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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北上称霸 ① 《吴越春秋》卷八《勾践归国外传》。 ② 《国语越语上》。 ① 《吴越春秋》卷十《勾践伐吴外传》。 ② 《吴越春秋》卷八《勾践归国外传》。 ③ 《吴越春秋》卷九《勾践阴谋外传》。 夫差在打败越国后，自以为不可战胜，就骄傲轻狂起来。听不进伍子胥的忠言，并逼他自杀，还把尸体装在皮囊中抛进大江。对谗佞的小人伯嚭，则言听计从，使他掌握国家大政，因此越国的计谋得逞。夫差“志广”、“轻战”，伯嚭就百般迎合他，于是自败越后就不断向北用兵。在夫差二年八月侵陈国，四年再次伐陈国。五年同鲁国在鄫地（今山东枣庄市东）相会，想通过鲁国北上争霸。在会上夫差越礼向鲁要求献一百牢的礼品。鲁人害怕，只得供给。夫差九年，吴国人再次北上进攻鲁国。这年的六月，齐悼公派人到吴国请吴军共同进攻鲁国。吴国当然同意。但秋天，鲁国同齐国又和好了，齐悼公于是派人到吴国辞谢，不再伐鲁。夫差不干，于是率领大军北上，反而联合鲁国进攻齐国。为使吴国水军能北上，在邗地（今扬州市北）建城，作水路码头，开凿邗沟，贯通长江到淮水的一条运河。夫差十一年，吴军会同鲁、邾、郯国军攻打齐国南郊，驻军于鄎。恰在此时，齐国人杀死齐悼公，夫差在军门外哭祭三天。吴将徐承从海上进攻的一支水军在攻打齐国时，又被齐人打败，夫差于是退兵回国。 夫差十二年，吴国会同鲁国再次北上伐齐。在北上之前勾践率领群臣朝见夫差，并对夫差及各级将领馈赠礼品，让吴放心北上。吴在艾陵（在今山东莱芜县东）大败齐军，俘虏了齐国大夫国书等，及兵车800辆，甲士3000 人。齐国、鲁国都归服了吴国。次年，吴国同卫、宋两国结盟。于是在夫差十四年，北进连连得手的吴国，就在黄池与晋国结盟争夺霸主地位。 晋国是中原霸主，夫差这次对霸主地位势在必争到手，于是倾全国精兵北上，只留下太子友、王子地、王孙弥庸等守卫国都姑苏。在临行前太子友劝阻其父不要北上，要防止越人乘机偷袭。他还讲了一个螳螂捕蝉而黄雀在后的寓言故事。夫差始终轻视越国的力量，并相信勾践的“忠诚”，一心想尝尝当中原霸主的滋味，听不进任何相反的话，率大军北上。 夫差率大军北上的消息传到越国后，勾践君臣认为报仇的良机来到。等到吴军全部到达黄池（今河南封丘南），同晋国谈判盟约时，就向吴国大举进攻。越国出动水军2000，精兵4 万，近卫军士6000，军官1000 人，分三路向吴进发：一路由范蠡、后庸领兵取海道入淮，以截断吴军的归路；一路由畴无余、讴阳率领，从吴国南境直逼吴都姑苏；一路勾践率领中军主力。越军到姑苏城下时，吴国太子友、王子地、王孙弥庸、寿余姚率军在泓水（今苏州近郊）观望越军。王孙弥庸一眼望见被越军俘获去他父亲的“姑蔑旗”，不顾太子坚守疲敌的战术，擅自率五千人出击。这时勾践的中军赶到，向吴做起强攻，吴军不能抵敌大败，太子友等三将被俘，越军焚烧了姑苏，夺取吴军大批船只。 正在黄池同晋国争霸主、相持不下的夫差，听到这一消息，面如土色。在王孙■的建议下，封锁消息。夫差当场把听到这一消息的七个官吏杀掉，继续同晋争夺盟主。夫差连夜“秣马厉兵”，整顿队伍，摆开阵势，向晋挑战，作霸主非到手不可的最后一搏。晋人见夫差脸色不对，推测国内一定发生了大事，认为不能同这种亡命之徒式的军队交战，在夫差同意不称王而称公的条件下，让吴在晋前先歃血。夫差争了先后，急速回军，同越讲和。越国知不能一举灭吴，就同意了讲和，以待时机灭吴。 越败吴后4 年，即夫差十八年，越国了解到吴国天灾粮缺，百姓就食于东海，而军队在北上伐齐鲁、与晋争霸的斗争中又消耗了精锐。吴国已是经济崩溃，军民疲惫。越君臣一致认为灭吴的条件已成熟，于是起大军再次进攻吴国。两军在笠泽（苏州南，与淞江平行的一条河）相对峙。勾践将军队分为三队，在夜晚分三处呐喊渡江，吴军大骇败退，越军三战三捷，直抵姑苏城下。此时吴国军事力量已不是越国的对手了。夫差二十一年，越以大军包围吴都姑苏城达3 年之久，在夫差二十三年冬，攻破姑苏城。夫差请降，他希望勾践也像夫差对待他一样，允许吴称臣。勾践有些不忍心灭掉吴，打算接受夫差的请求。范蠡阻止说“君王早朝晏罢，非为吴邪？谋之二十二年，一旦而弃之，可乎？且夫天与弗取，反受其咎”。勾践于是回绝了夫差的要求，范蠡擂鼓攻击吴残兵。勾践不忍心杀掉夫差，就对夫差说：“我把你安置在甬东（今浙江定海东之翁山），用一百家人侍奉你。”夫差认为这是勾践给他的羞辱，就谢绝说：“我老了，不能侍候你了”。就自杀了①。 勾践不仅是想灭吴报仇，他也想作中原霸主。鲁哀公二十一年，灭吴的前一年，越派使者到鲁国通好。次年邾国君隐公从齐国投奔到越国，越人将他护送返国。邾隐公在国外时，由邾太子执政。隐公返国后，邾太子又投奔越，越国又接纳了他，以便控制邾国君，以作为北上的桥头堡。 勾践灭吴后，率越军北渡江、淮，同齐国、晋国等诸侯在徐州（又作舒州邑，在今山东滕县东南）相会，致贡于周元王。周元王派人赐勾践祭肉，命为侯伯。勾践率军返回江南，将淮上地给楚国，归还吴国从宋国侵夺的土地给宋，给鲁国泗水上的土地“方百里”。越国的军队横行于长江、淮河之间，诸侯都来朝贺，俨然又是一位霸主①。 越国由于占有整个吴国土地，经过长时期的开发，吴越地区的经济已有相当的发展，因此越国在灭吴后，实力大为增加，直到勾践的六世孙王无疆时，还兴师“北伐齐，西伐楚，与中国争强。”②楚威王起兵反击越的进攻，才将越打败。楚国全部夺去被越国占领的吴国土地，越君王无疆被杀。越国自此诸子争立，内部互相斗争，都向楚国臣服。这已是进入战国时期的历史了。 ① 《史记》卷四十一《越王勾践世家》。 ① 《史记》卷四十一《越王勾践世家》。 ② 《史记》卷四十一《越王勾践世家》。 五、春秋时期的政治制度 政治制度是构成一个时期政治史的重要内容。春秋时期是我国奴隶社会走向消亡的时期，它的各项政治制度也具有新旧社会交替时代的一些特色。认识这些特色，对了解这一时期政治史的演变，是很重要的。 （一）春秋时期的君主专制制度 春秋时期诸侯林立，作为一个国家最高政治象征的国君名号，有种种不同。按照西周时制度，周天子称“王”，受封的诸侯国君有侯、伯、子、男的不同称号，是周时的“五等爵制”。当然，就是西周时，除周天子称王外，边裔地区一些小国君长在国内也自称王。进入春秋以后，除周天子仍称王外，楚国国君在春秋早期楚武王时开始称王，晚期的吴国、越国国君也称王，但是在中原的诸侯国家还是恪守着周时旧制，按封爵爵位高低以公、侯、伯、子、男相称，如齐、晋、秦、鲁、宋、卫等国君称“公”或称“侯”，郑国国君称“伯”，邾国君称“子”，许国君称“男”等等。在中原国家的意识中，周天子地位虽然微弱，“礼乐征伐”已“自诸侯出”了，但“王”号还是由周天子独享。鲁哀公十三年（公元前482 年）吴王夫差在黄池同晋国争当盟主，晋国向吴国提出“诸侯无二君，周无二王”。夫差于是取消“王”号，不称“吴王”而称“吴伯”，参加盟会①。可见，即使到春秋晚期，中原诸侯还是不能随便称“王”，也反对他人称“王”，把径自称王的国家视作“蛮荆”、“淫名”的化外之人。 国君名号虽有王、公、侯、伯、子、男的区别，但在国内，它们都是一国的最高统治者。国君是拥有相当权力的，这主要表现在： 1.国家大政方针的决断权 春秋时期，各国政策的决策方式是，先由大臣议论，最后裁断于国君。如晋景公十五年（公元前585 年）晋国打算迁都。大臣们在讨论中，都主张迁到郇瑕地（今山西解县）去。晋景公听了大臣们的讨论后，未表态就回后宫去了。当时任仆大夫的韩厥跟随在后，景公就问他的意见，韩厥主张迁都新田（今山西侯马市），这正合景公意，晋国于是迁都新田。大臣的建议采纳与否，也在国君。像宋襄公自不量力，想接替齐桓公作霸主，他的弟弟任大司马的公子目夷劝他说：宋国是小国，去争夺盟主，只会带来灾祸。宋襄公不听，结果遭到惨败②。齐景公加重对人民的剥削，刑罚苛严，晏子趁景公生疾之机，要他不要崇信鬼神，要为人民做好事，就会得到鬼神的保祐。齐景公高兴，于是下令有司“宽政、毁关、去禁、薄敛、已责（免除债务）”③。这样重大的国政，国君一高兴就可作出。直到春秋晚期，宋国的国君景公不上朝同大臣议政，他的决断由宠臣大尹传达给主事的六卿去执行。大尹从中上下其手，六卿的议政不上传宋景公。景公的决定大尹私自篡改，从中弄权。六卿明知大 ① 《国语吴语》。 ② 《左传》僖公十九年、二十年、二十一年。 ③ 《左传》昭公二十年。 尹从中搞鬼，也拿他无方①。大尹之所以能有此法力，是假国君的权力。可见春秋时期，国君对国家的大政一般是拥有最后决断权的。 2.对官吏的任免权 国内官吏的任命、罢免，甚至逐杀权，皆握于国君的手中。管仲在齐国改革时，就要求齐桓公“慎用其六柄”②，这“六柄”就是国君对臣民拥有生、杀、贫、富、贵、贱这6 种权力。所谓“贵”就是擢拔为高官，给以厚禄，也就“富”了。“贱”就是罢免其官或降格使用，收回或削减其俸禄，也就使他“贱”而至于“贫”了。晋悼公即位时（鲁襄公元年、公元前572 年）只有14 岁，当他被晋国大臣从周王都接回晋国，准备立为国君时，也知道要求这一权力。关于此，我们在前面已做过叙述。他进入国都还未举行即位仪式，就“逐不臣者七人”。他正式登位后，“始命百官”，革除弊政。任命魏相、士鲂、赵武为卿，荀家、荀会，栾黡、韩无忌为公族大夫，士渥濁为大傅，右行辛为司空等。从而使晋国“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师不陵正，旅不逼师”，得到百姓的称赞和拥护③。晋悼公虽然少年即位为国君，其官吏的任免权还是握于他之手。 春秋晚期曹国君伯阳，喜欢打猎游玩。曹国有位乡下人名公孙疆，也喜欢打猎。他抓到一只白雁献给曹伯阳，曹伯于是同他谈论打猎的乐趣，大受赏识。因而谈论到治国，很中曹伯心意，曹伯于是当即封他为国相，“使为司城以听政”①。这位乡下猎人，一下飞黄腾达起来，是出于曹君的任命，使他“贵”和“富”起来。 国君对大臣的罢免、诛杀之事，在春秋历史上，也是屡见不鲜的。像晋国的大贵族郤氏，“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军”，既富且强，而政治地位也显赫，郤氏一族就出有3 个卿，所称的“三郤”，都被晋厉公诛杀。郤氏先知厉公要攻杀他们，郤锜提出用族武装进攻国君，郤至坚决反对，说：“君实有臣而杀之，其谓君何？”并提出“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乱”的为臣原则②。 春秋晚期，鲁国的国君大权旁落是有名的，权柄落在“三桓”手中，特别是季氏长期执国政。鲁国君的失权，主要是国君本人长期无作为，自甘处于休闲状态。晋国的史墨就说这是由于“鲁君世从其失”③，即鲁国君代代纵其淫乐安逸的结果。像鲁昭公这样的国君，当他在一些贵族支持下，想对季氏加以惩罚时，季氏也不敢公然相抗。如昭公二十五年，鲁昭公的士兵攻打季氏，季平子逃到台上，并向昭公请求说：“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讨臣以干戈，臣请待于沂上以察罪。”昭公不同意。又请求将他囚禁在费邑，以察清罪行，昭公也不同意。最后请求带着5 辆车，流亡到他国去，昭公还是不答应，鲁昭公一定要把季平子杀掉灭族。由于孟孙氏和叔孙氏认识到，若没有季氏，这两家的处境也会危险。兔 ① 《左传》哀公二十六年。 ② 《国语齐语》。 ③ 《左传》成公十八年。 ① 《左传》哀公七年。 ② 《左传》成公十七年。 ③ 《左传》昭公三十二年。从读为纵，失读为佚。谓鲁君世代纵其安逸。 死狐悲，于是孟孙、叔孙两家率领族军支援季氏。而鲁昭公的士兵却都拿着箭筒盖蹲在地上饮水，孟孙、叔孙两家援军一攻，昭公的士兵就被打败了。鲁昭公在兵败后，子家子还劝昭公不要出走，他说：“意如（即季平子）之事君也，不敢不改”，是昭公自己执意要跑到国外去①。所以昭公的失权，大部分责任在他自己处置不当。 即使是一些被赶下台流亡国外，后来在国内大臣支持下复位的国君，对支持他的大臣，也可任意诛杀。我们在前章中已指出，卫献公被孙林父逼出国流亡，他在外流落12 年后，在大臣宁喜的支持下返国。在卫献公回国的第二年，就把宁喜杀死，并全面追杀宁氏的余党，宁氏一族被灭②。卫庄公蒯聩在姐孔伯姬的支持下，胁迫他的外甥孔悝，把自己的儿子卫出公赶跑，登上国君位。他上台后不久就把扶他上台的姐孔伯姬和孔悝流放出国，把在国内的大臣赶出国外，要他们也尝尝流亡的滋味③。像吴王夫差诛杀大臣伍子胥，越王勾践诛杀大臣文种等等，都说明春秋时期，国君对官吏任免所拥有的权力。 3.对军队的控制权 国君是军队的最高统帅，军权在国君之手。春秋时的军队有国家军队和贵族的族军两种。贵族的族军力量不小，像晋国郤氏“其家半三军”，就是说郤氏的族军，有国家军队人数的一半。楚国的■启疆说晋国韩氏、羊舌氏两族有“十家九县，长毂九百”乘④，即拥有900 辆兵车。春秋最大的战争晋楚城濮之战，晋国出动兵车才700 辆，齐晋鞌之战，晋国出动兵车也只有800 辆，可见私家军事力量的规模。当然，凡军队，在对外战争中都由国君统帅。晋景公八年，晋国的郤克请求国君晋景公出兵进攻齐国，晋景公不准。郤克又“请以其私属”①，即请求用他郤氏家族的私人武装去进攻齐国，晋景公还是不准。郤克立即报仇的打算没能实现。可见，无论国家的军队还是私人的军队，都掌握在国君的手中，将领带军出征，要得到国君的批准，才有兵权。 4.对后嗣的废立权 春秋时期国君的继承制度，仍然是遵循商、西周以来的嫡长子继承制，即国君正夫人（法定配偶）所生的长子。这种继承制度，被当时人们称为“常法”，人们认为只有这样的继承制才是“顺”。但是国君却有权打破这一“常法”，选择自己中意的人为继承人。像晋献公，本立有申生为太子作为他的继承人，但献公后来宠幸骊姬，于是就诛杀了申生而立骊姬所生的奚齐为太子②。宋国的宣公把国君位传给他的弟弟公子和，即宋穆公，而不传其子与夷。穆公死时，不把国君位传给儿子公子冯而传给宣公子与夷③。这种传位法，全凭国君自己的主张。吴王寿梦有4 个儿子，他想把国君位传给小儿子季札，季札的三位兄长皆不反对，只 ①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②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③ 《左传》哀公十五、十六年。 ④ 《左传》昭公五年。 ① 《左传》宣公十七年。 ② 《左传》僖公四年；《国语晋语一》。 ③ 《左传》隐公三年。 是季札不愿接受，才由长子诸樊继了位。诸樊为了能使季札当上国君，以完成父志，兄弟们于是决定实行兄终弟及制，兄弟相传，最后就该轮到季札。像齐国君灵公在选立继承人上，就更自主。齐灵公（公元前581—前554 年在位）本已立公子光为太子作为国君的继承人。灵公十分宠爱庶妾戎子，戎子未生子，而戎子与灵公的另一妾仲子要好，仲子生有子名牙，托付给戎子照顾。戎子在齐灵公面前要求立牙为太子，灵公满口答应。牙的生母仲子倒还识大体，她认为“废常不祥”，就对灵公说：公子光已立为太子，又无过失，并“列于诸侯”，已经通报了各国，若废光另立，就是“以难犯不祥”，这样你一定要后悔的。齐灵公却对仲子说，立谁为太子“在我而已”，哪管国内大臣、国外诸侯国的舆论。于是将太子光外放出国都到齐国的东部地区，立牙为太子，并让正卿高厚作他的傅，辅佐牙①。“在我而已”，确实道出了此时代国君对后嗣废立拥有的权力。 当然，国君的权力也不是无限制的。特别是春秋中期以后，贵族强宗势力膨胀，国人势力抬头，国君的权力就受到来自贵族和国人两种势力的制约。 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在互相争夺霸权，兼并弱小国家的同时，国内贵族也走着同样的道路，在兼并弱小家族和掠夺民众的过程中强大起来。春秋时贵族都在国家政权中担任一定的官职，所谓“官有世功则有官族”②，“弃官则族无所庇”③，就是当时贵族形成和存在的条件。这些贵族是从两个途径形成的：一是国君的子弟。周代实行“亲亲”制，即多任命国君的亲戚子弟担任要职。像鲁国的“三桓”，是鲁桓公的3个儿子之后。郑国的“七穆”，是郑穆公7 个儿子之后。宋国的“六族”，是宋戴公、庄公、桓公、文公、武公、穆公之后，华氏、乐氏是戴公的后代，鱼氏、向氏是宋桓公的后代。卫国的宁氏“七世卿族”，是卫武公的后代。齐国的高氏是齐文公子公子高的后代，国氏也是公族之后；贵族的另一来源是功臣之后。如齐国的管氏是管仲之后，鲍氏是鲍叔之后。晋国的赵氏、魏氏、范氏、狐氏等，皆出自功臣之后①。这些贵族们，不但他们自己身居要职，他们的亲戚子弟也担任重要官职。担任官职就有俸禄，春秋前的官俸是土地，即所谓的“大夫食邑、士食田”。食邑称为采邑或封邑。封邑名义上是属于国家的，国君可以收回，封邑主只有食租税权，而无治民权。但在实际上，封邑主与封邑的关系已是一种不可分的主从关系，贵族往往依凭封邑的力量同国家政权对抗。像晋国的栾盈封邑曲沃，在栾盈被赶出国多年后，还偷偷潜入曲沃，召集曲沃的民众打到国都②。卫国的孙氏封地在戚，孙林父在被卫君攻击时，他竟以戚邑投奔晋国③。 这些世家大族世代为官，把持国政，在各国逐渐形成尾大不掉的政 ① 《左传》襄公十九年。 ② 《左传》隐公八年。 ③ 《左传》文公十六年。 ① 陈厚耀：《春秋世族谱》，光绪丙戌徐干刊本。 ② 《左传》襄公二十三年。 ③ 《左传》襄公二十六年。 局。致使春秋后期政权下移“自大夫出”，像齐国的庆封，郑国的伯有当政时，出现“国迁朝”，即他们的家成了国家的朝堂。但是这种贵族专权，并不是贵族“共政”的一种“民主”形式。所谓“共政”是有一定的议政形式，以多数决的方式。而春秋时专断国政的贵族，都是处于执政、卿相的地位，相当于后世的宰相，今日的国务总理。他们的专断，与国君的专断只是形式上的下移，而不是性质的差异。当然，由于贵族抬头，也对国君权力起到限制和削弱的作用。 春秋政治史上另一特色是国人阶层活跃。国君或贵族权力的得失，与国人的向背关系甚大。所谓“得民心”，即是指要得到国人的支持。鲁昭公和三桓斗争的失败，就是国君失民的结果。当时子家子就说鲁国君“舍民数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①。楚国的令尹子常听信费无极、鄢将师的谗言，杀了得民望的郤宛，国人不满，“进胙者莫不谤令尹”。在沈尹戌的劝戒下，子常将费无极和鄢将师二人杀掉，灭掉他们的家族，“以说于国，谤言乃止。”②宋国的国人在城中追赶■狗（狂犬），■狗跑进贵族华臣家中，国人跟着进去追打。华臣以为国人来攻打他，十分害怕，急忙逃到陈国避难③。当时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国人的力量，从而引导到有利于统治方面去。如郑国的子产，在他执政时，国人就常聚集到“乡校”中议论国政。贵族然明建议子产将“乡校”拆毁。子产不同意，说：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人们早晚休闲时来到这里，以议论执政的好坏。议论有可取的，我从而实行。有说不好的，我就改正。他们是我的老师，为什么要毁呢④？因此子产在执掌郑国政权期间，他的施政措施受到国人支持。 国人是属于统治阶级的下层，成份复杂，有贵族子弟下降者，有退职旧官吏，有工商业者。他们有一定的文化，具有参政意识。国人也是军队中的骨干力量，像齐国管仲整顿国野中行政组织时，分国人为21 乡，工商业者6 乡。15 个士乡中，每家一人组成齐国的三军。他们平时为民，定期参加训练，战时执干戈上战场。“无民孰战”⑤，这是当时贵族们都深刻认识到的事实。所以在贵族内部争权斗争和国际斗争中，都注意要获得国人的同情及支持。 （二）朝议制和政策的决策方式 朝议制是春秋时期各国讨论国家大事、决定政策、发布政令的一种制度。东汉郑玄注《礼记玉藻》说“天子诸侯皆三朝”。唐孔颖达疏说，天子三朝是燕朝，朝于路寝，称为内朝；王每日朝于路寝门之外，是为治朝；库门之外，臬门之内朝国人，是为外朝。诸侯的三朝是公族朝于路寝内，是内朝；路寝门外的朝见为每日朝，与天子同；外朝在库门内，雉门外。天子王宫规制，从最外一道门算起，直到天子居住的路 ①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② 《左传》昭公二十七年。 ③ 《左传》襄公十七年。 ④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⑤ 《左传》成公十五年。 寝门的路门是五道门。诸侯只有三门：从内外而为路门、雉门、库门。天子诸侯平常起居室都称路寝。在路寝内朝见国君的称为内朝。内朝的参加者，孔颖达说是“公族”，天子当称“王族”，即是国君的骨肉至亲。外朝在第一道门内，第二道门外的庭院中。路门外的朝见，天子诸侯都是每日朝，是朝见臣僚，治理国家的议事场所，故被称为“治朝”。“治朝”是每天必举行的，子产说，“君子有四时，朝以听政，昼以访问，夕以修令，夜以安身。”①此“朝”是指早上，与昼、夕、夜相对。早上朝会，称为“早朝”，古时就是这样，参加“早朝”的人，很早就要做好上朝的准备。晋灵公荒淫，大臣赵盾多次劝阻，灵公不高兴，就派武士鉏麑去刺杀他。鉏麑“晨往，寝门闢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②赵盾起来准备好上朝，天未明，就坐着等待天明。 参加朝会的人都是官吏。上朝时以官次高低站立，有专门的职官称为“宰夫”的掌管，《周礼宰夫》职文说“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群吏之位”。“士司”也参与其事，《周礼士司》文说：“正朝仪之位，辨其贵贱之等。” 国家重大决策，多在治朝上讨论、决定、公布。处于相位的执政大臣，在朝会上称为“听政”。其下群僚称为“听命”，即听从国家的命令以去执行。 治朝上讨论的国事，最后决断权在国君。如前面提到的晋国讨论迁都城之事，治朝上议而未决，国君景公最后听从韩厥的意见。又如在晋景公六年（公元前594 年），晋景公的姐姐潞子婴儿的夫人，被潞氏大臣潞鄷舒杀死，晋景公要出兵讨伐，此事在治朝上议论。参加朝会的“诸大夫”都认为不宜出兵，只有伯宗支持景公的意见。景公采纳伯宗的意见，出兵伐潞氏、灭掉潞氏、擒杀了潞鄷舒。 在朝会上讲话发言的，多是一些地位高的掌实权人物，一般人只是听别人议论，需要时遵命执行。年轻或地位不高的官吏，随便出言会被认为是越礼，将对前途不利。晋国的老臣士会退休后，由他的儿子士燮顶替上朝。一天士燮归家很晚，并得意地对他父亲说，今天在朝会上有位秦国人说隐语（谜语），没有人能猜出，只有他说准了3 个。士会听后非常生气，说：不是别人不知道，而是他们谦让长者。你小子刚进入仕途，就在这样的朝会上3 次抢先，我不知道何时要遭灭族之祸了。举起手杖就打，将士燮的帽子打掉，头上的簪子也打断。 外朝的地方是在国君宫殿外门即库门以内，第二道门即雉门以外进行。外朝是朝国人，有如今日的群众大会。从《左传》一书中记载，朝国人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向国人宣布政令，二是征求国人对某一事件的态度，以获得他们的支持。宣布政令的朝国人，如在晋惠公六年（公元前645 年），晋国“朝国人而以君命赏。”朝见国人宣布赏赐。征求国人意见的朝会，如卫灵公三十三年（公元前502 年），卫灵公在晋国受到晋人的凌辱，想反叛晋国又怕晋国来攻打得不到国人的支持，于是朝国人，把国君在晋受辱的情况公布，国人皆愤怒，王孙贾于是向国人问道：“若卫叛晋，晋五伐我，病何如矣？”国人齐声回答说：“五伐 ① 《左传》昭公元年。 ② 《左传》宣公二年。 我，犹可以能战！”卫国于是反叛了晋国，晋国派人来请求讲和，遭到拒绝。另一次有名的朝国人集会是鲁定公四年（公元前506 年）发生在陈国。吴国与蔡、唐联军进攻楚国的柏举战中，吴国派人召陈怀公，让陈国出兵共同伐楚。陈国是楚国的盟国，而吴国这时却又大败楚军。在这种两难的情况下，对吴国的要求，陈怀公拿不定主意，于是“朝国人而问焉”。在朝见国人时，陈怀公讲明情况后，宣布说：赞成亲楚者站在右边，亲吴者站在左边。有一位叫逢滑的人，不左不右，从中间走到陈怀公面前，劝陈怀公不要去楚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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