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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夏日的某一天，突然在不经意间，大街小巷都飘满了“愁啊愁”“铁窗泪”等带着哭腔的苍凉的以迟志强的名义流传的歌声，这就是风靡一时的囚歌。
此前的中国流行歌坛是以西北风当道，可是骤然而起的囚歌风却令先前已非常火暴的西北风嘎然而止，这是一个令业内所有的人都意想不到的现象！
囚歌——这一直以来被音乐界嗤之以鼻且饱受诟病的东西何以有这样大的威力，令北到黑龙江、南到海南岛，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全国人民全都毫无例外的接受？
对于这种现象，所谓的专家们、老师们一直颇多微词，认为是歌坛的倒退和反动，除了在商业上是一次成功的操作外，其他方面毫无可取之处。
其实，任何一种文化现象，只要它能存在，就必然有它存在的理由。流行音乐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同商业利益密不可分，判断一个歌手或歌曲是否成功，除了艺术上的条件外，商业上的成功是必不可少的因素。
囚歌早在八十年代初期就在北方城市的市井小巷里传唱，由于它调子灰色，歌词颓废，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不可能登上大雅之堂的，但其商业潜质不言而喻，因此当八十年代后半期，政治气候有所松劲的时候，它就趁机破土而出，着实的风光了一下。
现在看来，囚歌音乐语言原始，演唱风格单一，歌词千篇一律，缺少文化内涵，这是它落后的一面。
但囚歌音乐是典型的汉民族音乐语言，起承转合工整，旋律流畅、一气呵成，歌词平白上口，音乐结构方整，段落清晰，特别容易被普罗大众接受，这又是它的优势。而这优势又在以后的原创歌曲中有所发展，比如《纤夫的爱》、《心太软》及后来流行的《两只蝴蝶》《老鼠爱大米》等。
不管怎么说，囚歌在市场上的火暴是不争的事实。那一年所有出版经销它的音像单位全部发了财，它把呈上升趋势的当时以卡带消费为主的音像市场推到了最高峰，制造了一个惊人的商业上的神话，博主本人就是这个商业神话的始作俑者之一。
“可找到你了！”
1988年我已离开服务多年的北京交响乐团调入北京文化艺术音像出版社任编辑，当时我们社还是一穷二白，经营上经常陷入困境。为了摆脱这一局面，并抱着急切为新单位立一功的渴望，我策划了囚歌这一题材。
所有的商业计划都要讲究一个着眼点，没有点就吸引不了眼球，就做不成局，在商业上就不可能成功。
囚歌的着眼点就在于那个曾经以主演电影《小字辈》非常知名，而又因为所谓的“流氓罪”判刑入狱从而更加知名的，其人生由巅峰跌入谷底的大起大落的电影明星迟志强。以这样的一个着眼点讲一个影星的忏悔的故事必然是一个极大的卖点！这样的出版计划肯定是很精彩的！
所以这一出版计划一报上去就批准了，于是我便携款去长春找出狱后又回到长影的迟志强。
可是不巧，在长影我碰了钉子，因为迟志强人早已不在长影，谁都不知他在哪。我着急的在长影到处打听，只得到了一个可能他在杭州的信息。
就凭着这一个可能，我就转道飞往杭州。
六月的杭州，酷暑难耐，正赶上杭州有会议，所有的酒店都没有房间，最后总算在杭州国际酒店找到一个因空调坏了而没有人住的房间，我想总不能睡到马路上吧，先凑合着住下吧。
入夜，素有四大火炉之称的杭州闷热无比，没有空调的房间更象桑拿浴一样，呆一会儿就大汗淋漓，实在无法入睡，万般无奈，我就只好钻进洗手间，泡在浴缸里睡了一夜，第二天一看，浑身都泡白了。
说老实话，迟志强我也不认识，而且一点线索都没有，面对诺大的杭州市，川流不息的人海，上哪儿去找我一个素味平生的人呢？
于是我就跑遍了杭州的文艺团体、演出公司、电台、电视台，都没有任何消息。
一晃就是一个星期过去了，每天跑的筋疲力尽，真想打退堂鼓回去，可又一转念，事情没办成无论如何也不能回去。
我想只剩下报社没去了，最后去碰碰运气吧！
真是苍天不负有心，我终于在钱塘晚报社打听到了下落，说是迟志强的爱人迟黛英是杭州人，住在某某街，门牌号码不详。
这条线索对于我来说无疑是特大喜讯！
我马上驱车来到某某街，下车一看，我又傻了眼，这条街大概从西单到西四那么长，中间穿过两个十字路口、共有几百户居民，那天又值星期天，又无法上居委会查询，无奈我只好一户一户地敲门询问。
五个小时过去了，我才敲到第一个十字路口，这时天色已经日暮黄昏，我还没吃午饭，肚子饿得咕咕直响，我想趁天黑前赶紧再多敲几家。
当我在这条街的中段又敲了几十户人家后，来到一个小院门前，门紧关着。
我抬手刚要敲门，门突然打开了，迟志强从里面走了出来，我一看是他！顿时一个多星期的疲劳和烦躁消失得无影无踪，就象看见一个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一样，当胸给了他一拳，喊到：
“老兄，可找到你了！”
瞒天过海
跟迟志强沟通的很顺利，录音的条件很快就谈妥了，我当场拍给了他两万元的定金，分成的比例也确定了下来。
迟志强是个性情中人，为人非常仗义豪爽，典型的东北人的性格，我在他们家受到了热情的款待。
虽然当天晚上他们夫妇俩给我灌了个晕头转向，但是正经事我可没忘记。皝筹交错之际我们也把合同的细节都确定了，吃完饭我们就签了合同。
在他们全家人的道别声中，我揣着那份宝贵的合同，欢天喜地的，深一脚浅一脚的，晕晕忽忽的就晕回了宾馆。
回到北京，根据我预先确定的营销策略，就先把要出版迟志强囚歌专辑的消息放了出去。全国数百家鼻子比狗还灵的音像制品的经销商们闻到腥味就全怂过来了。这帮整天价泡在市场上的贩子们跟我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听到这个消息就像是听见了哗啦啦数钱的声音。尤其是当时北京最大的磁带经销商平安和华达两家公司在还不知道音乐是个什么动静的情况下先行给我们出版社各预付了五十万元版费，其他单位订货的电报和传真像雪片一样飞来，很快订货量就突破了五百万！
那叫一个爽！
这样的形势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好很多，逼的我们加快调整进度。在还没有开始录音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确定了开全国音像订货会的时间。
在我国的音像发行史上，只为了一个出版物召开全国订货会的情况那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那阵子我们出版社的社长潘洪业和总编辑张和平总是满面春风，整天价嘴咧的跟个瓢一样。
（右一：当时我们出版社的总编辑张和平；右二：博主本人；右三：迟志强；右四：当时北京市演出公司的老总陆健康）
有钱赚了当然大家都高兴！可真正压力大的还是我，别人并不知道可是我自己很清楚，这件事情其实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踏实，因为有个最重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可关系到这张专辑的成败！如果干不漂亮就全砸了！
一张唱片之所以能够畅销，最根本的原因是好的歌曲再加好的歌手，所以唱得好自然是销量最可靠的保证。我所担心的是，迟志强虽然是一个好的演员，但不是一个好的歌手，毕竟迟志强的专业是表演而不是唱歌，我们像要求专业歌手的演唱水准那样去要求迟志强也确实勉为其难，虽然迟志强非常努力，但是优秀的演唱不是一蹴而就的，为了让这张专辑从里到外都能令人满意，使它成为真正的畅销专辑，最好李代桃僵，换人来唱！没办法，为了商业利润，我只好临时把艺术良心装到兜里，权且欺骗一下广大观众，反正我也是为了广大观众能够欣赏到好的音乐嘛！连奥运会的开幕式上都可以假唱，咱们一张小小的专辑就更不在话下了，呵呵～就请大家原谅我一次吧！
于是我撒开了网，到处物色人选，很快，一个出色的歌手进入了我的视线，他就是长春籍歌手翟惠民。
所以，大家在后来在迟志强专辑中听到的那个传遍大江南北的带着哭腔的苍凉的声音实际上就是翟惠民唱的。
所以，我需要再去一趟长春，去请这位爷。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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