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艾希曼的策略是创造一个模范隔都来转移全世界对别处的大屠杀的注意，穆尔梅勒斯坦的策略就是维持这个幻象，这样，集中营和被收容在里面的人们就不会被毫无预警地毁灭。
《耶路撒冷的艾希曼》 [美]汉娜·阿伦特著 孙传钊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1年1月第一版 304页，36.00元
《特雷津：艾希曼的犹太隔都模型》 本杰明·穆尔梅勒斯坦著 意大利La Scuola出版公司 2013年1月出版 汉娜·阿伦特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Eichmann in Jerusalem）出版问世已经是半个世纪前的事了，我们却不知为何仍然无法绕开它。今时今日，研究“最终解决方案”的历史学家仍在和阿伦特误入歧途的理论争执不休——她认为，纳粹杀戮机器冷血的设计师阿道夫·艾希曼不过是这架机器上的一个齿轮，一个自我欺骗的傻瓜，他显示了恶的平庸。而对待那些不得不与纳粹合作，剥夺、驱逐、拘禁甚至灭绝自己的人民的犹太人领袖，阿伦特的尖锐批评也仍在掀起愤慨与争论。思想界时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正是那些对《耶路撒冷的艾希曼》思考得最少的人——他们拖出作者来经受（到目前为止）仪式化的审讯和判罪——使这本书保持着生命力。这本书就这样继续存在着。 从1985年上映的长达九个半小时的史诗片《浩劫》（Shoah）开始，汉娜·阿伦特的幽灵萦绕在克劳德·朗兹曼的每一部电影上。阿伦特相信，纳粹的历史可以被理解，也必须被理解，因为只有通过理解，才能使“我们与真实（reality）妥协、接受真实，也就是说，努力像在家一般在这世界上”。在某种意义上，这也就意味着：接受大屠杀。“当极权政府的兴起已经成为我们这个世界的核心事件，”她曾经写道，“理解极权主义就并非是去宽恕什么，而是让自己接受使这些事物成为可能的世界。” 朗兹曼拒绝理解大屠杀，更谈不上与任其发生的世界言归于好了。他对阿伦特最有力的反击是一篇仅三段的短文： 或许人们需要做的仅仅是径直提问：“犹太人为什么被杀害？”这能表现出它骇人听闻——理解这一提议绝对是骇人听闻的。在我为《浩劫》做准备、拍摄的所有年月里，我的铁律决不是理解：我紧紧抓住这种拒绝，这是唯一道德的、可行的态度……“Hier ist kein Warum”：普利莫·莱维告诉我们，这是在他到达奥斯维辛集中营时一位党卫军队员教给他的：“这里没有什么为什么。” 处理“最终解决方案”这段历史的常规方式令朗兹曼感到困扰，当他们试图按时间顺序来理解它的发展、给出种种相关“因素”的时候，他们不自觉地使它看起来是不可避免的。影片开场是纳粹焚书，两小时后结束于从铁丝网后向外凝视的、瘦骨嶙峋的被囚者——这些纪录片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一切都像钟表一般机械地运转着。然而，他写道：“六百万犹太人绝不是恰巧到时候死去的，所以，任何想要向大屠杀要求正义的作品，都必须把打破那种时间顺序作为首要原则。” 或许《浩劫》充满张力的奥秘，正是朗兹曼打破时序的方法。我们如同在一片真空之中听着受害者、杀戮者、旁观者说话；我们没有任何准备和预期地遭遇他们令人震动的话语。他们完全是现在的。因为“为大屠杀而创作作品时，在道德或艺术上所能犯下的最大的罪恶，就是将它视为过去”。 所以，看到朗兹曼的新电影《最后的非正义》、发现它打破了所有上述准则时，就不是吃惊所能形容的了。这部电影的产生有多方面的原因。朗兹曼为《浩劫》工作了十年有余，这期间他积攒起来的影像资料——不适合剪辑在电影里或者不相符的——长达数百小时。其中一些非常有力量的采访被忽视了，在过去十五年中他陆续以独立电影的方式将它们发布出来。最近的一部就是《最后的非正义》，它以朗兹曼在1975年所做的一系列采访为基础，采访的对象是本杰明·穆尔梅勒斯坦——在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与纳粹打交道的、颇具争议的犹太委员会（Judenrat）主席，他也是从战争中幸免于难的、唯一一位类似身份的幸存者。 这部电影也是一份他的辩词的概要。和罗兹隔都的犹太长老哈伊姆·鲁特考斯基（Chaim Rumkowski）的境遇相仿，穆尔梅勒斯坦遭受了特莱西恩施塔特的幸存者普遍的鄙视。他们视他为叛徒，认为是他犯下的罪才使他活了下来。哥舒姆·舒勒姆（Gershom Scholem）的言论代表了许多人的观点，他在一封给汉娜·阿伦特的信里写道：“我所交谈过的所有集中营的被囚者，都认定特莱西恩施塔特的维也纳拉比穆尔梅勒斯坦应该被犹太人绞死。”但是，究竟有谁了解穆尔梅勒斯坦呢？他还活着吗？朗兹曼最终在罗马发现了他的踪迹，穆尔梅勒斯坦自战后便隐居在那里。朗兹曼对他进行了长达一周的采访，而且在这期间转变了。影片开始时，屏幕下方滚动出的字幕告诉我们：“在我和他一起度过的那个星期里，我开始喜欢他。他没有说谎。”
电影《最后的非正义》海报 如果说《浩劫》是对阿伦特“平庸的恶”的理论电影化的回应，那么朗兹曼的这部新电影则反驳了她对犹太领袖的负面刻画。这是一部简单的、按时间顺序剪接的纪录片，从德奥合并后穆尔梅勒斯坦与奥地利犹太人共事，到特莱西恩施塔特的历史，穆尔梅勒斯坦在集中营的两年，最后是他作为犹太委员会主席（Judenltester）的经历。朗兹曼似乎十分希望我们能从穆尔梅勒斯坦的故事里理解大屠杀，而这对他而言真是令人惊讶的转变，也正因如此，这部纪录片即便不是完全令人满意的，也算得上是有力的。 1905年，本杰明·穆尔梅勒斯坦出生在加利西亚的伦贝格（今乌克兰的利沃夫[Lviv]城），长大后为了继续宗教研究而迁往维也纳，最后成为那里一所小型的犹太会堂的拉比。1935年，希特勒的得势煽起奥地利的反犹主义之时，穆尔梅勒斯坦在维也纳发表了一次演讲，向被他称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无名的犹太战士”致敬——在戈培尔的指示下，这些军人的姓名被从德国的战争纪念碑上抹去了。这使维也纳的犹太社区组织“以色列人组织”（Israelitische Kultusgemeinde [IKG]）注意到了他，在德奥合并后请他为他们撰写报告。穆尔梅勒斯坦在做这份工作的时候，认识了负责转移犹太人、接收他的报告的艾希曼。 1938到1943年间，纳粹的政策逐渐从强制移民发展为强制隔离和拘留，本杰明·穆尔梅勒斯坦也越来越多地承担起为艾希曼安排行程的工作。他对当局软硬兼施，帮助犹太人获得出境护照，1939年他甚至前往伦敦乞求支援。到1941年纳粹开始封锁边境时，他和IKG已经帮助了十二万五千位犹太人逃亡奥地利。然而在1943年，与许多仍留在维也纳的“杰出的犹太人”一起，穆尔梅勒斯坦本人被遣送到特莱西恩施塔特隔都。 特莱西恩施塔特在纳粹的集中营系统中十分独特，而且其伪饰就像它的创造者艾希曼一样多。1941年，特莱西恩施塔特从捷克斯洛伐克一座十八世纪的堡垒里建立起来，德国内外都把它宣传为“隔都的典范”——犹太老人和杰出人士居住在其中，意味着在欧洲建立独立的犹太家园的第一步。事实上，它几乎立刻成为了奥斯维辛-比克瑙（Auschwitz-Birkenau）的中转站，当时几乎没有人了解奥斯维辛-比克瑙的目的所在。更恶劣的是，那些充满恐惧的犹太人被告知这一隔都是一座温泉小镇，只要他们将财产都交给艾希曼，就可以预定镇上的山景房。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这么做了，然后他们坐上载满食物和药品的二等火车车厢，在终点等待着他们的却是卫兵和狗的袭击。 穆尔梅勒斯坦几乎一抵达特莱西恩施塔特就被犹太委员会任用了。那时它的主席是布拉格的雅各布·埃德尔斯坦（Jakob Edelstein），他在一年后被遣送至奥斯维辛，在目睹自己的妻儿被射杀之后被杀害。第二年，他的继任者——柏林的保罗·埃普斯泰因（Paul Eppstein）在堡垒里被草率地处死，穆尔梅勒斯坦开始掌管委员会，一直到1945年5月集中营被解放。 在集中营，因为穆尔梅勒斯坦与纳粹的频繁接触和执行命令之高效，人人都害怕、怀疑他。他显然是个严谨得异乎寻常的人，极不通融、冷酷无情地执行着纳粹的命令。为了达成集中营指挥官希望的产额，他建立了七十小时工作周的制度，全然不顾人们正在被逐渐饿死的事实（他是个天生的胖子，又掌管着食物供应，但这也没用）。在1944年末，大规模的遣送奥斯维辛开始时，他拒绝人们提出的豁免申请，除非他们愿意在火车上取代本该是他们朋友的位置。 引发更多争议的是，穆尔梅勒斯坦帮助纳粹“美化”隔都，把它变成了1942-1944年拍摄的宣传片的布景（罗尼·洛伊[Ronny Loewy]和卡塔琳娜·劳森贝格[Katarina Rauschenberger]在书中详细考察了这一吊诡的事件以及穆尔梅勒斯坦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他们粉刷楼房，栽种花朵，遣走了病人和残疾人以免破坏画面。朗兹曼把这些宣传片里的镜头也剪辑进他的电影里：被收容者愉悦地工作，观看足球比赛，玩象棋，听讲座，背景音乐是犹太乐曲。其中有一个场景十分令人心碎，我们看到快乐的孩子们玩着游戏，心满意足地咀嚼着他们无疑再也没机会看到的小点心。已经很难知道这些影片对公众舆论产生过什么影响，但是隔都的整修显然足以哄骗1944年前来考察的国际红十字会的官员，他们没有报告任何不同寻常的事。 穆尔梅勒斯坦很快就垮台了。集中营被俄国人解放以后，他被捷克政府逮捕，在立案时，他被控诉为通敌者，在监狱里度过了十八个月。最后，检察官驳回了控诉，穆尔梅勒斯坦获准移民意大利，他和妻儿隐居在罗马度过剩下的人生，他的工作是销售员，偶尔也为梵蒂冈工作（具体职位不详）。 然而，在他抵达之前，关于他的流言就已经传到了罗马犹太委员会那里，他被拒绝登记。1989年他去世时，他的儿子无法将他的遗体葬在他妻子边上，只被允许葬在犹太公墓最边缘的地方。他的儿子声称犹太委员会还禁止他在犹太会堂里为死者念悼辞（Kaddish），完全无视了——抑或正因为他是唯一幸免于战争的犹太委员会主席。 《最后的非正义》开始得并不算好。朗兹曼在头半个小时里都古怪地将镜头对着自己，而不是让观众一头扎入穆尔梅勒斯坦的故事里。我们看见他沉默地、意味深长地凝视着运输火车曾经经过的车站，在曾经执行处决的站点停留，读着有关特莱西恩施塔特历史和集中营回忆录的文字。整部电影都不时被类似的生硬插叙打断。我们看到隔都艺术家的绘画作品，一位祈祷文领诵人在重建的犹太会堂里歌唱，布拉格的犹太墓园里的墓碑，还有毫无缘由的一组长镜头拍摄一辆汽车逐渐接近耶路撒冷的城墙。在《浩劫》中，朗兹曼通常会避免使用这样的手法。他也曾批评其他的电影制作者在大屠杀的题材上渲染感伤的风格，但是现在，他自己似乎陷入感伤了。然后，穆尔梅勒斯坦开始说话，电影的调性变了。 穆尔梅勒斯坦的第一个画面，会刺激到任何以为自己知道他的故事的人。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坐在俯瞰罗马的阳台上，他看起来不太像个没有人性的人，而是一个故国来的年迈又率真的大伯，穿着休闲的粗花呢外套，戴着茶色眼镜，说着一口利索的德语，带着东欧的口音和轻微的口齿不清。在他身边，朗兹曼看起来非常局促，而他则显得平和、富有魅力，时不时地引用一些老生常谈的奇闻异事和警句、嘲讽地微笑。他对导演的问题——开始是十分日常的问题——准备得十分充分。但是当采访到了白热化阶段，问题越来越直截了当、充满质疑，穆尔梅勒斯坦的回应也同样令人惊讶的直接。这使得朗兹曼评论起他异于常人的记忆力来。从那时起，他们的角色固定下来。穆尔梅勒斯坦详尽地谈着，朗兹曼只在要求澄清或者将谈话引向略微不同的方向时才偶尔打断他。与《浩劫》不同，这是一部独角戏。 鲜有观众知道，穆尔梅勒斯坦富于细节的独白，大部分是从一本书里摘录的，有时甚至是逐字摘录的。1961年，他出版了关于他的集中营经历的《特雷津：艾希曼的犹太人隔都典范》（Terezin: Il ghetto-modello di Eichmann），正好在这部电影首次公映的时候，这本书再版了。穆尔梅勒斯坦一定曾对这本书抱有很高的期望，但是它在那时几乎没有引起什么关注，也没能挽回他的名誉。他获悉艾希曼被劫持和审判的计划时，甚至还给耶路撒冷的检察官寄了一本自己的书，和一封写着自己的联系方式、表达作证意愿的信。他始终没有收到回复。 《特雷津》的大部分内容关于集中营历史和穆尔梅勒斯坦的监禁生涯。他有耽于细节的倾向，但也常在这时出现一些异常鲜活、动人的段落，表达出他极少在电影中表现出来的敏感和道德的愤慨。他抵达隔都的那天的观感是这样的： 疲惫的工人们在一个角落待着，抱着孩子的母亲们在另一个角落。一张破桌子边上，技术员讨论着用水质量和管道口径，为明天的工作做准备。病人们在痛苦中无望地躺在走廊里，女孩们和成年的女人们在厨房沉浸在香烟里，年轻人在拱廊下读诗。 穆尔梅勒斯坦抵达后不久就被派去管理卫生服务，可想而知这任务是何等毫无希望： 在这样的环境下就连细菌也不能自由地培养。传染病的传播过程十分奇特，因为隔都的居民们被所有可能的、想象中的传染物包围着，最终获得某种免疫力。每个人都成了自己细菌的培养者和抑制者。 在另一段落，他对艾希曼的策略，以及该策略怎样使得犹太人互相争执而不是和守卫争执做出了准确的分析： 艾希曼的实验是按照一种十分精细的处方准备并开展的：把来自不同地方、有着不同语言的犹太人混到一起，加上少许从不是真正犹太人的人，把他们全部放在小火上烧开；每隔一段时间就轮到一些人，令他们不堪忍受。剩下的就在炉子里死去。 《特雷津》里也描述了集中营生活里被普利莫·莱维称为“灰色地带”的东西，这是朗兹曼所回避的。将近五万名背景迥异的监禁者，被迫在一个为七千名士兵建造的堡垒里为了生存而斗争，这引发了一部分人低劣的行为，以及另一部分人中奇特的敌对甚至势利的行为。在一个可与莱维媲美的段落里，穆尔梅勒斯坦描写了一位被收容的病人，她拒绝了一位来探访她的东欧医生的关心。“抱歉，”她说，“我是一个德国女人，不能被犹太医生检查。”他无意中听到过一种论点：“特莱西恩施塔特是元首赐给我们——德国人的；波兰的隔都对犹太人来说就够用了。”他讲述了一些“杰出的”被收容者的故事，他们幻想自己的社会地位能保护他们不受纳粹种族法律的伤害。一位曾受纳粹之命调查1933年国会纵火案的法官，当人们发现他的血统不纯洁之后，马上就把他遣送进了集中营。一位德国贵族为了保住家族的荣誉，与自己的犹太妻子离了婚，然后为了使自己良心安稳，凭着“特权”把前妻送到了模范隔都特莱西恩施塔特。 在朗兹曼的电影里没有触及类似的人性角落。穆尔梅勒斯坦在电影中要为自己和自己的所作所为辩护。他要说服他的采访者和观众，他的行为，哪怕是那些最令人不解的，都是为了以纳粹自己的规则击溃纳粹。如果艾希曼的策略是创造一个模范隔都来转移全世界对别处的大屠杀的注意，穆尔梅勒斯坦的策略就是维持这个幻象，这样，集中营和被收容在里面的人们就不会被毫无预警地毁灭。 一旦你承认了他这种策略的逻辑，你就能以别的角度看待他的行为。规矩必须得到严格甚至残酷的执行，才能确保纳粹不把隔都变成死亡集中营。为了这里不会有流行性斑疹伤寒造成的死亡，他暗中强制所有收容者接种了疫苗，不给拒绝接种的人食物，这里的人们才得以保持健康。七十小时工作周是必须的，因为在他制定这个计划的时候，比起世界的舆论，纳粹更关心短缺问题，穆尔梅勒斯坦还希望隔都能在经济上独立起来。他说：“工作带来生存。”这是他对纳粹集中营的格言“工作带来自由”的阐释。 对于为宣传片美化隔都的努力，他做出了同样的辩解。美化计划不仅使隔都留在公众视野中，而且使他能够真正地改善集中营的环境：清洁街道，建造更多方便老人的设施，给没有窗户的楼房安装窗户。这些行动中的每一项，都为集中营争取到多一点时间。 也许的确如此。然而，真正耐人寻味的是看到这个男人无法认识到自己策略的真正代价，尤其是在更大的集中营系统里。使集中营高效运转、使它保有公众的关注，这些固然能使集中营作为一个机构继续存在着，但是这也意味着受害者被更为高效地送往奥斯维辛-比克瑙和东部别的地方。就像集中营里的其他人一样，穆尔梅勒斯坦直到1944年才听说奥斯维辛，然而无人不知，向东（nach Osten）运送意味着难以言喻的折磨和几乎能够确定的死亡。他数次谈及保留隔都本身就是目的，却从未想到，如汉娜·阿伦特已经指出的，低效率也许能造成总体上更少的死亡。大屠杀历史学家索尔·弗里德伦德（Saul Friedlnder）认为：“犹太委员会在客观上可能是灭绝欧洲犹太人的一个工具。”他补充道：“然而，参与者主观上并没有意识到这个作用。”阿伦特从未考虑过，在集中营生存必须要有一种有益的自我欺骗的能力，而犹太长老尤其需要这种能力，才能继续去帮助自己以外的他人。 当穆尔梅勒斯坦迅速说出统计数字、列举一些会见的确切日期或纠正朗兹曼问题中的某些细节，仍然有一些时刻，他听起来十分不安，就像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所扮演的那个目光短浅、愚笨的角色，不曾觉察到他参与其中的宏大事件。在电影的最后一小时，朗兹曼终于对他失去了耐心。朗兹曼问穆尔梅勒斯坦那些在集中营出生的孩子发生了什么。在被不带感情色彩地告知1944年10月前出生的孩子都被杀死时，他批评了穆尔梅勒斯坦的冷酷无情： 人们听你讲述特莱西恩施塔特的时候，并不会觉得那是个发生灾难的地方，不会觉得人们在忍受折磨，几千人牺牲了，几千人被送到奥斯维辛……我觉得你没有任何人类的感情。 穆尔梅勒斯坦反驳说： 如果有一位不能忍受鲜血的外科医生，他在手术时因为太善良而哭了起来。你能想象吗？他会害死病人。是的，他硬心肠，为了救病人的性命。 在原始素材的对白里，朗兹曼对穆尔梅勒斯坦更为粗暴，在某处他问：“你有一副法西斯脾气，是吗？”但是随着采访继续，朗兹曼显然开始信任，甚至尊敬穆尔梅勒斯坦了。这并不困难。使穆尔梅勒斯坦的证言听来可靠的并非他对细节的掌握甚或他的自视正当，而是因为他能够使对方理解——常常使用富有冲击力的比喻——在他的处境上是怎样的，用他的话来说，无法“奢侈”地做一个绅士。所有的犹太委员会主席都在“铁锤和铁砧之间”，不可能令纳粹或犹太人中的哪一方满意，又遭到双方的鄙视。他将自己比作桑丘·潘萨，当集中营的唐吉诃德死去时，是桑丘这个务实者处理了一切。 他还把自己比作山鲁佐德，通过对纳粹和犹太人双方讲故事，来维持特莱西恩施塔特的继续存在。当被问及有人指责他不过是个牵线木偶，他一开始否认，然后在思考过后接受了这一说法： 犹太长老陷入牵线木偶——荒唐的牵线木偶的窘境。但是牵线木偶不得不以这种方式表演，才能从这可笑的位置上发生影响。没有人理解，不能指望任何人理解，如果不是这样，它自己也头颅不保……通常牵线木偶被线拉着动，但在这种情况下，木偶不得不拉动他自己的线。这是做一个犹太长老的难处。 穆尔梅勒斯坦坦承自己并非英雄，只是一个“走钢丝的人”（他也拒绝称那些被拘禁者为“英雄”，宁愿称其为“殉难者”）。当被问及他是否享受拥有权力，他轻松地承认了。“我只是一个人……谁会反感权力呢？我指的是那种完成某些事情的可能性，那是真正的满足感。”他同样承认了探险精神（Abenteuerlust），一种“对冒险的渴望”使得他在维也纳和特莱西恩施塔特都留任在岗位上。穆尔梅勒斯坦本可以在1939年的伦敦之行逃走的，那年再晚些时候，他和家人甚至得到了去巴勒斯坦的护照，但是他把机会留给了一位以前的学生。回想起来，那是个错误，他向往地谈到他本可以在美国成为拉比或教授。然而，他成为了自己所说的“最后的非正义”。 在电影的尾声，朗兹曼看起来已经取得了主动权。他在采访中接受了穆尔梅勒斯坦的友谊，赞扬他的勇气。“你是老虎！（Mais vous êtes un tigre!）”接着他问穆尔梅勒斯坦怎样看待以色列人对他的敌意，并提到了肖勒姆给汉娜·阿伦特的信。穆尔梅勒斯坦嘲讽地将肖勒姆赞誉为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同等级别的伟大学者，然后质疑他为何没有将自己的案例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他莞尔一笑，另外，肖勒姆反对对艾希曼执行死刑却希望犹太人穆尔梅勒斯坦死去，这难道不奇怪吗？“你不认为这位绅士（Herr）对绞刑的态度有些反复无常吗？” 应穆尔梅勒斯坦的要求，电影最后一幕的这段对话在离古罗马广场不远的提图斯凯旋门前拍摄。这一场所有着很强烈的象征意味。在公元一世纪，图密善皇帝为了纪念兄长提图斯——他在公元70年征服了耶路撒冷——兴建了这座凯旋门。一块石板上雕刻了这次征服以及罗马战士搬运着巨型七枝烛台的情形。被罗马军队包围时，提图斯的一位副官——青年时曾与罗马抗争的犹太历史学家弗拉维奥·约瑟夫斯，和战友计划集体自杀，却成了唯一活下来的人。其后他向罗马军队投降，试图与犹太人调解、说服他们投降以免耶路撒冷和圣殿被毁。就这样，他被视作——现在仍被一些人视作——叛徒、贱民。穆尔梅勒斯坦一直着迷于约瑟夫斯这个人物，在决定性的1938年出版了他的一本文集，在序言中他总结道，“他分裂的、含糊的本性使他成为了犹太悲剧的代表。”这句话读来像是穆尔梅勒斯坦本人的墓志铭。 电影播放演职员名单的时候，我们看见朗兹曼沿着鹅软石街道向那座凯旋门走去，他的手臂覆在穆尔梅勒斯坦的肩上，这姿态似乎又一次在说：“他没有撒谎。”或许的确如此。但是《最后的非正义》无法说出关于这个勇敢的、不明确的、聪明的、半盲了的男人的全部真相。 倘若朗兹曼坚持了《浩劫》中那种颠倒的、赋予联想的风格，他也许本可以以电影的方式捕捉到仍然笼罩在这个历史人物身上的道德阴影，赋予这部电影更多张力。相反，他采用了自我辩解的纪录片的惯有形式，传达了明确的教训，却最终没有扰乱什么。人们不禁会感觉错失了一个机会。《浩劫》堵上了所有心理上的出口，迫使我们进入一种难以忘怀的真正的体验。《最后的非正义》却在我们抵达灰色地带的中心之前就让我们逃脱了，在那里我们原来会遇到的除了本杰明·穆尔梅勒斯坦，还有我们自己。■ 王嫣婷译 （原文发表于2013年12月5日《纽约书评》，经授权翻译刊发）
录入编辑：王卉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