时的唐朝，乃世界性泱泱帝国，天朝，所以，对白江之战，根本没有什么人太当回事，不过是一次鸡毛蒜皮的小胜利而已。 盛唐大宋，对倭国真的不甚了了，道听途说，只作如下记载“日本，古倭奴也……国无城郭，联木为栅落，以草茨屋(贫民窟一样的草棚子)。左右小岛五十余，皆自名国，而臣附之(散乱的部落联盟)……其俗多女少男，有文字，尚浮屠法……其俗椎髻，无冠带，跣以行，幅节贯后，贵者冒锦(倭国自古就穷);妇人衣纯色裙，长腰襦，结发于后(跟高丽学的)。至(隋)炀帝，赐其民锦线冠，饰以金玉(日本在炀帝之前连衣冠都没有，更甭想“衣冠人物”和“道德文章”)……”;日本国者，倭国之别种也……或曰:倭国自恶其名不雅，改为日本;或云:日本旧小国，并倭国之地……”。直到“遣唐使”一批批来大唐跪拜求学打秋风，中华才对这些矬个子的小人种稍加留意。其中一批贡使来唐，副使仲满(阿倍仲麻吕)“慕中国之风，因留不去，改姓名为朝衡……留京师五十年，好书籍。放归乡，逗留不去。”朝衡就是晁衡，这倭国哥们在天宝十三年忽起思乡之情，想搭乘遣唐使藤原清河的便船 “衣锦还乡”，中途遇风，差点被淹死。诗仙李白以为和自己一块吃过倭瓜并收受过对方一件日本裘皮大衣的矮小哥们喂了王八，三两黄酒下肚，信笔涂鸦，有《哭晁衡卿》一诗:“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哭也不是真哭。三天之后，李白本来把矬哥们这“死人”就忘了。过了数月，忽然又惊见此人现身长安诸王公的大宅院酒席间，李白还以为白日见鬼遇诈尸，实实吓了一大跳。不过，诗也不白写，此诗后来被人肉麻地吹捧为“中日友谊史传诵千年的名作”。
今天的朝鲜半岛，在唐朝初年存有高丽、百济与新罗三个“国家”。其中，高丽名声最大，军力最强，对中央王朝一直是时降时叛，时慕时倨。隋炀帝亡国，最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征高丽，致使国内民生凋敝，国力大耗。唐高祖李渊称帝后，对高丽“遣使称臣”并不感冒，对臣下说:“高丽虽臣于隋，而终拒炀帝，何臣之为。朕务安人，何必受其臣。”裴矩、温彦博谏劝:“辽东本箕子封国，魏晋时故封内，不可不臣。中国与夷狄，犹太阳于列星，不可以降。”话听上去虽有些“沙文主义”味道，也确实有道理。当时的高丽国王，是隋炀帝时一直和帝国叫板的国王高元异母弟高建武。高建武也想察看新帝国虚实，遣使臣献上封域图，表示臣服。唐高祖命人去辽东旧战场，收埋战没隋朝将士尸骨，平毁高丽人夸功耀武的京观。高建武害怕，下令国人“建长城千里，东北首扶余，西南属之海”。
后来，高丽内部政变，东部大人盖苏文杀大臣一百多人，并入宫把高丽王高建武也宰掉，“残其尸投诸沟”，立高建武的侄子高藏为傀儡王，自为莫离支(主兵元师)。这位棒子通古斯种群，“貌魁秀，美顺髯，服皆饰以金，佩五刀，左右莫敢仰视。”盖苏文每次上下马，国内贵人大臣都争抢伏地，蹶屁股趴在那里给他当“脚垫”。 高丽内变，臣下劝太宗讨伐其弑主之罪，“因丧伐人，朕不取也”。太宗挺厚道，下诏拜高藏为辽东郡王。不久，高丽、百济二国联合，大举进攻新罗，新罗向唐朝乞援。众臣商议，最后李勣力劝征辽。不巧的是，适值辽水泛滥，唐军无功而返。贞观十九年，太宗李世民御驾亲征，率陆军六万，水军四万，又发契丹、奚、新罗等国兵，进击高丽。唐军初进克捷，攻克盖牟城(今辽宁盖平)、沙卑城(今辽宁复县)，并克陷辽东(今辽宁辽阳)坚城。不久，唐军又陷白崖城(今辽阳东)，向安市(今辽宁盖平东北)进发。高丽大将高延寿等人率高丽及靺鞨兵十五万来救援，被唐太宗君臣设计大破。高延寿势屈，悉众投降，膝行匍匐入辕门求请饶命。太宗怒喝:“以后还敢和天子交虞吗!”高延寿“惶汗不能对”。 高丽举国震恐，坚壁清野，向后方紧缩战线。黄城(今辽宁辽阳)、银城(辽宁铁岭)一带顿时空无一人。唐军进至安市，此城“地险众悍”，城上高丽兵将见太宗旌旗仪征，竟敢乘城鼓噪示威。太宗大怒。李勣一旁也气愤，劝太宗说，城下之日，尽屠守战男丁。安市城内守兵闻知此讯，“故死战”。胶着数日，城不能下，又遇酷寒天气，太宗惜爱将士性命，只得下令班师。其实，安市城是高丽国内一方诸侯，盖苏文执政后也曾派兵攻打，“击之不能下，因与之”。地险，人死战，又遇酷寒，唐军人再多兵再强也无可施展。临行，安市城“屏息偃旗”，城主登城再拜。虽然没有被攻屠，高丽守军也知晓了唐军的勇武。“太宗嘉其守，赐绢百匹”。
贞观二十二年，太宗本准备集三十万大军，以长孙无忌为大总管，一举击灭高丽。不料，太宗因病崩逝，高丽又逃过一劫。高宗永徽六年(公元655年)，新罗国向唐廷告状，说高丽、百济、靺鞨连兵，攻取新罗三十多城。唐廷下诏劝和，不听。作为帝国仲裁者，唐廷于显庆五年(公元660年)，诏派左卫大将军苏定方等人率兵攻讨。当时，唐朝刚刚生擒西突厥可汗阿史那贺鲁，又分西突厥为两部，设昆陵、濛池督护府。北方突厥问题解决，唐朝自然要“料理”朝鲜半岛上窜下跳的高丽和百济。 但没过两年，唐军与吐蕃作战失利，先失安西四镇。公元670年至公元676年，安乐都护府两次先后由平壤退撤至辽东。鉴于吐蕃的压力，唐朝在朝鲜半岛的统治逐渐萎缩。677年，唐廷相继撤走高丽和百济旧地上的汉族官员，送原高丽王高藏回国，想扶持这个“傀儡”继续唐朝在当地的影响力。同时，为牵制高藏，唐廷又派泉男生和原百济王子扶余隆驻守辽东附近地区。果然，不久高藏又想“独立”，为扶余隆或泉男生所告，立刻又被擒押回长安。 本来一直被高丽、百济联军差点灭国的新罗，狗仗人势，借大唐军队平灭两个主要敌手后，狼子野心，开始想独霸朝鲜半岛，并与唐军发生规模不一的军事冲突，同时，新罗不断接纳百济和高丽逃亡兵士，蚕食两国旧地，日渐坐大。武则天掌权后，把国内的李唐势力和异己官僚势力视为心腹大患，根本顾不上朝鲜半岛。接二连三，又有契丹、突厥问题相继出现，她就在公元700年(武则天久视元年)下敕:“东至高丽国、南至真腊国、西至波斯吐蕃、北至契丹、突厥、靺鞨，并入为蕃，以作为绝域”――完全视高丽旧地为外蕃，再不把其当作唐朝固有境土了。新罗蹦达了数年，出来一个靺鞨族为主的部落在它旁边建立了震国。713年，大祚荣改国名为渤海国，与新罗南北对峙。 倭奴虽大败，但失败确实是成功他妈。倭人本性就是欺软怕硬，此后一直乖乖当孙子，数百年间不断派使臣(遣唐使等)向天朝偷师学艺，逐渐形成其一整套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乍一看，倭奴国数百年间几乎就是唐朝的一个“具体而微”的翻版模型。直到1592年，丰臣秀吉侵略朝鲜(中间元朝击倭不算数)，近一千年间倭人未敢和中华天朝叫板。所以，白江口之役，击闷同时又击醒了倭人，福兮祸兮，真不好说。
倭人在明治维新以前，常以“汉土”、“唐土”、“中国”称呼我们天朝。以后倭奴有了点银子，大了些胆子，就以支那(罗马字母为SINA)音译来称乎天朝。特别是甲午海战以及“七七事变”后，日本政府也一直以此称谓来称呼中国。美国两颗原子弹扔到日本，日本人尿了，没有“玉碎”反而“下跪”，并被盟军勒令禁止蔑称中国为“支那”。时至如今，日本右翼们，比如东京市长石原慎太郎仍称中国为“支那”。据一些专家考据，支那音译原为无贬意，后来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才成为今天这个样子。其实，称呼并无所谓，“日本人”如果从我们中文的字面上解，就是“Fucking myself”，大家也没有谁振臂较真。至于小邦心态，改“汉城”为“鼠尔”者，更是不值一晒(鼠尔，鼠尔，鼠辈安敢尔)。当然，日本首都市长仍称中国为“支那”，我们国人大可遵旧称管这个东邻叫“倭奴”，因为古史上这样记载，它的天皇向天朝上书这样自称，中华皇帝赐它的金印也是如此称呼(日本自己出土的，本来是炫耀它“久远”历史，真假不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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