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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卡尔文·柯立芝（John Calvin Coolidge，1872-1933）美国第30位总统，1872年7月4日生于佛蒙特州普利茅斯，原名约翰，1895年毕业于安姆赫斯特学院，改名卡尔文，在马萨诸塞州北安普顿做律师，1899年入步政界，1899年任北安普顿市议员，1915年当选马萨诸塞州副州长，1918年当选为州长，1920年被提名为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成为哈定的竞选搭档并竞选成功，1923年8月2日哈定总统突然离世，接之继任总统，一扫哈定时期政治丑闻的阴霾，恢复了公众对白宫的信任，1924年的大选获得连任，政治上主张小政府，任期内对政府进行了一些整顿，革除一些引起民愤的贪污渎职的官员，同时削减所得税税率，鼓励投资，放弃1928年大选，离任时威望极高，离任后携夫人返回北安普敦的老家，在那里撰写他的回忆录，1933年1月5日中午12点45分因心脏病突发而病逝于北安普敦的家中。 1925年3月4日柯立芝的总统就职演说： 同胞们： 在考察当前形势时，任何人都不难看到，令人满意的东西实在很多，而鼓舞人心之处则更是不可胜记。我国正在全世界率先进行那场巨大冲突之后的全面重建工作。今后数年内，我们将背负许多重担，同时也必须准备在某些时候承受那些次要而间接的后果。但目前我们正开始更确切地考虑，我们应当遵循何种方针，应当运用何种补救措施，应当采取什么行动以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且我们正清楚地表明我们意志坚定，决心忠实而自觉地实施这些扶危济困的措施。由于我们在内政方面已进行了充分调整，因而信心得到恢复，商业得以复兴，全国各地正在逐步进入一个繁荣的时期。同时我们也意识到，我们不能孤立地生存下去，因而我们提供了财力和建议，以帮助欧洲各国解除困苦和平息争端。因为美国过去所取得的成就和目前的现状，全人类便具有了更为坚定的勇气和更为崇高的愿望，不觉精神为之一振。这些成果并不纯粹是机遇的产物。它们的取得，乃是许多人不断努力、开动脑筋和付出重大牺牲的结果。我们必须继续向过去学习，否则在将来就不能保持这些辉煌的成就。我们若要讲求治国之道，就必须坚持不懈地运用我国以往处理内政外交的经验。我们如想建立新的大厦，就必须透彻了解原有的基础。 我们应当认识到，人类的本性大体上乃是宇宙中最为恒久的事物，人类关系的本质也不会发生变化。我们想保持正确方向，就必须时常根据政治天空中这些固定的星座来确定自己的方位。我们如能仔细审视已做的工作，就可以精确地决定今后能做些什么。我们的国家意识通过争取独立的军事行动得以首次明确无误地显示出来，迄今已有一百五十年了，我们现在正处于这第一百五十个年头的开端。过去那种分裂和从属的殖民地情感业已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团结而独立的国家情感。人们开始摒弃地方宪章的狭隘限制，转而寻求全国性宪法所提供的广阔机会。在自由精神的不断激励之下，我们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将近五十年之后，我们向全世界重申了自己的这种自由和独立，并通过门罗主义而加以捍卫、支持和提供保障。美国的国土一度不过是大西洋海岸地区的狭长地带，但后来其边疆不断推移，越过横隔大陆的山脉和平原，一直延伸到太平洋那黄金般的海岸。我们使自由成为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利。我们为保障自己的利益，将领土扩展到遥远的岛屿，并且承担随之而来的责任，赋 予那里的不幸人民以正义和自由。为了捍卫我们自己的理想，同时也为了自由这一具有普遍意义的事业，我们参加了世界大战。待到赢得全面胜利，我们便将军队撤回本土，除了因为已尽义务而心安理得之外，并未索取任何补偿。通过所有这些活动，我们扩大了自由，加强了独立。我们日益具备美国特色，而且打算继续弘扬这种美国特色。我们相信，只要继续公开而真诚、热诚而认真地坚持美国特色，我们就能最好地为自己的国家效力，最成功地履行我们对全人类的义务。如果说我们有什么遗产，那就在于这一点；如果说我们有什么命运，那我们沿着这个方向即已找到了这种命运。 然而，我们如果想要继续保持鲜明的美国特色，就必须不断使这个名词的含义趋于全面，从而足以容纳一个文明与进步的民族所拥有的各种合理愿望——这个民族决心在一切交往中追求一种真诚而有信仰的生活。我们不能使自身受到口号的限制和词藻的阻碍。真正重要的不是修饰性的词汇，而是实质性的事物。我们最为关切的并不是行动的名称，而是行动的结果。我们究竟应当奉行孤立主义还是与那些和平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纠缠不清，这种考虑实在不必使我们受到过多的困扰。地球的自然构造使我们同整个旧世界分隔开来，但共同的兄弟情谊这一人类最高法则，却用不可分割的纽带将我们与全人类联结在一起。我们的国家所表示的意图，不过是与世界各国和平相处，但我国不得不维持这样一支军事力量，只是为了适合我们这一伟大民族的尊严和安全的需要。这种军事力量应当得到平衡的发展，并且实现高度的现代化，使之无论在海上和陆地，还是在水下和空中，都能完成保卫国家的任务。不过，我们应该通过我们的行动使全世界看到，这种军事力量并非一种威胁，而是保障安全 与和平的工具。 我国完全信奉一种光荣的和平，在这种和平之下，我国公民无论身在何处，其权利都应得到保护。单凭一支威慑性的庞大武装力量就能保障人民享有这种和平，这实在无异于天方夜谈。美国目前同其他国家一样，正以前所未有的决心，通过友谊和善意以及相互理解和容忍来促进和平。我们从未执行军备竞赛的政策。最近我们与其他几个大国签订了限制海上实力的条约，由此产生的一个结果是，我们的海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 消除因尖锐对峙而必然增加的开支负担和相互猜疑，对于抑制那种最能煽起战争之火的无理性的歇斯底里与误解，乃是一种最有效的办法。这种策略在全世界上代表着一个新的起点。这是一种业已引向全新行动路线的思潮和理想，然而，要坚持这种政策决非易事。有些国家从未改变其原有立场，有些国家则时常滑回到过去的思想方式，重新走上大动干戈和依赖武力的老路。美国既已率先朝着这个新方向前进，就必须坚持这种带头作用。我们倘若期望别的国家对我们的公平和正义保持信赖，就必须表明我们是信赖他们的公平和正义的。 我们如果根据以往的经验做出判断，便可从频繁举行的会议和协商中看出，国际关系的改善大有希望。我们面前已有了华盛顿会议的有益成果，也有最近就欧洲问题而举行的各种磋商，有些磋商乃是响应我们的建议而举行的，有些则由我们所积极参与。磋商即使遭到失败也只能视为有益的事情，因为较之战争的威胁或真正的战争，这已是一个无可估量的进步。我坚决赞成继续坚持这种做法，因为无论何时，只要在这种情形下，即使只存在一项诺言，也有可能获得实际而有利的结果。在国际交往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应当是显示理智，而不是挟以武力。我们遵循这一原则，长期以来一直倡导采用仲裁办法和平地解决争端，并议定了多项条约以达到这一目标。出于同样的考虑，我们应该拥护国际正义永久法庭。在涉及重大原则的地方，在有希望给人类带来幸福的伟大运动正在展开的地方，鉴于其他许多国家都已给这些运动以实际的支持，我们也决不能因为任何无关宏旨的细小分歧而拒绝认可，而只能根据至为重要而无法摆脱的根本理由行事。我们决不能贪图小利而出卖自己的独立和主权，然而，我们不应该玩弄精巧的逻辑和进行诡辨，借助托词来推卸无疑属于我国的责任，因为我国人口众多，资财雄厚，并在世界上居于领导地位，理应主动表明我们赞同建立一个旨在国与国之间维持公平正义的法庭，并且全面承担我们应尽的全部责任。为此作出真诚而无私的努力。我们应当运用自己巨大影响的分量，来支持依照法律、理性以及裁判的方式决定大局，反对动用武力和通过战争以解决问题的做法。 我们向来无意于干预其他任何国家的政局，我们尤其下定决心不卷入旧世界的政治纠纷。我们踌躇再三才答应西半球一些小国的要求，帮助它们维持秩序，保护生命及财产，并建立起负责的政府。我国一些公民以私人的名义投入巨额款项支援旧世界，使之获得必需的资金和救济。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必要去减轻人类痛苦和帮助遭受不幸的国家进行重建工作，我们向来都是有求必应，今后也决不会置之不理。由于我们拥有巨大实力，在世界上又占有重要地位，所以这些同样也是必须完成的工作。 长期以来，人类一直在开动脑筋竭力寻求永久和平的方案。阐明国际法的一些原则无疑是有益的，对于学者们为使各国能接受这些原则而做的准备工作，我们应当给予同情和支持。那些主张将侵略战争宣布为非法的人们所进行的认真研究，有可能产生许多积极的成果。然而，所有这些计划和准备工作，所有这些条约和盟约本身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对和平的一个最大威胁，在于人民发现自己所承受的经济压力。因而世界上最为切实可行的事情之一，就是寻求解除这种压力的措施，以便重新创造机会，恢复人们的希望。应当保证使人们所作的努力和奋斗能够带来成功与繁荣。在部署这些调整措施并为此筹集资金的工作中，不仅存在一个机会，还有一种实际的责任，对此美国要拿出计划和资金来加以承担。应当创造条件使人民能够维持生计和克服他们所面临的困难。但是还有一个比一切都重要的因素，舍此持久和平即毫无希望。这个因素存在于人类的心中。也就是说，除非人们发自内心地渴望和平，除非人类友爱这一根本的唯一天然源泉得到最大限度的开发，否则一切人为的努力都将归于 徒劳。只有在以正义为基础、以对人类友爱的虔诚信念为后盾的法律的统治之下，完美而令人满足的生活才有希望，而只有当这些成为现实时，和平才会来临。写在羊皮纸上的文件终会失效，刀剑亦有折毁之时，唯有人类的心性能够立于不败之地。我们如果在政治上保持超然和独立，就完全有可能为实现这些重要目标尽自己最大的力量。 我们不应认同于旧世界的任何利益。这个立场应当在我们同一切外国的关系中得到越来越清楚的展示。我们与世界各国和平共处。我们的计划决非在于压迫，而是不懈地给予帮助。不过，我们既以公正待人，也就必定要求待我以公正。对我们来说，和平条约即意味着和平，友好条约即意味着友好。我们对解决存在于欧洲和亚洲的对坑性分歧，都已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这里有一个我们不能逾越的明确界限，那就是我们只能帮助那些能够自助的人。我们要注意这些限制，因为我们还负有一个突出的重大责任，要求我们运用自己的巨大力量来调整世界的平衡。 在十分欣喜地展望我们于国外所取得的成就时，我们必须牢记，我们之所以在这方面不断取得成功，有赖于我们在国内的所作所为。从一开始人们就发现，我们的政府必须通过政党来管理。如若当初这个制度在根本上并不稳固，也没有为最全面地体现公众意愿提供最好的手段，那它就不会代代相传。我们不必声称这种制度的运转从来都是完美无缺的，只须懂得目前尚未设计出较此更好的制度便足矣。在党内应当充分而自由地表达意见，并享有独立行动的机会，对此无人会加以否认。狭隘、偏执的党派成见是不可救药的。但是，如果想要有一个负责的党派政府，党派标记就不应只是一种获致官职的手段。除非那些在同一党派名义下当选的人自愿承担足够的责任，显示足够的忠诚与一致，从而表明他们能够互相合作，共同拥护主要的普遍原则和党纲，否则选举就不过是一种嘲讽，投票就决定不了任何事情，公众的意愿就无从得到体现。编入政党既与投票支持自己的人民具有同样的诚意和美好信念，这就要求它在执政时有效管理其所当选执事的政府部门的事务。任何其他做法都有欠诚实，乃是对本党誓言的践踏。国家一旦使一个政党成为国会的多数党而予以信任，也就有权期望行动中的团结一致，以便这一多数党成为政府管理的有效工具。本届政府经由人民十分清楚而明确的授权方得以执政。人民所表达的维护各项宪法保障的意愿，具有压倒一切的决定性意义。人民既已表明信任法院的诚实廉洁，我们就不妨认为这个问题已被驳回，在一段时间内不必再行置疑。同样，对铁路和某些电力设施实行公有制的政策也遭到了确切无疑的失败。人民宣布要求使自己的权利在司法上、而非在政治上得到确认，要求将他们财产的所有权与支配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而非政府手中，从而使自己的独立与自由得到延续和保障。人民一如在得到公平机会时经常所做的那样，证明自己乃是健全可靠的，因而决意拥有一个健全可靠的政府。 以上所论乃是一些遭到否决的问题，下面我们将转而讨论那些人们认为应当着手解决的问题。其中显得最为明显突出的一项政策，就是在公共开支方面实行节约，同时削减和改革税收。这项工作涉及资源保护的原则，我国资源之丰富几乎难以计算，凭人的心智无法彻底探究清楚。然而我们各级政府机构的全部开支也同样漫无节制。不仅那些正在交纳税款的人，就连那些在每月帐单上看出生活费用上涨的人，也都从艰难的经历中懂得了这种沉重负担的涵义和影响。不论其他人想要什么，这些人要求的乃是实行严格的节约措施。他们反对浪费，他们深知，铺张浪费势必延长他们的劳动时间和减低劳动报酬。我之赞成实行蹲节措施，倒不是因为指望省钱，而在于想要救民。我国政府开支的承担者，乃是那些辛勤劳作的男男女女。我们粗心大意浪费掉每一个美元，就意味着使他们的生活多一分贫困；我们精打细算地省下每一个美元，则意味着使他们的生活多一分富足。节约乃是一种以最实际的形式出现的理想主义。奢侈铺张之风如果没有反映在税收之中，没有通过税收而直接或间接地损害人民，也就不会产生如此严重的后果。解决我国税收问题的最明智、最可靠的办法，就是借助于节约。值得庆幸的是，就采用这种简便解决办法而言，我国在所有大国中居于最为有利的地位。我们不再需要战时岁入。一种税收如不是绝对必要，也不是显而易见地有益于公共福利，如果仍加以征收，则不过是合法地侵夺财产而已。在我们这种共和体制之下，勤劳的报酬属于那些挣得这些报酬的人们。只有用于满足公共需要的税收才是唯一符合宪法的。全国的财产属于全国人民，他们的所有权乃是绝对的。他们不供养任何恃权阶层，不必出钱维持庞大的军事力量，也不应被迫承受奉养众多国家雇员的负担。他们除了通过自己的代表的行动而自愿纳税之外，就不必为政府的开支掏腰包。一旦税收成为沉重的负担，人民可以采取措施加以纠正，不过，如果他们不替自己采取行动的话，恐怕没有人能够十分成功地为他们效力。 我们可以进一步削减税收的日子已为期不远，那时我们只要不想妨害人民谋生的权利，就必须进行税收改革。增加岁入的方法不仅不应损害而且应当鼓励企业交易。我反对各种过高的税率，因为它们所带来的岁入相当有限，甚至一点也没有，这对国会来说乃是一大弊病，并且还是错误的做法。 我们不可能借助任何不公正的制度来 为国家筹措资金和改善社会条件，即便对富有者也不能抱有欠公允的企图。如果那样，受害最大的仍将是穷人。我国人民相信繁荣是件好事。妒忌已经兴旺发达的人这种想法，实在荒唐可笑。在税收和其他所有经济立法中所应遵循的一个明智而正确的方针乃是，不可摧残那些已经取得成功的人，而应创造条件使每个人都能拥有获致成功的更好机会。这个问题在我国早有定论，其论点依然有效，我们必须采取妥善行动来加以认真对待。这些事宜都涉及道德问题。我们如果忠实地尊重个人的权利，也就不必过分担心财产权利。在我国的制度之下，人民的权利乃是至高无上的。我国宪法所保障的并不是财产，而是占有或多或寡的财产的权利。一切拥有财产的人都负有为人服务的义务。这些权利和义务深入社会意识之中，显示其具有神圣性的约束力。我们社会的稳定有赖于发展生产和保护资源。对个人或对政府而言，倘若浪费与滥用其资源，就是否认这些权利和无视这些义务。对一国人民来说，经济上大肆挥霍浪费的后果，无一例外地乃是道德的败坏。 我们寻求国与国之间更好的相互理解，实行更广泛的搏节措施，以及减轻税收，这些政策乃是导致和平与繁荣的工业关系形成的主要因素。限制移民和实施保护关税产生了有益的影响，因此就业机会十分充足，劳动报酬甚为可观，工资劳动者处于前所未有的心满意足之中。我们的运输系统得到逐渐恢复，能够满足所有的服务需要。农业的复苏一直步履缓慢，但谷物的价格终将表明，其问题的解决已指日可待。 我们并非没有问题。但我们至为重要的问题乃在于保持我们已经拥有的优势，而不是去获致新的优势。我们的政府体制系由三个分开而独立的部门所构成，我们的主权在全国与各州之间分享，我们的宪法包藏着无与伦比的智慧，凡此种种，都需要我们不断努力和保持从不倦怠的警觉，从而加以保护和支持。在一个共和国，指导其公民的首要法则乃是遵守法律。在一种专制制度之下，法律是可以强加于其臣民的，臣民对法律的制定不能置喙，在其执行过程中也毫无影响可言，故法律并不代表他们的意愿。但在自由政府体制之下，公民制定自己的法律，选择自己的执政官员，而这些也确能代表他们。那些希望自己的权利在宪法和法律之下受到尊重的人，自己应当树立遵守宪法和法律的榜样。智力发达的人固然也会偶或触犯法律，但经常违法者却是那些野蛮无知和身有缺陷之辈。那些无视社会法纪的人，并未表现出什么过人的才智，并未促进自由和独立，也不是在追寻文明之路，而是在展示其愚昧、奴化和野蛮的特性，踏上了返回丛林时代的道路。 一个共和国的精髓在于代议制政府。我们的国会代表着人民和各州。在所有的立法事务中，它和总统乃是天然的合作伙伴。尽管它难免经常遭到各种批评，但我却要毫不犹豫地说，除它以外世间便再也找不出更为独立和更为有效的立法机构了。它谨慎地维护自己的特权，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欢迎国会的合作，并期望与之共同致力于促成有益的立法，相互之间不仅分担责任，而且共享荣誉。这就是美国所体现的一些原则。我们诚然尚未千方百计将它们完全付诸实行，但我们已经强烈地表明我们对它们深信不疑。我们这个国家令人鼓舞的特点，并非在于已经抵达了目的地，而在于它已毫不含糊地表示了朝着正确方向前进的决心。我们确实可以在思想上减少地域观念而增强全国意识，这样能够带来裨益。我们倘能抛弃许多说到底只是虚妄和无知的偏见，而代之以一种正确而开明的种族自尊心，则实为绝妙之事。但最近这次选举表明，诉诸阶级和民族的做法可谓收效甚微。人们看到，我们都忠实于共同的公民身分。自由的基本格言乃是宽容。对于异端的查究，无论是依法行事还是无法而为，我们都不能允许；对出任公职的人进行宗教信仰的测验，也在禁止之列。美国的心灵应当是永远自由的。 同胞们，正是从上述这种并非详尽无遗而只具有代表性的思考中，我发现有充足的依据感到欣慰和深受鼓舞。我们不应让有待去做的事情遮蔽我们已经取得的成就。过去和现在的事实均表明，我们的信念、希望和勇气完全是正当有理的。我们的国家屹立于斯，它乃是国内稳定的典范和国际安宁的护卫。我国的政府屹立于斯，虽然明知自己力量强大，但仍然按照良知行事。今后这个政府将继续存在下去，不断地追求和平与繁荣，关心工资劳动者的福利，推动企业的发展，开发水路和自然资源，倾听女性凭直觉得来的忠告，鼓励教育事业，渴求宗教的进展，支持各国之间正义与光荣的事业。美国决不谋求建立于鲜血和武力之上的人间帝国。没有什么野心和诱惑可以吸引它产生统治外国的念头。它派出的各个军团所装备的并不是刀剑，而是十字架。它所追求的全人类相互忠诚这一崇高的境界，并非起源于人间，而是来自于神赐。它所抱有的唯一目标，乃是力求无愧于全能的上帝所施的恩宠。 逸闻及名言 柯立芝虽然是一位著名政客，可是他是一个少言寡语的人，获得绰号“沉默的卡尔”(Silent Cal)。 据说一个白宫晚餐女客人曾经与朋友打赌，说她能使总统在这一顿饭时间至少说三个字。当她告诉柯立芝这一个赌注，他简单地回复了两个字“你输”(You lose)。 1923年，沃伦·G·哈定总统病逝，时任副总统的柯立芝于翌日宣誓就任总统。可他并没有马上住进白宫，而是继续住在距白宫不远的威拉德酒店。 一天深夜，一盗贼越窗潜入柯立芝的房间。他翻遍柯立芝的衣兜，找到了一个钱夹子，又动手去解挂在衣服上的怀表。就在这时，黑暗之中传来一个平静的声音：“请不要把我的怀表拿走。” 突如其来的声音把小偷吓了一跳，他愣了一下，竟脱口问道：“为什么？” 柯立芝回答：“倒不是因为这表值多少钱，只是这块表对我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你把表拿到窗前，看看后盖上刻的是什么字。” 那小偷走到窗前，借着窗外的亮光，仔细看去：“送给参议院院长卡尔文·柯立芝先生——麻州高级法院。” 小偷愕然，“你真的是柯立芝总统？” “是的，我就是柯立芝。我请求你，不要拿走我所钟爱的怀表。” 停了停，柯立芝又问道：“孩子，你为什么要干这样的事呢？”年轻人解释说，因学校放假，他和朋友来华盛顿旅游；可带的钱都花光了。 年轻人对柯立芝说：“如果你不介意，我就只拿走这个钱夹子。”柯立芝说他并不介意。 柯立芝替他算了一下，房费加上两张火车票共需32美元。柯立芝对年轻人说：“我想，这32美元可以算是借给你的。以后，如果你方便的话，可以还给我。”年轻人愉快地答应了。 这时，柯立芝送给年轻人一个忠告：“孩子，我知道你是一个好人，可你今天的举动非常糟糕。以后，一定要记住：你是谁!” 1975年《洛杉矶时报》首次披露了柯立芝总统的这段逸闻。有趣的是，据柯立芝总统日记记载，那位年轻人后来果真给他寄去了32美元。 32美元或许能解一个人燃眉之急；而一句话：“一定要记住：你是谁!”则能让人受用终身，因为它唤醒了一个人内心最美好最质朴的东西。当我们面临诱惑或选择的时候，不妨问一问自己：“你是谁？” 当波士顿警察罢工的时候，柯立芝说了一句全国闻名的话：“在危害公共安全的前提下绝对不会有罢工权利，不管是任何人，任何地方，任何时间。”(There is no right to strike against the public safety by anybody, anywhere, anytime.) 柯立芝的幽默 严肃的驴 柯立芝总统以少言寡语出名，常被人们称作“沉默的卡尔”。艾丽斯·罗斯福·朗沃思就曾说柯立芝“看上去像从盐水里的捞出来的。” 柯立芝却说：“我认为美国人民希望有一头严肃的驴做总统，我只是顺应了民心而已。” 金口难开 由于柯立芝总统的沉默寡言，许多人便总是以和他多说话为荣耀。在一次宴会上，坐在柯立芝身旁的一位夫人千方百计想使柯立芝和她多聊聊。她说：“柯立芝先生，我和别人打了个赌：我一定能从你口中引出三个以上的字眼来”“you lose！”柯立芝说道。 一次，一位社交界的知名女士与总统挨肩而坐，她滔滔不绝地高谈阔论，但总统依然一言不发，她只得对总统说：“总统先生，您太沉默寡言了。今天，我一定得设法让您多说几句话，起码得超过两个字。”柯立芝总统咕哝着说：“徒劳。” 我也一直站着 这天，柯立芝正埋头办公，忽然一位崇拜柯立芝的夫人闯了进来，对他前一天的演讲表示祝贺并说：“那天大厅里人山人海，我根本无法找到一个座位，一直站着听完了您的全部演讲。” 这位夫人用了带委屈的口气说了这话，显然想以此换得几句安慰话。不料，柯立芝冷漠地说：“并不是你一个受累，那天我也一直站着。” 不想再当总统 柯立芝总统任期快要结束时，他发表了有名的声明：“我不打算再干这个行当了。” 记者们觉得话里有话，老是缠住他不放，请你解释为什么不想再当总统了。 实在没有办法，柯立芝把一位记者拉到一边对他说：“因为总统没有提升的机会。” 柯立芝效应 柯立芝效应（Coolidge effect），又翻译成库立奇效应、科妮基效应、科立芝效应等等。柯立芝效应描述的现象是——几乎在测试的每一种哺乳类物种都有所表现——如果引入可受孕的新的伙伴，雄性和雌性动物都会表现出持续、高亢的性行为。 名称的由来 该词来自于一个老故事，据说美国总统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和妻子参观了一家家禽农场。在参观时卡尔文太太向农场主询问，怎样用这么少数量的公鸡生产出这么多能孵育的鸡蛋。农场主自豪地解释道他的公鸡每天要执行职责几十次。“请告诉柯立芝先生”第一夫人强调地回答道。 总统听到后，问农场主“每次公鸡都是为同一只母鸡服务吗？” “不，”农场主回答道，“有许多只不同的母鸡。”“请转告柯立芝太太，”总统回答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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