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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庚选唐诗》导读
自古以来的唐诗选本不知有多少，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无不出于别具会眼的选家之手。这本由著名诗人兼学者的林庚先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编选的唐诗选本，也因编选者对唐诗独特的感悟和识见，饶具个性而在众多的本子中独树一帜，不同凡响。无疑，每一位选家都有各自的兴趣所在，由此出发在众多诗篇中作出取舍，而“兴趣”背后，其实又都具有一种“诗美”的理想在。那么，林庚先生的“诗美”理想又是什么呢？在这本诗选的弁首部分，有一篇可视作代序的小文《我为什么特别喜爱唐诗》，对此作了明白的告示。文中说：“唐诗的可贵处就在于它以最新鲜的感受从生活的各个方面启发着人们。它的充沛的精神状态，深入浅出的语言造诣，乃是中国古典诗歌史上最完美的成就。”①（P1）作者认为，正是这种“新鲜的认识感”，使他特别喜爱唐诗。而唐诗的新鲜力量乃是由其明朗有力的语言表现和内蕴的充沛精神互为表里合成的。在这里，林庚先生对唐诗代表中国古典诗歌最高成就所作的解说，揭示了他心中的诗美理想，这自然也就成了这本诗选的主要旨趣之所在。
林庚先生曾多次以“少年精神”来概括优秀诗篇的精神特征。他在近年的一次访谈中对此解释说：“‘少年精神’的内涵，就是有朝气，有创造性，蓬勃向上的，充满青春气息，即使是忧伤痛苦，也是少年的忧伤痛苦。”②（P80）对诗歌中青春旋律的敏锐发现和捕捉，是林先生谈诗一以贯之的特点，也是他选诗的一大渊薮。这里入选的不少诗作，便具有这个鲜明的精神特征。先生在他的《中国文学简史》、《唐诗综论》等研究著作里，曾对这些名篇佳作作过点评，我们不妨略加征引以见一二。如王湾诗句“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次北固山下》），先生评曰：“这么富于青春旋律的诗句，的确足以代表唐诗的本色。……这青山绿水在诗人的笔下透露着多少欣欣生意，没有这种生意，‘海日’、‘江春’的名句也就无从产生。”③（P225）孟浩然的《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先生评曰：“一种雨过天青的新鲜感受，把落花的淡淡哀愁冲洗得何等纯净！”③（P1）王之涣的“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凉州词》），先生评曰：“既然羌笛还在怨杨柳，春风岂不是已到了玉门关了吗？这就出现了语言上的奇迹，说‘春风不度玉门关’，而悄悄里玉门关却透露了春的消息”，“笛中的杨柳也就成了美丽的怀念”③（P238）李白的《横江词》：“人道横江好，侬道横江恶。一风三日吹倒山，白浪高于瓦官阁”。先生评曰：“在风浪的险恶中，却写出了如此壮观的局面，……它说明了一个经得起风浪的时代性格的成长。”③（P46）李白的《将进酒》：“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先生评曰：“如果单从字面上看，那么已经是‘万古愁’了，感情还不沉重吗？……然而更深入的理解是这个形象的充沛饱满，这才是盛唐气象真正的造诣。”③（P47）王昌龄《塞下曲》和《芙蓉楼送辛渐》，先生评曰：“其深厚、朗爽、典型、形象，正是最饱满有力的歌声”，“它玲珑透彻而仍然浑厚，千愁万绪而仍然开朗；这是植根于饱满的生活热情、新鲜的事物的敏感。”③（P47-48）白居易的“离离远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赋得古原草送别》），先生评曰：“这‘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简直可以与‘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先后媲美，春天的旋律在唐代诗人们的心中真是何等的深远。”③（P227）
林庚先生对唐诗中“少年精神”的钟爱，最典型的表现在对王维、杜甫这两位诗人诗作的择取上。王维的诗歌一般公认有早、晚期之分，长期以来他一直被人们认为是以后期《辋川集》诗作为代表的山水诗人，林庚先生却不以为然。他认为王维晚年的孤寂之作不过是其诗歌生平的一个角落，并不代表他的主要成就。他更看重的反倒是王维那些“全面反映了盛唐时代生意盎然的气氛”的佳作，其中包括了王维早期所写的边塞诗等。这个选本里选了王维十三首诗，以他的“十里一走马，五里一扬鞭”写边塞紧张生活的《陇西行》置于首篇，还选了他的《少年行》、《陇头吟》、《观猎》、《送元二使安西》等与边塞气氛息息相通、环绕着边塞为中心的篇什。先生认为，诗里“这种游侠少年走向边塞的浪漫豪情，正是盛唐时代少年精神的体现。”③（P116）还有写日常生活感情的《相思》：“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先生曾评曰：“这么一颗小小的红豆，可是那‘春来发几枝’的这一萌发，带给我们以何等新鲜的感受，……它之所以会那么流传人口，便全得力于这萌发的生意。”③（P225）《送沈子福归江东》：“惟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归”，先生评曰：“这里与其说是写相思，无宁说写的乃正是无边春色。”③（P226）即使是写隐逸题材的诗，林先生选取的也是王维早年写的洋溢着“一片春的气息”的《桃源行》，或者是他入山之后所写的“透露出一丝春的消息”的《山居秋暝》等，而不取那些冷落幽寂之作，哪怕是为过去许多人推崇的名篇。林庚先生之所以认为王维是盛唐时代一个“全面的典型”，是因为“到处都是一片富于生机的春色，到处都有新鲜的绿意，这绿意变成空气，化为细雨，构成了王维诗歌的总体气氛。”③（P121）这种对王维诗作的重新读解，完全不同于宋元以来一般的传统评价，从中不难看出这本诗选独到的价值取向。
杜甫在一个动乱的年代历经苦难，四十岁不到便自称“杜陵野老”，此后称老的地方更是不一而足。当然他也有意气风发的青少年时代，写过不少如盛唐时期一般风格的诗篇。可是在这本诗选中，仅有两篇（《望岳》和《送孔巢父谢病归江东兼呈李白》是选自杜甫前期创作的，其余的全写在安史之乱发生之后。林庚先生对杜甫所着力把握的，不是少年春风得意时的欢快，而是乱离时期对春的执着追求和希望，这是“少年精神”一种特殊形式的释放和回响，同样是弥足珍贵的。如《春夜喜雨》：“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先生评曰：“这种细微潜在的感觉，已到了听不到看不见的程度，却又透露着多少欣欣生意，它的力量终于带来了‘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那么新鲜饱满的感受。”③（P226）杜甫的《洗兵马》“简直就是一首春的旋律的长篇交响诗，把压抑在深处的感情一下子爆发出来”，“一气呵成，千古绝唱，仿佛是大地回春的一支凯歌”，③（P226），而写于安史之乱初步平定时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唱出了“那么奔放的歌声”，“这末后两句的流水对，把诗人欢快的心情写得何等充沛，春的旋律便又回到诗人的心中”，林庚先生于是认为：“这一再点燃的春回大地的心情，在安史之乱中从未熄灭过，只是暂时被压抑着而已。”③（P227）即使是像《秋兴》、《咏怀古迹》、《登高》这些秋天的悲歌，先生的解读也是：“正因为那春回大地的希望在诗人心中原来是如此强烈，一旦清醒的看到它时终于无力挽回，便无往而不成悲凉的歌唱了。”③（P227）
林庚先生对唐诗精神特征的诗性把握，不仅体现在他对具体作品的解读上，也体现在他对文学潮流的史的观照上。如果说，唐诗本身是一个波澜壮阔巨大持久的高潮，而这个高潮又被传统地分为初、盛、中、晚四个时期；那么，盛唐时代就是唐诗的最高峰，因为“盛唐时代的诗歌发展正是处于最蓬勃健旺的时刻”。③（P25）林先生认为，“蓬勃的朝气”、“青春的旋律”、“无限的展望”便是所谓“盛唐气象”、“盛唐之音”的本质，它是一个时代的普遍性格，而不单属于某几个诗人。③（P35）基于这种认识，盛唐诗歌在这个选本中占据了无可置疑的中心位置。这里所说的中心位置，不仅指所选作家作品的数量以盛唐时期为最多，而且就是对初、中、晚唐另外几个时期的作品，也都以其精神特征是否指向盛唐而定取舍。林先生是把唐诗作为一个完整的潮流来看待的，既然有高峰，那么高峰前有潮头（初唐），高峰过后有转折（中唐）和潮尾（晚唐），尽管它们的水势不同，可是在生生不息的流转中却互通消息。“流水昨日，明月前身”，林庚先生属意的正在这种互通消息之处。如初唐时期所选卢照邻的《长安古意》以年青活泼、腾踔奔放的调子，嘲讽了骄横一时的权贵；骆宾王的《于易水送人》，风骨凛然；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性情声色乃结合为美与力的表现”③（P200）；陈子昂的《感遇》其三十四，有游侠边塞，有理想不平，具有“英雄式的性格”③（P19），而他的《登幽州台歌》，更是以“它的光芒遥遥的照亮了盛唐的诗坛”③（P20）。盛唐过后大历时期，诗坛流行的是以律诗的骈俪点缀升平，选本所选的却是韩翃的《寒食》、卢纶的《塞下曲》等篇什，前者“俨然是开元间气象”，后者所发的边塞歌唱“也依然是盛唐气象”③（P48）。选本中所选中唐李益的诗，在数量上超过了韩孟等大家（李五首、韩二首、孟四首），而且都以边塞为题材；晚唐杜牧选的则是以七绝写的政治抒情诗，这两位诗人的这些诗作都是“盛唐诗歌中心主题的再现”“再现了盛唐的遗音”③（P310-311）。总之，无论是“潮头”的酝酿孕育，还是“转折”“潮尾”中出现的遗音嗣响，都是以盛唐气象为指归的。先生是以截断众流、凝注高峰的态度和眼光，向唐诗最精华处进军，这个选本也就成为一个以弘扬“盛唐之音”为基调的典型文本。“盛唐之音”本是以朝气蓬勃的青春旋律作为最“动人心魄的主旋律”的，就此而言，这部为青少年编选的唐诗也可说是一部名符其实的“青春之选”。
深入浅出的语言造诣，是林庚先生诗美理想的又一个重要方面。诗歌作为语言的艺术，它的创造性便集中表现在语言上。唐诗作为中国古典诗歌最高成就的代表，它的语言的最鲜明的特色，就是明朗不尽，天然本色，而又富于艺术的表现力和感染力。这一方面固然得力于它和生活语言的打成一片，另一方面也是语言高度诗化的结晶。这个过程当然不是一蹴而就的。仅从这本诗选所选的百余首诗篇中，也可约略看到唐诗语言如何走向成熟的高峰，以及达到高峰后又渐渐出现分化的历程。选本以初唐王绩的五律《野望》打头，因为这首诗“摆脱了六朝以来贵族化的华靡和雕饰，创造出一种非常朴素的诗歌语言。”它“完全摆脱了赋体，正标志着诗赋消长这一鲜明的历史转变。”④（P199-200）卢照邻的《长安古意》以“更富于流动的音乐感”的七言歌行，在繁富的铺叙中寄托了寒士的不平，“那无拘无碍的解放情操，通俗而奔放的纵情歌唱，乃是诗坛深入浅出最好的基础”④（P203）而王勃的七言诗《腾王阁》也透露了语言芟繁就简，寻求骈俪和质朴统一的走向。③（P202）至张说的《邺都行》，我们更看到了进一步“摆脱赋体残余影响而奔向更为浑厚豪迈”的七古④（P203）这些诗篇仿佛都是唐诗语言一步步走向成熟高峰的“节点”，透过这些“节点”，语言解放的轨迹历历可见，而这解放的力量就来自“诗坛趋向自然流露的巨大浪潮。”③（P57）盛唐诗歌是这个解放水到渠成的结果。林庚先生认为“唐诗的走向高潮，诗歌的特色就表现为更近于自然流露；这乃是艺术上的归真返朴，语言上的真正解放。”③（P55）而最明显的标志，就是七古和绝句成为诗坛的宠儿。七言为诗坛提供了一种更显得俚俗而易于上口的节奏，七古融合了乐府歌行的特点，它的大开大阖的变化，一气呵成的气派，使得它“成为最具有个性解放的一种体裁。”③（P110）“绝句虽然最为短小，却是最富有生命力的，它是最接近于歌的，最有别于散文的，最‘天然去雕饰’的。它的登上诗坛，意味着诗歌语言的完全成熟而归真返朴，是唐诗高潮中最鲜明的一颗明珠，最突出的一个标志。”③（P58）
林庚先生作为一个学者对唐诗语言发展历史的认识，和他作为一个诗人坚守的“明朗是诗的美德”的美学信念，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在这个唐诗选本里，在各体诗歌中，七古和绝句占有明显的优势。除初唐诗歌入选的以五律居多外，其余的时期均可看出同一倾向。盛唐的张说、张若虚、贺知章、王之涣入选的均是他们所作的七古或绝句，其中张若虚的名篇《春江花月夜》，林先生认为实际上是由九首绝句接连而成的抒情长篇。③（P56）盛唐三大家中，李白共选二十一篇，其中七古、绝句占了十五篇；王维共选十二篇，其中七古、绝句占了六篇。至于写边塞题材的诗人如王昌龄、高适、岑参、李颀等，更是以七古或七绝为主。盛唐后大历时期的诗人如刘长卿、韩翃、韦应物、李益等，以绝句入选居多。中唐时期白居易入选十首，其中七古、绝句占六篇，其余如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元镇、李绅、李贺、张祜等也都以这两体为主入选。晚唐的杜牧入选的五首全为绝句，温、李这两种诗体也占有一定比重。从以上的约略统计，不难看出这个选本的重心所在。这当然不是仅仅从诗歌体制上着眼，无宁说是编选者对唐诗明朗自然语言成就的一种彰显和强调。这并不意味着唐诗其他各体的语言就如何逊色，事实上，像杜甫入选的五古，无论是新题乐府如《新安吏》、《石壕吏》，口语化一气呵成的《兵车行》或以白描手法取胜的《赠卫八处士》，都贴近生活语言而饶具韵味。而崔颢入选的《黄鹤楼》，虽是律诗，却因诗情的奔放而突破了平仄律和排偶要求，它不完全像律诗却接近七古，反而被誉为七律之冠，这说明“整个诗坛的高潮乃是以绝句与七古的自然流露的特色为基调的。”③（P58）不同于一些“学院派”的唐诗选本，林庚先生的选诗旨趣既不在全面展示作家的语言风格，也不在平分秋色地呈现各体的成就。即使对于杜甫这样的大家，对他所写的瘦硬拗涩或逸宕绮仄之词，也一概不予选取。中唐之后，诗坛发生分化，诗歌语言的统一渐渐走向“深入”和“浅出”两端，编选者的铨衡尺度也更见矜严，如中唐“深入”一派的开山祖韩愈，仅有两首诗入选，苦吟派代表人称“郊寒岛瘦”，本书仅选孟（郊）而舍贾（岛）。“浅出”派的代表诗人如“元白”“张王”，本书也只选前者而舍后者等等，不一而足。除了因选本篇幅有限的原因外，也可见编选者无意讲究对入选诗人作铢两必较的平衡。这里的详略去舍，乃是从一种理想的、诗歌语言典型出发来斟酌确定的。
唐诗在语言上的创造性，不仅是植根于深厚的生活土壤之中，所呈现出的明朗不尽、浑然天成的风貌，而且还在于它的高度诗化，即“使语言中感性的因素得以自由地浮现出来”③（P265）的力量。缺乏了这种力量，语言就不可能从生活走向艺术。林庚先生认为，唐诗之所以能给人以新鲜而丰富的感受，之所以能言有尽而意无穷，其奥秘在于其诗歌语言充沛的飞跃性。“飞跃性乃是诗歌语言的基本特征”，“飞跃性的充沛自如，乃是一种诗歌语言完全成熟的表现，也是诗歌抒情性的丰富涌现。”③（P56）这个选本里入选的许多优秀诗篇，都堪称是这方面的典范。例如王昌龄的“秦时明月汉时关”（《出塞》），林先生解说道：“只这么一句，便将那千百年边塞的历史作了何等鲜明的艺术写照，这里飞跃时空，直达唐代”，“这统一盛世的边关之情如雕塑般地屹立在汉唐之间，开门见山，流传千古。”③（P271-272）这是以时空的飞跃丰富了边关之情的历史蕴涵。杜甫的《哀江头》，写唐玄宗与杨贵妃一同嬉游的场景：“辇前才人带弓箭，白马嚼啮黄金勒。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笑正坠双飞翼。”紧接着出人意表地一转：“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略去了整个马嵬坡事件的过程而直接飞跃到悲剧的高潮，这就不止是时空的飞跃，而且是人物命运由大喜至大悲的飞跃了。③（P139）钱起的“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省试湘灵鼓瑟》），是从听觉到视觉飞跃的著名例子，类似的例子还有如柳宗元的“烟销日出不见人，欵乃一声山水绿”（《渔翁》）、白居易的“曲终将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琵琶行》）林先生对以上诗句解说道：“‘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这青的感受其实正是出现在曲终的刹那间，真要是余音已不复在耳时，数峰也就不那么青了。‘欵乃一声山水绿’，也只是在‘欵乃一声’的刹那间，山水才绿得那么新鲜。同时又正是“‘江上数峰青’，青得那么出色，才更见出‘妃瑟冷冷’的不尽之情，正是‘山水绿’，绿得那么新鲜，才见出‘欵乃一声’中那渔翁的本色，也正是‘唯见江心秋月白’，才更见出那琵琶演奏者的感人之深。”③（P269-270）可见，正是这种语言的飞跃性带给人新鲜的印象和无尽的言说，也正是这种飞跃性，使诗的语言突破了一般概念的局限而“翱翔于感性交织的天地。”③（P269）
唐诗语言的飞跃性和感性的交织性是二位一体密不可分的，这从上述诗例中已可见出。还可补充选本中的几个例子。王维《积雨辋川庄作》的两句诗：“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林庚先生认为这两句好就好在“漠漠”、“阴阴”四个字，因为这四个字把本来两个平行的各不相干的景致联系了起来：“阴阴让夏木有了一片浓阴之感，漠漠使水田蒙上了一片渺茫的色调，……从浓阴的深处到渺茫的水田，到鲜明的白鹭，越发衬托出白鹭之白与茫茫中飞动的形象，使得整个气氛鲜明活跃，潜在的感情因素如鱼得水地浮现出来。”③（P270）沈佺期的《杂诗》：“可怜闺里月，常在汉家营”，林庚先生说：“这里是飞跃千里还是连成一片呢？其实正是那飞跃千里才见出那心心的相连，也正是那心心相连才有力量飞跃千里。”③（P271）王维和沈佺期的这两首诗，一首主要是写景的，一首主要是抒情的，可是在诗歌语言上却同样具有飞跃性和交织性的特点。唐诗的形象丰满鲜明，而又无往而不具有很强的抒情性，是离不开这种高度诗化充满创造活力的语言造诣的。正如林庚先生所总结的：“若没有感性潜化的交织性，语言上的飞跃就无所凭借，没有飞跃性的语言突破，感性也就无由交织。诗人的创造性正是从捕捉新鲜的感受中锻炼语言的飞跃能力，从语言的飞跃中提高自己的感受能力，总之，一切都统一在新鲜感受的飞跃交织之中。”③（P271）谁会感受不到唐诗的新鲜力量呢？但要解开它凭借什么获取这种新鲜力量的原因却并非易事。林庚先生作为一位耕耘诗坛、深知创作三昧的诗人，对此显然是独具会心的。这就使这本诗选不同于一般的“学人之选”，而带上了“诗人之选”的鲜明特色，编选者以诗人对语言的敏感和深入体认，更充分集中了唐诗语言的精粹，使这本诗选具备了以少胜多、以简驭繁、举一反三的特点而在众多选本中胜出。
读林庚先生的这本唐诗选，使我们不由得想起一本唐人选唐诗的著名选本，那就是殷璠的《河岳英灵集》。殷璠编选的这本诗选以盛唐诗作为代表，因其高悬“声律风骨兼备”的诗歌美学理想而为世人所重。林先生的选本秉承了这个传统，仿佛是前者在现代的回响。林先生曾经说过：“文学的核心应该是新鲜的青春生命”，又说：“我们应当如何让人生中常有新的感情，常因为那情绪的潮汐而充沛；这正是今日一切的主题。”③（P253）这或许也是我们阅读这本诗选应有的态度。
参考文献
①林庚：《林庚推荐唐诗》，沈阳，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1992.
②林庚，张鸣：《人间正寻求着美的踪迹》，《文艺研究》，2003（4），80页.
③林庚：《唐诗综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④林庚：《中国文学简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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