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断代工程

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先我想谈一下这个项目的缘起，怎么想到要组织这么一个工程。在我们中国，我想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人，都知道我们有五千年文明史，这个五千年文明史是怎么算出来的？最早应该从司马迁那里开始。

司马迁写《史记》第一篇就叫做《五帝本纪》，司马迁自己曾经说，当时在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学者往往谈我们历史的时候，要谈到五帝，但是就在我们官方的经书里面，有一部叫《尚书》，尚书里面没有谈到五帝，只谈到尧舜，所以很多学者，对于尧舜以前的历史是不相信的，司马迁对这个问题就抱着一个调查研究的态度，到各地去游历，去考察。各地的长老，他们都谈到我们这个地方黄帝曾经呆过，或者炎帝曾经呆过，或者颛顼曾经呆过，那么他调查下来结果呢，"不离古文则近世"，就是跟《大德礼记》记载的那些东西是接近的，尽管有一些东西，现在读起来听起来觉得有些疑问，但是在那样一个大的范围里面，口耳相传确实有这样一段历史，所以司马迁就决定，把五帝时期作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开始，写在《史记》的第一篇，他这个说法影响非常之大。

实际上，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里面有一种体裁叫做表，就是年表，作为杰出的历史学家，他完全清楚历史离不开年代，我们的历史是按照年代来记叙的，司马迁在写年表的时候遇到一个非常大的困难，他当时读到许许多多的文献，发现文献里对各个帝王都有年代的记载，比如黄帝在位多少年，炎帝在位多少年，夏来是谁，在位多少年……很遗憾这些记载互相矛盾，司马迁在写这个三代世表的时候，他在前面加了一段话，叫做"余读牒纪"，就是以前帝王的谱系，"黄帝以来皆有年数"，都有纪年，那么读下来的结果，"古文咸不同，乖异"，所以有矛盾，怎么办？司马迁在不能决定哪一说正确，哪一说错误的情况下，只能忍痛地把这一段历史的年代全部舍去，所以他这个年表的第一个叫做三代世表，就是夏、商、西周，这个三代叫做有王无年。开头比如说夏禹，但是夏禹在位多少年没有，他的儿子太康、中康，这个地方完全没有年代，他在位多少年没有，一直到少康等等，再下去，整个夏代，整个商代，西周的前半期都是这么一个情况，有王无年，王是很清楚的，可惜全没有年代。司马迁把这个年代进行了清理，一直理到什么时候呢，就是西周共和元年，也就是公元前841年，从这一年开始，各个诸侯国的纪年，和王室的纪年才完全一致了，所有的诸侯和天子全部有年代了。

 

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个很令人尴尬的场面，就是说我们有五千年文明史，实际上我们可靠的记载，只能追溯到公元前841年，也就是说，五千年文明，三千年历史，甚至不到三千年。这个情况，学术界感到是一个极大的遗憾。从西汉末年的刘歆开始，许多学者致力要把这个谜给破解，可以说两千多年来，古今中外的学者，在这个上面倾尽了心血，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由于它所涉及到的方面太多，用个人的力量很难把这个问题做出突破性的解决，大家都感到这个题极困难，做这件事的人越来越少。后来又有人把这个问题重新提出来，要让学术界联合起来做，这个人就是前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埃及国家博物馆1993年他应邀到埃及访问，参观了埃及的国家博物馆。埃及国家博物馆之大家都知道埃及的文化非常灿烂，在博物馆里面，他感到非常震撼，就是看了这个展览以后，他感到对这个国家整个的看法都改变了，尤其是它里面有一张年表，就是埃及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六千多年，哪个王多少年，哪个王多少年，非常清楚，这张年表使他感到非常地震惊。回国以后，宋健同志就开始找我们国内编写的历史书看，他曾经找了教育部组织编写的几种中国历史、世界历史的教材来看，就发现我们所有的书都是从夏开始的，在我们书后面，附录里的年表中，五帝是不写的，都是从夏开始。从夏开始各个书也不一样，打开第一本一看，约公元前21世纪，夏在黄河流域开始活动；再翻开一本，约公元前22世纪，黄河流域出现夏朝；

再翻开一本，约公元前20世纪，夏朝开始在黄河流域出现。大家想想看，三个世纪过去了，只是一个朝代，我们国家自己的学者，对我们本民族文化的年代看法，可以相差几个世纪，这使他感到非常地吃惊，这反映了我们对中华民族起源这个问题，学术界缺乏一致的共识。尽管我们都说，我们有五千年文明史，实际上这里面有许多非常含糊的看法。在国外许多大的工具书的后面，都有很多附表，其中有的附表就是世界诸古文明对照的一个表，这个表一打开，第一篇就是埃及，接着就是两河流域、印度等等，我们中国全是空的，要翻好几篇以后才开始出现约多少世纪黄河流域有夏。所以前一些年，剑桥写剑桥中国史，第一卷是秦汉史，人家说你们自己都弄不清楚，你们自己先弄清楚再说。这些年看法好像有所改变，先秦卷现在好像也写出来了，但是总之从我们自身来说，大家感到这是一个问题。

当时宋健同志就觉得，对于夏朝是从哪一年开始，我们竟然可以有三百年的分歧，一个朝代都过去了，这个时候他就提出来要找一些学者、专家来座谈，究竟什么原因，我们这个年代问题解决不了，如果解决的话应该怎么办。这个会里面大家都谈到，要解决这个问题，它涉及到考古学的问题，涉及到考古文物测年的问题，涉及到天文学的问题，涉及到古文字学的问题，涉及到文献学的问题等等等等，我们每一个学者个人的力量，都很难穷尽这么多门类的知识，此其一；而且要进行这种研究，需要大量的经费，而现在文科的经费，众所周知是非常有限的，要用非常有限的经费，去解决这么一个困难，就是争论几千年，都解决不了问题。宋健对这件事情表现了极大的热情，他一方面找国内的这些专家座谈了解，另一方面给其他海内外的许许多多专家写信，比方说在美国的张光直，这是一个美籍华人，他研究我们中国的考古学和古代文明，是非常知名的一个学者，另外像国内著名的历史学家周谷诚等等，他分别给他们写信，说现在我想做一件事情，就是把我们这许多学科的专家组织起来攻关，来解决夏、商、西周的年代问题，你觉得这样做可行不可行。

这些信发出去以后得到了非常热烈的回应。有很多学者就表示，你比方说杨向奎先生，是国内非常著名的学者，他就表示，这个问题将来即使做不出来，也值得做，因为这个题目太重要了，我们一次做不成，下个世纪还可以接着做，但是决不能不做。后来宋健在国务院召开一个国务委员会议，当时就把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物局、国家教委、中国自然科学基金委、中国科协等七个部门的领导全部请来了，跟他们商量，说现在有一件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应该做，我征求了很多人的意见，今天想征求诸位的意见，看看应该不应该做。结果没想到得到了与会的七位部领导的一致支持，后来做了一个决定，就是要启动一个叫"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项目，由七个部委的领导组成一个领导小组，这个领导小组的任务是给这个科研起保证作用。什么叫保证作用呢？

 

就是你没有经费我给你找经费，当时在会上就定了，你们这个部给多少？我愿意给两百万；你们这个部愿意给三百万；我们实力差一点，我给一百万……一凑当时就凑了大概一千三百万。如果说这个项目进展到一定的时候经费有困难，这个领导小组就负责给大家在经费上解决。另一个方面，这个项目在启动以后，它要涉及到许多部门，任何一个个人都很难有力量到别的单位去借人，我要去北京大学借调一个人到清华大学来工作，我没有这个力量，那么在需要协调的时候，这个领导小组它就起作用。我们在后面还要讲到，比方说要动用一些文物，有的地方它不愿意拿出来，这个时候领导小组让七个部委联合下文，这件东西你应该拿出来供研究用等等。

整个项目在业务方面是由一个专家组领导的，专家组由21个学者组成，这21个学者分别来自考古学、天文学、测年技术学、历史学等学科。为了在发生冲突的时候，要有人出来最后裁决，这个项目采用了自然科学的一些做法，就是建立首席科学家的制度。

首席科学家由四个领域的著名的专家组成，一个是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李学勤教授，一个是北京大学前文博学院院长、著名的考古学家李伯谦先生，第三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仇士华先生，第四位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著名的天文史学家席泽宗院士。随后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提出了一个实施的方案，这个方案在一个相当大的范围里面进行了论证，项目组之外还邀请了许多的专家来进行论证，我们这个课题的设置是否合理，是否可行，我们的目标是不是合理，我们的技术路线是不是科学。

最后专家通过了可行性的论证报告。在这个基础上，1996年5月16日，我们在中南海正式宣布启动这个项目，由宋健和李铁映两位领导给专家组的成员颁发了聘书，同时正式地向国内外宣布。

第二个问题，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夏商周断代工程要达到什么目标，这么多钱投下去主要要做什么。这个目标分成四段，一段是西周共和元年，也就是公元前841年以前，包括西周的早期、中期和晚期前半部分这十个王，这十个王要给出比较准确的年代；第二段是商代的后期，如果说我们将盘庚迁殷作为一个标志，盘庚迁殷把商代分成前期、后期，那么盘庚迁殷以后，一直到商朝灭亡，我们把它叫做商的后期。

对这个时期，我们要给出比较准确的年代，它这个后面有八世十二个王，我们也希望能够给出比较准确的年代；第三段是商代的前期，商代前期我们提出了要给出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这个就跟前面有不同了，每一个王都给出来我们给不出来，我们只能做到在前半段里面先给出一个范围，在这个范围里面，我们能找到几个点，那么这个框架它里面不是空的，是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最后一段是夏代，夏代定得比较松，就是给出一个基本的年代框架，从哪一年到哪一年就可以了。用宋健的话来说，就是我们不要一会儿说是22世纪，一会儿21世纪，一会儿20世纪，我们就是要给它一个确切的说法，这个框框到什么地方。

 

第三个部分我主要想介绍一下我们是怎么做的，这个年代是怎么研究出来的。我们一开始做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先涉及到一个技术路线问题，是先做夏，还是先做商，还是先做周呢？当时我们经过研究决定，一开始先做西周这一部分。因为在公元前841年没有分歧，那么公元前841年，就是说共和元年，到武王克商这中间，这十个王我们要尽可能地找出若干个定点，这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武王克商。周武王姬发关于武王克商，我们到现在为止有44种说法，最早的说是公元前1130年，最晚的说是公元前1018年，这样就差了将近110年左右，相差一个世纪，就是说武王克商在哪一年代点，从公元前841年往前它有一个摆动，这个摆动它摆动了一百多年，如果我们这个时候没有一个定点把它卡住，它还会摆动，所以一定要在前面找出一个年代点，使它没法再摆动，那么我们后面其他王的年代里。

是在这样的一个范围里面，我们再来排定十个王，应该是怎么排法，你把这个点找出来了，商和周的分界就找到了，找到了以后我们可以排这十个王。另外我们还可以根据古书记载来推，就是盘庚迁殷到武王克商，这个年代怎么确定，说老实话，两千多年来，学者要寻找、要解决这个三代的年代问题，用力最多的就在武王克商，所以我们曾经说，武王克商的年代问题，相当于哥德巴赫猜想。我们前面找不到一个东西，能使它不摆，或者说让它偏摆得小一点，不要一百多年，偏摆二十年行不行？然后我们把这个范围定下来以后，我们再进一步把它确定详细的年代。那么第一步，就是让它偏摆的范围缩小，不要一百多年，我们短一点行不行，这里面当然就开始了多学科的探索。

第一个我们是找考古学，因为考古学应该清楚的，商朝盘庚迁殷以后，在今天河南的安阳就是殷的都城，殷墟宫殿遗址它在这个地方呆了273年，古书上记载的，没有再迁过，这个地方我们已经找到了它的宫殿的遗址，生活的遗址，遗存非常地多，而且我们考古发掘得到的资料非常多，它是灭亡的。我们有没有可能就在这个地方找到它年代最晚的含炭的标本。在这里简单说一下，现在我们考古上测年，有一个叫碳14的方法，就是在大气里面，有一种碳同位素叫碳14，碳14我们动物、植物体内都有，因为你要呼吸要吃东西，树也要吐故纳新，那么碳14就不停地被吸入进去，我们人类要呼吸，所以也吸进来了，那么人体内的骨头里面，碳14的含量是一个恒定的数字，一旦这个生物死亡了，比方说这棵树被砍了，它不能跟大气进行交换了，那么它碳14的交换就停止了，人如果死了他不能呼吸了，这个碳14也就停止了。

 

现在国际上研究碳14还有一个规律，每隔多少年以后，它里面会减掉一半，那么再过多少年它又剩一半，再过多少年它又剩一半，这个叫半衰期，所以我们可以反过来，把这个含碳的标本拿来，我们测定它里面还剩多少碳14，那么就回推他什么时候死的；还有一种叫AMS法，它是叫重离子加速器，来找它的含量，这是一种更先进的方法。我们以前做一个碳14的年代需要什么呢？一般来说大概需要一公斤以上的炭样，摆在里面去做，大概需要二十个小时。那么有些数据我们就没法做了，假如那个木渣到最后炭没有一公斤了，只有二百克了，这个量不够，它就做不出来，而这种重离子加速器实验，它用这种方法做出来，它只要一克，而且做一个数据大概只要一两个小时，而且它的精度会比较高，我们就有可能在商代的最晚的这个墓葬里面，我们挑选比较典型的炭样，然后做碳14测年，给出一个年代，这样就知道一个参数，尽管它有些误差，但是它有一个参数，大概这个偏摆就不会太大了，要比我们原来的一百多年，肯定要大大地缩小。

另外我们要找些周初的墓葬，西周初年的墓葬，我们对它进行碳14测年，那么我们就看这两个碳14的年代是不是接近，如果这两个数字是接近的，那么我们至少可以给一个判断，一百多年的偏摆当中，比较正确的那个结论是偏长还是偏短，对不对？我们一个做了殷墟，另外做了北京房山的琉璃河。据史书记载，武王克商以后，武王和成王当时曾经打下一片地方就封一个诸侯，史书上记载封召公于北燕，我们叫燕京，这个"燕"最早就从这里来的。

燕在什么地方？以前不知道。"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邹衡先生在一个废品收购站里发现一件铜器，这个铜器使他敏感地意识到，出这个铜器的地方，有可能是最早的燕国的都城，后来他经过了很艰辛的努力去调查，最后发现就在房山琉璃河。在这个地方现在已经发现数以百计的墓葬居址，其中有一个编号叫做1193号墓的，这个墓非常特殊，它有四个墓道，这四个墓道是在四个角上，这个里面出土了一些铜器，铜器上都写着燕国的诸侯，燕侯的铭文很长，据我们分析，和史书上的记载是一致的。

经过对这个铭文和史料的分析，确认这个墓就是燕国第一代诸侯的墓葬，它有很典型的意义，所以我们就对这个墓葬的炭样进行了测年，这样我们又得到了一个数据，这个数据它是跟殷墟的数据能够参照、能够比较、能够匹配的。再一个就是我们在山西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工作，这些年我们在西周考古里面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发现，这个发现就是邹衡先生发现的，我觉得了不起的考古学家，他能凭着自己的学识，凭着自己的经验，从地下把遗址发现出来。

邹衡先生他具有这种能力，最早的晋都在什么地方呢，已经没人知道了，所以到了《汉书》里面，《地理志》里已经不知道了，最早封唐叔虞这个地方在哪里，已经不知道了，有学者推测这个地方可能是在太原，因为那个地方有晋水，山西太原晋祠这个意见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所以我们今天到太原晋祠，大家认为这个晋，就是在这个地方发祥的，当然也有学者不同意。

 

邹先生在考古学上有许多重大的发现，其中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他决心要把早期晋都给找出来。邹先生到山西调查，他首先找到太原，他是一个非常严肃、非常勤奋的考古学家，据说到一个地方去参观，他的学生看到一堆陶片去摸，摸了可能十分钟、二十分钟，就站起来拍拍手走了，但是他能够蹲在那里，一蹲蹲两个小时，不厌其烦地、一片一片地摸，所以他的经验是极其丰富的。他到了太原附近，就把当地博物馆里考古队发掘的陶片进行了非常仔细的研究，最后发现它基本上是春秋以后的，而且是北方内蒙古那个方向过来的文化因素居多，这里面你看不出这种文化是从周镐京那边过来的文化，看不出来。假如说它是最早的晋都，那么一定有大量的陶片有周初的特点，可是找不到，于是他就放弃了，来到山西的南部。

大家想想看，山西南部多少个县，多少个村，要在里面把早期的晋都找出来，谈何容易，但是他下决心要做到这一点。据他的一些同事、学生回忆，当年他有一个考古系的学生骑个自行车，邹先生就坐在自行车的后面，然后这个学生骑着自行车一个县一个县地跑，而且就是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到农民的家里去跟老乡聊。有一天在老乡的家里，终于发现在老乡架子上，放灯的架子上有一件铜器。大家知道，铜器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有的，只有贵族才能有铜器，他把这个铜器拿来一看，是周初的，就非常兴奋，问他是从哪里来的，老乡说我是挖地窖挖到的，那么地窖在什么地方，这个老乡一指，看来就是没有找错，这个地方至少出了周初的东西了，对不对？

后来就在这地方开始进行发掘，发现了许多的墓葬，但是很遗憾这个墓葬都是中小型的墓葬，没有发现诸侯的墓葬。那么你要确认这个地方是早期晋都，必须要找到诸侯的墓葬才能下定论，对不对？他依然没放弃，为了这个他十几年不避寒暑，坚持不懈地在这个地方找，曾经有很多人劝他，你在这里找是不可能的，但是他是咬定青山不放松，我就认准了，我找不出来我也在这里找，他相信自己的判断是没有错的。到后来邹衡先生终于发现了在山西的曲沃县有一个曲村，还有一个叫天马村，就是曲村、天马两个村之间一个地方，他判断这个地方很可能有诸侯墓，当然他根据很多材料，我这个地方不能给大家细说。

他这个决心下了以后，就开始从北京大学调了两个班的学生，赶赴到这个地方，然后挖一个一百米长的探沟，大家披星戴月，开始了非常艰苦的工作，结果非常遗憾，失之交臂，后来才知道他挖的这条沟，离真正的墓葬只有十米之遥，就是说从这个桌子到那一边，大概只有这么一点。挖到后来，天寒地冻要下雪了，没有办法，没有找到，很奇怪，这个判断不应该有错误的，怎么会没有？大家非常辛苦，回去过年了。没想到他们挖的时候，盗墓贼在旁边猫着呢，看出了什么，有可能是什么他们当然不知道了。到北京没几天，山西这边打电话过去，说不得了了，盗墓的在里面挖了很多东西，挖出来的青铜器用卡车装，而且他们是一条龙的，有武器，晚上挖的时候你还不敢过去，他们这边出来以后都有呼机，在很多年前我们听了，还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呢？

 

但是他们都有，来了以后马上上卡车，卡车装了以后又马上到火车站上，火车马上就到哪里，最后是出关，一条龙的。这边一听说出铜器，那就不得了了，后来就问还有什么，那个农民说不清楚，说反正还有很多木炭。在考古上墓里面如果有木炭，一般叫做积碳墓，它为了里面防潮放好多木炭，一般来说，里面放木炭的墓都是大墓，都是非常重要的。这边听到消息以后不敢放松，赶快赶到考古工地，这个时候已经被盗了将近一半的墓。

后来赶快进行抢救性发掘，才发现在这个地方实际上是八个诸侯及其夫人的一个墓葬群，这个墓葬群都是一个诸侯一个夫人，一个诸侯一个夫人，唯独有一个诸侯他两个夫人，所以这样八个诸侯，就出现了十七个墓。大家看，南北两排，北边有一排，南边有一排，这两个是一组，这个方的是车马坑，殉葬的时候用的。

现在这个地方我曾经去参观过，那个车马坑之大，令我们瞠目结舌，里面的车子、马之多，我们很少见到这种规模的车马坑，但现在还没做完。那么这是一组，这是一组，这是一组，这是一组，这四组了，这是五组，这个被挖了一个窑，大概挖残缺了，这边有一组，这一组你看，中间还有一组，八组，那么这个他是有两个夫人，最后这个墓结合着铜器，我们把它的年代给测出来了。

经过四年多的努力，我们夏商周断代工程已经提出了一个年表，这个年表已经在各大媒体都公布了。这个年表，我觉得跟以往的年表不同的它是一个有科学依据的年表。大家知道，它是考古学、天文学、古文字学等等学科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进行支撑的这么一个结论。就是说，一种结论出来的时候，要受到好几个学科的制约，你比方说我提出来是公元前1046年武王克商，那么考古学支持不支持你的这个结论？天文推算支持不支持你的结论？

铜器的推算能不能支持你的结论？你这种结论出来的时候，要在几个方面你都能跟它配合。客观地来说，就是这个结果，凭心而论我们觉得不一定是一个最后的结论，因为什么呢？现在我们依据的材料只有这么多，我们现在的技术手段只有这么一个水平。很可能过了若干年以后，我们还能看到一批新材料，也许过了若干年以后，我们测年的精度更精了，发现这个结论不对，那么也有可能，所以我们把这个叫做阶段性成果。

应该说这个成果是反映20世纪我们国家年代学研究的一个最好的水平，或者说最不坏的水平。当然我们相信，随着时代的发展，它要慢慢地接近于正确的目标，如果用哥德巴赫猜想来比喻的话，我们这个是3＋1呢，还是2＋1？现在我们还不好说。哪一天我们才能到1＋1呢？我想恐怕有这个希望，我们现在做的虽然不是一个最后的结果，但是它毕竟朝着1＋1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