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笑诺贝尔奖”带给我们的启发
科学应该让人快乐
科学是对世界的一份好奇
我常常有这么一种感觉——外国人的思维就是奇怪，有时候所作所为让人费解，细细一想又特别可爱！
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已经基本揭晓并将陆续颁发，尽管这些年关于此奖的炒作有所降温，但依然每到此时就会引发种种争论或喧嚣。2000年的10月10日，瑞典文学院决定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了远在法兰西的中国流亡作家高行健，国内一片哗然，不过，此后关于百年诺奖的争论却退潮不少！但我多年来一直关注着另一项妙处横生的奖项——“搞笑诺贝尔奖”（Ig Nobel Prize），对该奖项的关注使我对科学的认识有了转折性的变化。
据报道，一周前的10月4日晚，美国哈佛大学桑德斯剧院座无虚席，2007年度“搞笑诺贝尔奖”颁奖典礼在此隆重举行。各种稀奇搞怪的科学创意和科学发现在让人捧腹同时，也领略到创造性思维的乐趣。它是诺贝尔奖的“姐妹奖”，是由哈佛大学和剑桥大学幽默科学杂志《不可思议研究年报》共同设立。从1991年开始，每年颁奖一次。入选“搞笑”诺贝尔奖的科学成果必须是“不寻常、幽默、有想象力”，并能激发人们对科学、医学和技术的兴趣与好奇。与其他学术奖不同，该奖项的得主不会拿到任何奖金，但是所有获奖研究都必须是曾在学术杂志上正式发表的科研论文。
本年度的搞笑诺贝尔奖“营养奖”颁发给美国康奈尔大学消费者行为和应用经济学教授布赖恩·万辛克。他用一个“无底碗”证明人会被眼睛所见蒙蔽，从而喝下比平时更多的汤。万辛克让研究对象用一种特制碗喝汤。这种碗装有导管，可以在研究对象喝汤时，慢慢注入更多的汤而不被察觉。“用这种碗喝汤的人，比正常情况下多喝73％的汤，却没觉得更饱，”万辛克说，“这说明，我们是用眼睛看社会，而不是用肚子”。美国哈佛大学应用数学教授L·马哈德万和智利圣地亚哥大学教授恩里克·塞尔达·比利亚夫兰卡通过研究床单褶皱，得出一项“皱床单公式”，也获得了本届搞笑诺贝尔奖桂冠。其他获奖者还有一名从牛粪中提取出香草味香精的日本医学专家。
为了与正式的诺贝尔奖“分庭抗礼”， “搞笑诺贝尔奖”常在前者之前
一周举行。获奖者自费到场领奖，奖品是由廉价材料制成的手工艺品，4个星期内就会“土崩瓦解”。按照传统，观众会在颁奖典礼上向讲台抛纸飞机。1996年以来，典礼结束后的现场都是由哈佛大学的物理学家罗伊·格劳伯负责打扫。尽管该教授于 2005年获得了真正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可去年和今年他仍然坚守职责。
“搞笑诺贝尔奖”颁奖仪式上，每位得奖人发言时间仅有60秒，还要冒着被一个小姑娘打断的危险——这是“另类诺贝尔奖”的传统项目，“演讲时间到”由一名8岁小姑娘宣布，不过她宣布的方式是不断大喊：“停，我听烦了。”
本届10名得奖者中，有7人到场领奖，缺席者的理由各有不同。有的是得奖人未能联系到，而作为得奖者之一的美国空军是不愿派人来领奖。美国空军此次获得了另类诺贝尔“和平奖”，原因是空军研究人员提议开发一种“同性恋炸弹”。这种炸弹能让被击中的敌方士兵互相产生爱慕之情，从而丧失战斗意志。“另类诺贝尔奖”创始人、《不可能的研究纪录》杂志编辑马克·亚伯拉罕曾与数名美国空军退役和现役军人磋商，但无人愿意代表军队前来领奖，因而他批评美国军队“落后保守”
而今次的“搞笑诺贝尔奖”也破天荒地有华人获得者了，是一位台湾叫谢国桢的发明家发明类似蝙蝠侠电影的渔网装置，号称可将银行劫匪“一网捞获”，结果获得“经济奖”，成为此奖项的华裔第一人。
一边是为华人高兴，一边却多少有点儿不是滋味。一百零六年来，华人先后夺得过物理学奖、文学奖等八个奖项，如今连“搞笑诺贝尔奖”也有华人得主了，但中国本土迄今仍属完全缺席。我们提创新那么多年，为什么在以创新等为宗旨的最高奖中却始终难觅国人身影？为什么华人在国外可以摘得殊荣，在国内却难以出头呢？如果说因为以前别人歧视我们，资讯不发达等，或许还能解释得通，可如今，国内导演在世界知名影片展上捧得大奖并不稀奇了，这也充分证明，世界大奖的评比并非会专门歧视一个国家，而可能在于我们在某些方面缺乏具有开创性的想象力以及科学精神。
我们再来看看上年度的获奖者，鸟类学奖颁给了加州戴维斯大学的鸟类学家伊万·舒瓦布，他解释了啄木鸟为什么不会头痛；数学奖颁给了澳大利亚联邦科学和研究组织的女数学家妮克·斯文森和物理学家皮尔斯·巴内斯博士，他们计算了每名摄影师必须拍多少张照片，才能确保团体照中都没有人眨眼；营养学奖颁给了两名科威特科学家，他们发现“屎壳郎”吃东西其实很“挑食”。他们更喜欢吃马和狗的粪便，而不是骆驼和狐狸的粪便；医学奖颁给了两位发明了“按摩直肠止嗝法”的医生。这些研究成果表面上都十分搞怪，充满了喜剧气味。但是同时，它们也都是十分严肃的研究成果。它们都以规范的学术语言书写，发表在正规的学术刊物上。
仔细研究下这个搞笑奖，发现虽名为搞笑，但令人深思之处颇多，它所鼓励的，依然是创新，哪怕或多或少在获奖项目的内容上有些天马行空。但毫无疑问，没有创造力，没有突破常规的想象力，想拿到“搞笑诺贝尔奖”的难度丝毫不亚于诺贝尔奖本身。
其实，“搞笑诺贝尔奖”与其说搞笑，毋庸说要充分发挥人类的想象力，即使这种想象力看起来有那么一些荒唐，但只要符合一定的逻辑，谁说这样的搞笑奖将来不会跃升为正式奖呢？问题在于，想象力是不能依靠计划和行政指令得来的。最糟糕的就是那种命令式想象，事先划个圈圈，在圈圈内发挥所谓的想象力和创新力，那自然只是对圈圈的诠释，岂能有什么真正的想象和创新呢？
科学能让人快乐吗？在很长时间里，我真的觉得科学不能让人快乐，研究科学的人都是苦行僧、坐穿板凳的寂寞人。然而，随着阅历的增长，我慢慢发现科学除了满足人的好奇心外，还能够给人带来不可替代的快乐，这种快乐因为有科学精神的支撑，不像娱乐带给人的快乐泡沫很快就会破碎。
在一些国人看来，这种奖项可能是对严肃科学的大不敬，是一种不庄重的“无厘头”的恶搞，是胡闹、吃饱了撑得，没有什么“用处”，毫无意义，甚至是对崇高科学的亵渎和背离，让科学沦落为一场光怪陆离的娱乐表演。其实，这个奖项就是要让科学走下神坛，回归科学的本来面貌；而且，并不是谁越能搞笑就越有机会获奖，“搞笑诺贝尔奖”的评选程序极其严格，获奖的研究成果也都是非常严肃的研究成果。这样来说，搞笑诺贝尔奖并不搞笑。这一点从颁奖者的规格之高也可以看出，给“搞笑诺贝尔奖”得主颁奖的嘉宾，是7位真正的诺贝尔奖得主。如果这样一场披着搞笑马甲的颁奖典礼出现在中国，你能指望有这么多科学界的头面人物出场吗？更不要说让一个中国科学院院士打扫卫生了。舆论批评会汹涌而至：不尊重科学！不尊重人才！
科学既要满足了人类的好奇心，也要给人类带来极大的快乐，至于它的成果和带来的效益也许并不是唯一最重要的。当我们真正摆脱了功利化，也许就能够认识和体验到科学的快乐了。
东西方社会对科学目的的理解是相当不同的。在西方，科学就只是为了科学而已。换句话说就是，科学就只是为了人类天性中的那份好奇心，这从现代科学源头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直到现代的搞笑诺贝尔奖一脉相承。至于科学对社会发展的贡献，那只是副产品而已。而在我们东方，搞科学就是为了“有用”，“有用”是科学研究的核心。
科学史上有一种学说就认为，中国古代科技虽然一直领先于西方，但现代科学还是产生于西方并最终反超中国，核心因素就在这种科学理解的差异：面对科学上茫茫的未知领域，我们谁也无法知道哪一个研究方向是正确的方向，在这种情况下，一份好奇心远比“有用”更能指引路径，带我们走得更远。
当珍妮·古德尔独自一人走进非洲丛林，考察黑猩猩时，她完全是受好奇心的驱使。当时的动物学界普遍认为，动物是没有感情、不会使用工具的，长期的野外实地观察是没有必要、没有效用的。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只有高中学历的女子，一个在专家看来完全是小孩子胡闹的研究，却一直能申请到一个基金会的资金支持。当珍妮·古德尔20多年后，走出丛林时，她的研究结论震撼了整个动物学界。她告诉我们，动物也有着丰富的感情世界。而像黑猩猩这样的动物，早已在相当程度上使用工具了。你不得不承认，在讲究科学要“有用”的东方，珍妮·古德尔的研究恐怕早就胎死腹中了。我们的科研不是为了一份好奇，而是为了一个指标；不是自由的快乐和乐趣，而是行政的指令或命题；不是为了好玩，而是为了实用。
现在是10月，正处于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颁奖期，每年到了这个时段，国内都会掀起一阵关于诺奖的话语喧嚣，有更多的人在关注我们的那位院士教授能否获奖，却没人关心诺奖的本真科学含义——它是人类的一份好奇心，是快乐的，是创新的，也是自由的！
如果我们的科学家能够赢得一次搞笑诺贝尔奖，那将标志着我国的科研环境不再那么过于功利化，开始适应现代科学本身的规律性需要，给研究者的好奇心以自然生长的空间，给他们以资金支持与自由选择的权利，而不是把这些决策权都交在那些急于出“政绩”的科技行政管理官员手上。而这，显然要比赢得一两次诺贝尔奖重要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